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认同视野下的客家方言
闫淑惠
［关键词］ 客家；族群认同；方言文化
族群认同(ethic identity)自20世纪上半叶随“族群”一词被译介到中国。族群认同相关研究集中在人类学和心理学领域。人类学视野中的族群认同，关注的是族群认同的基础是什么，由此产生了原生论、工具论、边界论等族群认同理论，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探讨族群认同发展演进的过程。心理学则认为族群认同是社会认同理论在少数民族心理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是个体对其所归属的群体或类属的认识和信念。［1］无论是哪一领域的族群认同，其内涵与构成要素都是展开讨论的逻辑起点。在各个领域，语言都被认为是族群认同的关键成分，语言对族群认同的形塑与发展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就中国而言，少数民族语言在族群认同过程中的作用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族群认同不仅存在少数民族族群认同领域，汉语各方言支系的族群认同同样存在。汉语方言是地域文化、族群文化的重要载体。汉语方言在汉族各支系族群认同作用中依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在汉语各大方言中，唯有客家方言超越行政区划，在中国的赣、闽、粤、湘、桂、川、港、台等地均有分布。同时，客家方言又是海外华人社区主要使用语言之一。客家方言被认为是客家身份界定的标志和情感维系的纽带，是研究客家历史与文化的“活化石”。以客家方言为代表的客家文化反映了客家族群突出的族群凝聚力和向心力。
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客家方言文化研究方面，学者们结合谱牒资料与实地调查，从自然环境、人文历史等角度，论证了客家方言的历史渊源、形成分布、文化特色、保护传承等问题。但对于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认同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见。实际上，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有着天然的联系，对于客家族群认同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族群认同的内涵与构成要素
（一）族群与族群认同
关于族群的定义多达几十种，影响较大的是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他认为族群是某种群体由于体质类型、文化的相似，或者由于迁移中的共同记忆，而对他们共同的世系抱有一种主观的信念，这种信念对于非亲属社区关系的延续相当重要，这个群体就被称为族群。［2］(P389)但无论是哪一种关于族群的定义，都强调文化因素，文化被认为是族群的区分标志，也就是说族群这一概念是建立在文化认识的基础之上。认同由“identity”转译而来，有同一性、身份、认同等多种不同的译法，指帮助个体在个体自身生活中产生秩序，并帮助个体置身于群体之中或卷入与集体的认同。［3］
族群的区分及形成与语言、宗教、习俗、来源、地域等相关，其中语言被视为是一种重要的因素和原生的力量，共同的语言被看作是一个族群的首要文化特征。语言被认为是族群历史和文化最重要的特征，也是最直观的特征，因为能不能听懂一种语言是划分本群和他群最直观也是最有效的方法。能够共同使用一种语言的个体会找到某种熟悉感，可以很快建立一种共同的归属感和成员之间的亲切感。某个群体对于语言的选择表明他们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选择与确认。［4］因此，区别族群首要的文化因素就是语言。
两幅图画，两个屏幕，顺势而接，隔着两千五百年，依然天籁般洽和。可是现在田园将芜！田园已芜！采莲的男人走了，其他的男人也走了，男耕女织就这样颠覆错位了：
从客家方言的具体形式来看，客家谚语直接反映了客家族群群体归属意识。客家长期迁徙，有着“亲人难分、故土难离”的感叹，但他们坚信“水有源、木有根”，到达迁徙地后，“亲帮亲，邻帮邻，远亲不如近邻”。这些简单的客家谚语表达客家人对于故土的依恋、对家乡的思念，对亲朋的记挂，故土的一切都是本族群的珍贵回忆，这些谚语虽简单直白却也蕴含客家人对于本族群群体归属感的强烈期待与认同。客家谚语通常以客家方言为载体进行口头传承，既是客家人对后代进行爱乡教育的有效方式，又在潜移默化中完成客家族群群体归属感代际传承。
（二）族群认同的构成要素
客家族群具有强烈的崇宗敬祖意识，这根源于他们对于自己的祖先、族群质朴而又深厚的情感。客家地区流行的“二次葬”、祖先崇拜等风俗都是客家族群敬祖、具有强烈的族群群体归属意识的具体体现。客家地区对于祭祀等祖先崇拜活动，有着严格的程序和要求，客家方言是他们在进行诸如此类的隆重的传统活动时必须使用的语言。“虽子弟平时亦任他学习各种语言，然在祭祖时候，必操客话，谓这样才能报答祖宗。”［7］(P106)客家族群将使用客家方言提升到“敬祖”的高度，不讲客家方言就是“忘本”；讲客家方言才能进祠堂，才能进行祭祀、修谱等重大活动，客家方言成为祖先崇拜的规定性语言和参与族群群体事务的硬性要求。这些重大的活动无疑是客家族群群体归属意识最为集中、最为突出的表现，而客家方言作为活动中唯一的“工作”语言，对整个活动的协调、推进发挥着基础性和关键性的作用。
六是注重新闻宣传，强化舆论引导。国家防总积极做好防汛抗旱新闻宣传工作，围绕防汛抗旱焦点，共向中央主流媒体提供《汛旱情通报》150多期，主动接受中央媒体采访，及时通报最新汛情旱情和防汛抗旱减灾行动情况。对各省级和流域机构防办的新闻发言人进行了培训，组织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流媒体开展了“防汛备汛行”采访活动。
关于族群认同的要素，主要包括族群自我认同、族群归属感、族群态度、族群卷入等。族群自我认同、族群群体归属感、族群态度属于内隐层面要素，族群卷入属于外显层面要素。族群自我认同也被称为族群知觉，指个体为自己所选择的族群标签。对于儿童而言，族群自我认同主要看儿童能否正确地标定自己所属的族群身份，而对于成人而言，族群自我认同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族群身份做出怎样的选择。族群归属感是指个体对于族群群体身份的归属，以及在此群体身份下的情感、行为等内在感受与外在表现。族群态度是指面对不同族群时所表现出的具有喜好倾向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族群态度有积极和消极之分。族群卷入也叫族群行为，指对族群内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的参与程度。［1］
二、族群认同视野下客家方言的价值体现
客家方言不仅是族群成员思维、信息传递、文化交流的工具，还是客家族群身份界定的重要标志。从族群认同视角来看，客家方言对于客家族群认同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
（一）族群自我认同的显在标志
族群卷入是指族群成员的社会参与和文化实践。族群卷入的外延相当广泛，语言、宗教、习俗等都是衡量族群卷入的具体指标。［1］不同的族群有不同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并由此衍生出不同的族群行为模式。参与族群内的社会生活与文化习俗被用来当作族群认同的标准。［10］客家方言的形成、发展、使用、传承与客家族群社会生活紧密联系，是客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客家先祖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顽强保留中原古音古韵，承继故土人文风俗，客家社会生活与文化风俗在语言中沉淀，形成独树一帜的语言特色。
最早对这一问题进行正面论述的是清嘉庆年间《丰湖杂记》一文，该文被称为是“客家人的宣言”。该文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客人与土人的主要区别是“土与客之风俗语言不能同，则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恐再千数年，亦犹诸今日也”。来自中原的颠沛流离者们由于“声气无隔阂”而“同居一地”、休戚相关；也由于语言不同，他们与土人界限分明。［6］(P297-299)
从认知层面来看，客家族群很早就意识到客家方言与其他语言相异。宋代《永乐大典》、明清时代的州县志中就有关于客家方言的记载。《光绪嘉应州志》的总编纂客家人温仲和指出“其言语声音，皆与汀、赣相近”，这里所说的“其言语之声”即客家方言，作为客家人的温仲和注意到属于客家方言的嘉应州语言与周边地域语言的关系，反映了以他为代表的一批有学之士对于客家方言的认知。而另一方面，广大普通客家民众则通过族谱家训、言传身教自觉传承对于客家方言的认知，并践行着“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的族群信念。客家族群客家方言的高度重视与自觉传承，反映了其积极正向的族群态度。
从语言的具体选择与使用来看，如果族群成员更愿意使用族群语言，并且愿意让自己的家人使用族群语言，那么，表明他们在语言使用上的卷入程度较高。［1］历史上，客家方言的使用对于客家社会活动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太平天国时期，客家方言在农民起义中起到重要的沟通与宣传作用。笔者本人的调查发现，普通话推广政策、城镇化发展等因素对客家族群语言的代际传承产生一定影响，但从整体上看，客家族群对于客家方言的语言使用、语言选择、语言态度仍表现出积极的倾向性。
（二）对族群群体归属感具有凝聚作用
个人的族群归属感是在群体中获得的血缘、语言、宗教、习俗，这种天赋的感觉使个体与其他拥有同一根基情感的成员联为一体。客家方言因其独特性而成为族群成员自我认同的显在标志，与此同时，对于客家方言的使用与传承对客家族群群体归属感具有积极作用。
族群认同是一个包含多种影响要素的复杂结构，既包括族群内部成员对于自己所属群体的认知，也有族群外部对于族群边界的区分。共同的族群语言、起源、宗教信仰、文化习俗等都被认为与族群认同的形成与发展有关，用于说明族群认同形塑机制。
从客家人的语言观念来看，客家人恪守“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传统社会客家人要求自己的子弟必须讲客家方言。尽管客家方言受到粤语、闽语、赣语等方言的影响，但从总体上看，客家方言仍然保持了自身的特色，从而区别于其他方言，成为汉语方言的独立分支。而操客家方言者，即便漂洋过海、历经长久岁月，仍能交流互通。这种“天赋”的感觉客观上增强了客家族群群体归属感。
族群认同（ethnic identity）包含个体对于自我身份确定与个体对于所属群体的归属感，不同于民族认同对于政治性的敏感与强调，族群认同更强调在族群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文化的作用和意义。关于族群认同相关研究，主要有“文化说”“原生说”“边界说”“场景说”等理论，这些理论的分歧点在于族群认同的基础是什么，哪些因素对族群意识的形成有外在的或内隐的影响作用，以及这种作用通过怎样的机制最终得以形成。族群认同不是静态的，受社会变迁因素影响，是动态建构的过程。
（三）反映族群态度
态度是个人对特定的人物、观念、情境所抱持的一种信念和情感的复合体，包括认知、情感和行为三部分。族群态度是族群认同的构成要素之一，指个体回应本族群和他族群意识的方式，它可能是正面积极的，也可能是负面消极的。族群态度还可以进一步理解为，对自己或别的族群的偏好或负面态度。积极的族群态度常常表现为积极的族群认同，反之，消极的族群态度则表现为消极的族群认同。族群成员对族群语言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折射族群态度。
徐旭曾强调语言在划定族群边界中的作用，意识到语言在客家族群自我认同中的重要性。从方言本体来看，客家方言与其他方言或语言相比，其独特性决定其在族群自我认同中的地位和作用。客家方言属于汉藏语系汉语分支，与苗语、瑶语等民族语言区别显著。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也是语言中最为稳定的组成部分。客家方言语音保留中古汉语的诸多特点，以梅县话为例，客家方言语音存在浊音清化平仄皆送气，同摄之内（山、蟹等摄）一二等不同范围有不同的读音，声调分为六类，平入各分阴阳等。从词汇来看，客家方言与客家人生存的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相关联，产生了不同于其他方言的特征词汇。蟑螂是南方地区常见的一种动物，广州、厦门等地方言用“蚻”指蟑螂，但唯独客家人称呼蟑螂为“黄蚻”。“蚻”源于古代汉语，原指一种小蝉，“黄”是颜色。用颜色命名事物，体现了客家人细致的观察，这与客家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经常接触该事物有关，反映了客家方言词汇的独特性。类似的还有“湖”，客家人居住地以山区为主，有所谓“八山半水一分田”，而客家人口中的“湖”，是指“小水坑，积水洼地”，而不是一般意义上所指的水域比较广阔的“湖”。这些特殊的语音、词汇反映了客家历史、风俗与思维习惯，对于客家方言的选择与使用，则是客家人对于自身族群身份的现实实践。客家方言也因此成为客家族群自我认同的外显标志。
从情感方面来看，客家族群对于客家方言有着特殊的情感。关于客家方言的追溯起源于对客家源流的探索。黄遵宪在《与胡晓岑书》中说道：“既闻文芸阁编修述兰甫先生言，谓吾乡土音，多与中原音韵符合，退而考求，则古音古语，随口即是，因欲作《客话献征录》一书，既是后进知水源木本，氏族所自出。”［8］(P449)在他的诗作中也有“方言力证中原韵，礼俗犹留三代前”的诗句。早期客家方言相关研究基本都是从方言出发，分析客家方言对于中原古音古词的承继，从而佐证客家是“中原之旧族，三代之移民”。客家方言蕴含着客家族群对于自己族群来源的追问、先祖的尊重。基于此，客家族群深入人心的“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也是对于这种深厚感情的自觉实践。
社会的不断发展，信息技术的不断提升，必然带来当今社会的信息化程度不断提升。当前，我国关于计算机方面的教育水平普遍比较低，培养出的人才数量和质量难以满足社会对计算机人才的需要。信息化程度不够对于本就依托于网络和信息化的计算机技术人才培养捉襟见肘，限制了部分计算机专业学生在学业水平和学习效果上的提升，造成了我国高校计算机专业学生难以适应社会需要的尴尬境地。教育工作者要想改变我国计算机信息化教育的这一现状，必须进行积极的改变。
从行为层面来看，客家族群自觉学习并辑录客家方言。客家民间歌谣是客家方言的主要载体，以山歌、童谣、谚语为表现形式，综合呈现客家方言语音语貌。客家妇女从小就耳濡目染这些歌谣，并通过吟诵、游戏等形式对后代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黄岩石、张资平等客籍作家直接将客家山歌、童谣等客家方言要素直接融入自己的文学创作，20世纪40年代末期，现代作家楼栖采用客家山歌的形式，创作了著名的方言长诗《鸳鸯子》。客家人通过语言（首先是客家方言），表达他们对自然、对社会的观察、认识和感受［9］(P19)，对于客家方言的学习、执着反映了客家族群态度。
（四）折射族群卷入
族群自我认同也被称为族群意识，即一个人处于族群交往的社会场景中，他如何给自己定位，对哪一族群具有共同心理。［5］(P206)这一概念也可以简单理解为：“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具体到客家而言，即是：“何为客家？客从何来？”
与此同时，客家方言与客家社会生活及文化习俗融为一体，客家方言折射客家族群卷入。节日是传统社会客家人社会生活展演的实践和空间载体。［11］(P97)客家族群有着极具地方和族群特色的岁时节庆文化，这类文化常与祭祀联系在一起。例如，在中华民族最为重要的节日——春节期间，客家人要到当地各类神庙祭祀，除夕当日各家各户要到祠堂祭祖。诸如此类的祭祀活动、民间信仰活动所使用的语言均为客家方言。直到今日，在众多客家宗亲组织、客家社团组织中，在客家相关社会活动中，客家方言仍然是客家族群交流的主体语言。此外，诸如客家采茶戏、山歌等客家民间曲艺表演融合客家方言元素，这些客家民间艺术有着鲜明的地域和族群特征，吸引客家民众参与其中，在这一过程中，包含组织者、表演者、观众等在内的人员都表现出对于族群文化实践的参与。
目前，我国的征信系统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互联网采取的大数据手段为辅。我国的征信系统经过一定时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但仍然存在着覆盖面不够广，信息不够全面，信息具有滞后性等问题，这使得借贷过程中的信用风险不可避免。征信系统的不完善使得互联网汽车金融企业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不能有效识别贷款者的风险，极易形成坏账，这严重地制约了互联网汽车金融行业的发展。
三、族群认同视野下客家方言的未来发展
客家方言记录和保存客家族群的历史文化，是凝聚客家族群认同的重要凝聚力量。但是，客家方言的式微确是不争的事实，基于客家方言与族群认同的深刻联系，需要秉持认真的态度，谨慎思考客家方言的出路问题。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NSTEMI患病率持续上升[5]。NSTEMI患者预后往往不理想，临床实践表明，心电图指标如QT间期、ST-T改变、QRS波宽度等均与患者预后关系密切[6]。临床上对fQRS这一无创心电学指标的认知逐渐深入，发现其发生机制与梗死区周围及梗死区内阻滞、细胞间阻抗变化、多灶性梗死、局部心肌瘢痕等有关。近年来，针对fQRS的心电图特征及其临床意义的研究日益增多。多项研究证实，fQRS可作为心肌梗死标志，反映缺血心肌的电活动[7]。
（一）团结族群力量，加强客家方言保护传承
客家方言源于客家人的生活实践，反映和保存了客家族群的文化传统与历史演进，是客家人独特的文化基因。客家方言因其语音、词汇上的独特性成为族群自我认同的显在标志，因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内涵成为客家族群认同的内隐力量，客家族群对与众不同的客家方言有天然的情感依赖和价值判断。但客家方言面临着使用人数下降、使用环境收缩、代际传承中断、方言成分流失等方言生存大环境问题。［12］因此，急需加大力度对客家方言的保护。
中国的物流是个很极端化的行业，当然也许并不特殊。有明哲保身，谋求生存的物流企业，也有敢于叫板国际物流巨头，甚至收购国际物流巨头的物流企业。
在保护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客家方言的“活态”传承。一是加强对于客家族群少年儿童语言观念和语言学习的指导。例如，客家区域中小学校积极开辟第二课堂进行客家方言教学与展示，联系当地文化部门组织客家民间曲艺进校园等活动，展示客家方言的艺术魅力，增强学生客家方言学习和使用的信心。二是运用信息技术手段加快对于客家方言的记录工作。掌握纯正客家方言的客家老人正逐渐老去，这项工作迫在眉睫。当前各地正在开展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体现了国家层面对于方言保护工作的重视，各省市基层语言文字部门应加大关注力度。三是创造使用客家方言的宽松环境，鼓励中青年客家人士在家庭和日常生活中使用客家方言，自觉传播客家方言。此外，积极发挥客家山歌等客家方言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作用，通过相关“非遗”传承人宣传、表演、教学等方式，弘扬客家方言。总之，客家各界人士是客家方言主要的使用者，理应承担起传播与传承客家方言的责任。族群认同视野下客家方言的保护与传承，应积极创设条件，特别要注意发挥各年龄段、各阶层客家人士的作用，促进客家方言保护传承。
（二）将方言保护与族群意识凝聚相结合
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认同的外显标志和内隐力量，是凝聚客家族群认同意识的物质载体，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认同之间有着诸多耦合之处，因此在对客家方言进行保护的同时，应注意将客家方言的保护与客家族群意识的凝聚相结合。
一是加强对于客家方言文化的收集整理工作。20世纪80年代曾开展了大规模的 “三大集成”的调查与收集工作。但近三十年，民间文学文艺的生态环境必然发生了较大变化，需要进一步的调查与整理。二是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搭建类似“客家风情”“客家论坛”等虚拟网络平台，开展交流，传播客家方言文化，增强客家族群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三是加强对于客家方言文化的研究、探索、创作，增加新的元素，不断推陈出新，以新的形式进行客家方言的推广，凝聚客家族群意识。类似《八子参军》这样的作品实际上是对于客家方言文化的艺术创作，不仅保留了客家方言的原来味道，还提升了客家方言的文化品位，在群众中反响很大。这类作品形成了客家方言、艺术表现与客家族群意识凝聚相结合的多维效果。
MRI灌注成像技术分很多种，目前临床上最常使用的一种技术是对患者注射对比剂后行MRI灌注检查，之后利用后处理软件得到时间-信号曲线(TIC)、60 s内对比剂的浓度曲线下的初始区域(AUC)，进而计算包括达峰时间(TTP)、最大斜率(SS)、容积转移常数(Ktrans)、回流速率常数(Kep)、血管外间隙容积分数(Ve)、扩散系数(f)等在内的各个参数，以此评估MRI灌注技术在小胰腺癌早期诊断中的价值[18]。
（三）发挥客家方言作用，促进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客家族群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广泛性、顽固性、自觉性等特点的族群认同意识。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客家族群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客家族群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始终息息相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包含客家族群在内的所有炎黄子孙的崛起。因此，在客家方言传承与传播过程中，不能局限于族群认同小圈子，应该认识到客家族群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的高度一致性，将对客家族群认同的认识及实践与对中华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统一起来。
而对于一般性的区域型主流媒体来说，中央厨房理念的确认不是单纯模仿央企做法，而取决于如何攻克地方上“条块分割”的行政化体制机制上，突破区域间多边利益固化的藩篱。因此在目前阶段推进融合媒体平台化建设的过程中，首先要解决的是本区域以谁为主的问题。众所周知的是传统媒体的组织形态依然保留了工业时代的若干特征，比如规模化、标准化和流程化，这与以扁平化、服务化等为特征的互联网组织形态差异巨大。对于传统媒体来说无异于一场组织革命。尽快打破媒介或者部门的区隔，这样有利于利用相关配套政策和市场发展空间在区域资源整合下进行高效的产业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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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方言分布广泛，具有鲜明的语言特质。客家方言与客家族群认同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客家方言是客家族群自我认同的显在标志，对客家族群群体归属感具有凝聚作用，反映客家族群态度，折射客家族群卷入。族群认同视野下客家方言的未来发展应注意：团结族群力量，加强客家方言保护传承；将方言保护与族群意识凝聚相结合；发挥客家方言作用，促进民族认同、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 H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18X（2019）07－0239-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方言机制视角下的客家族群认同研究”（18XMZ01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方言与当代客家族群认同相关性研究”（17YJCZH207）
闫淑惠，扬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江苏扬州 225002）
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讲师。（江西赣州 341000）
【责任编辑：彭民权】
标签：客家论文; 族群认同论文; 方言文化论文; 扬州大学文学院论文; 赣南师范大学客家研究中心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