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苏州典当业分布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典当业论文,民初论文,苏州论文,清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2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205(2005)02-0095-09
对于典当业的专门研究，大致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当时的研究旨趣主要是分析典当行业的现状，寻找传统典当业衰落的原因，探讨如何采取扶助措施，达到重振和改良典当业的目的。相形之下，对典当业历史沿革的追溯则显得相对薄弱。除此之外，这一时期典当业的研究，“集中于对典当业本身的制度及其状况的调查、研究，对它在整个金融中的地位及其对经济的影响则研究得还不够”（注：刘秋根：《中国典当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史研究动态》1992年第8期。）。
从历史学角度对典当业所作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研究热点一开始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第一，对历史上各个时期典当现象的介绍和分析，出现了一系列典当史、典当制度史的研究著作。第二，对中国现代典当业的研究，出现了一系列区域典当业的研究著作。但是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宏观层面，时间跨度大，地域范围广，或是文史资料性质的回忆，或是大而化之的概括介绍，涉及内容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体现出各个地区之间和各个地区内部典当业的发展差异。近年来，李金铮、马俊亚等人先后对近代江南的典当借贷作了深入的讨论，惟他们的兴趣主要在乡村借贷方面，对城市典当行业的分布及其运作则鲜有涉及（注：李金铮：《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以长江下游地区为中心》，人民出版社，2003年；马俊亚：《混合与发展：江南地区传统社会经济的现代演变(1900～1950)》，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有鉴于此，本文选取号称典当“江南之冠”的苏州地区为研究个案，通过对几份不同时期的典当业统计资料的整理和分析，归纳出清末民初苏州典当业的分布规律，拟在此基础上，对这一时期苏州地区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分区作进一步的探讨，把典当业的兴衰置于近世苏州城市发展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
一 苏州典当业的分布概况
苏州档案馆收藏有《苏州商务总会题名表·典当业》（注：《苏州商务总会题名表·典当业》（光绪三十四年），苏州档案馆藏I14-1-18。）（光绪三十四年）、《苏州商务总会题名表·典当业》（注：《苏州商务总会题名表·典当业》（宣统二年编刊），苏州档案馆藏I14-1-19。）（宣统二年编刊）、《江苏全省典业商号经理姓氏营业所一览表》（注：《江苏全省典业商号经理姓氏营业所一览表》（民国二年），苏州档案馆藏I14-23-14。）（民国二年）、《吴县县商会名录·典当业》（注：《吴县县商会名录·典当业》（民国十七年），苏州档案馆藏I14-3-96。）（民国十七年）和《吴县典业同业公会第二届会员登记调查一览表》（注：《吴县典业同业公会第二届会员登记调查一览表》（民国二十二年），苏州档案馆藏I14-23-15。）（民国二十二年），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档案史料。这些档案材料反映了清末民初的20多年内苏州地区典当业的分布情况，笔者拟以此为基本线索，追溯清末民初苏州典当业分布的规律。以上五份典业登记名册同时记录了典业名号和店址所在，虽然在统计上难免会有缺漏，但应当包含了绝大多数的正规典当。另外，《江苏典当钱庄》的附表一《苏州（吴县）典当业历年会员表（一）》(1905-1935)（注：江苏省金融志编辑室编：《江苏典当钱庄》，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32页。），也记载了光绪三十一年、民国二年、民国三年、民国八年、民国二十一年、民国二十二年和民国二十四年等7个年份的典当业会员名册。综合这些材料，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弄清清末民初苏州典当业的分布状况。
上述的六份统计表总共提供了12个年份的信息，其中民国二年、民国二十二年为重复统计，由于档案中的统计来自江苏全省典业公会下属之吴县典当业同业公会，而《苏州（吴县）典当业历年会员表（一）》则是“根据典当业会员名单汇列”（注：《苏州（吴县）典当业历年会员表（一）》注。），从起始时间上推算，应该是由成立于1905年的苏州典业公所统计而成。两个统计上的细微差别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基于以上材料，笔者制成了《苏州城区典当业一览表》、《苏州城厢附郭典当业一览表》、《苏州（吴县）市镇典当业一览表》。此处采用了李伯重的苏州城市分类法，将苏州城市地区分为城区、城厢附郭和市镇三个部分（注：见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清史研究》2001年8月第3期。）。其中民国二年、民国二十二年的数据为两份不同统计的综合，由于《苏州（吴县）典当业历年会员表（一）》明确说明表内不包括吴江、昆山、常熟各典，只包含苏州城及附郭的吴县（注：按：民国吴县所辖区域，在清末由长洲、元和和吴县三个县统辖。），所以笔者将其他统计中的吴江、昆山、常熟等部分均予略去，以求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清末，同治朝有13年，光绪朝有34年，后者持续时间相对较长，因此，大凡在同光时期开设，但又不知道确切时间的，笔者在统计时一般将其归于光绪年间。
由于受到太平天国的打击，嘉道之前开设的典当在战后所剩无几。以上几份材料中的典当牌号，开设年份大多不早于同治朝，盖与此有关。同治以后，苏州典当陆续恢复，城内外“开设典铺不下十余处”（注：潘遵祁辑：《丰备义仓全案》卷6《发当章程》，光绪三年刊本。）。表1-3中，开设年份“不详”的典当牌号，除了光福镇的得源号以外，其余的在光绪三十四年都有登记；开设年份标明为“清末”的牌号，除了官渎里的同昌（下）之外，其余的大多在光绪三十四年，至迟在宣统二年有登记；而开设年份标记为“前清”的，除了陆墓镇的“元亨”当外，其余在光绪三十四年前也均有登记，为了统计上的方便，我们可以粗略地将它们的开设年份都归于光绪年间。
将苏州典业划分为城区、城厢附郭和市镇三块分列如上，使我们对清末民初苏州的典当分布有了一个大致的认识。不过，就苏州城区范围内而言，典当业的分布还是具有很大的不平衡性，有必要对此作进一步的细分。因此，本文纵以护龙街（今人民路）为界，横以干将路、铁瓶巷和通和坊一线为界，将苏州城区划分为西北、东北、西南、东南四大区域。将表1中苏州城区典当牌号的开设地点对应到这四大区域里，笔者发现，清末民初这段时间内，苏州城内典当业集中分布的区域是干将路以北的城厢北部以及西南部地区，东南部则分布很少。
分布在西北片的11个牌号，除了森泰典在桃花坞外，其余的10个集中分布在吴趋坊以东，东中市大街以南靠近通和坊至铁瓶巷一线和护龙街的四方区域里，这里是苏州中心城区的一部分。
表1 苏州城区典当业一览表
有记载年份
开设年份 牌号
光绪三十一 三十四 宣统二 民国二 三 八 十七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四
同治八
同裕√√ √ √
√
√ √
同治八
致祥√√ √ √
√ √
√ √
光绪二
裕源√√ √ √
√ √
√ √
光绪二
福泰√√ √ √
√ √
√ √
光绪二
济（恒）大 √√ √ √
√ √
光绪八
顺兴√√ √ √
√ √
√ √
光绪十
豫昌√√
√ √
√ √
光绪十一 安泰√√
√ √
√ √
光绪十六 大裕√√ √
√ √
√ √
光绪十六裕源分
√√
√ √
√ √
光绪十六豫昌分
√√ √ √
√ √
√ √
光绪十八 保裕√√ √ √
√ √
√ √
光绪二十 泰亨√√ √ √
√ √
√ √
光绪年间 豫城√√ √ √
√ √
√
光绪年间 茂源√√ √
√ √
√ √
光绪年间 洪盛√√
√ √
√ √
光绪年间 洪昌√√ √ √
√ √
√ √
光绪年间 祥（大）利 √√ √ √
√
√
光绪年间 祥（利）大√
√
光绪年间 广大√√ √ √
√ √
√
光绪年间 同顺√√ √ √
√ √
√ √
光绪年间 大顺√√ √ √
√ √
√ √
光绪年间 济泰√√ √ √
√ √
√
光绪年间济泰分
√√ √ √
√ √
√
光绪年间 源（康）大 √√ √ √
√ √
√
光绪年间 源（大）康
√√
光绪年间 鸿裕
清末 森泰 √ √
√
清末 协茂 √ √ √
√
前清 元顺 √ √
√
不详 久大 √ √
不详大裕分 √ √
不详 可大 √ √√
民国九年 恒（济）大 √ √
民国十二 大德√
表2 苏州城厢附郭典当业一览表
有记载年份
开设年份 牌号 光绪三十一 三十四 宣统二 民国二 三 八 十七 二十一十四
同治十一
同昌（上） √ √ √
√ √√ √
光绪七年 元昌 √ √ √ √
√ √√ √
光绪十一 安泰 √ √
√ √√ √
光绪十九 可大 √ √
√ √
√
光绪年间 保大 √ √ √
√ √√ √
光绪年间 保大分√ √
光绪年间 福源 √ √ √ √
√ √√ √
光绪年间 鼎和 √ √ √
√ √√ √
清末
同昌（下）
√
清末 晋丰 √ √
清末
晋裕（源） √ √
√
不详 久和 √
不详 洪兴 √
民国四年后永盛 √√
表3 苏州（吴县）市镇典当业一览表
有记载年份
开设年份 牌号 光绪三十一 三十四 宣统二 民国二 三 八 十七 二十一二十二 二十四
同治七年 同泰
√
√ √
√
√
同治十二 裕源√
√
√ √
√
同治年间 同丰√
√ √
√
√
光绪二年 永大√ √
√ √
√√ √
光绪七年 同和√
√ √
√
光绪七年 咸大√
√ √
√ √√
光绪十年 元昌分
√ √
√ √
√ √√
光绪二十 同源√ √
√ √
√ √√
光绪年间 保源√ √
√ √
√ √√
光绪年间 久丰√
√ √
√
光绪年间 同顺√ √
√ √
√ √ √√
光绪年间 裕德√
√ √
√ √√
光绪年间 泰和√
√ √
√ √√
前清 元亨 √√
前清 元泰√
√
前清 源源√ √
√ √√√√
清末 同兴√
√ √√
不详 大裕分
√
√
不详 裕源分
√
√ √
不详 得源 √
不详 恒豫√
不详 安余√
不详 元豫√
不详 仁和√
不详 恒新√
不详 安康√
不详 天顺√
民国五年 永裕 √√ √
民国九年后崇德√
分布在东北片的14个牌号，其中坐落于白塔子巷、颜家巷、接驾桥、碧凤坊、阊邱坊、悬桥巷、肖家巷、察院场和护龙街等9处的占了近2/3，而且都集中分布在平江路以西，西中市、白塔子巷以南靠近护龙街和干将路的四方区域里，此处也是苏州中心城区的一部分。
分布在西南片的8个牌号，无一例外地集中在侍其巷、三多巷、书院巷一线以北，学士街以东靠近通和坊至铁瓶巷一线和护龙街的四方区域里，这里同样属于苏州中心城区。
而东南片只有2家牌号分布。
由此可见，清末民初，苏州城内典当业基本分布在两大区域。北部区域北起东中市、西中市、白塔子巷一线，南至通和坊、铁瓶巷、干将路一线，西起吴趋坊，东至平江路。西南区域北起通和坊、铁瓶巷，南至侍其巷、三多巷、书院巷一线，西起学士街，东至护龙街。这两大区域恰巧均是苏州城内商业文化较为繁荣的区域。
苏州城厢附郭地区，主要是指苏州城墙之外附近的居民区。据材料显示，大多数分布于城厢附郭地区的典当有集中在城门附近的趋势。同时，由于各城门附近的经济社会环境不同，典业分布相当不平衡。苏州城墙有阊门、金门、胥门、盘门、葑门、娄门、齐门和平门8个城门，城厢附郭的典当行中，靠近阊门的有8家，靠近胥门、娄门、齐门的各2家。
苏州城厢附郭地区的典当行基本在靠近城门的地方分布，其中尤以阊门地区为最。乾隆《苏州府志》有载：大运河自常州东来，环绕苏州城，至城西北有白公堤（即山塘）相连，至正西“为胥江、为南濠至阊门”（注：乾隆《苏州府志》卷5《水》，第8页，乾隆刻本。）。从阊门出发，向西北沿山塘街延伸，向西沿上塘街、枫桥路一线延伸，这些都是苏州城水陆交通极为便捷之处。此外，相对繁华的胥门、齐门、娄门附近也有一些典当分布，而盘门、葑门和平门附近，则较少有典当出现。
如表3所示，苏州周边的市镇基本上都有典当分布。东山、陆墓均有4典，角直、木渎、光福各有3典，西山、湘城、车坊和黄棣各2典，唯亭、浒关、东渚和蠡墅则只有1典。像东山、
直和木渎等大镇，有不止一号典当，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说明江南市镇经济地位之重要；而苏州西北的大镇浒关惟有1典——元昌分号，似乎与其地位很不相称，或许是因为浒关镇与苏州城的关系过于紧密的缘故，这还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探讨。
二 从经营状况看典当的分布规律
典当经营一般涉及收当、赎当、没当等环节，每个环节均有严格的操作步骤和细致的规定。有关详细情况，专著颇多，不再赘述。此处仍以以上几份统计资料为主要分析对象，通过透视典当经营中开设总、分号的现象以及一人开数典等现象，来进一步把握典当的分布规律。
一般来说，有能力开设分号的典铺，一定有着相当的经济实力。典铺除了贷放钱款以外，还经营一些存款业务，很多机构都将暂时闲置的款项存于典铺生息，苏州赫赫有名的慈善机构丰备义仓也不例外。在《丰备义仓全案》中记载了光绪二十五年以及宣统二年丰备义仓寄存各当生息钱文数。义仓存各典之钱数，从5600千文至260千文不等。当时，“行本较巨，存数较多”（注：潘遵祁辑：《丰备义仓全案》卷6《发当章程》，光绪三年刊本。）是约定俗成的规矩。光绪二十五年，城乡43典中接受丰备义仓存款，超过4000千文的有豫成、祥利、元顺、豫昌、致祥、洪兴、慎余、济泰、福泰和元昌10家。宣统二年，城乡41典接受丰备义仓存款，其中超过4000千文的有致祥、祥利、元顺、豫昌、保大、豫成、大顺和济泰8家。这些典铺在苏城40多家典铺中，应该属于经营得比较好的。而在表4的8家开设分号的典铺里，豫昌、济泰和元昌3家正好位列其中。易言之，这8家典铺之所以有实力开设分号，也与其资本雄厚、经营得法有关。
例1—例4中，总分号均开设在苏州城区，并且接驾桥和护龙街、侍其巷和司前街、庙堂巷和道前街均为十字交叉的街道，可见总、分号之间距离并不很远，总号在经营较好的情况下投资新的分号，选取较为熟悉的附近地点开设，可以很好地照料分号生意，这是不难理解的。例4中肖家巷和包衙前距离虽然相对较远，但是，肖家巷位于商业文化较为繁荣的观前地区，包衙前位桃花坞外，其余的10个集中分布在吴趋坊以东，于上文所述的西北片中心城区，距离苏州中轴线护龙街很近，总分号均在适合典当业生存发展的中心城区中，亦是符合开设分号的逻辑的。
表4 苏州典当业总号、分号分布表
开设年份 牌号地点
1、光绪十六年大裕
接驾桥
不详大裕分 护龙街
2、光绪二年 裕源
侍其巷
光绪十六年 裕源分 司前街
3、光绪十年 豫昌
庙堂巷
光绪十六年 豫昌分 道前街
4、光绪年间 济泰
肖家巷
光绪年间济泰分 包衙前
5、光绪年间 保大
山塘街
光绪年间保大分 普安桥
6、光绪十九年可大
上塘街
不详 可大 珠明寺前
7、同治十二年裕源 吴县木渎镇
不详裕源分吴县木渎镇
8、光绪七年 元昌
渡僧桥
光绪十年元昌分吴县浒关镇
9、光绪十六年大裕
接驾桥
不详大裕分吴县木渎镇
例5和例6中，开设分号的典铺均在阊门附近。清中叶以来，阊门地区已经形成了苏州最大的商业中心，这里有典当业生存所依赖的有利环境。因此，阊门附近聚集了较多的典铺，其中不乏规模较大、经营业绩较好的，能在阊门附近甚至地价较高的中心城区开设分号，也是其经济实力的有力证明。
例7—例9中，分号已经蔓延到了市镇，投资市镇必须有利可图才能使投资者舍近求远。苏州附近的市镇，在明清以来，发展极为迅速，表现为空间规模大，人口增长快，商业更趋繁荣，金融需求也日益膨胀。在市镇开设分号甚至代步当（注：在当时的乡镇中还有一种“代布当”，俗称“代步”。它与有关系的典当订立契约，领用共当资金，在当地收受典质物品转押于典当，或由典当派人监管，由典当在其收取的当息中验予一定的回佣。实际上这是典当的派出机构，具有代理商性质。），可以使总号的资本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运转，以期获得更大的收益。
表5 一位行号的负责人开数典实例表
在《苏州（吴县）典当业历年会员表（一）》、《苏州商务总会题名表·典当业》（光绪三十四年）、《苏州商务总会题名表·典当业》（宣统二年编刊）和《吴县县商会名录·典当业》（民国十七年）这四份统计资料中，除了行号名称、行号地址之外，行号的负责人也成为统计的要素。笔者发现其中有很多“一人开数典”的情况，即一个典商拥有不止一家典铺，这可以辅助我们理解苏州典业的分布规律。现将比较典型的例子制成表5。
例1庞天笙所开的3家典当从位置上看都集中在阊门附近，从光绪七年到民国四年的30多年里，庞氏坚持在该区域连开数典，一方面说明其资本力量的雄厚，另一方面也说明阊门地区的确是适合典业生存发展的。
例2凌酉峰所开的2家典当则集中于苏州中心城区，也就是上文提到的北部中心区。清末，随着城厢附郭以及郊区市镇的迅速崛起，市中心旧市场尤其是北部中心区虽不比以往，但仍然是经济繁荣区。
例3庞鼐君所开设之典，涉及了城区、城厢附郭、郊区市镇等不同地区。他先从城区出发，选择了商业文化底蕴最为深厚的观前地区经营典当，随后在浒关镇开设元昌分号，元昌典在苏城的特殊地位在丰备义仓选择生息之典时已经有所体现，作为元昌分号的负责人，再在其他地点开设几家典铺也就不足为奇了。
例4杨佑卿一人开7典，这当中不免有与人合资的，但杨氏本人能力、财力亦不容小觑。从资料上看，杨氏首先在角直镇起家，随后在直扩大经营规模，具备一定实力之后，到苏州城厢附郭落脚，继而又在中心城区获得一席之地。与例3庞氏的发展路线恰好相反。杨氏生意越做越红火的同时，多少反映出他深谙市场分析和行业选址的精妙。
可见，“一人开数典”的情况中，典铺地址的选取仍不外乎商业比较发达的地区，而资本雄厚的元昌典也可以把触角伸向周边市镇。
三 典当业分布与苏州城市经济发展和功能分区之关联
综合上文之分析，虽然周边市镇均有典业分布，甚至有些大镇不止一典，但苏州典当主要仍集中在北部中心城区、西南部中心城区以及阊门一带。从选址和经营上来看，典当还是适合在中心城区、商业文化较为繁荣的城厢附郭以及市镇生存和发展。这主要是与苏州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功能分区有关。
康熙年间，苏州商业已经突破城垣的限制，向城外扩展。苏州城有8门，8门虽同属一城，“然细分之，即一城之内亦各不同。娄葑偏东南，其人多俭啬，储物产；齐门勤职业，习经纪，不敢为放逸之行；盘门地僻野，其人多贫，类乔野；阊胥地多阛阓，四方百货之所集，仕宦冠盖之所经，其人所见者广，所习者奢，拘鄙谨曲之风少而侈靡宕佚之俗多矣”（注：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1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
明清苏州城，人口密集和商业繁盛首推西北部，特别是阊、胥近水一带。据民国《吴县志》记载：“城中东西分治，西较东为喧闹，居民大半工技。金阊一带，比户贸易。”（注：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上《风俗》。）西城之人，贸易多而治产少，因而商铺均集中于这一带。“金阊市肆，绸缎与布皆列字号，而布业最巨。枫桥以西，市多米豆。南濠则川广海外之货萃焉，参苓药物亦聚于是。”（注：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下《风俗》。）阊胥地区成了苏州城名副其实的商业中心。生活在康乾时期的孙家淦在《南游记》（注：（清）王锡祺辑：《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五帙，杭州古籍书店，1985年。）中有这样的描述：“姑苏控三江，跨五湖而通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以阊门为中心，西北至虎丘、正西至枫桥的运河两岸，往东到阊门内的东中市、西中市，直至城中心的观前街，往南至胥门内外，均是热闹繁华的商业景象。
相对于西半城发达的商品流通和商业贸易，东半城则是以缎、纱、纺等先进的手工业生产和部分商业贸易并举而著称。“东城之民多习机业，机户名隶官籍，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缎工立花桥、纱工立广化寺桥，又有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溪坊，什百为群，粥后始散”（注：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下《风俗》。）。典当业务不仅涉及生产资料方面，而且它的小额贷款还能为广大穷人提供必要的生活资料，在贫穷机户聚集之所，典铺也因为需求的存在而存在。
苏州城西南部历来是政治中心区域，不仅苏州巡抚都御史台和苏州府署设在吴县南宫坊，而且吴、长、元三个附郭县的县治也都设在城南这片区域内。因而西南部“多衙役，厮养而诗书之族聚庐错处”（注：民国《吴县志》卷五十二上《风俗》。），带动了这里商业经济的繁荣。
很明显，清中叶以来，苏州已经形成了几个比较成熟的功能分区，其具体布局可以概括为：城市东北部是丝织专业区，西北部是工商业中心区，西南部是政治中心区，东南部的商业规模还在起步之中，中心城区虽然有被阊胥地区赶超的趋向，但仍然保持一定的繁荣程度。上文所述苏州典当业集中分布的区域，恰巧与苏州城市经济发展和功能分区有着相对密切的对应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典当业这一金融机构依附于商业并能刺激商业进一步发展的作用。
四 结语
传统典当业由于没有具体的经营商品，也没有买卖过程，所以，并不属于纯粹意义上的商业（注：商业：以买卖方式使商品流通的经济活动。《现代汉语词典》1001页，商务印书馆，1978年。）范畴，和其他行业的原生性相比，典当业更带有其独特的“寄生性”。巨额的启动资本，迫切的金融需求，这些条件只有在商业文化较为繁荣的前提下才能完备。从苏州的案例看，典当选择在商业繁荣之处生存，落地开花之后，又会向其他具有相同环境的地区蔓延。典当总是紧跟商业经济的发展步伐，所以，典当业的分布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特定地区在特定时期内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清末民初苏州典当的分布，总体上说是与苏州城市经济发展相吻合的。当然，除了商品经济的因素外，其他一些因素，如丰备义仓、育婴堂等公益机构的分布是否会影响到典业的分布，囿于资料的匮乏，此处不敢枉论，尚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挖掘及深入研究。
［收稿日期］2004-0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