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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文学主要指南非英语文学和南非布尔语文学，然而，南非绝大多数黑人却说着五花八门的非洲语，因此南非也存在着非洲语文学。
一、南非非洲语文学
南非黑人包括班图语系的科萨族、祖鲁族、哲豪萨族、彼迪族、梭托族，以及少数的霍屯督族和布须曼族，多信奉原始宗教。他们的文学既包括传统的口头文学，也包括现代的笔头文学。口头文学涵盖了广泛的叙述形式，有民间故事、寓言、传说和历史故事等，也有格言、谜语甚至符语。口头诗歌很有韵味，颇具高雅语言的特点，其主要形式为赞美诗，赞颂高尚的人、优良的牲畜和有意义的事件。教育的发展和农村的城市化使南非非洲语笔头文学按照西方文学的现代形式发展。散文、诗歌、戏剧以及小说均用科萨语（Xhosa）、祖鲁语（Zulu）、 梭托语（Sotho）和文达语（Venda）等创作。其喜闻乐见的主题往往是部落的历史和在现代文化影响下传统生活方式的瓦解等。
二战前最有成就的南非黑人非洲语作家当属托马斯·莫弗洛（ThomasMofolo）。他用南方梭托语（Southern Sotho）写作。他创作的Chaka写的是有关18、19世纪之交，纳塔尔北部祖鲁人在其首领恰卡的领导下，反对荷兰殖民主义入侵、兼并周围各部落、创建历史的浪漫故事。另一些重要作家的主要作品有维拉卡齐（B.W.Vilakazi ）用祖鲁语创作的传统爱情故事Noma Nini；乔洛比（J.J.R.Jolobe ）用科萨语创作的描写巫术的UZagula；以及乔丹（A.C.Jordan ）用科萨语创作的其祖先报仇雪耻的故事Ingqumbu yemi-nyanga等。
战后出现的重要非洲语作品有奈姆伯齐（C.L.S.Nyembezi ）用祖鲁语创作的Mutanaml mutamnaml和恩甘尼（M.A.P.Ngani）用科萨语写的Abantwana bethu， 二者都反映了传统与现代事物之间相互碰撞的激进的主题。毛梅勒（T.N.Maumele）用文达语创作的Mafangabiti则是非洲人研究问题深入的象征。
在诗歌方面值得一提的有：维拉卡齐（B.C.Vilakazi）（祖鲁族）、贝伦（D.C. T. Bereng ）（南梭托族）、 莱格梭（J.W.Lekgetho）（楚万纳族）、马恰卡（S.R.Machaka ）（北梭托族）等。
应该说明的是，南非被欧洲人统治了几个世纪，后来又成了英布战争的战场。
尽管南非于1910 年获得独立，但政府的种族隔离（apartheid）政治、黑人与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 逐渐成为南非文学的主旋律。南非的英语文学和布尔语文学是这样，南非的非洲语文学也是这样。
然而，总体而言，南非的非洲语文学是相当闭塞的，其主要作品几乎都未被翻译成其他世界性的语言，因此，很难引起世人的注意。相比之下，南非的布尔语文学，尤其是南非的英语文学便显得更为重要一些。
二、南非布尔语文学
布尔语，或者说南非荷兰语、阿非利堪斯语（Afrikaans）， 是由母语荷兰语（Dutch）脱胎而生。从1652 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占领开普半岛，继而首批荷兰移民占领南非科伊人的土地之后的100年间， 在南非荷兰人后裔布尔人（Boer）中产生了布尔语。至今，南非的4056万人口，大约60%的白人和100万有色人种操布尔语，因此， 布尔语成为一种与荷兰语变异很大的独立语言。
1875年，一群南非出生且有国民意识的布尔人成立了“布尔人（阿非利堪斯人）协会”，并出版了用布尔语发行的首批报纸、杂志和文学作品。所谓首次布尔语运动的领袖是荷兰改革派牧师、作家S ·托伊特（S.J.du Toit）。 这次运动旨在用布尔语作品打破社会上对这一新型语言的歧视与偏见，力图证明它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交际工具。
1899—1902年，英国人发动了英布战争，企图以武力推翻布尔人的德兰士瓦共和国。布尔人在这次战争中失败之后，出现了将布尔语向纵深推广的高潮，即所谓的第二次布尔语运动，这次运动从开普省向北方蔓延，使布尔语逐渐取代荷兰语，成了学校里的授课用语和荷兰改革派的教堂用语，最后于1925年，布尔语终于成为当时南非联邦的官方语言之一。
在跨越20世纪的两次布尔语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一批卓而不群的诗人。其中马拉伊斯（E.Marais ）以其对人类苦难深表同情的诗句而著称；塞利尔斯（J.F.E.Celliers）是一位田园诗人；J·托伊特（J.D.du Toit）用布尔语写过价值很高的挽歌；莱波尔德特（C. L.Leipoldt）的诗则表达了英布战争中人民所遭受的痛苦，他的题为《宴饮作乐者之歌》（Slampamperliedjies）的简短的抒情诗同时也反映出诗人对自然界的热爱。
二三十年代布尔语小说有了长足的进步。布鲁根（J.V. Bruggen）和梅勒（J.V.Melle）善写乡土小说；马拉赫贝（D.F.Malhebe）和C·黑维尔（C.M.van den Heever ）是两位具有浪漫情调的小说家。前两位写了一些合乎圣经教义和叙述南非开拓历史的冗长的作品；后两位的作品描写的是南非的城市化过程以及农工与土地之间的冲突与契合等。图·黑维尔（Toon van den Heever，1894—1956）是南非20 年代一位杰出的布尔语诗人，他那不落窠臼的抱膝长诗预示着桀骜不驯的30年代将出现一个布尔语诗歌创作的新高潮。
就布尔文学而言，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南非涌现了一批被称做“德蒂格斯”（Dertigers）的所谓“30年代人”。首先是W·卢屋（W.F.G.Louw），写了《富有的傻瓜》（Die ryke dwaas，1934）， 他在不断探索上帝与性本能（Eros）之间的冲突。这很快成为南非新一代的一种标志。尔后是他的弟弟N·卢屋（N.P.van Wyk Louw）， 用布尔语写了许多优美的赞歌、十四行诗、现代歌谣和爱情抒情诗。N ·卢屋的戏剧独白诗《上帝的猎犬》（Die Hond van God，1942）在布尔语文学中堪称无与伦比；他的史诗《拉卡》（Raka，1941）也成了经典著作。埃伊伯斯（Elizabeth Eybers）的诗本来是写有关女人忏悔的内容的，后来扩展为写爱情、流放、 老年以及对诗歌技巧的探讨等。 尤里格（Uys Krige）除写浪漫诗歌外，还写短篇小说、戏剧， 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拉丁语翻译家。
D·J·奥珀曼（Diederik J.Opperman，1914— ）是南非最卓越的和最具神话色彩的布尔语诗人、戏剧家和评论家。他在1949—1959年间作过大学的布尔语文学教授；1950 —1955 年间作过南非一主要期刊Standpunte的主编，这是一本向社会推荐具有40年代人特点的“反对种族隔离”的出版物。奥珀曼提倡“诗学”（poetics）， 反对上辈所主张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所谓坦白的诗。他有意识地剥夺自我，以便能“从内部表现”不朽上帝的森罗万象的个性，并想象出它们神圣的本质。他认为：诗人既不是宣传家、人道主义预言家，也不是往昔和现实的重造者，而应是上帝的合作者。上帝本身建立了有序与混沌的剧目，以便让人去创作。艺术家要将“天使从岩石里凿出来”。因此，他的诗有时抒情，有时凝重，有时则有着史诗的风范。他那《被剥夺法律保护的人》，（Voēlvry，1968）等三部诗剧之所以颇具悲剧情调，也是基于诗人那万花筒式的纷繁想象的结果。
40年代还有一位重要布尔语诗人E·希尔顿（Ernst van Heerdon）。他的非人称诗一改结构严谨的传统，形式变得更加自由，更利于表现人类的脆弱性。
50年代，布尔语从田园诗语言变为城市的语言，表达城市居民的挫折与痛苦。这时期的重要作家有诗人布卢姆（Peter Blum）和短篇小说家拉比（Jan Rabie ）。 在他们之后是一批被称为“塞斯泰格斯”（Sestigers）的所谓“60年代人”。这是一批与众不同的作家群体。 由于在语言规范化方面有着共同的兴趣和对现实生活的相似观点，加上对种族隔离制度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不满，他们松散地结合在一起。其中，莱鲁克斯（E.Leroux）创作了一系列主题相关的长篇小说。 他在探索永不熄灭的幻想和用布尔语使其作品的讽刺意义永驻的同时，也发现了现代布尔人的困境；布林克（A.P.Brink ）写了一系列揭露种族隔离制度的罪恶与不公的小说。诗人布雷顿巴赫（B.Breytonbach）则将超现实主义和禅宗佛教相结合运用到带有原始想象的自由体诗歌中。用布尔语创作的短篇小说也是 60 年代的重要的体裁之一， 以巴纳德（ Chris Barnard）和奥肯普（H.Aucamp）的作品为代表。
60年代以后，布尔语文学作品中仍有写种族隔离制、紧张的人际关系和人的精神痛苦的内容。这里首先应提到的是两部写实主义小说：朱伯特（E.Joubert）的《玻珀·侬吉娜的漫漫人生》（Die swerfiarevan Poppie Nongena，1978）和迈尔斯（J.Miles）的《来自废纸篓里的新闻》（Kronick uit die dootpot，1979）。 前者记录了一名说布尔语的黑人妇女直至1976年的生活经历；后者写的是一桩骇人听闻的政治暗杀事件。另外，希尔顿（E.van Heerden）的那部家喻户晓的小说《魔山》（Toorberg，1986）则被认为是南非历史的象征，是一次魔幻现实主义的尝试。在舍曼（Karel Schoeman）的杰作《另一个国度》（’n Ander land，1984）里，作者将个人孤独的愁思与对南非政治现实探索性的描写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60年代以后在布尔语诗歌方面出现了几位值得一提的女诗人。斯托肯斯特罗姆（W.Stockenstrom ）在其诗作中对景物的荒凉和人的变异的描写惟妙惟肖；库森斯（S.Cussons）借助罗马天主教的玄奥，描绘了人类苦难的超然存在；而克罗格（A.Krog ）则在其诗作《安妮夫人》（Lady Anne，1989）里试图在传统中对语言个性化进行探索。
布尔语的戏剧落后于该语的小说、诗歌和散文。60至80年代，掀起了一批年轻作者争写剧本的高潮。作者有布林克、N ·卢屋以及奥珀曼等，但成就不大。
南非布尔语文学类似于南非非洲语文学，基本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很少有作品被译成别国——尤其是欧洲语言，从而走向世界。而真正在世界上产生反响的南非文学，无疑当属南非英语文学。
三、南非英语文学
1795年英国开始入侵南非。后来在英布战争中，英国战胜并吞并了布尔人的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所以在南非建国前，实际已经有了英语文学。不过，1910年南非建国后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之一，方使南非英语文学得到全面的丰收。20世纪初，被部落习俗和价值观（包括口头文学传统）所隔离的非洲人开始用英语写作。然而，南非英语文学不同于南非布尔语文学，前者多涉及中产阶级，缺乏必要的政治社会背景，又没有开展明确的文字运动，所以，南非英语文学一直是世界英语文学的一个部分。
20世纪中叶，许多有天才的非洲人开始为诸如《鼓》（Drum）这样的享有声誉的英文报纸和画报撰稿，为生活在贫困中但仍然活跃着的“镇区”非洲读者服务。这时，用英语写作的黑人与白人作家互相影响，相得益彰。然而，这种情况为时不长。1948年以后，许多南非黑人和白人作家由于政治原因纷纷流亡国外。
二三十年代，奥利弗·施赖纳（Oliver Schreiner，1862—1920）是一位专写地方与国际素材的思想开朗的小说家。他创作了南非第一部成功的英文小说《一个非洲农场的故事》（The Story of an AfricanFarm ， 1883 ）， 对以后的作家影响颇大。 威廉·普洛默（WilliamPlomer，1903—1973）是一位多才多艺、有着英国血统的南非作家，他的小说结构严谨，具有同情心，其中， 《特博特·沃尔夫》（TurbottWolfe，1925）首次将种族关系作为小说的素材， 描写殖民主义对非洲的奴役。这是他对非洲社会不倦探索的结果。另外，南非现代女作家波林·史密斯（Pauline Smith，1908— ）的短篇小说集《小小的干燥台地》（The Little Karoo，1925）表现出对农村布尔人的同情；而笔者与他人迻译的史密斯的短篇小说《疼痛》（The Pains ）（见《北方文学》1981年第11期）则以委婉的笔触歌颂了一对纯真朴实的老年夫妇的忠贞爱情。另外，劳伦斯·波斯特（Laurens van der Post，1906—）的小说《在一个省里》（In a Province，1934 ）也值得一提，写的是非洲人进城的故事。
40年代以后，南非相继出现了几位享有国际声誉的英语作家。艾伦·佩顿（Alan Steward Patan，1903—）曾当过教师和少年教养院院长，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南非种族斗争的声音。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哭吧，亲爱的祖国》（Cry，the Beloved Country，1948）属于南非战后以非洲人为主人公的第一批作品，通过非洲人牧师库马洛的感受，描绘了南非各个阶层人士的生活，指出白人的骄奢淫逸是建立在金矿工人难以忍受的劳动之上的，而非洲人定居区的生活则充满了屈辱和困苦。他的第二部小说《太迟了，法拉罗普》（Too Late，the Phalarope， 1953）也以种族歧视为题材，通过南非荷兰裔白人彼德爱上一个非洲女人的故事，揭露了种族关系的实质。他的短篇小说集《戴比，回家去！》（Debbie， Go Home，1961）以其作品的韵律美，以及对南非种族关系的讽刺，进一步提高了作者的声誉。丹·雅各布森（Dan Jacobson，1929—）是另一位对种族隔离的南非社会进行尖锐抨击的作家，尤其是他的早期作品， 如短篇小说集《叫化子，我的邻居》（Begger， My Neighbour，1964）和长篇小说《生手》（Beginners，1965 ）展示出结构严谨的风格，充满了嘲讽的幽默。此外，南非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戈迪默特别值得一提。
纳丁·戈迪默（Nadine Cordimer，1923—）于199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瑞典文学院对她的评价是：“在一个对书籍和作家进行审查和迫害的警察国家，戈迪默在文学界争取言论自由方面长期的先驱作用使她成为南非文坛的耆宿。”戈迪默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珠宝商家庭，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曾为奥斯汀和契诃夫等人的作品所陶醉，也为南非的社会不公而郁郁寡欢，这无疑对她后来的文学生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她15岁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共出版了10部长篇小说、10部短篇小说集以及其他文体的文集。 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虚妄的岁月》（The Lying Days，1953）反映了作者童年的经历，描写了被“种族政治”所扭曲了的人际关系。主人公矿场官员的女儿，爱上了在约翰内斯堡与黑人一道工作的小伙子，由于政治上的压迫，这对青年的恋情也随之被毁。作者文笔犀利、鞭辟入里，没有丝毫的暧昧与回避。《陌生人的世界》（The World of Strangers，1956）写的是胡德从英国来到南非后的所见所闻。他看到约翰内斯堡市郊白人区虽然富有奢侈，但与世隔绝，与该市黑人的“棚户区”的贫穷、简陋形成互不沟通的“陌生人的世界”。作品以叙述者的身份，叙述所见所闻。在这之后，作者也创造了诸如短篇小说集《不是为了出版》（Not for Publication，1965 ）等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由于她坚决站在黑人一边，强烈抨击种族隔离制度，曾被某些白人视为白人的“叛徒”，其作品一度被列为禁书，然而却受到普通大众的欢迎。她的作品的主题不单是种族隔离，而且也表现整个南非的普通人，因此她笔下的人物绝无完人，显得真实可信。她侧重心理刻画，通过人物的独白挖掘内心世界，作品充满了象征意义，其语言于清新秀美中凝聚着淡泊隽永，颇具散文诗的灵气。
由于戈迪默在文学上取得的卓越成就和在政治生活中表现出的伟大人格，各种文学奖接踵而至，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使她成为25年来惟一获此殊荣的女作家。她获奖的评语为：“因其壮丽史诗般的作品使人类获益匪浅。”
在戈迪默之后，南非还出现了一位重要作家科埃齐（J.M.Coetzee，1940—）。他的作品标志着与南非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传统的彻底决裂。在小说《在国家的中心》（In the Heart of the Country，1977）和《等候野蛮人》（Waiting for the Barbarians，1980）中，科埃齐运用象征手法、黑色幽默、意识流等写作技巧，描绘出滥用自然资源的现代社会的蛮横与不公。
用英语写作的黑人作家的作品多为自传体形式，叙述南非社会黑人青年知识分子生活上的挫折和对政治的不满。 如彼德·亚伯拉罕斯（Peter Abrahams）是一位被逐出国外的多产黑人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告诉自由，非洲的回忆》（Tell Freedom：Memories of Africa，1954），就是按着上述脉胳展开的。亚历克斯·拉·冈马（Alex La Guma）的中短篇，如《夜行记》（A Walk in the Night，1962）、 《还有三倍的绳索》（And a Threefold Cord，1964）等，使用的是原汁原味的黑人英语的土语，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布尔语的影响。刘易斯·恩科西（Lewis Nkosi）和伊齐基尔·姆法赫莱勒（Ezekiel Mphahlele）是两位极力抨击种族隔离制度、也曾流亡国外的黑人作家。前者以其短论集《家乡和流亡》（Home and Exile，1965）而闻名；后者的自传体小说《沿着第二大道走》（Down the Second Avenue，1959）已成为南非的经典著作。二者都曾为进步杂志《鼓》工作过，都曾找到一个表达思想的重要论坛。
南非早期用英语创作的诗歌还是按照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去描写非洲的景物。可是，到了20世纪，南非出现了两位重要诗人：罗伊·坎贝尔（Roy Campbell，1901—1957）和前边已提到过的威廉·普洛默。他们的诗在很大程度上讽刺了南非当时诗歌的肤浅。早年曾就学于牛津大学、作过杂志编辑、当过兵的坎贝尔以其饱满的热情写了一些极具战斗力的外向型诗篇，其中最著名的是象征性的长诗《热情的特拉平》（The Flaming Terrapin，1924）。他对同时代的某些人进行讽刺的诗篇《乔治亚德》（The Georgiad，1934）显示出英国18世纪诗歌和拜伦对他的影响； 他的描写南方旖旎风光的抒情诗《橡胶树》（The Gum Tree，1930）则体现了浪漫主义诗歌的传统。 坎贝尔的诗在二战后的几十年里，激励了南非用英语创作的一代诗人。普洛默不但写小说，还写诗歌。其作品《诗的注释》（Notes of Poems，1927）和《参观洞穴》（Visiting the Caves，1936）构思严谨，对韵律和措辞进行了新的尝试。 他的最好的诗基本都被收在《口味与记忆》（ Taste
andRemember，1966）中。
另外，布尔特（Guy Butter）以其最好的诗作《乡思》（Home Thoug-hts，1956）表达了作为一名说英语的普通人和诗人的异样感觉；斯泰特（F.C.Stater ）的诗作如《一头母牛死去的挽歌》（Lament for aDead Cow，1957）具有不同于南非传统的韵致和想象。然而，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南非诗人当属利文斯顿（Douglas Livingstone，？—）。他对南非的景致和动物的描写颇具功力，他的诗也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姆特沙里（D M.Mtshaie）则是一位功勋诗人，他的《皮鼓的声音》（Sounds of a Cowhide Drum，1971）很受读者青睐。
南非英语戏剧发展较缓，不过索尔·富加德（Athol Fugard，1932—）的作品值得一提。他的主要剧本有反映南非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痛苦生活的《血缘》（The Blood Knot，1963）和《伯斯曼和莉娜》（Boesman and Lena，1969），有描写南非贫穷白人不幸遭遇的《哈罗和再见》（Hello and Goodbye，1966）。1972年， 他的即兴剧《西兹韦·班西死了》（Sizwe Bansi Is Dead）被搬上舞台， 剧本通过黑人班西冒用死人的通行证以求得生存的情节，谴责了当时南非反动政权实行的“通行法”。该剧在南非受到热烈的欢迎，并进而赢得了国际声誉。
1994年4月27日是南非历史上一个光辉的日子， 这一天南非举行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不分种族的全民大选，300 多年来白人种族主义者在南非的独裁统治宣告结束。这无疑将为南非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千载难逢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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