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科学论文,考古学论文,试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出版《雷蒙·鲁塞尔》后，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 —1984）开始追问考古哲学和批判哲学间的关系问题，并作了大量笔记。他原本拟撰写《癫狂与非理性》的续篇，但因癫狂问题与疾病问题在当时还未成为重大的理论和政治主题，所以福柯的《癫狂与非理性》、《诊所的诞生》和《雷蒙·鲁塞尔》没有受到重视。这一客观原因使他改变了预定计划，不过这个预定计划帮助他转到了“符号问题”。阅读马克思著作、精神分析和符号学是当时法国知识界的热点。1963年11月在西班牙Prado参观Velázquez油画《官廷侍女》后， 促进了他对符号问题的思考。12月重读海德格尔并完成Les Mots et les Choses（《词与物》）一书提纲。《词与物》所研究的不是符号关系，而是秩序关系；探讨的是18至19世纪经验科学及其纯理论上的变化。福柯在出版《词与物》时，加了一个副标题“人文科学考古学”，这表明，福柯将“人文科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我们也完全可以将这本书看作是对西方人文理性的批判，是一部20世纪的《纯粹理性批判》。本书出版所产生的轰动效应是空前的，一版再版，掀起了一场自存在论思潮以来最大的哲学革命；它是扬弃历史的象征；“人之死”从此流行起来，成为该时代的标语。作者本人的学术地位也大大提高了，乃至不可动摇。福柯的“人之死”是从尼采的“上帝之死”推演出来的，并且推进了西方的“死亡观念”。福柯给当代西方思想带来的颤动与他的“人之死”的宣言密切相关。福柯试图再现科学史、认识史和人文知识史中的无意识，正是站在人类意识和人类理性的对面思考文化史。这的确是一个崭新的思想立场。因此，我们有必要认真研究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
一
福柯与列维一斯特劳斯和格朗热（Gilles—Gaston Granger）一起，对法国人文科学哲学作出了新的贡献。他对自近代以来的人文科学的潜在构造进行了总体解释。我们应该从康德出发来解读福柯，并理清从康德经黑格尔、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胡塞尔、海德格尔到福柯这条线索。应该说，这条线索理起来会越变越长，越变越粗。这说明，福柯的人文科学考古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康德通过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批判，切断了“思”与“在”之间的联系，但不彻底。在康德那里，虽然“思”不存在于“在”之中，但是仍保留了“思”与“在”的统一性，这是康德的理论矛盾。“思（主体或人）”空而有限。 “Wasist der Mensch（什么是人）？”（康德：《逻辑学》，见卡西尔编：《康德全集》第8卷，第343页）这一问题，康德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福柯正是在这里敏锐地发现了康德的困惑（这得益于他早年对康德人类学的评注），从而将康德知识学和表象论作为知识考古学的层面或出发点，试图进一步回答“什么是人”这一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福柯人文科学哲学的特点或中心。从近代到现代甚至后现代，西方哲学都以这一问题为中心展开讨论。“19世纪的思潮正是用各种办法以‘有限性’来充实那个‘我思’，从而克服福柯所说的人之‘经验- 超越双重性’，于是，康德以后，有黑格尔将经验与超越统一于意识中的‘精神现象学’；有扩充康德有限知识学使成为‘文化学’的新康德主义；有非表象性、非代表性的生命哲学，一直到晚的胡塞尔以先验主体性代替空的‘我思’。这一切努力，都是要使人‘实’起来。”（叶秀山：“论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1990年第4 期）福柯在这个“实”字上大做文章。
“用朴素的眼光看，人类认识始于人。自苏格拉底以来，研究得最久的人原来竟是存在于事物秩序中的一块碎片，无论怎样，人的这一形象，是最新的知识布局产生的……人仅仅是最近的发明物，它的诞生还不足两个世纪，是我们知识里一个简单的褶皱，随着新的知识形式的出现，即将消亡。（L'homme—dont la connaissance passe à desyeux na ifs pour la plus vieille recherche depuis Socrate—n'est sans doute rien de plus qu'une certaine déchiruredans l'ordre des choses, une configuration, en tout cas,dessinée par la disposition nouvelle qu'il a prise récemmemtdans le savoir…L'homme n'est qu'une invention récente, unefigure quin'a pas deux siècles,un simple pli dans notresavoir,et qu'il disparai tra dès que celui-ci aura trouvéune forme nouvelle.）” （福柯：《词与物·序言》，巴黎伽利玛1966年版，第15页）这是福柯欲求的结论。人作为知识的的对象，还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事情，明确而言，西方文化中的“人”是一件最近的、暂时的发明物，这实际上宣布了“人的死亡”。“人之死”标明了人的“无意识”、“不思”、“有限”、“机遇”、“挑战”、“哲学理性的失败”。人不是一直存在的，在将来也不会一直存在下去。人的形象是其力量关系构成的总和。古典思想家思索“无限”问题。人的力量与无限高贵的力量相关。既然人是有限的，这些高贵的力量便源自外部。在古典时代，尚无生物学，而有博物学，探索“活物”的特征；尚无语史学，而有语法学，研究“语言”的根源；也尚无政治经济学，而有财富分析，阐述“财富”的货币。在福柯看来，博物学、语法学和财富分析构成古典思想的基石。在这个时代，人只能作为一个“活物”而成为思想史的对象。到了19世纪，由于生物学、语史学和政治经济学诞生了，人的力量又与新的外部力量发生联系。这些外部力量即生命、语言与劳动。语言是事物（生命、劳动）的另一种存在形式，是一种告别方式，即告别事物域走向精神域。语言肯定了人的物质性死亡，肯定了人的精神性诞生。语言与现实本就是两种物，一味求同是徒劳的。人在现实（物质域）里无法完成的事业，可求助于语言在精神界里继续工作。语言承受的是精神的重负。生命、语言和劳动是有限的，也是人的“有限性”的根源，甚至成为有限性的代表，具体地说，死亡潜藏于生命中，口吃或失语存在于语言中，痛苦和疲劳产生于劳动中。“人力”的有限就是人本身的有限。人的有限性构成人的形象，这说明人是有“死（末日）”的。
二
在使人实起来的道路上，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从前存在者或历史的存在者）”把人从逻辑学中拯救出来而使之进入历史学之中。海德格尔超越了康德、黑格尔甚至胡塞尔。海德格尔无疑是历史主义思潮的末代人物。福柯的一切努力也在于让人充实起来。他用经验来充实，为人找到了三大经验：劳动、生命和语言，并以它们为中心挖掘出一系列精神纪念物（知识文物）：有限、死亡、间断性、历史性、档案、原级性、基础性、历史先天性、知识图式等等，还发现了人的三个双重形象（经验与先验、思与不思、起源的衰退与复还）。福柯考古学意在将逻辑学的“符号学意义”和历史学的“现象学意义”还原为“原级性”、“始基性”或“历史先天性”。福柯提出“人的双重形象”，使西方人文哲学对人的理解从“逻辑的人”和“历史的人”转到了“考古的人”。考古的人是真正实在而有限的人，即狂夫、病人、情感人，也是福柯在《词与物》中研究的双重人。双重人是劳动主体（劳动者）、生命主体（生存者）、语言主体（言说者）。在西方哲学领域，福柯为人恢复了劳动权、生存权与说话权。应当说，这样的人是相当充实的。福柯对西方人文科学进行考古哲学分析时，注意力转向了劳动、生命和语言，并且以19世纪的劳动、生命和语言为重心展开论述。
虽然福柯发现的经验使人充实起来了，但是把人撕裂为碎片，打破了人自身的历史性，因为这一经验不是统一的，而是彼此独立的。人原来是个经不起撕裂的动物。劳动、生命和语言分别成为不同知识领域的对象。劳动成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从而建立起社会学；生命是生物学的对象，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及生命哲学因此而诞生；语言为语言学的对象，文学和神话学得以出现。人也自然被分散到这些相异的人文科学领域（社会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生命哲学、文学、神话学）。人的中心地位及其人学当然出现了严重问题。福柯把人看作碎片和三个双重形象，这个基点使福柯能够明确反对西方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类中心论），进而批判了当时十分盛行的结构主义思潮。这意味着西方人文主义的完结，福柯是西方反人文主义的最后一位大师。福柯动摇了西方人文主义的根基，摧毁了哲学的主体，怀疑主体，因此，福柯并不是主体主义者，而是当代反主体反中心的先驱。在福柯哲学中，人是客体（知识对象、权力对象、伦理对象），而不是主体（知识主体、权力主体、伦理主体）。主体与客体决定着人的不同地位。福柯把作为主体的人降格为作为对象的人，将人的主体性分析变成人的对象性分析。福柯哲学正是在反主体的斗争中得以升华的。
三
福柯认为，人文主义（humanisme， 或人道主义）与欧洲文化的伟大复兴相关，是一个相当古老的概念，可追溯到蒙田时代甚至更远。它是欧洲思想史上恒常的主题，并且成了区别欧洲文化和其他文化（东方文化、伊斯兰文化）的依据。到了19世纪，文学的地位发生了变化， 突显于人文主义与形式主义之间。人文主义是解决如下问题的一种手段：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现实问题、艺术创造问题、幸福问题等。福柯研究人文主义之目的是拯救人，重新发现人。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实践问题。福柯试图使我们最终摆脱人文主义。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研究人学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成为一项政治任务。人文主义远离现实世界（科技世界），因而抽象难懂。这促使福柯反对人文主义。人文主义者往往以人的名义来谈论人的痛苦，这在福柯时代不乏其人，比如萨特，他的存在主义就是一种人文主义（人道主义），认为我们的思想、生活、生存方式属于同一个系统，志在重现科技世界。人的心灵（本性）是抽象的，现实世界则是具体的。人文主义不仅不存在于其他民族文化中，而且在欧洲文化中也只是梦幻泡影（mirage）。（福柯：“人死了吗？”，载福柯：《说与写1954—1988》第1卷， 巴黎伽利玛1994年版，第540页）
西方人通过中等教育懂得16世纪是人文主义时代，古典文化丰富和发展了有关人性的主题，到了18世纪，才出现实证科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西方人终于可以对人进行实证研究、科学研究与理性研究。虽然人文主义对西方文化的进步起过巨大的推动作用，但福柯认为，在19世纪之前，这只不过是一个“文化乌托邦”而已。真正的人文主义运动始于19世纪末；透视16到18世纪的西方文化，我们发现，人并没有地位；上帝、世界、物物相似、空间法则、身体、激情、想象等充斥了整个思想领域。人自身总是缺席的。（参阅同上书，第540 页）福柯对人学的哲学分析，意在指出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由何种碎片组装而成，揭示人的现代性（现代特色）。人的存在成为可能知识的对象，当代人文主义对道德主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在福柯看来，专家政治论者都是人文主义者，专家统治或技术统治是一种人文主义形式。近代人文主义在区别知识与权力时，走错了路。知识与权利是封闭的循环。没有知识，权力不可能表现出来，知识不产生权力也是不可想象的。（参阅福柯：“关于监狱的对话”，载福柯：《说与写1954—1988》第2卷，巴黎伽利玛1994年版，第752 页）福柯还严格区分了启蒙运动和人文主义。启蒙运动是复杂历史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总体，这些事件处于欧洲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而人文主义与之完全不同，它是欧洲社会里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些主题与价值判断相关，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参阅福柯：“何谓启蒙？”，载同上书，第4卷，第572—573 页）人文主义用来美化和解释“人”这一概念。关于人的思想在今天越来越规范和明显。人文主义虽不是普遍的，却与特殊环境密切联系在一起。许多思想流派都打着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旗帜，如自由主义人道主义、纳粹人道主义、天主教人道主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抛置“人权”和“自由”，而是指不可能把“人权”或“自由”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人文科学，即关于人的科学。人文科学同时也是人及人的存在的解放，但人的经验没有得到特殊荣誉，而面向的是死亡绝境。（参阅福柯：“福柯与《词与物》”，载同上书，第1卷，第502页）人的出现是建立人文科学的可能性条件。人文科学并没有发现“人”——人的真相、本性、出生及命运。关于人的思想在19世纪起着主导作用，犹如上帝观念在19世纪前的数百年间占据西方文化的中心地位一样。自19世纪以来，人学（如心理学）与哲学混在一起。在西方思想史上，哲学盲目而徒劳地控制了某一领域（如灵魂或思想），这个领域就是人文科学需要清楚而实证地探索的对象。人文科学的追随者们认为哲学的固有任务是因希腊思想而提出的，这一任务现在又与人文科学研究手段一起再次提出来。福柯指出，分析事物的方法与实证哲学有密切关系。（参阅福柯：“哲学与心理学”，载同上书，第1卷，第439页）到了19世纪，人类学成为可能，关于人类有限性的哲学问题存在于人类学之中。哲学是一种文化形式，在这一形式内部，一切人文科学通常都是可能的。
四
在《词与物》中，“知识图式（épistémè）”， 是个相当关键的术语，在人学考古哲学中构成一个福柯基础（Foucaultbase）。知识图式是《词与物》的灵魂。不理解它，就不能澄清词与物之间的全部秘密关系，因为福柯要揭示的正是关于知识图式的历史本质。“知识图式”在汉语中有多种译法，如知识型、知识范型、知识阶、知识型态等。它是特定时代的确定知识的最高概括形式，是一种文化模式，我们把这个知识图式称作“福柯图式”。épistémè由福柯根据希腊文epistêmaê构成，epistêmê即拉丁文scientia，可见，其原义为科学或知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用epistêmê指理性知识（算学、几何学、天文学与和声学）；亚里斯多德用它来表达科学的多样性或各种类 型或等级（从诗学到实用科学到理论科学，从算学到几何学，从光学到几何学）；海德格尔则用此词界定哲学（哲学是真之学即真学）。
福柯图式确定了一定时代的知识领域，奠定了科学或知识的基础。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福柯把知识图式分成三个绝对独立的形式：文艺复兴时代知识图式、古典时代知识图式和近现代知识图式（包括后现代知识图式）。文艺复兴时代知识图式表明了词与物之间的相似性；古典时代知识图式表明了词与物之间的代表性，建立了一个同一／差异体系；近现代知识图式引入了历史性和意义概念，人文科学及其对象“人”得以诞生。这三大知识图式构成一个庞大的知识图式网络。从一个知识图式到另一个知识图式，存在着历时间断性（断裂），但在每一知识图式内部又存在着共时连续性（相关性）。西方文化发生了两次大断裂：第一次出现在文艺复兴时代和古典时代之交，第二次产生于古典时代和近代之交。福柯的知识图式是知识的一种特殊秩序或图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它具有局部间性与深层次性。其局部间性表明，差别很大的知识间具有同一体形（configuration），比如17 世纪的三大知识财富分析、普通语法学和博物学，都被福柯置于同一语言理论分析模式之下。其深层次性是处于认识论化边缘的第三级科学史，即福柯自己提出的考古学史（比如知识图式分析）；第一级科学史是具有形式化水平的循环分析，只产生于科学性内部；第二级科学史是处于科学性边缘的科学认识史。福柯宣称考古学史远离科学史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居于知识最深处，它具有历史先天性，是一个时代知识的可能性条件。
知识图式不是一种隐蔽的伟大理论，而是一个分散性空间、开放的可描述的关系域；它不是与一切科学门类相一致的历史时期，而是同时进行的特殊的暂留性游戏；它不是对理性知识的总阶段的表示与把握，而是体现相继变化的复杂关系。一切现象或事物都处于知识图式的内部，构成科学的可能对象域。虽然福柯与康德一样又一次分析了人类认识的局限性，回答了一个相同的问题“什么是人？”，这种分析具有康德风格，然而，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福柯的知识图式与康德的范畴体系毫无关系。知识图式是指某一特定时代科学的不同领域间的种种关系或秩序，是选择考古对象的策略性设置方案或部署计划；而范畴体系是知性先天概念或原则，分为四类：量范畴、质范畴、关系范畴和样式范畴。（参阅福柯：“文化问题”，载同上书，第2卷，第371页）有学者认为，福柯是康德主义者、笛卡尔主义者、胡塞尔主义者，但富柯明确否认了这一点，因为他拒斥主体（sujet）与思者（jepensant）之间的先验一致性。（参阅同上书，第2卷，第372—373页）
很明显，知识图式不是传统思想史的对象，而是人文科学考古哲学的主题。人文科学考古哲学是知识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因此，对知识图式的考察，必须服从知识考古学。知识图式在福柯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给欧洲文化蒙上了一层迷雾，成了人学和人的陷坑，具有巨大的颠覆力量，结束了结构主义思潮的黄金时代。
莫伟民先生指出：“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很少提到认识型，而是用‘先天历史’或‘档案’（archive ）等新词取代了《词与物》的认识型。那时福柯否认认识型是作为特定时空的知识基础的一种总体化的和统一的体系，而是认为认识型不是一个总的基础理论，不是理性的一般阶段，而是一个散布的空间，是一个开放的关系领域。”（莫伟民：《主体的命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2页）这是对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实现术语转换的误解。《知识考古学》中“历史先天性”与“档案”的出现不能被简单理解为取代了《词与物》的“知识图式”（或知识型）。因为知识图式是一种分析策略、一个括号，有待填充、占用和具体化，所有适当的术语都可填入。因此，我们应当将“历史先天性”与“档案”理解为知识图式的具体化，而比知识图式更抽象的是论说（discours）。discours是知识考古学术语的总名（共名）或总图式，扩展了知识图式的领域或空间。档案、知识图式与论说之间可以互相转化。论说形成和陈述知识。论说将福柯的思路引向了实践领域，故有论说实践（pratique discursive）出。 论说实践是一种理论实践或精神生产，或者说，是知识实践、知识活动或实践理性。档案和知识图式都是论说（或论说实践）的产物，是具体的论说类型（type dedisicours）。在福柯看来，人文科学哲学描述了学科间、 区域间的各种论说类型（主要体现为知识图式），探讨了论说史。
福柯的知识图式具有间断性或断裂性。“间断性（discontinuité）”是个重要的操作性概念，福柯在考察人文科学时，发现了西方人文知识史上的两次大断裂：第一次发生在17世纪中叶，标志着古典时代的开始；第二次产生于19世纪初，标志着近代的开端。就知识图式言，第一次大断裂即文艺复兴时代知识图式与古典时代知识图式间的间断，第二次大断裂即古典时代知识图式与近现代知识图式间的间断。间断性这一概念使福柯分析知识图式成为可能。评论界因此而对福柯产生误解，认为福柯宣告了历史的间断性。然而福柯对此非常反感。福柯自己要做的却是揭示从一个知识图式到另一个知识图式存在着间断性，从而证明两个具有间断性的知识图式间是如何过渡的。这种过渡标明知识图式间存在着一条中继线，要以转换为基础，间断性将不同的知识图式区别开来。知识图式间的转换是间断性的转换，而不是连续性的转换。这正是福柯与传统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不同之处，也正是在这一层意义上，我们认为，福柯是反历史的历史学家（新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传统思想史学家寻找到的是一系列连续性（continuité），而间断性（dis-continuité，非连续性） 成为障碍。传统史家必须越过这一障碍。福柯也必须越过传统史学的“连续性”，才能发现知识图式的间断性、裂口、开端、有限和转换。间断性是传统史学失败的象征，却是福柯人文科学哲学的论说对象。“间断性”是福柯得以对传统历史学特别是西方人文科学史作改造性理解的决定性依据，决定了福柯哲学的未来方向。考古学和家谱学较好地实现了改造传统历史学的任务。我国福柯研究者对这一概念重视不够。“间断性”比“知识图式”更根本，因为它是知识图式的根本特征。知识图式之所以为知识图式正是因为它具有间断性。福柯以间断性为出发点挖掘知识图式的其它“地质学”和“地理学”特征。总之，福柯欲同传统决裂，放弃已经思过的事情，献身于未生之思。
五
《词与物》与《癫狂与非理性》有着不同的任务：前者描述的是事物间的相似性（ressemblance）、同一性（identité）， 是一部同之史（histoire du Même），以建立知识的理性图式； 后者揭示的是事物的间的差异性（diff érence ）， 是一部异之史（histoire
deI'Autre），以构造知识的非理性图式。可见， 福柯的探索从“异”转向了“同”。在同一考古学层面（言语踪迹水平）上，福柯论述实践、制度和理论，寻求它们之间的一致性，试图实现关于理论—活动的分析。 福柯早在研究临床医学时就十分注重方法论问题， 阅读了1780 —1820年间的全部医学著作（医学知识档案），这为考古学方法打下了基础。考古学要求占有和分析一定时代的所有文字档案，然后进行选择。福柯考古学就是档案学（science de I'archive）（参阅福柯：“福柯与《词与物》”，载《说与写1954—1988》，第1卷，第499页）或纪念物之学（discipline des monuments muets）（参阅福柯：《知识考古学》，巴黎伽利玛1969年版，第15页）。纪念物是无声的、无活动力的、死气沉沉的文化踪迹。在《词与物》中，这种档案体现为人文知识档案。福柯对人文科学进行哲学探索就是与19世纪思想家展开论战。他试图弄清知识对象如何形成，某种论说类型如何发生作用，分析一个新的科学论说对象人（homme）。有了人， 人有建立人文科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人的不失效的价值本来就是一般哲学的主题。所谓“不失效的价值”是指，人作为可能科学（人的科学）的对象出现，同时也是一个存在，一切认识因此而成为可能。因而，人，作为可能对象，属于全部认识领域，它在本质上也是一切认识的起点。
最后我们应当指出的是，《词与物》这一书名具有反讽风格，即分析的重点并不是题目所明言——词（mots）与物（choses）本身的问题（语义分析和物的分析），而是别一种任务——探讨论说本身即词与物之间的中间状态（pratique discursive论说实践）。 论说实践正是事物的“秩序”或词和物间的关系。从论说实践出发，我们能够确定何为物，标明词的用途。福柯进一步指出：“我们的任务，不是再把论说当作符号集合（即内容或描写的意指要素），而是把它们当作系统地形成它们所谈论的对象的实践。当然，论说是由符号构成的；但它们所做的要比用这些符号指称物来得更多。正是这个‘更多’，使它们不可能被归结为语言和言语。 我们正是应当揭示和描述这个‘更多’。 （T che qui consiste à ne pas-àne plus-traiter les discourscomme des ensembles de signes ( d' él éments signifiantsrenvoyant à des contenus ou à des repr ésentations) maiscomme des pratiques qui forment systématiquement les objetsdont ils parlent.Certes,les discours sont faits de signes;mais ce qu'ils font,c'est plus que d'utiliser ces signespour désigner des choses.C'est ce plus,qui les rend irr éductibles à la langue et à la parole. C'est ce 《plus 》qu'il faut faire apparatre et qu'il faut décrire.)” （同上书，第66—67页）可见，论说（discours）不再纯粹是个符号系统，而成为一种实践活动，或者说，论说不仅是语言和言语，而且是实践；不仅是指称和谈论，而且是行动。论说作为实践，系统形成它谈论的对象。它所做的多于它所指的。因此，不可将论说归结为语言和言语。在《词与物》中，福柯具体做的是学科间的分析（如生物学、语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是福柯前期工作的必然归宿。前期学术工作也是对学科问题进行形而上学沉思。《癫狂与非理性》分析了心理学（精神病理学），《诊所的诞生》阐述了临床医学，《雷蒙·鲁塞尔》论述了文学。当然，这并不能说明福柯完全放弃了研究词和物的任务，只是这任务显得相当次要。要透过“词”和“物”看出“论说实践”这个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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