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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本式经济体制的形成、发展与特点
（一）1940年体制
日本虽然自明治维新以来就建立了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但为了赶超欧美各国，日本政府以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为中心，在诱导和扶持产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日本侵略东亚各国并挑起太平洋战争以后，由于日本政府在战争期间全面实行了经济统制，从而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的统制经济体制，即1940年体制。1940年体制不仅在战争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还是战后全面形成的日本式经济体制的原型和基础。
1、战时统制经济
自1937年“芦沟桥事变”日本全面展开侵华战争以来，日本就进入了战争时期。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后，日本又全面卷入太平洋战争。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全力以赴地进行战争，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都实施了举国动员的战争体制，其中经济方面的战争体制就是战时统制经济。所谓战时统制经济，就是战争期间一切围绕战争需要，一切由政府说了算的经济制度。战时统制经济集中体现于日本政府1937年8月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该法不仅剥夺了国民在生活、劳动和财产等方面的基本权利，禁止罢工，强迫日本人民“尽忠报国”，而且还把居民编入“邻组”，把工人、农民编入各种“报国会”，从而全体国民都被绑架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的战车上。其后，日本政府又先后公布了《从业者雇佣限制令》（1939年3月）、《从业者移动防止令》（1940年11月）、《工资统制令》（1940年10月）、《公司分红及资金融通令》（1939年4月）、《银行等资金运用令》（1940年10月）、《公司经理统制令》（1940年10月）、《价格等统制令》（1939年10月）、《地租统制令》（1939年12月）、《地价房租统制令》（1940年10月）、《临时土地价格统制令》（1941年1月）、《物资统制令》（1941年12月）、《重要产业团体令》（1941年8月）、《金融统制团体令》（1942年4月）、《新闻事业令》（1941年12月）。这样，日本政府就以人、钱、物的全面统制为中心，并配合以产业团体和舆论宣传等方面的严格控制，彻底实施了进行“总力战”的战时统制经济。
2、战时统制经济下的经济体制
(1)企业制度。战前，在家族和财阀企业中，企业经营者大都是企业的大股东，追求利润最大化也曾是第一位的经营目标。然而，《国家总动员法》实施以后，由于利润分配、股东的权利以及劳动力的雇佣和流动都受到了限制，企业就变成了以从业人员为中心的组织和共同体。这样，以大企业为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萌芽的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工资制，就由于就业和工资方面的统制而发展起来了。其次，在工会被取缔以后，由于企业的所有从业人员，包括经营者和一般职工都参加了按企业组织的“产业报国会”。另外，由于扩大军需生产的紧急措施，在制造业中就形成了系列和承包生产的体制。
(2)间接金融。战前，在日本企业的资金筹措中，直接金融特别是发行股票曾占很大的比重。1935年，日本产业资金供给共为11.99亿日元，其中，发行股票筹措资金为8.6亿日元，超过了银行贷款的3.57亿日元，占总额的68.1%。然而，在金融统制下，由于资金的分配全面向军需产业倾斜，许多企业在利润分配受到限制、股票不值钱的情况下又很难发行股票，所以日本的金融就由直接金融转向了间接金融。1945年，日本产业资金供给共为504.05亿日元，其中，发行股票筹借资金为30.82亿日元，大大低于银行贷款的469.98亿日元，只占总额的7.5%。
(3)政府干预。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所形成的官僚制度下，政府官员很少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然而，自1941年8月《重要产业团体令》公布以后，由于产业界普遍成立的“统制会”实际上成了政府进行经济统制的工具，再加上政府所建立的各种各样的“营团”和“金库”（战后公社、公团或公库的前身），日本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就迅速增加了。另外，在统制经济下，政府官员对企业的看法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当时被称为“革新官僚”的政府官员，他们普遍认为企业不应该是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组织，而应该是为了国家的目的而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组织，并主张有能力的人管理企业。
(4)经济计划。战时经济统制期间，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是制定各种经济计划，具体包括物资动员计划、贸易计划、资金统制计划、劳动动员计划、交通电力动员计划和生产力扩充计划等。上述计划都是以满足战争需要为中心而制定的，其实施的结果，就完全取代了市场分配资源的机能。
(5)税制改革和国家控制。战前，日本税收主要是依赖地租和营业税，在传统产业中基本上是按企业规模课税，地方财政有很大的自主权。1940年，日本政府根据战争需要进行了税制改革，在世界各国中首先实行了工薪所得的源泉征税制度，并引进了法人税，从而确立了以直接税为中心的税收制度。与此同时，税收的财源高度集中于中央，对地方财政则通过实施特定补助金制度，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
(6)土地制度。由于《地租统制令》、《地价房租统制令》和《临时土地价格统制令》等统制措施的实施，以及1942年制定的《粮食管理法》，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江户时代以来长期持续的佃耕农制度实际上陷入瘫痪，地主的地位大为下降了。
3、1940年体制的延续和发展
(1)完好无损的官僚机构。在民主改革中，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在打击日本政府、惩罚战争罪犯的过程中，虽然对日本政府的经济管理机构进行了“大改革”，即修改了《国家公务员法》，引进了“人事院制度”，但并未触及到日本的官僚制度。这样一来，随着战争的结束，日本政府的职能虽然由战争转向了经济建设，但官僚制度却依然保持了战前的一套做法。从政府机构看，战后只不过撤销了军部，改革了内务省，其他省厅则基本上是原封未动。以大藏省为例，与1937年相比，战后除增加了证券局和关税局以外，发生机构变动的只不过是把营缮管财局改为了理财局国有财产诸课、把外汇局改为了国际金融局，其他机构直到现在也都未发生什么变化。另外，当时被驱逐的公职人员虽然多达21万人，但除了军部和军官以外，各政府部门只不过驱逐了3000多人，其中，大藏省只驱逐了9人。更为重要的是，战后以来，日本虽然强调地方自治，但战时的财政体制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税收和其他财源仍然是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
战后，日本的官僚制度之所以得以完好无损地延续下来，首先是由于美国占令军司令部实施了利用日本政府实施间接统治方式的结果，这与战后的德国政府被占领军彻底改组是完全不同的。其次，是由于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对日本经济改革的目标不明确，即美国当初虽然有打击日本、使日本永远丧失对对美战争能力的想法，但却没有彻底改变日本经济体制的意图。
(2)没有达到目标的金融改革。在战后的民主改革中，占领军司令部也曾提出过彻底改革日本金融体制的方案，这就是撤销长期信用银行，把长期金融体系由以间接金融为主，改变为像美国那样的以直接金融为主。与此同时，还计划建立独立于大藏省的金融厅。然而，这一改革后来并未付诸实施，不仅长期信用银行依然存在，而且金融管理机构也只不过是成立了大藏省领导下的“日本银行政策委员会”。改革目标没有实现的原因，除大藏省和日本银行的巧妙周旋外，主要是由于美国占领军司令部并不充分了解日本的金融体系，再加上在当时通货膨胀严重、股票等金融资产急剧贬值的情况下，根本就不具备直接金融的条件。
（二）高速增长和日本式经济体制的形成
20世纪50-60年代，日本经济不仅实现了高速增长，而且还在1940年体制的基础上全面形成了日本式经济体制。日本式经济体制既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产物，又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式经济体制的主要内容是：
1、日本式企业制度
(1)“三种神器”。在高速增长时期，战时经济统制期间就已成型的日本式企业制度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起来了。其重要标志，首先是以大企业为中心，全面形成了终身雇佣制和年功资制，普遍建立起了企业内工会。终身雇佣、年功工资和企业内工会被称之为日本企业的“三种神器”，它既是日本式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也是日本式经营的重要基础。
(2)命运共同体。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战后特殊的经济社会背景，日本企业还形成了从业人员的命运共同体，在欧美各国，企业归股东所有，从业人员不过是按契约劳动的被雇佣者。而在日本企业中，企业和从业人员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契约关系，而是带有一种命运共同体的性质。
(3)法人所有制。由于战后初期的民主化改革中解散了财阀，免除了财阀企业上层领导人的公职，战时经济统制期间就已受到限制的股东权利进一步削弱了。其后，由于法人相互持股的发展，法人大股东取代了个人大股东，以大企业为中心，法人所有制就取代了资本家所有制。以法人所有制为基础，日本大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了比较彻底的分离，其重要标志，就是在日本大企业中，作为股东代表的外部董事人数甚少，企业经营者大都是从企业内部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一般社员经过努力奉公和职务晋升，都有机会进入经营者的行列。
2、企业间关系
(1)企业集团和系列关系。以战前的财阀系企业为基础，通过相互持股，日本大企业大都以城市银行和综合商社为中心，形成了企业集团。与此同时，各大企业在发展为全国性企业的同时，还通过对于公司和部分长期交易企业的控股或持股，形成了以总公司为首的企业集团和系列关系。这种企业集团和系列关系以资本为纽带，不仅密切了城市银行、综合商社和企业间的关系，而且还加强了大企业对中小企业和系列企业的控制，在企业之间形成了比竞争更为重要的协调与合作关系。
(2)内部交易。随着企业集团和系列关系的发展，战时扩大军需生产所形成的企业系列和承包生产体制，进一步发展为企业间的内部交易。同一企业系列企业间的内部交易，不仅使大中小企业间形成了稳定的交易关系，而且还使日本的专业化生产和社会化分工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3)主银行制度。主银行制度虽然萌芽于战前并在战时经济统制期间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但其真正形成却是在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主银行制度既是日本金融和企业金融的重要特点，也是日本企业和银行关系的重要特点。由于主银行制度，日本企业和银行之间不仅以金融交易为主，形成了长期而稳定的交易关系，而且还通过银行对企业的持股，在所有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日本企业持有的统治和治理结构。
3、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方式
高速增长时期，间接金融不仅进一步发展，而且成了日本基本的金融方式。1950年，在日本产业资金的供给总额中，银行贷款占85.3%，1965年又进一步提高到了90.1%。这种以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方式，既是人为低利率政策下信用分配的产物，也是金融锁国体制下国际资金流动受到了排斥和限制的结果。其中，人为低利率政策实际上是一种变相的金融统制。首先，根据1947年制定的《临时利率调整法》，金融市场的利率在法律上受到了规制，不可能随资金供求关系的变化而提高；其次，由于大藏省的店铺规制和日本银行的“窗口指导”，不仅长期把金融市场利率控制在实际利率水平以下，而且还限制了银行业的竞争，保护了经营基础比较薄弱的地方银行、相互银行、信用金库、信用组合等中小金融机构。
在主银行制度下，城市银行汇集的资金集中地供给了重点产业部门的大企业。另外，以日本兴业银行为中心的长期信用银行，也通过发行金融债券的特权，利用金融债券从地方银行、相互银行、信用金库、信用组合吸收了大量的资金并供给了重点产业部门的大企业。这样一来，在日本的金融机构之间，就以城市银行和长期信用银行为骨干，联结地方银行、相互银行、信用金库、信用组合等中小金融机构，形成了一种井然有序的间接金融体系。当时，大藏省的政策是既不允许任何新的事业参人，也不让任何一个金融机构破产，采取了被称之为“护航舰队方式”的金融保护行政。
4、日本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全面干预
(1)宏观经济政策。从战后经济复兴时期开始，日本政府就通过一系列的宏观经济政策，加强了对国民经济的干预。例如，战后初期实施的增加货币发行量刺激景气的金融政策和倾斜生产方式政策，都充分体现了日本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干预。由于宏观经济政策确保了战后经济的迅速复兴，因此，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以后，日本政府以金融政策、财政、税收政策为中心，并辅之以产业政策、国土开发政策、收入分配政策、通商贸易政策、技术引进和技术开发政策、劳动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环境保护政策等，全面干预了国民经济。日本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大都有其独自的特点，并且大都获得了显著的成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例如，以人为低利率政策、“窗口指导”、“护航舰队方式”等为显著特点的日本式金融政策，以产业结构政策、产业保护政策、企业政策、政策金融等为显著特点的日本式产业政策等，都是独具日本特色并且取得了很大成效的宏观经济政策。
(2)国家规制。日本政府在干预国民经济方面较多地运用了法律手段，制定了许多国家规制。所谓国家规制，是指政府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防止不必要竞争、确保公正交易，以法律、行政命令和通知等形式，对企业和产业活动所制定的规章制度或要求，也可理解为国家限制或国家管制。战后以来，由于日本政府实施了全面干预国民经济的政策，因此，与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日本也是国家规制最多最严的国家。从国家规制所发挥作用的范围看，如果把存在有关法律或制度的经济领域视为国家规制的对象，则1990年日本受到国家规制经济领域占全部的41.8%。其中，制造业和不动产业受到规制的比重虽然只分别为14.1%和7.5%，但金融、保险、电力、煤气、自来水以及矿业、建筑业所受到的规制都达100%，运输、通讯业、农林水产业、服务业所受到的规制也分别达97.3%、87.1%和55.6%。由此可见，除制造业和不动产业外，日本政府的各产业的规制都是很多很严的。
(3)经济计划。日本政府在干预国民经济方面还较多地运用了计划手段。从1955年开始，日本政府就开始像战时经济统制时期一样地制定了经济计划，用以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其中，最有名的是1960年制定的《国民经济倍增计划》。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虽然不是指令性计划而是指导性计划，但由于它适应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提出了符合实际情况和实际需要的长期经济政策，引导了经济发展的方向，为家庭和企业提供了可靠的信息情报，指导了民间部门的经济活动。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除日本外，制定经济计划的国家只有法国和瑞典。德国、英国和加拿大虽然也有长期经济计划，但其内容只限于财政方面，并不涉及经济目标和经济政策的方向。
（三）日本式经济体制的特点
1、日本式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
(1)生产优先或生产第一主义。日本式经济体制的思想基础，首先是生产优先或生产第一主义。无论是在战争期间，还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扩大生产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都始终是日本政府和企业优先考虑的课题。本来，扩大生产只不过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其长期坚持的结果，却使手段变成了目的，从而就形成了所谓的生产优先或生产第一主义。
生产优先或生产第一主义思想意识的形成，与日本长期落后于欧美各国，一直要实现经济赶超有很大的关系。从明治维新到战后的高速经济增长期间，日本政府和企业的主要目标，都一直是追赶欧美。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式经济体制乃是一种赶超式的经济体制。为了赶超欧美，日本无论在微观的企业制度方面，还是在宏观的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方面，都形成了一系列有利于生产优先或生产第一主义的机制。例如，从微观方面看，日本企业的高积累率、个人和家庭的高储蓄率，从宏观方面看，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都是这种赶超式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
(2)否定竞争。1940年体制下的统制经济完全否定了市场竞争，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因此，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式经济体制，也必然是否定竞争。从思想意识方面看，就像一般常说的“过度竞争”一样，战后日本人“讨厌竞争”的意识仍是非常强烈的。例如，日本著名的企业家，曾担任过新日铁第一任社长和经团联会长的稻山嘉宽，在其《战后履历书》中就写过如下一段话：“我喜欢用‘协调’这两个字代替‘竞争’，只有‘自由协调’，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和平。正是以这种坚定不移的信念，来写我的履历书”。（参见稻山嘉宽著《战后履历书》，连载于《日本经济新闻》1995年3月5日）这种根深蒂固的否定竞争的思想意识，无疑是日本式经济体制的重要基础。从实际情况看，无论日本式企业制度，例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工资制和系列内交易等，还是政府的许多经济政策，例如人为的低利率政策和金融保护行政等，其共同特点都是否定竞争的。至于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特别是国土利用计划和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则不仅是否定竞争，而且还都是为了纠正竞争的不良后果而制定和实施的。
2、内部性、封闭性、不完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
由于日本式经济统制的基本思想或基本理念是否定竞争，因此，与欧美各国相比，日本式市场经济就明显具有内部性和封闭性的特点，与此同时，日本式市场经济也就是一种不充分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以劳动力市场为例，由于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工资制，不仅日本的劳动力市场被分割为各大企业内部的封闭性市场，而且以工资为首，各种劳动条件也不是在公开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上形成的，而是在各企业的内部形成的。这种内部性、封闭性的劳动力市场，完全排除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即在日本，决定劳动力流动和工资水平的并不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机制和价格机制，而是企业内部的各种制度性的非竞争性因素。这样，日本职工在进入企业工作之前，虽然有进入大中小企业的就职竞争，但一旦进入企业之后，就基本上失去了进一步竞争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大企业的劳动者，虽然享受了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工资制的一些好处，但也为此而付出了一切听命于企业的代价。
3、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和混合经济体制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思想，一直是发达国家普遍流行的自由市场经济主义，这就是亚当·斯密在18世纪后期所提出的自由放任思想。根据斯密的理论：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国家财富，必须依靠社会分工并积极地引进现代化的生产设备；为此目标而规定的制度，应该以个人尊严和个人自由作为基本的价值观，充分发挥人所共有的功利主义（以最小牺牲换取最大利益的心理结构）和合理主义（为了达到功利主义目的而进行的最佳手段选择），建立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进出的市场，并进行自由的经济交换；通过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使经济社会自然而然地处于调和状态。
然而，自明治维新以来，在赶超欧美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就一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战后，在运用凯恩斯主义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同时，又基本上沿用和发展了战时经济统制时期的一系列政策和做法，充分发挥了政府的作用，有力地促进了高速经济增长，因此，日本市场经济就被称为“政府主导下的市场经济”。
从另一方面看，日本作为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无疑是其最基本的经济制度，自由竞争也是日本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但日本政府的经济干预中不仅充分运用了财政、金融等各种经济政策，而且还通过经济计划、国土利用计划和国土综合开发计划，充分利用了计划原理的作用；即使在经济政策中，也有许多是否定和限制了竞争，体现了政府的意志。因此，日本经济体制又被称为“混合经济体制”。
4、官民一体或官民协调
日本政府的大多数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都具有官民一体或官民协调的性质。以产业政策为例，日本政府不仅把它视为赶超欧美的重要途径，体现了政府和企业共同发展经济的强烈愿望，而且在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的过程中，还特别注重发挥民间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例如，在产业政策制定之前，为了广泛吸收和采纳民间的意见，日本政府专门成立了由产官学各界知名人士共同参加的产业政策审议会和各种研究机构，从而既保证了政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又得到了民间广泛的理解和支持；在产业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日本政府主要是以产业结构设想之类的形式提出大致的政策方向和政策目标，具体事情则由民间团体和企业去办，把政府干预控制在必要的最小的限度内。由于日本政策既和企业一起致力于经济发展，又与民间保持密切的协调，所以官民一体或官民协调就不仅是日本式经济体制的重要特点，而且也是日本政府干预经济的重要手段。由于官民一体或官民协调是日本式经济体制和日本政府经济干预对高速经济增长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因此，日本就被欧美各国称为“日本股份公司”。
二、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与日本式经济体制的改革
（一）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1、日本经济的成熟化
日本经济20世纪70年代前后实现了赶超欧美的目标以后，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成熟化，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成熟化更为明显了，主要表现在：
(1)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结束。1990年，日本农林业的就业人数为411万人，比1960年的1424万人减少了1000万人以上，占就业总人数的比重也由32.6%下降到了6.2%。2000年，农林业的就业人数进一步减少到326万人，只占就业总人数的5.1%。由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在1990年前已经基本结束，90年代每年平均只转移了8.5万人，只相当于1960-1980年平均40.9万人的1/5多一点，以农业劳动力大量供给为基础的低工资条件就彻底消失了。
(2)与欧美各国技术差距的消失。随着重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日本制造业技术在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的水平。可从国外引进的技术越来越少了。由此，到90年代初，日本对外技术贸易已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1995年，技术出口额达59.76亿美元，约相当于进口额41.65亿美元的1.43倍；1999年，技术出口额又达84.35亿美元，约相当于进口额36.02亿美元的2.34倍；在上述过程中，对美国的技术贸易也由赤字转为了黑字扩大的趋势。1990年，日本对美国技术贸易的出口额为995亿日元，进口额为2553亿日元，赤字为1558亿日元；2001年，出口额为5856亿日元，进口额为3706亿日元，黑字为2150亿日元。
(3)传统产业的大多数部门都进入了衰退阶段。继钢铁工业、化学工业之后，汽车工业和电气机器工业的发展在80年代达到顶点以后，90年代后也进入了衰退阶段。以小汽车和彩色电视机的生产量为例，1990-1999年，前者由995万辆减少为810万辆，后者由1513万台减少为439万台。由于以汽车和电气机器为代表的加工组装型工业是传统工业中的支柱产业，因此，其生产量大幅度减少，不仅使制造业的设备投资和雇佣大为减少，而且还宣告了以重化学工业迅速发展为中心的时代的终结。
(4)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自高速经济增长迅速实现了日本人口结构由多生多死型到少生少死型的转换以后，随着人均寿命的不断提高，日本就迅速迎来了人口老龄化的时代。2001年，日本人的平均寿命男为77.9岁，女为84.7岁，是世界最长寿的国家。2000年，65岁以上的人口为2201万人，占总人口的17.3%，是世界上老龄人口比重最高的国家。人口老龄化的迅速发展，不仅使年轻劳动力大为减少，使日本面临了劳动力不足的时代，而且由于老年人社会保障特别是老人医疗费的迅速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已成为财政越来越沉重的负担。
(5)先进国病的蔓延。随着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就不可避免地患上了先进国病。其主要病症，就是随着赶超时代的结束，企业和国民都失去了赶超时代的那种旺盛的学习向上精神和创业奋斗精神。20世纪70年代以来，自日本人陶醉于高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卓越成就之日起，就逐渐失去了其传统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当然，不能说日本人现在已经不学习或不奋斗了，但是，无论是与以往比，还是与其他正在赶超中的国家比，日本人的学习精神和奋斗精神都是今非昔比了。这种倾向在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中表现的更为明显。另外，随着经营规模和经营组织的扩大，日本大企业的经营管理也开始出现了衰老的病兆。经营决策缓慢，下级过分依赖上级，青年人的积极性受到限制，以及企业统治与监督失控、贪污渎职事件屡屡发生等，都使日本大企业逐渐失去了以往的活力。
2、东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冲击
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亚洲“四小龙”、东南亚国家和中国先后实现了经济起飞，走上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轨道。由此，东亚不仅成了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地区，而且还很可能主宰21世纪的世界经济。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从下述方面影响和冲击了日本经济：
(1)为日本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在东亚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各国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机械设备和先进技术，而且随着各国收入水平的提高，以汽车、家用电器为中心的耐用消费品的需求也迅速增加了。尤其是中国，拥有12亿人口，是世界潜在规模最大的市场。
(2)为日本提供了理想的投资场所。80年代中期日元大幅度升值以后，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和海外生产迅速扩大的过程中，由于东南亚各国特别是中国在市场、劳动力、自然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及其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就为日本提供了越来越有利的投资市场。
(3)对日本国际竞争力的挑战。由于东亚各国劳动资源和低工资的优势，在各国大力引进了日本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资金特别是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后，其国际竞争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继亚洲“四小龙”之后，东盟各国和中国都迅速扩大了对日本的出口，已先后在纺织、服装、造船、钢铁、家用电器等方面挑战了日本的国际竞争力。
3、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作为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以各国对外经济和对外经济关系发展为基础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全球性发展，它既是当前国际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的综合体现，又是经济国际化和经济一体化的新特点、新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全球化无论在各国经济的国际化方面，还是在世界经济的一体化方面，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就日本的情况而言，从60年代开始，贸易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就已经发展起来了，80年代后，金融自由化又开始发展起来了。在上述过程中，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扩大，特别是80年代后期日元大幅度升值以来，由于企业海外生产的迅速扩大，日本经济的国际化就迅速发展起来了。进入90年代以后，受泡沫经济崩溃和长期经济萧条的影响，日本企业国际化、金融国际化、日元国际化的发展虽然受到了一些挫折，但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日本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仍在继续发展。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例，到1999年10月，3850家企业已经在世界各国建立了18800家当地法人和5000多家分店、事务所；2002年，制造业的海外生产率达到了14.0%，其中运输机械工业（主要是汽车工业）和电气机器工业最高，1999年分别为33.3%和22.7%。
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发展，虽然给日本经济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与此同时，也对日本经济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特别是面临日本经济内向国际化严重落后的局面，日本正面临着全面开放市场，引进市场机制的巨大压力。其次，由于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国民经济的黄昏，因此，如何超越国民经济的局限，从全球经济的角度来实现日本经济的新发展，就越来越成了重要的政策课题。另外，面临全球性经济问题出现并影响到世界经济乃至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局面，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在实现全球性经济协调方面也必须承担更多的义务，发挥更大的作用。
4、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和信息化社会的发展
信息化社会是与工业化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其主区别是：
(1)收益递增规律。在工业化社会中，是以汽车、电视机等有形商品为主，进行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社会。相比之下，信息化社会则是以信息、音乐、金融商品等无形商品生产为主，进行多样化生产和多样化消费的社会。因此，尽管工业化社会和信息化社会的生产方式都离不开大规模的专业化生产，但其生产规律是完全不同的。工业化社会的生产规律是收益递减规律，而信息化社会的生产规律则是收益递增规律。所谓收益递减规律，以汽车生产为例，只要生产设备和技术水平一定，那么在同一工厂从事现场作业的人越多，当产量增加到一定限度后，每增加一单位劳动所带来的产量增加就越趋于下降。与此相反，收益递增规律则是指在同一工厂作业的人数越多，产量就可以无限地增加。在工业化社会中，正是由于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才形成了完全竞争的规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才发挥了作用。相比之下，在信息化社会中，一方面，由于新产品的研究开发需要大量的投资或大批的软件人才和软件专家，另一方面，由于网络普及能迅速吸引大量的消费者，因此，就形成了收益递增规律发挥作用的条件。
(2)竞争环境迅速变化的经济。在信息化社会中，由于收益递增规律的作用，资源分配并不能达到最佳状态。这并不是说知识经济是没有效率的经济，而是因为它有不同于工业化社会的另外形式的效率化程序，这就是竞争环境的迅速变化。由于知识经济竞争环境的变化，就像赌博桌上经常发生令人捉摸不定的输赢一样，因此，知识经济就被比例为赌博桌上的游戏式经济。在信息化社会中，由于科技进步的速度非常之快，一种新产品刚一上市就很快被淘汰，所以每过几年，市场形势就会像赌博桌上的游戏那样发生彻底的变化。例如，计算机和计算机软件市场的变化就是这样。因此，各竞争对手的起跑线经常发生变化，原先占优势的企业，在新的形势下并不一定继续占优势。由于知识经济的这种特征，所以一些名不见经传但却具有高新技术和风险精神的中小企业，就能够在短时期内迅速成长为超一流的大企业，微软的历史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1975年，微软创立时只有3个人，年销售额只不过为2万美元；而到1999年6月，其销售额已达197亿美元，纯利润高达78亿美元。从而，其股市总值在2000年3月达到了5416亿美元，仅次于斯科公司，居美国和世界的第2位。
（二）日本式经济体制的僵化及其矛盾
20世纪90年代，尽管日本经济社会环境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日本式经济体制却依然如旧，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变化了的环境和不变的体制不仅加剧了日本经济的内在矛盾，而且还使日本式经济体制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1、长期经济停滞和“制度疲劳”
自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溃以后，日本经济就陷入了长期停滞的局面。进入新世纪后，日本经济也未看到希望的曙光，2001年又再次陷入新的危机，直到2003年才有所好转。这样一来，日本不仅失去了10年，而且还从以往的世界经济优等生，沦落为了世界经济的劣等生。由于长期经济停滞，日本经济社会的黑暗面和各种深层次的矛盾都充分暴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以往曾对高速增长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制度和惯例都显得无能为力，就出现了所谓“制度疲劳”的现象。特别是日本政府的经济干预，在80年代以前的历次经济危机中，只要政府在金融或财政方面采取相应的政策，一般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面临90年代的长期经济停滞，尽管日本政府在金融方面一再缓和并实施了前所未有的零利率政策，在财政方面也一次又一次地实行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大型景气对策，却都是无济于事。到头来，日本政府不仅在金融方面已失去了回旋的余地，而且在财政方面也是债台高筑，背上了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2、经济发展和国民生活的矛盾突出
由于经济高速发展和日元升值的双重结果，日本与欧美各国的经济差距迅速缩小，人均国民收入也达到了发达国家中的领先水平。在日元升值达到顶点的1995年，日本人均国民收入为40495美元，约相当于美国28160美元的1.4倍，2001年日元贬值后虽减少为32851美元，仍相当于美国的35041美元的94%。尽管如此，由于生产优先或生产第一主义的影响，日本国民却一直也没有与经济大国相称的富裕感。
国民生活落后于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首先是由于公共投资的落后。80年代以来，由于重建财政的压力，公共投资不仅比重下降，而且结构也未发生多大的变化。90年代以来，面临长期的经济停滞，日本政府虽然实行了规模越来越大的景气对策，但仍未彻底改变社会资本特别是大城市社会基础设施落后于欧美的状态，城市住宅和生活环境与欧美各国比还有很大的差距。其次，工作紧张，通勤时间长，睡眠时间短，一直把日本人搞得疲惫不堪，近年来甚至出现了一些员工“过劳死”的现象。尽管如此，但日本政府和企业却至今也没有解决这一问题的具体对策，其所关心的，仍然是千方百计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另外，日本政府至今仍通过补助金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全力保护农业和流通、服务业中的一些中小企业。然而，由于国际竞争能力差，受保护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一直也没有根本性的提高。这样一来，日本农产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就一直处于很高的水平，形成了所谓的“国内外价格差”。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日元大幅度升值，但日元升值的好处并未还原给广大消费者。
3、日本式经济体制的双重性
包括日本企业特殊的制度、惯例以及日本政府经济干预中一系列独特做法的日本式经济体制，是由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战后特殊的经济社会环境所形成的，它不仅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对战后日本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高速增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90年代日本长期经济停滞和制度疲劳的事实说明，日本式经济体制虽然适应经济赶超的时代、但却不适应经济成熟化的时代；虽然适应工业化时代，但却不适应信息化时代，虽然适应内部性、封闭性的市场经济，但却不适应开放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虽然适应国民经济的时代，但却不适应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时代。因此，无论是从经济体制发展变化的规律看，还是从与欧美各国的比较看，日本式经济体制的非现代性都是显而易见的。从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看，日本式经济体制既不是一种市场化的先进体制，也不是世界各国经济体制发展的必然方向。换言之，日本式经济体制既有合理性的一面，又有后进性的一面；既有实用性的一面，又有非方向性的一面。这就是日本式经济体制的二重性。
（三）日本式经济体制的改革
1、成为经济社会改革桎梏的日本式经济体制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以来，面临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日本式经济体制已发生了若干的变化与调整，日本政府也以经济结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改革、财政结构改革、行政改革和教育改革等六大改革为中心，全面推进了日本经济、社会的改革。尽管如此，迄今为止，由于日本式经济体制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因此，日本政府的各项经济、社会改革一直也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实践证明，日本式经济体制已成了日本经济、社会改革的桎梏，具体表现在：
(1)生产优先和生产第一主义阻碍了劳动力的市场性流动，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为顺利实现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转折，日本产业结构必须进行根本性的调整。然而，由于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伴随雇佣结构的调整，所以就需要有劳动力市场性流动的机制。然而，在现行企业制度的框架下，由于生产优先或生产第一主义，在企业发展和企业利益优先的情况下，企业顾忌打破终身雇佣制的成本太高，再加上企业内工会的力量，所以超越企业的雇佣调整实际上是很困难的。与此同时，为了在经济停滞的情况下推进经济改革，日本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也不得不倾向于保持雇佣的稳定，一些政策实际上是在阻碍产业结构调整和劳动力的流动。例如，为了保护出口产业的生产和雇佣，日本政府一直采取了控制日元升值的政策措施；为了保护已经或正在处于劣势的产业，日本政府也一直在利用国家规制、价格补贴和税收优惠等途径乃至直接进口限制来进行产业保护。
(2)以间接金融为中心的金融体制，很难满足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需求。80年代以来，尽管金融自由化有了很大进展，但以间接金融为中心的金融体制并未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实践证明，这种以间接金融为中心的金融体制，很不适应新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在工业化时代特别是在经济赶超时期，由于企业发展的目标明确以及政府的金融保护行政，即使是提供长期贷款，银行经营也没有什么风险。然而，在信息化时代，由于新的竞争环境迅速变化，在不确定因素增加的情况下，由于银行贷款的风险增大，就很难满足高新技术产业的资金需求。另外，与直接金融体制下风险投资的风险由投资者负担相比，而间接金融体制下贷款风险则由银行承担，因此，也无助于促进人才向高新技术领域的流动。总之，以间接金融为中心的金融体制，很难形成培育风险企业的机制，关于这一点，从日本IT产业与美国的比较中看得很清楚。例如，除通用电气外，美国IT产业中的知名企业，如苹果公司、微软公司、康帕克、德尔计算机公司等，在20年前都是不存在或无人知晓的企业。相比之下，日本知名的IT企业，例如松下电器、NEC、富士通、日立、东芝、索尼等，则都是几十年前就已存在的大企业，他们都是在银行的支持下，通过多样化经营扩大了高新技术产品的比重，实行了企业内部的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
(3)低效率经济部门的合理化和结构调整困难。农业、流通业和中小服务业企业，一直是日本经济中效率最低的部门。在这些低效率的经济部门，由于各种规制以及价格补贴、税收优惠和进口限制的保护，多年来一直也没有摆脱低效率的恶性循环。由于低效率实际上就是维持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一旦合理化就会产生大量的失业，所以其改革非常之困难。
(4)公共投资和城市可持续发展困难重重。社会资本落后，是日本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可是，在现行经济体制下，由于中央集权的财政税收体制和现行的土地制度，再加上政策上的偏见，公共投资和大城市社会资本不足的问题一直也没有能够得到彻底的解决。
(5)内部性、封闭性市场经济限制了经济国际化的全面发展。与日本经济外向国际化的迅速发展相比，日本经济内向国际化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2000年末，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累计额虽然已高达2906亿美元，但对内直接投资累计额却只为744亿美元，只相当于前者的1/4多一点。这与欧美各国内向国际化与外向国际化并行发展的局面是大不一样的。日本式市场经济的内部性、封闭性，特别是系列生产、承包生产、内部交易和相互持股等日本式的制度和惯例，无疑是造成这种局面的重要原因。日本经济内向国际化的落后，严重阻碍了外国企业对日本市场的进入，无助于改变日本对外经济结构性不均衡的状态，已越来越成了日本经济国际化、全球化的制约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在全球性改革开放迅速发展的大趋势下，如果日本继续固守内部性、封闭性的市场经济，还有陷入国际孤立的危险。
2、日本式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道路
在改革道路的选择上，日本国内尚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部分人主张全面学习美国的制度，一步到位，彻底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按照美国制度进行改革的好处，是改革的目标明确，能够有针对性地采取一系列相应的对策，可以少走弯路。但是，美国的制度是建立在美国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它适合于美国经济社会的特点。因此，完全按美国制度进行一步到位的改革，其成功的可能性实际上是很小的。这是因为：第一，根据战后民主化改革并未使日本建立起美国式经济体制的经验，超越国家、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特点和发展基础的统一的理想的经济体制实际上并不存在，各国只能选择符合本国国情，并经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经济体制；第二，即使是照搬美国的制度，那么由于日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具备美国式经济体制所要求的经济社会条件，所以并不可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三，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式经济体制由来已久，已广泛渗透到了日本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并曾发挥过卓有成效的作用，现在也不是全无合理之处，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要日本人完全放弃日本式经济体制乃是非常困难的；第四，2001年美国安然公司和世界电信公司破产所暴露出来的股市丑闻，说明美国的企业制度、经营方式和金融监管等也不是完美无缺的。由此可见，日本式经济体制虽然需要全面而彻底的改革，但其改革的道路却是很漫长的，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由于日本式经济体制的改革很难一步到位，只能进行渐进式的改革，因此，如果改革成功，就很有可能在新形势下创造出新的日本式经济体制。这种新的日本式经济体制，将在保留原体制长处的基础上，逐步改变已不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环境的东西，最大限度地引进现代市场制度和市场竞争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