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专家的影响力：农村基层文化治理中体制内治理精英的行动逻辑研究
陈春燕 于雯君
摘 要： 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是衔接党和社会关系的重要纽带，在农村文化治理中扮演了非常关键的角色。基于源发动力的差异，农村文化治理可以分为外源式文化治理和内源式文化治理。内源式文化治理强调积极挖掘文化发展的内源发展动力，在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中将主流价值与乡村社会有益文化有机融合。外源式文化治理则强调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以主流价值为标准，去硬性地改造乡土社会传统价值，以达到价值灌输的目标。然而，两种文化治理模式在实践中皆存在一定的瓶颈，即多元主体间的话语争夺和社会构件取向与社会建构取向之间的张力。
关键词： 文化治理 社会治理 体制内治理精英 乡村振兴
村庄精英结构是影响基层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变量。一直以来乡村治理精英在村庄治理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一直是中国农村研究领域的重要话题。通过村庄精英这一基层治理主体的行动逻辑，可以透视中国基层治理的运作逻辑与治理绩效。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阐释农村基层治理精英在乡村振兴中的行动逻辑是有重要价值的。本文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考察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① 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是指掌控乡村政治社会资源且在基层治理中实质性发挥作用的精英，包括村干部、党员等。 是如何参与和促进农村文化治理的。
一、问题提出：谁在影响乡村文化治理的效果？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虽然很多地方围绕如何提升乡村基层治理的效果开展了大量的尝试，但其效果却存在极大的差异。浙江德清县农村自发设立民间草根道德奖始，“德行接力”在一代代德清人家中上演。截至目前德清县已经设立包括“孝敬父母奖”“残疾学子励志奖”“诚信市民奖”等在内的54个“草根道德奖”。在这种文化氛围下，老百姓的主人翁意识和群体间道德感染逐渐增强。与之相反，在中国很多地方的农村依然存在道德失范[1]、农民道德分化[2]、村庄共同体观念被消解[3]等问题。为什么基层文化治理实践会出现如此大的反差呢？
针对上述疑问，学者们各自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第一种研究途径：聚焦农民群体的文化特质及行为。张丽认为由于人们在自在世界和人化世界的中心主体地位不断巩固，以满足自我利益诉求和需要的伦理价值逐渐取代传统的价值，人们的利己主义伦理观念促使人们只注重经济利益而忽视道德伦理[4]。杜爱玉认为，受思想政治教育责任主体缺位、教育工作取向存在偏差等因素的影响，农民工思想教育一直处于比较孱弱的形势[5]。张红霞、丁海涛则将上述问题的诱因归咎为城镇化之后失地农民的安全感下降、心理失衡、身份认同困难[6]。第二种研究途径：聚焦文化治理的农村社会环境。霍军亮认为优质传统文化资源趋于单薄、主流意识形态教育趋于淡化、人才资源趋于不足、可依托的组织资源趋于分散等是影响乡村文化治理效果的重要影响[7]。陈华洲、赵耀认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影响到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效果[8]。蒋广学、周培京认为，网络社会的发展在增加青年主体性的同时也增添了他们的成长困扰[9]。
群众路线是我党取得革命胜利和社会经济建设大发展的核心方法，群众工作是我党最具特色的政治工作。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政治、历史地位的改变，党的执政根基始终是广大群众。党的智慧源于群众的智慧，党的发展依赖于群众的发展，党的领导植根于群众的支持。新时期，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矛盾凸显，党群关系恶化迹象明显，党的核心凝聚力受到严重的影响，社会稳定性也受到极大的冲击，我党必须进一步发展党的群众路线，强化党的核心凝聚力，构建新时期的社会凝聚力。
第一种研究路径从整体主义角度来考察农民群体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行动逻辑，将他们化约为具有相似偏好的个体，因此很难识别农民群体内部复杂的成员构成本身对文化治理的作用。第二种研究路径在解释为何处于相同的宏观社会环境下有的地方的基层文化治理效果好，而有的地方却不好。为了进一步解释上述诸种疑惑，本文将以X县和G县的农村文化治理实践为经验材料，从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如何参与基层文化治理这一视角出发透视乡村文化治理实践的运行机制。
陈颐磊一阵激动，他终于等来了外面的消息，但这封十万火急的来信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战前，最高统帅要求八十六军死守六天六夜，策应并全歼围城的十万日军。为什么他们突然改变了战役决心？
二、重回现场，也是专家？体制内治理精英在文化治理中的价值
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是乡村地区文化传播的主要承担者、实践者。对文化治理场域中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的行动类型及其行动逻辑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一）农村基层文化治理：内涵及结构层次
“新政”是经济危机的结果，它对国民经济的干预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但覆盖范围仍不够广，它的受益者主要是中产阶级、农民和那些有组织的具有优势的城市工薪阶层中的白人，黑人、印第安人的遭遇仍然很悲惨，他们深受种族歧视、失业、贫困的折磨。
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农村文化治理的基本内涵。2002年台湾学者廖世璋将文化治理界定为“一个国家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时空条件下，基于国家的某种发展需求而建立发展目标，并以该目标形成国家发展计划书而对当时的文化发展进行干预，以达成国家原先设定的发展目标”[13]。王志弘在整合福柯治理性概念、本尼特的文化治理性和治理理论、布迪厄的场域论等复杂理论工具的基础上提出了更为综合性的文化治理概念，认为文化治理则是一个结合了“治理”和“治理性”的概念[14]。与上述界定相比，本文认为田鹏将文化治理界定为“由社会结构之内的各种相关主体借助网络化的治理体系，参与到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与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建构，形成一种国家政权主导的国家建构与社会整合的宏大叙事”[15]更契合本文的分析脉络。
在上述定义下，文化治理包含如下几个内容要件：其一，治理主体的多元性。文化治理强调在乡村振兴中需要政府、社会文化组织和社区居民等围绕共同的治理规范共同参与乡村公共文化建设。同时，在文化治理场域中各主体基于各自的行动逻辑展开互动形成特定的治理网络结构。其二，文化要素的多元性。在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不仅要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还需要兼容并蓄吸收西方有益文化。其三，文化治理机制的双重运行轨迹。一方面，文化治理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不再单纯依赖政府行政管理而存在。文化治理能够依托社会的自治能力形成特定的文化治理氛围。另一方面，政府的文化管理和社会文化建设行动也会直接影响文化治理的效果和进程。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进农村文化治理需要在党的领导下，依托村委会、村党支部等组织载体，在多元主体的互动中提升“党的政策与民众需求匹配的精准度”[16]，并最终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在农民群体中内化和社会公共文化的重塑。
（二）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对文化治理的作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为何会对农村文化治理产生影响呢？第一，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在衔接政党和社会关系的过程中能够扩大党的政策方针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基层民众中传播的广度[17]。自古至今中国的乡村社会自始至终存在着两种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一种是“官制”秩序或国家力量；另一种是乡土秩序或民间力量。在这个权力场域中，乡镇政府代表的是具有国家属性的强制权力，毫无争议地居于权力的顶端，其次是获得国家法律认可的农村公共权力体系的代表——村委会，接下来就是并不具有法律合法性的乡村治理精英，最底端的是权力能力最弱的村民。由于缺少行政隶属关系，政府垂直到底的权力运作机制在农村思想政治教育中所发挥的实际效用是很有限的，必须借助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来完成。由于掌握了其他政府组织或群体所不具备的获取村民信任的特殊资源——能力、威信和依附，他们在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搭起了一座通向信任的“桥梁”。第二，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是主流价值融入乡土社会的桥头堡。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要想让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延伸到广泛而分散的乡土社会，破解横亘在马克思和农民之间的话语尴尬，首先就需要动员和激励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将个体化的民众组织起来。
首先，民意的低效表达与非精英群众可能被边缘化。在基层治理实践中，无论是外源式文化治理还是内源式文化治理都有可能演变成精英主导的行动模式，普通群众的话语空间有可能受到挤压。正如仝志辉所说：“缘于体制规定的‘干部一群众’的身份区别不再是村庄内政治社会分层的唯一标准，对村民生活影响更大更一般的是‘精英一普通村民’的分层标准。”[24]在诸如像HX村这样的内源式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民主化、公开化和组织化的行动模式能够充分吸纳群众的意见和需求，村庄文化治理事务在由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组成的村两委的带领下，所有党员群众协商一致的结果，而非来自于极少数人的拍板决策。在文化治理活动开展过程中，党员群众依据制度规范按序参与几乎不受个人的随意干涉。然而，在诸如像G县部分农村的外源式文化治理中，乡村精英成为了文化治理活动的当然主体，民众的话语权遭遇逼仄困境。一方面，体制内精英掌握着国家体制赋予的政治资源，是国家政策和意识形态的传达者，体制外的经济精英掌握大量经济资源，社会精英则具备知识、思想、人际关系网络等非正式资源，三者共同影响着乡村社会的民风，在文化治理活动的设定中占据更大的优势。另一方面，在目标任务的考核下，乡村体制内精英往往会在村民不在场的情况下设计文化治理的活动方案，有时甚至只是做简单的方案后提交上级审查，实质上并不会开展相应的活动。
三、与村民同处一战线：农村文化治理中体制内治理精英与村民互动
1.规训与灌输：乡村体制到精英促进公共文化建设。压力性体制下的乡村文化传播是农村文化治理展开的重要途径之一。所谓压力型体制，指的是一级政治组织为了实现经济赶超，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指标而采取的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评价体系(荣敬本、崔之元，1998)。但这种压力的传导机制并不一定只适用于经济领域，文化治理领域也不例外。在G县农村，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当地政府新建了一批批“村级综合文化室”，其中包括“农家书屋”、体育活动室、计划生育服务站等。文化室工作人员一方面通常采用播放公益电影，科技类、生活类、家庭医学类、农业技术类、亲子教育类宣教片，惠民政策解读和农村务工常识宣传片，开办法律常识讲堂等形式来加强农村文化治理工作。但是因为活动设计本身与群众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这些文化治理活动在基层实践中要么沦为形式，要么遭遇群众的冷漠对待。另一方面他们还采用召开村党小组会议、院坝会议等形式动员全村党员参与农村文化治理活动，利用村文化室广播定期播放诸如“诚信做人”“遵纪守法”“礼义廉耻”为主题的道德教育内容，定期用LED屏幕展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内容，定期组织县乡名人和基层干部开办“道德讲堂”，来强化文化治理效果。从上述设计方案来看，农村文化治理应当取得实效才对，但结果却与之大相径庭。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设计如此众多的农村文化治理方案往往并非基于对当地农民的调查，而是源于上级政府要求的政绩考核，其结果最终陷入设计多而实行寥寥的境地。由此看来，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对于农村文化治理的“热心”不过是浮于表面，只注重活动的形式而不注重活动本身的效果如何，终究只会成为“一哄而上”的闹剧。在对G县村干部的访谈中笔者了解到产生上述问题的两种原因：第一，农村文化治理相对于经济建设来说，很难看到“立竿见影”的政绩，既然是难以看得见政绩的工作，自然沦为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选择性治理”[21]的内容。第二，由于上级政府的经常性检查和考核，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往往被过多的行政类事务缠身，能够发挥主动性的余地很小。
（一）强连接关系与内源式文化治理模式
1.包容与扬弃：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协调多元价值的行动。第一，规范乡村私性文化，重建乡村公共文化为党的组织建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在传统的乡村社会环境下，村庄的社会关系网是相互连接的。身处于特定关系网中的个体深深受到嵌入在网络中的非正式制度规范的约束。此外，乡村关系网中的多元行动者也会对个体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但是随着HX村开放性逐渐增强，村民不仅将大量时间用来祭拜神灵、仙佛，也或者去教堂礼拜。江金启等人利用河南省嵩县6个乡镇38个村共307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现象。他们发现“当前农村居民在私性文化生活上表现为以现代娱乐为主，娱乐方式非常单一、内容单调”[19]。为了进化乡村文化环境，村委会先后创办了电脑室、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休闲广场等设施，为村民提供一个学习、健身、休闲、娱乐的平台。村委会还组建了许多群众文艺团体、舞蹈队、腰鼓队，开展健身操、广场舞、象棋赛、玩花灯、读书看报等文化活动，丰富了广大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除了文艺团体，黄溪村还有了红白喜事理事会，参与村上婚丧喜庆活动，抵制封建迷信，倡导新事新办，提高了村民的文化素质。第二，将党内政治生活会与产业发展链接起来。立足于加快新农村建设、培育新型农民，HX村坚持每月党员学习会、村民科技培训会，邀请相关专家进村举办蚕桑、蔬菜、法律等讲座，每年举办各类培训班、讲座不少于10期。此外，村庄还积极开展文明创建活动，激发村民集体荣誉感和社会责任感。笔者在HX村党内政治生活会开会中途的访谈中发现，诺大的党员学习室挤满了人，甚至有年过古稀的老党员拄着拐杖来参加党员大会，对村支部的政治思想工作赞不绝口。
3.单向灌输与低效的基层文化治理。“灌输”是文化治理最基本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强调教育者将先进的文化单向度地传授给被教育者，被教育者处于被动接受的位置，这往往造成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主客二元对立的关系。随着中国对外开放节奏加快，尤其是在乡村社会价值观多元的条件下，依然固守传统的单向灌输思路显然不合时宜。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开展农村文化治理应当秉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是共在的主体间的存在方式”[22]的理念，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治理要打破传统的单向的话语表达方式，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主体间性”，增强互动性[23]。在外源式的文化治理模式中，由于过于强调由外而内的单向灌输，导致民众对基层文化治理活动并不感兴趣，参与的积极性较低。对此可以有几点解释：第一，过于注重政治理论的灌输而忽视了人文关怀。文化治理的目标在于通过先进的理论来感召和掌握群众，但是在实践中却演变为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的“表演会”。基层开办的各种形式的道德讲堂、党性教育培训班由于脱离了群众的生活实际，演变成对党的思想理论的简单迁移。第二，扼杀了被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弗莱雷认为，“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是一种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如果受压迫者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发挥，思维模式固化，创新创造能力会被扼杀”。G县农村地区开展的“十星级文明户创评”“七五普法”“五化同步”“最清洁户”等活动，无论是形式的选择还是流程的设计都是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迎合上级的需求设立的，群众在其中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也没有多少发言权。
为让蔬果在自然环境下得到充分生长，肖健时刻观察着各类蔬果的物候期。有些在雨季来临前种，有些种在凹地，有些种在垄上。何时施肥、如何浇灌、是否该进行松土……肖健常为蔬果“把脉”。
3.多元对话与高效的基层文化治理。内源式文化治理模式强调“你—我”主体间的平等、互动和共鸣，即在文化治理过程中，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与普通群众之间是互为主体的关系，二者在互动对话的过程中提升文化治理的效能。将民众的需求吸纳进农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充分激发群众的参与热情是X县HX村文化治理的典型特征。第一，将民众的需求吸纳进农村文化治理活动。为了更有效地推进农村文化治理工作，该村支部书记将活动现场搬进了田间地头。HX村三面环山，一面临水，非常偏僻。村庄剩余劳动力无处工作，造成私性文化泛滥。一个小小的村庄竟有62台麻将机。很多妇女为了赶麻将场子竟然对家庭不管不顾，早上起来不管孩子洗没洗脸、漱没漱口，给他们一、两元钱吃早餐就上麻将桌。村里的青壮年好逸恶劳，不肯吃苦干活，2008年之前的15年间全村因斗殴、偷窃等行为被判服刑村民60多人。新任支部书记徐某在广泛走访农户了解情况后决定改变文化治理的方式，将民众需求整合到文化治理中。为此，他千方百计邀请省蚕种基地在该村落户，积极发动农户参与产业发展。访谈中徐书记说到：“过去很多年轻人好逸恶劳，我们给他们提供化肥、蚕种和桑苗。但不是直接把钱给他们，而是把所有的材料放在地垄上，让他们在田间耕作的间隙来领取。在领取物资的过程中鼓励他们积极发展生产，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第二，积极发挥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的个人魅力，以精神感化群众。针对之前村民反映的村“两委”班子慵懒散乱情况，徐万年深刻认识到，群众富不富，关键在支部；班子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在接任村支部书记后，徐某从深入分析村情、逐户走访问计入手，挨家挨户征询意见、了解情况，到外地先进村取经。2009年春节过后他接收了17名农民工到自家公司从事生猪养殖，安排21人到大棚蔬菜基地就业，引导36人加入生猪合作社发展，借此鼓励群众要坚定致富的信心。之后，他多次给村民算经济账，动员村组干部和党员带头发展蚕桑，使得该村桑园面积由2008年的50亩发展到现在的800亩。在他的积极运作下，成功引进投资商建成黄溪水电站、汇津纯净水、金樱子酒业、三和家具等多家企业，年产值达到1.5亿元，30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常年实现就业。群众腰包鼓了，自然对党组织的信任就增加了，对农村文化治理工作的支持力度就增加了。这两年HX村群众入党的积极性非常高，收到了近100份的入党申请书。
（二）弱连接关系与外源式文化治理模式
在乡村振兴实施背景下，体制内治理精英与普通村民之间互动关系的紧密度差异影响到了前者推进农村文化治理的行动模式和运行机制。本文据此将农村文化治理实践归纳为内源式文化治理模式和外源式文化治理模式。内源式文化治理模式强调积极挖掘文化治理的内源发展动力，在多元主体互动的过程中将主流价值与乡村社会有益文化有机融合。外源式文化治理模式则强调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以主流价值为标准，去硬性地改造乡土社会传统价值，以达到价值灌输的目标。
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外源式文化治理模式由于忽视了激发村民的主体性，将村民视为被动的受教育者，因此在实践中遭遇村民的冷漠对待。相比之下，内源式文化治理模式就更能够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然而，内源式文化治理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定的瓶颈，即话语权朝向更加民主化的方向和推进文化治理的行动取向。
2.尊重个体的特殊性：农村文化治理中村民主体性的挖掘。主体性是“主体在对象活动中表现出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20]。在农村文化治理中，村民的主体性是指文化治理的内容要与民众需求衔接起来，活动设计要以提升民众参与度和认可度为目标。近年来，HX村采用创新党内政治生活机制、提高个体发展能力来提升村民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第一，创新参与机制，让群众真正参与到村级党组织生活会的全过程。村支部为了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在全体党员讨论表决后形成村党支部的运行制度，制度规定每10户选举一个代表，实行“村民代表大会议事、支部决策、村委会执行”的自治机制。近年来，在中心村选址、土地流转、村口公路建设、村口大桥建设等项目建设初期，村党支部广泛动员所有村民前来协商，共同决定村庄重大事务，村民的表决支持率都在98%以上。此外，村“两委”还不折不扣地坚持村务公开，对财务收支、低保救助、项目筹资、资金使用等情况，坚持定期张榜公布，主动接受监督，确保广大村民的知情权、建议权、监督权。第二，将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落实到个体的进步与发展上。为推进黄溪的民风有根本性好转，徐万年每月召开一次党员学习会，每季度举办一次村民技能培训班，先后邀请有关专家到村里举办蚕桑、蔬菜、“六乱治理”等培训和讲座。积极帮扶救济刑满释放人员，引导就业、发展生产。在这些措施的激励下，HX村很多青壮年开始在家门口创业。例如，村民方建国夫妇一直在外务工，2012年回家栽桑养蚕，2019年养种蚕30张，春蚕收入2万元。村民方雪花在中心村开了一家早餐店，每天生意忙得不可开交，她请来一个伙计帮忙，年近70的老父亲帮她管账。
四、两种要素内的张力：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参与文化治理的瓶颈
2.被忽略的个体：农村文化治理中村民主体性式微。在外源式文化治理的语境下，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开展文化治理活动的初衷在于如何将政治工作目标渗透进社会，但对于民众的可接受性没有给予太多的关注。第一，在白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和数字化的政绩考核模式下，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的工作重点并不在于认真调查获取群众的最真实的需求信息，“量体裁衣”设计最符合乡村文化治理的方案，最终提升民众对文化治理工作的满意度。他们只需以数据总结式的工作报告“向上负责”。例如“道德讲堂”开设了多少场，“干群业务培训”参加人次，评了多少个“五星文明村”以及悬挂了多少政策宣传标语。换而言之，乡村治理精英开展如此众多的文化治理活动，其出发点可能并不是为了提高群众的认可度，而是将其简单视为一项必须要完成的“政治任务”。第二，民众主体缺位的条件下，农村文化治理注定沦为形式主义。农村文化治理资源及资金流向的关键决定因素可能并不是群众的满意度和整体福利的提升，而是为了迎合上级党委和政府的检查。在访谈中，笔者发现部分村干部认为，现在的文化治理评价体系就是注重过程而不注重结果。上级党委和政府派人来检查看重的是村庄文化治理有没有特色，有没有创新机制。因此就导致很多村庄在文化治理中刻意强调“现在人家没有的我们要有，人家有的我们也要有，要不然就落后了。人家有了，就要立刻跟上”。在上级入村检查的时候，找一些听话的村民充数表演一下，一年的工作任务就算完成了。
（一）农村文化治理中多元主体间话语权的争夺
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如何影响基层文化治理的效果呢？第一，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能提高农民精神层面的收益，从乡村社会人文和文化方面增加农民的整体福利。乡村精英拥有诸如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优势资源，处于国家与村民互动之结点上，有着很强的内聚力和对村庄政治的控制力[18]。他们或者凭借着自身的经济实力发展乡村公共文化事业，或者通过个人魅力协调和整合乡村社会多元文化价值，也或者通过自身的管理能力将个体化的民众组织起来，强化党在基层的政治生活。第二，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所秉持的乡贤文化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的扩散和传播。乡贤文化内含的“讲仁爱、守诚信、崇正义”的美德、“教化乡里、崇文兴学”的公益精神、“奉献社会、造福一方”的价值典范和“敦亲睦族、宽厚友善”的伦理取向影响着村民的行为习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农村社会孕育成长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其次，魅力领袖的特质与文化治理的可持续性。在内源式文化治理教育中，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扮演了魅力型领袖的角色。无论是文化治理活动的设计，还是群众的动员，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凭借德行素质、人际(关系)能力、个人资历职位权力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魅力型领袖带给文化治理的不只是积极作用，大多数魅力型领袖都会从两个方面对文化治理产生消极影响：第一，魅力型领袖的角色缺乏持久性。从魅力型领袖的产生情形看，诸如像G县很多农村和2009年之前的HX村的党组织，当组织涣散软弱无力，领导乡村文化治理能力衰微的条件下，党组织要重塑影响力和组织力就需要魅力型领袖的产生，在这个阶段组织结构呈现扁平化形态和组织文化无官僚气息，魅力型领袖最能够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但是随着组织危机解除、组织的不断发展和成熟，魅力型领袖的自身局限性（任何基于个人力量的权力系统最终都会变得不稳定）就会显现，最终导致文化治理活动与群众之间形成距离。第二，魅力型领导无法培养继承者。领袖的魅力部分来源于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的某些先天和特殊因素，因而组织很难通过学习、模仿、培训等方式来对魅力型领袖进行简单复制。可见，魅力型领袖一旦离开或者死亡，别人无法取代，就会严重影响文化治理的效果。
在计划经济时期，执政党通过组织下沉的方式实现了对基层社会的全面领导，其中就包括对思想文化领域的控制。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农村管理体制改革，行政权力开始从基层社会上收，乡村社会的自主性空间逐渐扩大，多元价值开始在乡村社会扩散。然而，多元价值的流入也导致群众思想文化领域出现较大冲突。随着城镇化的加快推进，乡村文化发展出现了社会认同危机[10]、乡村公共文化空间衰败[11]和个体化[12]等问题。在新时代条件下推进乡村振兴，对多元价值进行合理科学的疏导，重建民众公共文化认同，实现文化环境有序运行是关键的步骤。
（二）农村文化治理的行动取向：社会构件取向VS社会建构取向
具体实践中，农村体制内治理精英在开展文化治理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两种行动取向：外源式文化治理将教育内容本身视为是独立于乡村社会文化环境而存在的特定的文化形式。在这种语境下，乡村文化治理虽然与乡村社会的其他文化形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受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但其却不是乡村文化环境要素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将之称为文化治理的社会建构取向。例如王秀阁批判了文化治理研究中的“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提出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指导是扬弃和超越两种研究取向的根本出路，即坚持个人与社会或社会与个人不可分离的观点[25]。内源式文化治理将教育内容视为发源于社会文化环境，并且作为乡村社会文化环境要素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文将之称为文化治理的社会构件取向。胡菊华认为，思想教育是突出以“人”为对象的教育实践活动，同时也是一种现实的文化存在，客观内在于当今世界多元文化冲突与交融形成的文化场域之中。当前文化治理应当转换传统被动应对的思维方式，确立文化生态理念，审视自身在社会文化生态系统中的现实势位[26]。
乡村文化治理的两种行动取向各具特征。（1）在传播的内容层面，从内源式文化治理模式中衍生出来的社会构件行动取向将文化治理内容视为从乡村社会文化系统中凝练和升华的有益成分，是将这些有益成分抽象和一般化从而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由此，文化治理的内容是与乡村社会其他社会文化要素是共存和彼此联系的，而不是彼此孤立的。与之相反，从外源式文化治理模式中衍生出来的社会建构取向将文化治理内容视为独立于乡村社会文化环境存在的文化形态。在这种语境下，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依据党和政府的决策而对社会文化进行改造。（2）从文化治理活动方式来看，社会构件行动取向能够很好地促进文化治理内容与乡村社会其他文化心态的互动，在对话中消解其他文化形态中的消极成分，从而增强民众对文化治理内容的认同。与之相反，社会建构行动取向从一开始就已经先入为主认为乡村社会其他文化形态是不正确的、不完善的，是需要被改造的，将文化治理内容置于与乡村社会其他文化形态相对立的位置，其结果是文化治理活动在开展中要么遭遇群众的抵触，要么分管文化治理的基层干部本身自己就将信将疑，最终只是将文化治理以活动方案形式向上级汇报草草了事。
卢静(1990-),女,硕士,研究方向:芳香植物精油微胶囊化,email:liuxutuntun@sjtu.edu.cn;
五、结论与讨论
农民群众是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直接受益者，也是具体执行者和参与者，他们的文化素质水平对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质量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本文依据X县和G县的社会调查经验从乡村体制内治理精英的角度对农村文化治理的运行逻辑进行透析。研究中笔者发现基于源发动力的差异，农村文化治理可以归纳为外源式文化治理和内源式文化治理，但两种类型的文化治理各自存在一定的局限和发展瓶颈。
对治疗组的病患给予富血小板血浆治疗,具体方法为:采集病患50ml的静脉血,注入到富血小板萃取套装内部,加入4ml康雪凝固枸缘酸盐葡萄糖液,,保持2000r/min、15分钟的离心处理,离心以后抽取5ml中间层变细的液体,假如0.2ml氯化钙活化都能够得到富血小板。治疗的时候患者保持仰卧位并且伸直膝盖,利用碘伏对所有穿刺的位置进行消毒,穿刺部位集中在外侧以及内侧膝眼,抽取关节腔积液,并注入4ml的PRP。对照组病患注射25mg玻璃酸钠注射液。
为了构建更高效的农村文化治理服务体系，提升农村文化治理的效能，需要对以往的文化治理活动进行一定的调适：第一，文化治理的目标在于掌握群众和引导群众，在具体的教育活动中应当坚持群众需求导向，促进文化治理与群众需求的有机衔接，增强被教育者的适应感。第二，文化治理应当扩宽群众参与途径，增加群众在文化治理活动中的存在感和获得感。第三，农村文化治理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要依据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做出灵活的设计，积极吸纳农村其他文化要素中的有益要素。
（2）建立互动阅读直播平台：所谓互动阅读直播平台就是进行视频直播使用的，各高校的组织者可以邀请行业专家、文学作家、优秀阅读者等进入直播平台进行在线真实的交流，阅读者通过移动端软件随时随地进行观看学习、疑问解答、互动交流，该平台也可进行直播录制或上传结果视频资料，供阅读者自行安排时间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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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3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2338(2019)04-0070-08
作者简介： 陈春燕，女，博士，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于雯君，女，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基金项目： 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社会科学项目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JKH20190616SZ；吉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智库研究专项课题，ZK1805。
标签：文化治理论文; 社会治理论文; 体制内治理精英论文; 乡村振兴论文; 长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