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世界论文,中国论文,舞台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旧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跪倒在地上办外交”（注：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10月）。）的屈辱的外交史。新中国成立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对外关系史掀开了新的篇章：一个屡遭西方侵略与压榨，在世界舞台上没有丝毫地位、被人看不起的外交弱国，逐步登上了世界舞台，成为受到国际社会普遍尊重、在国际事务中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外交强国。
毛泽东是怎样引导新中国一步一步地走向世界舞台的呢？
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
新中国是在以美苏对抗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已全面展开的背景下诞生的。在美苏两大阵营鲜明对峙的世界格局面前，新中国要想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根，在对外关系上，首要处理的问题便是同苏美两国的关系问题。
从理论上说，处理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有三种战略方案可供选择：第一，靠拢美国，疏远苏联；第二，在美苏之间保持中立；第三，与苏联结盟，联苏抗美。可以说，这三种方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美苏冷战帷幕逐渐拉开时，毛泽东就有过思索，待新中国成立，选择哪种方案，在毛泽东心中已成定局。
第一种方案，不可能。
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曾希望取得美国的支持。早在1936年7月， 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明确指出：“美国人民及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有远见的”，“我们希望并且相信，他们将同中国人民结成统一战线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日本所代表的法西斯战线。”（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95页。）但由于美国政府内部，在对华政策上支持蒋介石一派始终占上风，中国共产党要求真诚合作的愿望遭到拒绝。
抗战胜利后，美国积极援助蒋介石打内战，公开站在与共产党为敌的立场。据此，毛泽东对美国政府的政治评价已很明确，1948年11月，毛泽东发表了《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文，提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在准备新的战争，成为全世界人民的敌人，“一切国家的革命力量必须团结起来，必须组成以苏联为首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73页。）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出于对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考虑，仍然表达了在美国弃蒋的先决条件下，新中国愿与美建立外交关系的意向。但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坚持扶蒋反共政策。在它看来，中共是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部分，是屈从于苏联的。美国对华政策只能是它对社会主义阵营总体战略的一部分，也就是说，美国绝不能听任苏联在远东得势。美国对华政策因循了传统的反共意识形态，美国统治阶级的本质决定了反共是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参数。因此，美国政府难以断绝与反共的国民党政府的关系而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新中国亦不可能向美国靠拢。
第二种方案，行不通。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情况来看，中国采取既不同美国过于亲密，也不倾向苏联的中间路线并不是不可以。因为新中国的建立完全是中国共产党凭借自己的力量，英勇奋斗的结果，美国和苏联当时都不能左右中共的内外政策。然而，在现实中却并不存在中国选择中立立场的可能性。
新中国建立前夕，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已在世界范围全面展开。双方在远东问题上，都希望中国向自己所预想的格局发展。在这种紧张的冷战对抗中，新中国对外战略的选择余地实际上是很小的。毛泽东认为，在两大阵营对抗的国际局势下，世界上的国家只能在两者之中作出选择，中立或“骑墙”都是不行的。这一思想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表述得很清楚，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
另外，新中国无论从政治形势，还是经济实力来说，要巩固和发展都需要大国的支持和帮助。建国前夕，毛泽东曾严厉批评了“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错误想法，明确指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3—1474页。）那么， 这种国际援助从何而来？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注：《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75页。）
不言而喻，新中国如果采取一方面与苏联加深关系，一方面又与美国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那么在客观上产生的效果将会是：苏联对中国存有戒心，援助不大，并将继续保持在东北、新疆的特权。而美国仍不会支持和援助中国，除非新中国接受附加条件。因而这种外交上的中立政策，实际上是孤立政策，“对民族是不利的”。（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5页。）
第三种方案，切实可行。
在中国共产党幼年时期，苏联的帮助无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毛泽东始终把苏联和斯大林看成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真正朋友。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汲取党的历史上曾发生过的用教条主义态度对待共产国际和苏共指示，而给中国革命造成损失的教训，独立自主地处理中国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及与共产国际、苏联的关系，并没有跟着苏联的指挥棒亦步亦趋。这又使苏共对中共不满。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从保证苏联的国家利益出发，在远东继承了沙俄的传统战略，制定了以夺取太平洋出海口和不冻港为目标的外交方针，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保证则是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为此，斯大林当时对华政策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政府，其重点在于保护和实现苏联在中国东北的利益，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只是苏联外交斗争的借用力量，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共仍存有很深的芥蒂和疑虑。
但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大趋势迫使斯大林重新考虑苏联的对华政策。为了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中加强与美国对抗的实力，斯大林无疑需要新中国加盟苏联的东方集团。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从意识形态、安全利益以及恢复国民经济、未来国家的经济建设等各方面考虑，显然也需要与苏联保持密切的联盟关系。建国前夕，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提出了著名的“一边倒”政策，昭示了即将成立的新中国外交取向上的政治立场。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访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新中国与苏联正式结盟。
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对外战略上的明朗态度，使斯大林逐步消除了对中国革命胜利后是否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疑虑，坚定了苏联承认、支持和援助新中国的决心，进而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争取到了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同时新中国很快赢得了保加利亚等10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及正式建交，这样就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新中国所采取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政策，使新中国在世界舞台的惊涛骇浪中站稳了脚跟。
积极争取同亚非拉民族独立国家建立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一边倒”外交战略的实施，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一个半开放的环境。但从1950年起，美国从南朝鲜、印度支那、台湾三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威胁，中国不得不在三条战线上同美国进行较量。为了给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奋起反抗侵略、同美国进行谈判斗争的同时，深感到必须拓宽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领域。“我们是一个新中国，虽然号称大国，但力量还弱。在我们面前站着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是美国。美国只要有机会，总是要整我们，因此我们需要朋友。”（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71页。）
那么，进一步拓展外交领域，应该从何入手呢？毛泽东在思索这一问题。
重提“中间地带”的观点。早在1946年8月， 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就已提出了“中间地带”的观点。“中间地带”是指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的广大国家。1954年8月24日， 毛泽东在接见英国工党代表团时，重提“中间地带”的问题，并明确指出，“美国的目标是占领处在这个广大中间地带的国家”。（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39页。）1955年4月29日， 毛泽东在同英共主席波立特谈话时又说：在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的人民中，亚非两大陆就有十四个亿，还有欧洲的人民，都是我们反对美国侵略的同盟者。”（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05页。 ）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再认识，为新中国在世界上开拓新的外交领域，提供了确定的方位。
重新评价民族主义国家的性质与作用。早在1940年1月，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可能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任何英雄好汉们，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反革命力量的一部分；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变为世界革命力量的一部分。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81页。）但战后世界政治力量的复杂变化，与毛泽东的预想不尽相同。战后，大多数争取独立的民族国家有一种共同的趋向，这就是在政治上要求独立、平等，反对殖民主义和大国的压迫；在经济上希望获得较快的发展，早日走上工业化的道路；在对外关系上反对外来干涉，谋求中立，尽量保持和平环境，不愿参加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军事同盟。这类民族主义国家数量众多，相同的政治、经济取向将它们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无论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资本主义阵营的力量和影响，都没有强大到足以把它们拉到自己的一方面。因此，在对立的两大阵营之间，民族主义国家作为第三种力量仍有广泛的生存空间。据此，毛泽东改变了自己原来的预想。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马罗金和杜特列夫人谈话时，对民族主义国家重新作了理论定位：第一，《新民主主义论》中讲到的，二次大战后不可能再出现基马尔式的土耳其的观点，只适合于一部分国家，对于印度、印度尼西亚、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民族主义国家不适用。第二，民族主义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站在中间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第三，民族主义国家的中立立场，是一种独立自主、不受控制的立场。它有利于和平事业，不利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注：《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01—402页。 ）毛泽东对民族主义国家的重新评价，为新中国在世界上开拓新的外交领域，指出了明确的目标。
提出“国家有三种，外交政策也有三种”的观点。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世界上的国家类型有一个共同的分析，他们认为世界上的国家可以分为三类，即社会主义国家、民族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和西方国家。对于这三类国家，毛泽东认为应采取不同的外交政策。“首先是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团结；第二是和亚、非、拉丁美洲及北欧的一部分国家建立关系；第三是对西方主要国家，现在主要是和他们斗争，不忙于建交。”（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88页。 ）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为新中国在世界上开拓新的外交领域，提供了具体的思路。
在世界舞台上开拓新的外交领域的方位、目标、思路的确定，使得新中国在实施“一边倒”国际战略的同时，应进一步采取的外交方针不言自明，这就是积极发展与亚非拉民族主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为了落实这一外交方针，毛泽东又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思想：
第一，反复强调中国与亚非拉民族国家之间团结合作的可能性。毛泽东认为，中国与亚非拉国家之间存在着许多共同点：过去都受西方国家的压迫；现在又都受美帝国主义的威胁；经济和文化都不十分发达；渴望为国内经济建设赢得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因而都把争取世界和平作为外交工作的首要目标。这些共同点决定了中国与亚非拉民族国家的交往有着坚实的基础，团结合作的实现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明确提出中国与亚非拉处于同等地位，不能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泽东在同亚非拉朋友交谈时曾多次指出，我们所处的地位相同，都是不发达国家。所以，不要分什么大国小国。“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78页。）各个民族都有特点和长处，要相互学习，求同存异。毛泽东曾多次提醒亚非拉朋友，中国的经验只能供参考，不能照搬，要根据自己的国情办事；并多次鼓励他们努力建立自己独立的不依赖帝国主义的国民经济，以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欺侮。毛泽东真诚谦虚的态度，赢得了亚非拉许多民族国家领导人的理解和信任。
第三，深刻揭示了亚非拉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斗争与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之间的密切关系。二次大战后，亚非拉人民日益觉醒，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日益高涨。面对这一形势，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亚非拉地区正在掀起的直接打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革命风暴，与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之间，有着兴衰与共、唇齿相依的紧密关系。因为，亚非拉人民的斗争牵制了帝国主义的力量，“使我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73页。）据此，毛泽东在50年代提出了亚非拉三洲人民“是我们的同盟军”，是世界革命“主力军”的思想，并作出了对亚非拉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必须给予积极支持的决策。
在毛泽东上述外交方针和思想的指引下，中国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广大民族独立国家的合作和友好关系，1956年到1965年10年间，我们先后同27个亚非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与亚非拉广大国家的交往，使中国在世界舞台上争取到一个更广泛的活动空间。另外，亚非拉国家逐步成为中国与霸权主义斗争的重要支持力量，这也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斗争实力和影响力得到加强。
加强对西欧和日本的工作
新中国建立之初直到50年代末，毛泽东制定的对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方针是“打干净房子再请客”，不急于建交，但在经济上可以进行平等互利的交往。这一时期，从总的方面来说，中国并不积极发展同西欧等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5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发展，欧洲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倾向日益抬头，特别是法国在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拒绝在美苏共同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上签字，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一体化机构，突出地反映了西欧与美国矛盾的加剧。毛泽东敏锐地觉察到这一世界形势的变化，作出了“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361页。）的判断。
此时，中国外交格局也发生了重大变动。由于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而导致的中苏关系恶化的局面，使毛泽东不再幻想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为了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毛泽东断然放弃联苏抗美的“一边倒”的国际战略，逐步把苏联作为中国的对立面，形成了中国60年代反帝、反霸的外交格局。为了与美苏压力和威胁相抗衡，中国必须在世界上寻求广泛的支持，进一步拓展外交局面。
新的国际局势、新的外交需求，促成毛泽东对国际格局产生了新的看法。1963年9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明确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包括日本、加拿大。这两部分都对美国不满意，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1964年1月5日，毛泽东在同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已谈话时进一步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
毛泽东把西欧国家同美国区别开来，归入“第二中间地带”的思想，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美苏大国之间的尖锐矛盾作为立论基点的。它从理论上明确了，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和原来资本主义阵营中的一部分联合起来，共同反对美苏两个最大的国际压迫者，不仅在战略上存在着可能性，而且也是一种利益上的需要。据此，毛泽东在60年代会见一些西欧国家领导人时，明确阐明了中国支持西欧联合自强、共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的原则立场；并提出了要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广泛的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国际战略思想。
在毛泽东上述外交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对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持积极态度。在60年代中期，中国同法国建交，沉重打击了美国孤立中国的图谋，在西欧打开了一个缺口，为我国同更多的西欧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提供了可能性。1964年，中国采取逐步前进的做法，先后同意大利、奥地利达成了互设贸易机构的协议，双方互派了商务代表。但由于中美关系未解冻，西欧许多国家慑于美国的压力，使得中国和西欧国家关系在60年代仍没有突破性发展。
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中，毛泽东始终把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放在对外政策的重要地位。他认为，中日两国是近邻，不管历史上有过什么别扭，总的趋势还是要团结起来。这有利于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但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由于日本吉田茂政府采取了追随美国反共反华的政策，严重阻碍了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1954年12月吉田内阁被迫总辞职，12月10日鸠山组阁。上台伊始，鸠山表示要把改善日苏、日中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点。对于日本政府对外政策的这一新变化，中国政府很快作出反映。1955年8月，中国政府外交发言人表示， 日本政府如果希望解决中日间的重要问题，中国政府欢迎日本政府派代表团到北京商谈。
10月15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国会议员访华团。在谈话中，毛泽东对中日关系问题提出了几个非常重要的思想：第一，中日“是两个伟大的民族”，都是有色人种，是平等的，要相互尊重。第二，中日两国都受美国压迫，要互相帮助，把压在“头上的手”“顶走”，独立自主地处理本国的事情。第三，中国是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要向日本学习。第四，中日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不一致，但并不妨害相互尊重和发展友谊。由此，毛泽东认为，中日发展友好关系是完全有基础、有可能的。中日之间应“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和平友好，文化交流，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86页。）
为了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毛泽东决定宽大处理日本战犯。1956年4月，毛泽东公布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宽大处理日本战犯的决定。 基于这项决定，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于6月对日本战犯作出宣判。9月4 日，毛泽东会见了日本前军人访华团。
当时中日两国还处于战争状态，尚未恢复正常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大局出发，以宽广的胸怀，宽大处理日本战犯，这一举措在日本深得人心，从而促使中日民间外交打开了大门。许多前战犯后来都在“日中不再战”的口号下，积极致力于日中友好事业。
1957年2月，岸信介内阁执政，采取亲美反华政策， 使蓬勃开展的中日民间往来全面中断。毛泽东冷静地观察着中日发展的局势，并利用接见日本民间代表团的机会，反复阐明中国共产党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的态度：第一，中日两国关系的中断是暂时的。因为，“日本除了亲美的垄断资本和军国主义军阀之外，广大人民都是我们的真正朋友。”（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1页。）第二，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中日两国人民要和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的统一战线。第三，中日两国关系搞好了，可以做生意，对两国都有好处。政治上相互对立，对中国和日本也都无益。第四，只要日本政府不放弃和蒋介石政府的交往，中国政府就不会同日本政府来往。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思想，为促进中日关系的友好发展提供了基本原则，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到60年代中期，中日民间交往已从经济领域扩大到文化领域，中日关系也由民间先行实际上转入半官半民的阶段。尽管1964年佐滕上台，继承岸信介的衣钵，继续采取敌视中国的立场，但已无法阻挡具有巩固基础的日益高涨的中日友好运动了。
中美关系解冻，中国进入联合国
中国与西欧及日本友好关系的建立，大大扩展了我国外交回旋余地，至此，在国际舞台上，中国除美国之外，几乎同所有国家发展了关系。
美国并非中国外交禁区。新中国诞生之后，毛泽东从维护中华民族利益、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和适应国际格局变化两个角度出发，始终积极思索着对美国的外交战略。
通过在朝鲜战场和台湾问题以及恢复印度之那和平等问题上的较量，毛泽东认为美国有可能同意坐下来同中国谈判。根据他的决策，1955年4月23日，周恩来在亚非会议期间， 阐明了中国对美国关系的原则立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注：《周恩来外交文选》第134页。）
我国政府的态度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美国作出响应。迫于压力美国政府表示愿意同中国进行对话。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式开始。但由于美方无谈判诚意，在台湾问题上坚持要干涉中国内政，顽固地拒绝讨论中方建议协商解决和缓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会谈很快陷入僵局，并于1957年12月中断。
面对美方恶劣无理的态度，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愿意谈判，并积极争取成果。如果美国不愿意谈，我们可以中断谈判。我们不愿破裂，但我们也不怕破裂。美国如想打仗，我们也可以奉陪。毛泽东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使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
为了赢得全世界广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逐步剥夺美国的政治资本，中美谈判期间，毛泽东在与部分外国朋友的谈话中，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作了进一步的揭露。如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的对头，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主义。美国的对外政策是欺侮别人的政策。中国边境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美国的战略目标是要控制美国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广大中间地带，它想独霸世界，与英法有矛盾。在美苏两大强国的制约下，世界要出现二三十年的僵局。毛泽东这些精辟的论断，对全世界人民认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理解我们对美国的态度和政策，起了重要的启示作用，而世界人民的支持和国际舆论的倾向性，将有利于我们在中美谈判中获得主动。
中美谈判是一场复杂的斗争，除谈判以外，还交织着以军事斗争为表现形式的政治、外交之战。1958年8月， 美帝国主义出兵侵略黎巴嫩的同时，在台湾海峡地区对中国大陆进行军事威胁。为此，毛泽东决策炮轰金门、马祖。在这场炮战中，毛泽东审时度势，高屋建瓴，着眼于战略全局，先后作出了“中美两国没有开战，无火可停”和“把蒋介石留在金、马”的战略决策，有力地挫败了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和“划峡而治”、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而中国却利用美蒋矛盾为美国在台湾海峡套上了一条绞索，同时向全世界表明了我们坚定不移地争取祖国统一的决心。在金、马炮战中，美国是完全的输家。这场炮战狠狠打击了美国的狂妄气焰，验证了毛泽东曾说过的美国欺软怕硬的虚弱本质。
对于美国人民和美国统治者，毛泽东向来是加以区别的。1959 年1月17日，毛泽东在复美共名誉主席福斯特的信中说：“中国人民懂得，美国帝国主义对中国做了许多坏事，对全世界做了许多坏事，只是美国的统治集团不好，美国人民是很好的。”“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终究会冲破杜勒斯之流的障碍，日益广泛地发展起来。”（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66页。）毛泽东的政治家气度和远见， 赢得了美共的理解和信任，并在美国人民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都为日后推进中美关系的正常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进入60年代，由于美国军队赖在中国领土台湾及台湾海峡不走，同时还发动了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从南面威胁中国，使毛泽东对美国的侵略政策，采取了更加激烈的批评态度，自1964年起，反复提出要“结成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广泛统一战线”，1970年5月20 日在为支援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的声明中，发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庄严号召。
但即使在这种尖锐对抗的情况下，毛泽东仍十分重视中美大使级会谈，除考虑到当时对美斗争的需要外，很重要的是着眼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中美两国都是大国，不能没有接触。要接触就要有一定的渠道，中美大使级会谈正是这样一种渠道。通过这条渠道的接触，两国在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增进了解。况且在当时，美国政府能坐下来和我们谈判，实际上就是对新中国人民政权的承认，是它长期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所以，毛泽东在多种场合一再表示，只要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可以建立外交关系。而且毛泽东还断言：总有一天两国的关系会正常化。改善中美关系，“我看有希望，不过需要时间。”（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00页。）后来的历史发展完全印证了毛泽东的预言。
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趁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之机，集中力量发展军备，并且竭力推行对外扩张的霸权主义；美苏两霸对峙态势，已由美攻苏守开始转化为苏攻美守。1969年2月， 尼克松上台后，为增加与苏联争霸的实力，亟欲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同时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遏制苏联，摆脱困境。当时，中国也面临苏联侵略的极大威胁。在漫长的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集结大量兵力，不断制造紧张局势；并在国际上大造反华舆论，对一些亚洲国家软硬兼施，企图建立反华包围圈。这一系列事件构成对我国安全与民族独立的威胁。
面对变化了的客观形势，毛泽东对国际格局和世界主要政治力量的消长变化进行了研究，作出了一系列新的判断：第一，天下大乱，两个阵营破裂，形成三个世界，中国属于第三个世界。第二，整个世界力量不平衡；现在这个世界主要由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管；苏美之间以争夺为主，矛盾不可调和。第三，美国人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兵力过于分散，重兵在亚洲多年，不平衡了，现在困难很大。第四，现在全世界怕苏联，美国、欧洲、日本、中国都是守势。据此，毛泽东认为，在两霸激烈争夺的情势下，中国必须集中力量，打击主要对手，避免力量分散，四面出击。于是毛泽东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并委托周恩来请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对国际问题进行研究。经过研究，四位老帅做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精辟论断，明确提出了当时正在形成并在以后延续多年的“大三角”战略格局，从而促使毛泽东作出了“打美国这张战略牌”的决定。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明确让斯诺转达：“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注：《毛泽东文集》第8 卷，第436页。）1971年4月，毛泽东又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成功地实施了“乒乓外交”，使“小球推动了大球”，为中美高级会谈打开了大门。
1971年7月，基辛格完成了对北京的首次秘访。10月， 基辛格第二次秘密访华。此间，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这一成果的取得，反映了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已广泛赢得了人心，美国企图在国际社会孤立和排斥中国的错误政策彻底失败。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1972年2月21日，曾长期称霸世界、 敌视中国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踏上了中国国土。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又一大自豪！毛泽东在和尼克松的历史性会谈中，表示了对建立中美关系的战略观点，即“现在不存在我们两个国家互相打仗的问题”（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95页。）。尼克松也表示：“我们虽然有分歧， 但是我们可以找到共同点来建立一个世界结构。”毛泽东和尼克松的观点为中美会谈确定了一个共同基调，即在遏制苏联扩张问题上达成共识。
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同基辛格的谈话中， 明确提出了“一条线”遏制苏联的国际战略。毛泽东说：我跟一个外国朋友谈过，我说要搞一条横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言中之意，就是大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主义和霸权行径。对毛泽东这一气势宏大的战略构想，基辛格竟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无言以对。直到同年11月再度来华时，他才就这一问题与毛泽东进行磋商。显然，在毛泽东心目中，中美会谈的目标不仅是中美建交，其中包含着建立两国在国际范围内的战略关系。
1974年1月5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大平正芳时，进一步完善了他的国际战略设想：美国、日本、中国，连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阿拉伯世界，欧洲都要团结起来。一大片的第三世界要团结。这就是说要把他曾提出过的“一条线”周围的一大片亚非国家也团结起来，形成“一条线”、“一大片”的战略格局。
在中美大门打开之后，台湾问题仍是障碍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一个实质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美国必须在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前提下方可与中国建交；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美国无权干涉。1974年8月， 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新任美国总统福特，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拖的方针。11月基辛格再度访华，提出了一个在台湾问题上的“倒联络处”方案，遭到中方接待人邓小平的坚决拒绝。由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加大，基辛格这次访问什么具体协议也没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由此陷入僵局。
显然，实现中美建交，需要首先解决台湾问题。可这个棘手的问题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取得突破的。但因此而阻碍中美关系的改善，亦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毛泽东毕竟是纵横捭阖、运筹帷幄的国际战略大师，在慎重考虑之后，毛泽东大胆地设想，在未建交的情况下继续改善同美国的关系。
1975年10月，基辛格又一次来华，毛泽东接见了他。在会谈时针对基辛格为掩饰美国利己主义立场而声称的“美国无求于中国，中国也无求于美国”的观点，毛泽东明确指出：我看部分是对的，部分是不对。小的是台湾，大的是世界。如果双方都无所求，你们为什么要来京，我们为什么要接待你们和总统。毛泽东的意思是，小到解决台湾问题，大到遏制苏联扩张，是中国要改善中美关系的利益所在；继续控制台湾，遏制苏联扩张，是美国访华的利益所在。在遏制苏联霸权主义扩张这个“大问题”上，双方有共同的利益，所以建立战略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美国玩“中国牌”，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的实用主义伎俩。毛泽东以宏大的战略眼光和坚决捍卫国家利益的斗争精神，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利益，并使中美关系在有利于我国的框架内发展。
1975年12月，美国总统福特访华。那时，毛泽东身体已非常虚弱，但他还是坚持会见了福特，并同意与对方达成君子协议，即双方共同努力，美国从西方，中国从东方对苏联施加压力。
翌年2月，身患重病的毛泽东，又会见了来华的尼克松。 谈话间，毛泽东和尼克松共同认为：如果中美的联系能用来追求上海公报中所描绘的和平这一目标，就可以为中美两国赢得25年的和平。这是毛泽东生前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的最后努力。
毛泽东先从国家安全和统一的需要出发，决定同美国改善关系；后又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角度提出中美建立战略关系的构想。虽然，他1976年9月去世时，未能看到中美建交， 但他的战略思想决定了整个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的对美政策，特别是推动中美关系在70年代获得突破性进展。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的历史性成就的取得，可以说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丰硕之果。而且由于中美关系的解冻，70年代初，中国和日本建立了外交关系；西欧也出现了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到70年代末，我国已同世界上12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至此，中国不仅赢得了整个世界舞台，而且成为能与苏美两霸抗衡的不可忽视的世界一极。中美苏大三角的国际格局是世界公认的，它的形成改变了世界的战略格局，加速了历史的发展进程，制止了当时可能发生的战争，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宝贵的和平环境！
回顾毛泽东与中国走向世界舞台这一历史进程，一方面是为了从一个侧面缅怀这位不朽的历史巨人；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好地继承与弘扬毛泽东的外交思想，更深刻地理解和运用邓小平在新时期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而提出的一系列新的外交方针和政策。只要我们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开创的、邓小平继承和发展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那么，在21世纪的世界舞台和人类历史丰碑上将会镌刻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更加辉煌的业绩和更加伟大的贡献！
标签：毛泽东论文; 毛泽东文集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毛泽东选集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美国革命论文; 世界政府论文; 中日开战论文; 中日文化论文; 帝国主义时代论文; 中日关系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