论袁国平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工作论文,军队论文,思想论文,袁国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袁国平，湖南邵阳人，是我军政治工作杰出的领导人。他曾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委员、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3科政治委员、教导师政治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毛泽东同志称赞他：“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1]在长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实践中，袁国平日臻成熟，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政治工作的思想和方法，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袁国平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基本内容
1、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我军的政治工作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实施对军队的领导而在军队中进行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政治工作为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坚定正确的方向提供了根本保证，为广大指战员团结一致地完成各项任务提供了精神动力。
政治建军是无产阶级治军的根本，是区别于一切旧式军队的主要标志。袁国平认为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提高全军对政治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并吸引全军指战员热烈参加与拥护政治工作的建设，对于推进全军政治工作具有重要的决定意义。为此，他针对新四军的实际，强调“依据八个月在江南的作战经验教训，我们可以说军队没有政治工作是不能担任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任务，军队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江南敌后游击战争的坚持是很困难的。”[2]他在担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时深有感触地写着：“最重要的是真正要把政治工作，看为军队的生命线，依靠着坚强的政治工作。”[3]他在给新四军教导队学员讲课时，进一步提出革命政治工作是一切抗战军队的生命线，全民族的一个重大任务，是必须在军队中认真实施革命的政治工作。
2、确立与健全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最先决条件。
根据情况和任务的变化，适当采用政治工作的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是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组织制度保证。袁国平认为“为了加强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那么确立与健全军队的政治工作制度；那便是最先决的条件”。“为了从制度上保证部队的坚定性，在部队中实现党代表或政治委员制度，那更是最好的办法。”[4]为此，他要求：(1)团以上应该有坚强而有工作能力的政治机关，并须保证有适合对部队、居民与敌伪军的工作的组织部门；(2)政治部主任的权力，应该提高，使能在政治上行使职权，与下级政治人员，建立直属的工作指挥系统；(3)连队中应该普遍设立政治指导员，使能深入士兵，不间断地进行连队政治工作，以树立连队政治工作的基础；(4)连队中有设立士兵委员会或救亡室的必要，以吸引土兵自觉的学习政治、文化、军事、监督经济、纪律、注意卫生、体育以及参加居民宣传和对敌伪军的宣传工作。
3、军队政治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连队。
连队是执行战斗、训练和一切工作任务的基层单位。抓基层是打基础的工作。部队战斗力的强弱主要取决于连队建设的好坏。政治工作应当面向连队，扎根基层。袁国平说“政治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连队，深入到连队中去，因为连为战斗单位，战斗又为战争胜负的关键，在敌后游击战争条件下，连队单独行动之时特多，故连队政治工作之健全关系非常重大。”[5]他认为要健全连队中的政治工作，主要依靠培养与加强连队政治指导员的政治领导，并提高其独立自主的工作能力，推动连队干部积极协助政治工作的进行，并从各方面健全连队中的政治组织，如政治战士、救亡室、民运组、敌工组等，吸引全体官兵参加政治工作，并发扬其积极性创造性。
4、军队政治工作的中心环节是干部教育。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6]袁国平认为，干部决定一切，从政治上正确团结干部，认识干部，使用干部，并不断努力培养干部，这是完成政治任务与一切工作任务的重要前提，干部教育重于一切的一切。为了将干部教育落到实处，袁国平提出：（一）首先是巩固健全学校制度。军教导队主要目的在培养连一级及连以上干部，支队教导队培养连以下干部，团负责短期流动训练班，建立干部轮流整训的教育制度，统一教导队的教育计划，并保持与部队联系。（二）加强在职干部的教育。干部学习大动员，按干部程度分成高级、中级、初级三个等级进行教育。并明确干部教育要达到这样的目的：(1)坚定干部斗争意志，阶级的意识，为无产阶级的事业斗争到底；(2)具有马列主义的基本知识，能独立解决政治问题，对革命工作独立负责的能力；(3)培养干部的群众观念，深入群众，领导群众作群众的模范领导；(4)培养干部的纪律性、组织性及工作中的纪律精神。
此外，袁国平兼任了新四军的抗大式的学校——教导总队的总政治委员，不仅参与制定教导队的教育计划、办学方向、方针以及学习内容等，而且走上讲台，亲自给学生们上课。他所讲授的《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讲的十个问题是：军队革命政治工作的意义；中国军队的政治工作；本军政治工作特点及基本任务与内容；军队建设与政治工作；军队中的宣传教育工作；军队在居民中的政治工作；对敌军的政治工作；对伪军的政治工作；连队政治工作；关于待人接物。这都是当时政治工作的基础知识，由远及近，从一般到具体，从政治工作的一般原则讲到我国军队的政治工作，把一般原理内化到新四军的实际工作中去，予以创新、发展。这个提纲是一篇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并具，理论与实际结合的好教材，夯实了新四军的政治建设工作的理论基础。
5、宣传教育工作是掌握革命军队与群众思想的钥匙。
宣传教育工作是军队政治工作的最基本工作之一。在1939年12月2日的新四军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上，袁国平作了《过去宣传工作总结及今后宜传工作的任务》的报告，阐述了宣教工作的重要性，明确地提出：“建军必先建人，建人必先建脑！”如何建脑？就是加强宣传教育，……把头脑武装起来，我们要把政治主张形成一种实际的物质力量，就要依靠宣传教育，把这个主张变成人民自己的主张，一切革命没这个前提，是不会成功的。政治领导最主要的是思想领导，说服群众，宣传群众，鼓励群众，教育群众，是政治领导的基本内容。所以，宣传教育工作是掌握着革命军队与群众中间精神上的钥匙。
袁国平在报告中指出政治教育的方针应该是以阶级教育为基础，培养每一个战士都具备有伟大的政治思想。阶级教育的内容是什么呢？他指出，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进行阶级教育，就是进行无产阶级阶级性的教育，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其主要内容为：(1)马列主义的理论；(2)阶级的精神；(3)中共的路线。阶级教育的目的就是：(1)中心是要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在部队中的领导；(2)启发工农出身的战士和部队中工农分子的阶级觉悟；(3)用无产阶级思想来教育工人、农民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加强与他们的联系，反对有害于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意识的倾向，巩固无产阶级领导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在军队中的联盟。
同时，袁国平还提出宣传教育工作的基本原则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为达到这一目的，他提出了下列宣传教育原则：(1)集体学习，集体研究，互相帮助；(2)中国化，通俗化，国际主义的精神，民族的作风；(3)因材施教，因地施教，因时施教；(4)教学做的完全一致；(5)启发重于注入，理解重于记忆；(6)由具体到原则，由原则到具体；(7)循循善诱，循序渐进；(8)批判精神，科学态度；(9)基本教育与宣传鼓动的互相联系；(10)计划要切实，检查要深入；(11)博而又约，约而又博；(12)环境教育，形成学习空气。这些原则不但在当时有力推动了新四军的政治宣传教育工作，而且对今天的我军政治工作也是颇具参考价值的。
6、重视文艺对军队政治工作的促进作用。
袁国平十分重视文艺对部队的宣传教育工作，“这就是说艺术越易受政治支配，并越多影响政治。在这样情况下，实际上艺术就是宣传，不过好的艺术，能够使人不仅仅感受着作品的感染，而尽着伟大的宣传作用而已！”[7]为此，他亲自制订方针，指导文艺演出，物色和团结知识分子，为新四军的文化工作开了个好头。1939年6月，他在《抗战中的艺术观》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艺术是有阶级性的。”在当前抗日战争时期，艺术的阶级性与民族革命的艺术是相一致的，“民族革命需要艺术，也就是目前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艺术。”在抗日战争的形势下，究竟需要怎样的艺术？袁国平指出“我们应该毫不隐讳的提倡国防的、大众的、抗战的、爱国主义的艺术”，“一切艺术家，今天应该是彻底的爱国主义的艺术家。”[8]
在袁国平的亲自指导下，新四军的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一大批反映并为现实斗争服务的作品。戏剧、小说、音乐、美术等工作都很繁盛。新四军领导与广大指战员共同努力创作出了气势磅礴的《新四军军歌》。正是由于袁国平等老一辈军队政治工作者重视文艺对部队政治教育的作用，长期以来，我军文艺工作的成绩十分突出，文艺成为我军日常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成为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式。
7、加强对敌伪军的政治工作。
军队政治工作不能仅限于革命军队本身，必须包括革命军队，军阀军队和广大民众三个方面。但对敌伪军的工作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以往是与国内敌人作战，属阶级矛盾；抗日时是跟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作战，是民族矛盾。如何做敌伪军的工作，以政治宣传攻势来分化瓦解敌人，这是新四军遇到的新问题。为了把这一工作切实开展起来，袁国平认为：“首先须要部队与群众中造成热烈的参加对敌伪军工作的群众运动，在军队中更应该着重把这一工作实际的建立到连队中去。”[9]
袁国平认为“对敌军的主要任务，就在于提高和加强自己人员的战斗情绪，防止敌人破坏工作，并如何从政治上夺取瓦解敌人的军队。”[10]他充分认识到了对敌军政治工作的可能与困难。可能性在于：(1)日本的国内危机对军队的影响；(2)战争的扩大与延长，日军兵源不足，不得不强迫朝鲜人、蒙古人当兵，影响了日军的素质和士气；(3)战争的侵略性质；(4)中国的持久战。但是困难与之并存：(1)日本的军国主义训练和武士道精神的灌输，在军人头脑中相当顽固，加上日本方面的欺骗宣传，给瓦解敌军带来困难；(2)民族隔隙与语言不通；(3)敌我军队技术装备相差甚大；(4)过去忽视敌军工作，并时有滥杀日军的倾向，对敌宣传工作中有片面性。为了化可能为现实，应对困难，他提出了对敌宣传要点：(1)正确地把握住敌国与敌军内部的矛盾和困难；(2)要正确的站在国际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的立场上，进行正确的宣传，纠正狭隘的民族主义偏向；(3)要站在自卫战争的立场上说话，指出我们是不愿意打的，只是为了抵抗日本军阀的侵略，而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战争的最后目的是为了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不是侵略日本。他还制订了“中日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军阀！”“军阀升官了，财阀发财了，日本士兵们，你们得到了什么？”等十条口号和正确、务实的对待敌伪俘虏的政策。
随着抗日敌后战场的扩大，日军拼命扩充伪军以弥补其兵力之不足。因此，把瓦解伪军的工作抓紧抓好，对夺取抗战胜利就富有特殊意义。袁国平对此颇为重视，每次布置全军政治工作任务时，都把瓦解伪军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并经过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制订了一套政策、方法。1939年5月在《论江南伪军工作》一文中，他深入分析了敌人重视扩大伪军的原因和我们争取伪军反正的意义，全面介绍了江南伪军的组织系统、种类、数量、成分、伪军头目的情况、日军利用伪军的手段和伪军的思想动向等，理性地提出了瓦解敌伪军的指导思想、应采取的政策和宣传工作的方针。文末袁国平着重指出：“伪军工作是一个崭新的工作。我们以后应更加注意新的材料的收集，和每一个新的经验的研究，以加强对伪军工作的领导，推动伪军反正潮流在江南更广泛的开展，使敌人组织伪军的阴谋归于完全的失败。”[11]
二、袁国平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主要特点
袁国平是在党和毛泽东的领导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正是毛泽东的言传身教，使袁国平学会了做政治工作。袁国平的许多政治工作的思想和方法是直接从毛泽东那里吸收过来的。袁国平也时常用毛泽东的政治工作思想和方法开展工作。因此，袁国平政治工作思想也就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经历的差异和实际工作中的摸索，他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
1、广泛性。袁国平在他牺牲之前，一直从事军队政治工作，先后担任过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左翼宣传队第4队队长、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委员、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第3科政治委员、教导师政治委员、新四军政治部主任等军队政治工作方面的职务。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段时间里，袁国平发表的讲话、文章约有58篇之多，涉及到了军队政治工作的方方面面，对军队的组织、宣传、干部培养、保卫、群众、整风、统战、敌军工作等工作都进行了相应的有价值的论述。因而，内容的广泛性是袁国平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主要特点之一。
2、实践性。刚开始，袁国平并不知道怎样当好政治部主任，怎样做政治工作。从1925年开始，袁国平便牢牢把握了一条，即凡是要求战士做到的，他自己首先做到，以自己的模范行为作为无声的命令，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每到一处，他都要扎根于群众之中，逐个找干部、战士谈话，认真倾听各方面的反映和意见。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积极、慎重地做好工作。在实践中，随着所担任的政治工作职务的不断变化，袁国平不断地丰富自己的政治工作经验。1934年4月，他亲自向他的下级红军政治工作者传授了自己政治工作的切身体会。他说：“（政治）工作要紧张、迅速、准备和机动，领导要非常灵活”。[12]他认为领导上被动，成了马后炮，政治思想工作就不可能做好了。这不仅是袁国平政治工作的经验之谈，更是他政治工作实践性特点的重要表现。
3、时代性。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斗争对象，政治工作的任务会有所不同。袁国平十分注意政治工作的时代性。1934年袁国平在出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发言指出：“一切政治工作均应配合作战计划，适应战争情况，为保障每一战役的全部胜利而斗争。”[13]他在新四军军直和第三支队排以上干部抗战誓师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四军的主要任务就是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武装力量，共同协力抗战。在1938年6月新四军第一届政治工作会议上，袁国平进一步把新四军政治工作基本任务归纳为四项：(1)健全党的工作，发挥党支部在连队中的领导作用；(2)正确执行干部政策；(3)深入进行政治教育，使每一个干部、战士树立远大的理想，并为之牺牲一切奋斗到底的决心；(4)确立政治工作制度和健全政治工作系统。在领导方式和工作方法上，袁国平多次要求根据战时任务进行改变，从上而下进行集中指导，以保证政治工作方针与路线一致。政治工作要具备经常的紧张性和机动性，保证不间断地进行和适应情况变化的需要。出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后，袁国平采取了政治课、会议教育、上识字课、救亡室活动、剧团活动、办《抗敌报》等方法来完成政治工作任务。
袁国平在这个问题上一以贯之的思想，即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决定于军队当时的任务，这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之一，也体现了袁国平政治工作的鲜明时代性。
革命的理论来自革命的实践，革命的实践铸就革命的理论。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14]袁国平作为我军政治工作的著名领导人和开创者之一，作为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奠基者，他的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是随中国革命战争的伟大实践发展而发展的，并形成了一个初步的较系统化的思想体系，具有鲜明的特点，成为毛泽东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一部分，它不仅对当时的战争实践起了指导作用，而且至今仍具有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