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山：面向“三个面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景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景山学校，北京东城区闹市中一所规模并不宏大、外观并不出众的学校，在最新版的北京地图上也仅仅只是一个圆点。然而，在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里程碑上，乃至在新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上，景山学校无论如何都是一个用浓墨重彩书写的篇章。1983年国庆前夕，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写了“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著名题词。25年来，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在“三个面向”的指引下，我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特别是在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发展教育理论等方面，“三个面向”起了战略性和导向性的作用。
今天，当记者走进景山学校，看到学校影壁上那厚重中透着苍劲的“三个面向”的题词时，心灵依旧被伟人的思想所震撼。因为，它是一首史诗，记载着中国教育走过的风云岁月；它是一把尺子，度量着中国教育的得失成败；它是一盏航灯，指引着中国教育未来的宏伟征程。
题词：缘何而起
走进景山，老校长贺鸿琛首先向记者展示的就是，1983年9月7日景山学校全体师生给邓小平写的一封信——
敬爱的小平同志
亲爱的邓爷爷：
我们首先代表北京景山学校的同学们，向您老人家致以少先队和共青团的敬礼！
我们这所进行中小学教学改革试验的学校，从1960年开始，为走出一条中国社会主义学校教育的新路子而艰苦奋斗。在这二十几年中，我们在集中识字、抓紧写字作文、编写数学教材新体系、儿童科学知识的启蒙、外语训练、思想品德教育、劳动技术教育、在高年级增设新知识、新技术的课程，以及学制年限(现在是小学五年、初中四年、高中三年)和教学方法等方面都不断地进行探索。但是我们现在的困难和缺点还不少，特别是师资水平、校舍和教学设备、管理制度等等，远远不能适应整个国家加速现代化的步伐。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又把我们学校作为在中国的联系中心之一。如何使我们今后的教育工作更好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更是很大的难题。但是我们全体教职工决不在困难面前低头，我们将正视缺点，努力改正，为中国现代化培养新型劳动者的后备军献出我们的心血。
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4周年国庆即将来临，在盛大节日前夕，我们提出一个恳求，就是希望您老人家能为我们题词，或向我们说几句话，指明我们继续前进的方向。
崇高的敬礼！
北京景山学校
一九八三年九月七日
一所普通学校的师生给国家最高领导人写了一封信，并得到了回复，一切还要从景山建校说起。
1960年，一所以北京著名地标景山命名的学校在东城闹市的胡同中落成，或许当时的人们不会想到，这座由中宣部创办，旨在专门进行城市中小学教学改革试验的学校日后会影响中国教育发展的走向。
事实上，景山学校自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人们特殊的期望，由于是在中宣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教改试验，所以学校能够及时了解到党中央关于国内外教育发展形势的分析和有关中小学教学改革的精神，甚至能及时听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当时直接主管教育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等领导关于当时教育工作的具体意见，并直接成为这些意见的具体实践基地。诸如，根据毛泽东有关缩短学制、精简课程、减轻负担、改革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参加劳动、接触社会等一系列指示进行的相关课改；根据陆定一《教学必须改革》报告的精神和“四个适当”(适当缩短年限、适当提高程度、适当控制学时、适当增加劳动)的原则，进行了学制、课程、教材、教法、考试、劳动等方面的综合整体改革试验；根据刘少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的意见进行的半工半读的试验；根据周恩来关于应从小学习外语的意见进行的从小学一年级起开设外语课的试验。显然，这些直接根据中央领导精神研究和制订的教改试验方案所产生的经验，很快便成为了相关政策在全国进行推广的依据。
在“文革”前，景山学校所进行的各项教改试验，实质上是对传统的中小学教育进行整体的、结构性的改革试验。遗憾的是，改革试验刚刚进行了6年，在刚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果时，“文革”就开始了。
粉碎“四人帮”后，学校逐步恢复和开始了各项教改试验。与此同时，景山学校于1979年在全国中小学中率先成立了教育科学研究室，积极开展教育科学研究，了解、研究国内外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和发展趋势，领一时风气之先。到1983年，景山学校的教改试验从逐步恢复各项单项试验阶段进入到中小学教育全面改革的新阶段，而这个时期，也正是国家进入到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不管是出于对学校自身发展的思考，还是站在中国教育发展的重大机遇面前，景山学校的很多教师自觉不自觉地提出了一些疑问：中小学整体改革应该按照怎样的方针来进行？学校教育未来的目标与任务是什么？教育在改革中又是处于怎样的地位，具有怎样的价值？由于学习了之前党的十二大文件和邓小平同志有关教育的讲话，景山的师生很自然地想到了要请邓小平同志来为学校题词，或者说几句话，给大家指明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方向。于是就有了之前提到的那封景山师生给邓小平同志的信。
巧合的是，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与景山学校有着很深的渊源。据时任景山学校校长贺鸿琛回忆，1977年邓小平刚刚复出工作不久，在一次与外宾谈到提高教育质量问题时，特意举了景山学校小学数学教材改革的例子，他说：“中国的孩子并不笨，能够学习很多先进知识，比如北京景山学校搞的数学试验，小学生能学几何、代数。”同年，景山学校党支部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表示“一定把景山学校搞好，为中国教育争气”。不久，邓小平让秘书打电话给学校领导，转达了他的问候和勉励，鼓励景山学校坚持搞好教学改革试验。年底，教育部落实邓小平关于办重点学校的指示，在全国确定了20所中小学作为教育部的重点学校，北京市共有两所，其中就有景山学校。从1978年开始，邓小平的几个孙子、外孙、外孙女先后到景山学校学习，一直到中学毕业。实际上，当时学校还在只有9亩多地的破旧校舍里办学，这也恰恰说明邓小平对景山的教改试验是非常关心和支持的。
有了这么多的铺垫，9月9日，邓小平欣然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9月10日，题词送到学校，当天，全校师生隆重集会，贺鸿琛说：“这是我平生以来感到最庄严、最激动的时刻，双手高高举起小平同志的题词，面对大家，用我那略带山西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句地高声朗读：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邓小平1983年国庆节书赠景山学校。”当时整个会场先是安静极了，紧接着，热烈的掌声就雷鸣般爆发出来，经久不息，许多人激动地高声说：“再念一遍！再念一遍。”那种激动的心情不仅是因为邓小平的题词，更是由于看到了中国教育未来发展方向。
自此，“三个面向”与景山学校一起成为了这个国家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景山这座并不恢宏的学校，之后所有的故事都伴随“三个面向”，成为中国教育改革史上波澜壮阔的篇章，同时这也吹响了中国教育各个领域改革的号角。
景山教改：始终在解放思想
景山学校是以进行教学改革试验立校和起家的，几十年来一以贯之。有人说景山学校没有什么特色。景山师生的回答却是：学校的最大特色就是进行教学改革试验，怎么能说没有特色呢？贺鸿琛细数了从学校成立之初到现在，那些引起过广泛关注的改革：从小学低年级起开设外语，小学一、二年级语文的集中认字和中、高年级的以作文为中心安排语文教学，数学引进法国、日本等国外的数学教材以及在小学低、中年级进行形数结合的教改试验，中学语文的文言文教学，化学的“单元教学”，可谓林林总总。而支持这些改革不断推向深入的武器就是不断的思想解放。
王念亲，曾任景山学校数学教师、副校长。1964年她拿着几件简单行李，怀着参加教育革命的热情到景山学校报到。从报到做老师的第一天起，王念亲就投入到景山学校的教改热浪之中。记得那时给她的任务是试验景山学校自编的初中数学新教材，这新教材吸收了日本教材、法国教材、德国教材之长，她的任务是听老师讲课，并做数据记录。王念亲回想起来，当时的确认为自己正在做着一件前无古人的伟大的事情，充满着一种对教育事业的追求，一种在数学教学领域展示自己才华的自豪感。
在她的日记里，有这样的话：我觉得一个青年人，没有了政治热情，没有了事业追求，就会过早地掉入繁琐的生活小圈子而庸庸碌碌地衰老。正是这种热情使她对新生事物总怀有好奇，总想去亲自试试。之后各届校领导对王念亲也是“偏爱”有加，开创了新项目，总忘不了她，让她挑重担。特别是在“三个面向”题词后，学校进行了九年一贯制五四分段学制试验、高中现代化课程改革试验、自编小学数学教材试验、创办数学特长班、进行“一条龙”培养尖子生试验等教改项目。在实施这些改革的过程中，王念亲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教育思想。
1995年她在临近退休之际，又踏上了开创“公办民助”试点校的征途。这对于一个长时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作的老同志而言，更是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从零开始，不仅指创办分部校龄从零开始，而且所做的一切都是前32年所没有经历的新鲜事。王念亲回忆说，那时经常是自己的思想在和自己的思想作斗争，既要尊重、服从各级领导，又要与领导的思想不解放作斗争；既要遵守教育各方面的法规，又要冲破旧的规章制度；既要按教育规律办事，又要学习经济规律；既要勤俭办校，又要适应现代化要求；既要注意倡导奉献精神，又要努力提高教职工的物质待遇；既要真诚服务于家长，又要认真教育家长；既要深入基层埋头实干，又要瞻高望远，注重宣传；既要继承景山学校的优良传统，又要开创自己的特色；既要引进竞争机制，打破大锅饭，又要注意营造一种安全温馨的工作氛围……
舒鸿锦，语文特级教师。当年全国教育界都流传的“景山文科好”就与她有关，实际上这句话昭示的是：“以作文为中心来安排语文教学”的指导思想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可是，这个指导思想在上世纪60年代曾受到一些专家权威的误解，在1999年的有关杂志上，还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有的人把阅读当作写作的“附庸”。一种误解能延续几十年，是遗憾，也令她颇感困惑。是的，景山的这种指导思想在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三老的语文教学论著中找不到相应的依据，但舒鸿锦坚定地认为，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穷尽所有的事实，都要受到实践的检验，何况理论本身还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作出新的概括，理论自身还要发展呢？世易时移，守法而弗变则悖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贯彻“以作文为中心来安排语文教学”的具体做法，也不能照搬过去，而要因时制宜。舒鸿锦和刘占泉老师在1978年到1980年中，进行了“以作文为中心来安排语文教学”的新实验。他们打通两年的教材，按“适当集中、适当调整、适当增加、适当提高”的原则，进行大单元教学的尝试。这是这一指导思想在新条件下的坚持与发展创造的新经验，绝不是上世纪过去模式的翻版。虽然那时仍然有人在杂志上发表文章说“以作文为中心来安排语文教学”是“削弱以至取消了阅读教学。”但舒鸿锦坦言从教38年了，对于已经走过的语文改革的路，她更坚定了，“由人说去，走自己的路，重要的是做出成绩来。”
景山教育改革实验有成功的愉悦也会有失败的落寞。在精英教育的探索上，景山也曾经一度搞分班教学，把孩子从最好到最差分成若干等，按照等级再进行分班教学，实践证明这样做问题非常多，特别是一些学习困难的学生在被敲上了差生的“图章”后，学习兴趣和动力全无。最后，学校中断了这个实验，由“分班教学”改为“同班分层教学”，既要尊重每个学生的学习起点，又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在物理学科的教学上，学校曾经探索将教学内容前移，初一就让学生学物理，最后证明这种做法并不符合学生认知的规律，也停了下来。面对这些失败，每一任校长都没有觉得有什么遗憾，用他们的话说就是“每一次失败都是有价值的，每一次失败也是一种思想的解放。”
一位在景山工作多年的老师向记者回忆了景山成立三周年聚餐会上的一段故事。时任校长方玄初在同事们热烈情绪的感染下，即席赋诗：“聚首骑河意气高，弦歌朝暮倍辛劳；他年教改功成日，北斗摘来作酒瓢。”这决不是酒后狂言，而是立志教改、众志成城和志在必得的真实豪情。在景山采访的这几天，记者也常能够感受到这所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永不满足教育现状，总想站到中国和世界教育改革的前沿，总想占领教育改革的制高点的豪情。可能这就是“景山人”的性格和脾气。他们有“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的气概，他们个个是为教学改革献身的志愿者、拼命派。
今日景山：依然面向着“三个面向”
走在北京景山学校的校园里，想象中与中国教育发展如此攸关的学校本应该是气势磅礴、环境葱郁，但现实却与想象距离很远，校园不大，没有一个标准的操场，办公楼、教学楼也明显有些陈旧，绿化不多，孩子们打乒乓球的球台甚至还是水泥砌起来的，只有门口被放大的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的题词让人心生对这所学校的敬意。但是和学校的师生聊起来，没有人觉得硬件条件不好，甚至觉得能在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段有这样的校舍已属不易。当我们深入了解这所学校的内涵，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声名有其背后的深度累积，而这才是景山人看重的。
范禄燕，现任北京景山学校校长、书记。他到现在为止所有的工作经历都是与景山联系在一起的。从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到团委书记、再到副校长，他参与了景山的发展，也见证了“三个面向”在景山的所有实践。
在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时，他还是学校的团委书记，当时除了兴奋激动，除了要把事业干好的一种冲动外，对“三个面向”本身的思考是不深入的。但现在要在这样一所对中国教育发展有着特殊意义的学校里担任校长，设计一个学校的发展框架，并带领一班人去实施，范禄燕坦言自己的压力不是一般的大。这种压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所以教育改革试验为特色的学校，如何坚持这一特色并有所发展，难度越来越大；二是来自家长和学生的压力，在升学压力巨大的环境下，改革可能面临着巨大的风险，这让他颇为头疼；三是他既得考虑如何在各门课程中实施好国家课程，同时又要照顾到与学校的整体改革相协调。
“三个面向”真正化解到学校的办学中，可能还是要从培养什么人的角度出发。带着这个问题，范禄燕陷入了思考：北京的优质学校有那么多，学业好那是肯定要办到的，但是我们的学生怎么和别的学校的学生一看就有所区别呢？“三个面向”又如何在学生身上体现呢？在“三个面向”提出后的第17个年头，他提出了景山学生应该具备的10个特色，分别是：面向世界，关心国家的命运，具有振兴中华的远大抱负；思考问题务实、求新，讲究辩证法；文笔通畅，有一定文采；能写一手好字；能用外语进行有关学校生活的日常会话；思维比较灵活、敏捷，敢于提问；会使用计算机；自学能力强，有博览的习惯，知识面比较宽；有一定的艺术鉴别能力；有一两项特长爱好，能掌握一两项适合自己身体条件的体育项目。虽然这10个特色在今天看来没有什么非同寻常，但是在几年前处处求同存异的氛围里，这些提法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景山的新一轮教改是从教师队伍和课程两个方面开始着手的，现在这些改革已经被全国很多学校所效仿。
范禄燕首先想到的是搞一个面向全区的“教学开放日”活动。在“开放日”的两天时间里，直接展示公开课的教师共有110人次，他又邀请人民教育出版社、首都师范大学、东城区教育研究中心等部门的专家对教师公开课进行公开点评。
这一盘点家底的工作为他构建一个培训、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实验工作方式奠定了基础，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又在学校里推行了全新的教师评价机制改革。这项改革被很多教师看作是比较复杂，但也是比较科学的评价，包括了四项内容：一是从教学目标内容、教学过程方法、教师素养能力、教学实际效果、现代教育技术使用等几大方面入手，划分为文科、理科、艺术、体育四大类，按照各学科的特点制订评价方案，形成各学科有特色、可诊断、操作性强、能起到激励作用和导向作用的评价标准。二是建立景山学校学生对教师教育教学工作评价方案。三是建立以教研组为单位的教学研究评价方案，采取的形式有开展集体教学研讨活动；开展教研组内的课堂教学观摩评议活动；以教研组为单位，确定科研课题来指导教学水平的不断提高。四是建立家长或家长委员会对教师和学校工作的评价方案。采取的形式有请家长来学校参加教学开放日活动；召开家长会听取家长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意见听取家长委员会对学校及教师工作的意见。
这些改革举措的推出对于教师而言是一件挺“刺激”的事情。范禄燕真正的目的也是要点燃教师对于本专业的研究热情。这样，进一步的课程教材改革才能得以实施。
翻看学校的课程规划，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单基础课程的教学安排就非常与众不同。对课程结构进行九年一贯统筹安排，保证不同教育阶段的课程与教材、教学的衔接，以及各科课程、教材和教学的前后连贯；将单一的、多年不变的、实效性不强的学科进行整合，开设综合课；强化体育、艺术课程。体育课量很大，增强了学生体质；开设艺术选修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选修课程。
在精英教育方面，学校也是与其他一些学校不同，大展培养具有个性特长的学生的大旗。学校聘请著名大学的教授、北京市的特级教师前来任教，与本校教师相结合，对学有特长的尖子学生进行培养；建立导师制，开放学校实验室，为尖子学生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重点基础学科实行分层教学，使有区别的个体实现有差异的发展。
“在您看，今天的景山学校实现了当时邓小平同志的期望了吗？”当记者用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来问范禄燕时，他的神情却显得有些轻松，“我觉得现在应该是实现了邓小平当时对景山的期待。”范禄燕列举了一系列的事情，以证明景山学校在教育面向世界方面进行的探索：1980年景山成为我国最早与国外学校建立姐妹学校的中小学，并具体商定双方师生的交流学习计划，每年双方轮流交换师生，每次一个学期。1982年景山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的“亚洲教育革新发展计划”组织的联系中心之一。1985年学生余晨应美国Apple计算机公司的邀请到美国参观访问。1992年，学生孙珊参加国际昆虫学会年会，并在会上用英文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开创了中学生参加国际专业研讨会议的先河。1999年美国宇航中心向全世界青少年征集太空科学实验方案，最终景山学校学生李桃桃提出的“蚕在太空中吐丝结茧”实验方案入选。
“但是，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我们对三个面向的理解越深入，景山发展的目标也就越远大，越明确。”范禄燕的话让我们看到今日景山并没有停下它的脚步。
“三个面向”：一个历久弥新的“教育指引”
“三个面向”的提出正值拨乱反正后中国教育工作重新建立正常秩序，走上正轨的当口，教育今后的走向已经成为了当时所有教育工作者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教育究竟应该怎么办？往何处去？让一些心系中国教育未来发展命运的教育人食不知味、心急如焚，吕型伟就是其中的一个。
吕老在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当我在报纸上看到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时，思想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不就是我一直在苦苦寻觅的对于教育的指导思想吗？”然而让吕型伟感到纳闷的是，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题词，领导没有表态，教育界也没有反应，报纸上登了一下似乎也没有了动静。时任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的吕型伟再也按捺不住了，他亲自打电话把上海各个重点中学的校长，复旦大学、华东师大的领导一一请来，在上海中学召开了上海首个关于“三个面向”的专题研讨会。
研讨会发言非常热烈，所有人都情绪高涨，纷纷认为处在新技术革命的时代，原来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模式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必须改革，而教育改革就是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会议开到下午六点，大家还意犹未尽，于是过了几天，又移师复旦、华东师大开了两次研讨会。三场会议让吕型伟无比振奋，他趁热打铁将“三个面向”在上海引起的巨大反响写成一份会议纪要，并兴冲冲地上北京找教育部领导，建议把“三个面向”作为全国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然而，面对吕型伟的激动，这位领导却反应平平，说：“领导同志题词多得很，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哪能把每个题词都拿来作指导思想？”“一盆冷水”将吕型伟浇得哑口无言。“三个面向”确实是为景山学校写的，但却具有指导全国教育发展的重大意义，当时吕型伟便下定决心，决不能让“三个面向”的光辉被轻易遮盖。
碰了这么个软钉子后，吕型伟以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的身份，找到当时的教育部党组书记、全国人大教科文卫主任张承先，向他汇报了具体的想法，然后建议中国教育学会出面召开一次全国的“三个面向”讨论会。
1984年7月28日，中国教育学会在北京中央党校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学习研究“三个面向”问题。王震、胡启立、严济慈等中央领导同志参加并会见了与会同志，还与大家合影留念。王震在讲话中指出：“你们这次会议，以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指导，探讨教育的改革问题。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会议，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与支持。”其他领导也在会上发言，支持以“三个面向”为今后全国教育改革指导思想的观点。这次会议使大家统一了认识：“三个面向”题词深刻揭示了教育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内在的本质联系，充满时代精神，符合时代要求，为我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确立了战略方向和指导方针，把全党对教育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这是教育思想的一次大飞跃，是教育观念的一场历史性变革，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回顾二十多年来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这个历程其实就是我国教育界同仁认真学习、不断领会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指示精神的过程，是我们在教育实践中对“三个面向”的认识由浅入深的渐进过程，反映了我们对教育的本质意义、自身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把握程度。
在“三个面向”提出的初期，大家的认识比较模糊，并没有把“三个面向”看作一个整体，而是把它割裂开来，片面地把教育面向现代化理解为学校物质条件的现代化。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产生了“重硬件配备，轻软件建设，重资金投入，轻观念更新”的现象，甚至把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宝”完全押在物质条件的改善上。于是，缺钱的强调条件差、困难多，心安理得地等、靠、要；有钱的则盲目地以为房子造得漂亮，设施配备先进就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另外在学习和贯彻“三个面向”精神的过程中，也有人把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理解为否定传统教育，一切向外国看齐，与世界接轨，这种割断历史、不顾国情、不作具体分析的思想方法也是与“三个面向”的精神相背离的。这些曲解，对其后的教育发展产生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而另一个普遍的问题是，在贯彻“三个面向”精神时，一些学校由于对“三个面向”认识上的片面，认为我们要培养“三个面向”的人才，就是要大力加强外语教学、计算机教学，有些学校更是偏离办学宗旨和社会主义培养目标，出现重“智”轻“德”，片面发展的现象。
面对这种局面，很多教育工作者用冷静的头脑进行深刻的反思，努力站在“三个面向”的战略高度重新审视基础教育，进而更深刻地理解素质教育，更有效地推进素质教育。比如，对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不少专家提出当今大力推行的素质教育无疑是教育面向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可喜的是，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尽管素质教育作为与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产物，尽管它在我国教育舞台的出现略显迟缓，然而，由于它浸透着进步、科学和富有生命力的因素，因此，很快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人们逐渐意识到，教育的现代化已不可能离开素质教育。而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今天教育的改革、人才的培养已成为各国制定其发展战略的首要问题之一。如今的教育工作者已经意识到，只有面向世界，与世界接轨，与世界相融，与世界进行科技、文化、信息、物资、人才诸方面的交流，参与国际竞争，才能使中国教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才能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只有培养有国际视野、有国际交往能力、关心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人才，才能更好地实现交流与合作，才能为中国乃至世界文明作出贡献。再比如，关于“教育要面向未来”，邓小平同志强调，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这正是基于对未来的科学预见。而现在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已经能够认同，就个体而言，未来社会需要的是全面发展，有独立人格，能独立思考，不唯命是从，善于提出问题，求真、求实、会学习、会创造、会思考、会生存、会生活、会工作的人。这样的人才有开拓精神、创新意识、竞争实力。就群体而言，未来社会需要的是各种层次的各类人才。
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几乎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认为素质教育是当今落实“三个面向”的最重要载体，全面、深刻、准确、发展地领会邓小平“三个面向”的精神，对于当前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依然有着深刻而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