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若干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活质量论文,居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生活质量的概念
在传统经济学中，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使用单一的具有高度概括性的指标，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恩格尔系数。这些指标虽然有其简明和可操作性强的特点，但尚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程度，因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为此，许多专家和研究组织都在试图寻找可以替代或补充这些单一指标的方法，并且将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这一问题的重点转移到满足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和全面发展需要上来。即把衡量人的需要的范围由个人消费领域扩展到营养、医疗保健、文化教育、环境保护、休闲享受等领域，产生了诸如物质生活质量指数、社会进步指数、人文发展指数、ASHA综合评价指数等指标和方法。
生活质量就是用来反映居民生活需要满足程度的一个概念。它既反映人们的物质生活状况，又反映社会和心理特征，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包括了居民生活需要的各个方面，如衣、食、住、卫生与健康、就业、社会秩序与安全、公平、自由、满意感，等等。生活质量从宏观角度而言，是指居民总体的全面发展程度；从微观角度而言，主要指居民个人及其家庭的生活需要的满足状况，本篇报告对生活质量的论述，就是从宏观方面，对社会平均达到的物质与精神需要的满足程度进行研究。
“生活质量”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于1958年提出的。至今这一概念已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应用。许多研究组织在衡量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时，用“生活质量”代替传统的“生活水平”一词。这是有重要意义的变化。“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的含义有相当大的区别，生活水平是指社会提供给广大居民用于生活消费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和质量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居民物质需要的满足状况，主要用人均收入等指标来衡量。因此，生活水平只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方面，生活质量则全面、综合地反映了居民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既包括物质生活需要，也包括精神生活需要，必须使用包括人均收入、卫生与健康、文化教育、环境状况等内容在内的综合指数来衡量。生活水平的提高往往引起生活质量的改善，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在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生活质量也可能得到改善；相反，在生活水平提高的情况下，生活质量也可能不变，甚至降低。例如，以人均收入来衡量，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如果环境污染加剧，作为综合反映人们生活条件变化的生活质量就有可能降低。
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从六七十年代起，在制订各项社会经济科技政策时，就开始重视提高生活质量方面的内容。从80年代起，已将改善生活质量作为国家目标[（1）]。这是一种社会发展观的转变，有着其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这一世界性潮流应引起重视，并结合国情采取措施改善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这样既符合广大居民的迫切需要，是从消费角度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又是达到小康生活标准的关键所在。
二、重视生活质量问题的国际背景
（一）对原有社会发展观的反思。
从二次大战后到六七十年代，世界科技和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物质财富大幅度增加，西方发达国家相继进入高额消费阶段，从而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就在这种繁荣的下面，世界人口快速增长，环境污染加剧，资源过度消耗，贫富差距加大，各种社会问题丛生，并且日益突出，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但人类的生活质量并没有随着科技、经济的空前发展而大幅度提高，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停滞不前甚至下降。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形势进一步恶化，人口膨胀，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粮食紧缺、资源匮乏等问题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
严峻的现实促使人们对长期以来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为依据的、以“物”为中心的传统发展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2）]。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将经济增长同发展混为一谈，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它的错误之处在于：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以人类统治自然为指导思想，人类全部活动以人类的力量为唯一出发点，没有自然界的地位，认为自然资源和环境是没有价值的，并以损害自然的方式达到增长的目的。在发展目标上，以经济增长为唯一目标，不重视生态的保护、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带来贫富差距悬殊，两极分化，大城市畸形膨胀，社会动荡。人们终于认识到，必须扬弃单纯以“物”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正视人的生存和全面发展的需要，从而转变到以“人”为中心、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的新的发展观念上来。
对生活质量的重视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1.注重可持续发展。强调目前的发展，要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承认自然界的地位和环境保护的不可忽视，把它同经济发展一样提高到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的地位；承认自然界和环境质量的价值，实行自然资源的有偿使用；改变人的谋生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统一。2.是着重解决影响生活质量提高的突出的社会问题，如社会教育、医疗卫生、福利、公共安全等问题。3.利用先进科学技术设法满足后工业化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所提出的新需求。例如，美国在1993年9月制订的《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中提出“全民服务”（Universal Service）的概念，并指出利用将要建立的国家信息基础结构以“改变美国人民的生活——改进地理、残疾和经济地位的约束——给所有美国人一个平等的机会，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才干和实现自己的抱负”[（3）]。
（二）从理论上对社会发展阶段的总结。
对生活质量问题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是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他于1971年提出了追求生活质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论点[（4）]。罗斯托把人类社会发展分为六个阶段。1.传统社会；2.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3.起飞阶段；4.成熟阶段；5.高额群众消费阶段；6.对生活质量的追求阶段。他认为，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依次过渡，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按照他的观点，前五个阶段迄今仍可在现实生活中找到相对应的例子。譬如，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仍停留在传统社会阶段，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已进入起飞阶段，大部分发达国家却已进入高额群众消费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反映的是一种数量上的消费特征，在此之后，人们转而对质量的追求感兴趣，这种质量就是生活质量。
罗斯托认为，在人类社会六个发展阶段中，起飞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两个关键性的阶段。起飞阶段就是要突破经济的传统停滞阶段，是一个国家基本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上的剧烈转变。从此，一国的经济便会进入持续成长之中。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又一个重大突破是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进入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作为主导部门的“质量部门”区别于以前各阶段的主导部门，以前各阶段的主导部门都是生产有形产品，而“质量部门”则提供劳务。“质量部门”包括教育、卫生保健、住宅建设、城市及郊区的建设、文化娱乐、旅游、社会福利等服务部门，“质量部门”投资的增加，也就意味着居民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健康状况的改善，环境的美化，生活条件的改良，等等，从而意味着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罗斯托认为，美国从50年代中期开始便从追求耐用消费品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进入要求提高生活质量的“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包括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旅游、住宅建设、城市建设等部门在内的生活质量部门中就业的人口越来越多，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意味着人类开始不再以有形产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而要以服务形式反映的生活质量的状况作为衡量成就的新标志。生活质量大幅度提高不仅意味着社会向人们提供舒适的、安逸的物质生活享受，而且意味着社会为人们创造了一种稳定的、和谐的生活环境，意味着人们在精神上建立了新的价值准则，建立了新的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罗斯托称这是继起飞之后人们生活的第二次突变，“一个真正的突变”。
三、生活质量与实现小康水平
罗斯托关于生活质量问题的研究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理论总结。但并不能说，其他国家必须走发达国家的老路，即在经历所谓前五个阶段之后，才能重视生活质量问题。应该看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之所以重视生活质量的改善，并非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自觉认识，而是很大程度上为形势所迫，对原有社会发展观的一种修正。我们应该了解罗斯托开创性研究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应指出罗斯托理论中的偏颇之处。生活质量问题的诸方面并非为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所独有，而是每一阶段都存在的；虽然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由于“质量部门”成为主导部门而有可能使生活质量问题变得较为突出，但在每一阶段，生活重量都可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甚至可能出现很大的提高。我们认为，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应该贯穿重视生活质量的思想，这是我国消费战略和发展战略的应有选择和创新之处。在目前全国人民奔小康的过程中，重视生活质量问题有着以下方面的现实原因和意义。
（一）近几年，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朝着改善质量的方向发展，而且发展速度很快。
在居民的膳食结构中，肉蛋禽水产品等高蛋白和高脂肪食品比例有所提高。在穿着消费品中，质量较高的衣着比例上升，成衣的比重提高，并开始讲究舒适、款式、流行和多样化。在用的方面，耐用消费品以极快的速度进入普通家庭。居民的居住条件有了较大改善，文化素质大有提高，更加注重精神文化享受。这说明改善生活质量已经是广大居民的迫切要求。据国家统计局1990年城乡住户调查结果表明，已达到小康收入标准的居民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改善。1990年，占人口20%的最高收入户年人均收入为2398元，占人口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只有631元。最高收入户年人均消费肉类25.6公斤，家禽5.2公斤，鱼9.5公斤，比最低收入户高出0.8倍至4.2倍；呢绒、绸缎的面料和成衣人均消费量比最低收入户高出2倍多；每百户拥有的彩电、电冰箱、立体声录音机、照相机分别比最低收入户高出1.9倍、7.6倍、0.9倍和5.4倍。最高收入户的居住条件较好，注重美化居室环境，消费支出中用于旅游、文化娱乐、卫生保健的比重明显高于最低收入户[（5）]。这些资料表明，居民收入的增加与生活质量的改善是密切相关的。
（二）居民的这种自发的对生活质量的追求需要科学的引导。
这方面我们可以吸取发达国家的教训，避免他们走过的弯路。例如，欧美等国以肉食为主的营养结构导致肥胖症病人大量增加，由此引发了多种疾病。随着人均收入的不断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我国城市中的肥胖症患者也在大量增加。但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研究人员经过对不同民族尤其是中国的饮食结构进行大规模研究之后，又极力向世界推荐中国传统的以谷物、大豆、青菜为主食，搭配肉、蛋、鱼以及水果、奶的饮食结构[（6）]。因此，在饮食结构问题上，要用科学的发展观点进行选择。1990年，我国每人每日摄取热量2680大卡，蛋白质70.2克，脂肪56.8克，已接近国际平均水平，相当一部分居民已超过国际平均水平[（7）]。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根据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身体素质状况以及食品供应状况，科学、合理地安排居民的饮食结构，并且适应居民的新需求，逐渐向安全、营养、优质和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健美食品过渡。
（三）我国居民生活环境质量的改善已是刻不容缓。
从工业革命开始一直到二战后的一个时期，西方国家的发展，都是以牺牲生态和环境为代价，只是在出现问题之后，才回过头来治理和保护环境。我们目前已经没有200年前或100年前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初期的条件，不能重复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中国的环境污染对居民生命健康造成的威胁已经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据报道，某些率先脱贫致富的地区，在环境污染方面付出了很大代价。最初，这些地区急于摆脱贫困，只要能脱贫，什么发展方式都可以使用，结果，生态和环境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九五”期间基本解决目前仍处于贫困状态的7000万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应该充分注意解决好这部分人脱贫过程中生活水平提高与保护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
（四）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了“九五”期间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即到200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要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能的，但同时也应看到，这一目标要求达到的是小康的起点标准。从小康的起点标准到富裕阶段，还需要经历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们不能单纯把达到用人均收入衡量的某一生活水平当作小康标准的所有内容，而应该认识到，小康本身是对介于温饱和富裕之间的居民生活质量的一种描述。在小康阶段，居民生活质量在温饱基础上有了质的提高。从这一点来看，未来几年乃至十几年时间，要使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随着经济的增长相应提高，必须在环境质量、国民素质、相关产业以及人们的精神面貌等方面有较大的改善。
四、关于生活质量的初步比较
由于生活质量包涵的内容比较广泛，国际上一般采用综合指数计算、比较各国的生活质量状况，如前面提到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人文发展指数、ASHA综合评价指数等。这些指数的计算方法都不相同，计算结果也有一定的差异。用物质生活质量指数计算，70年代初中国排在150个国家中的第68位；用人文发展指数计算，1987年中国排在130个国家中的第44位。用ASHA指数计算，1988年中国的ASHA值已经大大超过了该指数为发展中国家设定的标准值。较新的一组数据比较是由1991年，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援华“大学人口学研究与培训”P04项目课题组进行的。该课题组为衡量各国生活质量的基本方面，选择了教育、健康、营养、平等和环境等五个指标进行计算，其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生活质量指数的国际比较
表1中，中国的生活质量在所列9个国家中居第5位，超过了低收入的印度和肯尼亚以及中等收入的巴西和菲律宾，但低于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的墨西哥。从单个指标来看，中国在健康、营养和平等3个方面的得分较好，但教育和环境方面较低；尤其是环境方面的得分大大影响了中国的生活质量指数的分值。如果中国环境方面的得分达到发达国家水平，则中国的生活质量指数将达0.8206，接近英、日、美三个发达国家的水平。由此可以认为，中国生活质量主要的薄弱环节在于环境方面。从中国的环境质量现状来看，情况也的确让人担忧。据调查[（8）]，目前至少有80%的城市居民生活在空气质量很差的环境中，在全国范围内，大气中的硫和颗粒物浓度经常超过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大城市里的肺病发生率上升较快。1993年300多个城市缺水，100个城市严重缺水，全国饮用水严重不足的人口约4700万。据1988年全国饮水调查资料表明，中国有82%的人饮用浅井水和江河水，其中水质污染严重，细菌污染超过卫生标准的占76%；饮用受有机物严重污染的饮水人口约1.6亿。中国法定报告传染病构成中，肠道传染病所占比例在增高。目前的食品尚处于多种生物性、化学性污染未能得到有效控制，食物中毒和其他食源性疾病时有发生，食品卫生安全得不到充分保证的初期发展阶段。因此，预防和减少因环境污染而引起的传染病、环境病、食品中毒等，减少各种环境污染因素对健康的潜在性威胁，从而改善人民的生活环境质量，将是提高中国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
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综合指数方法只是用来衡量生活质量的基本方面，大致反映了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满足状况，并没有包含生产质量的所有方面，尤其是没有全面反应精神生活质量的内容。截至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种统一的生产质量定量分析方法。我们可以参照这些指数的计算结果，针对影响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问题，扎扎实实做一些工作。
五、关于改善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一些思考
改善生活质量的基本思想在于：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环境、资源水平的条件下，实现人口、经济、社会与环境的相互协调，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和全面发展的需要；只强调人的某一方面的需要，忽视其他方面的正当需要，或者对人的各种需要缺乏科学的引导，都会给未来带来严重的后果。生活质量的改善需要对人民未来的消费模式进行政策引导和选择。例如；我们现在的政策和行动实际上是选择一个高收入、高热量、高脂肪但环境污染严重的生活模式呢；还是一个适当的收入水平、环境优美、精神文化丰富的生活模式。即我们要实现的是重视生活质量的小康水平还是单纯追求生活水平的小康水平，这个选择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一）小康阶段的生活质量比温饱阶段有质的提高。
由于本世纪末我们达到的是小康的起点标准，所以我们首先应该注重生活质量的基本方面，如教育、健康、环境质量等。尤其是环境质量状况已经是中国生活质量的主要薄弱环节，我们应该将环境质量的改善作为实现小康生活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环境污染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目前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这种增长方式由于其“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特点既造成自然资源的巨大浪费又导致环境的严重污染。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今后15年必须坚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方针，实现集约型发展战略。这正是改善环境质量的一个契机，在具体实施中应该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改善环境质量结合起来考虑。
（二）我国居民生活质量的另一个亟待提高的方面是居民的受教育程度。
这一问题可以进一步扩展为国民素质状况，包括文化素质、科技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方面的内容。国民素质不仅是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方面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从战略性高度来看，提高国民素质，既是改善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又是为提高民族下世纪国际竞争能力作准备。政府在抓好基础性科技和教育的同时，积极引导人们对科技、教育的投入，引导人们走向自我发展型消费。这样做从中长期看，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是巨大的。
（三）营养状况是各种生活质量指数中的一个基本指标。
鉴于我国居民在蛋白质、热量、脂肪的人均摄入量等方面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而且食品消费结构存在步西方发达国家后尘，向高热量、高脂肪方向发展的趋势，可以考虑跨越国外食品消费结构变化所经历的某个阶段，直接向绿色食品和科学的消费结构过渡。这种选择既符合世界食品工业的发展潮流，又符合我国国情。因为高脂肪高热量不是人类健康的最佳选择，而且因为耗费太多的粮食，超出了我国的土地承载能力。
（四）近些年来，发达国家加强了对精神生活质量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情感、心理健康、满意度等方面。
我国学者也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对精神生活质量的研究和重视，可以更有效地引导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和消费。由于生活质量问题本身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可以通过生活质量的改善把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共同进步。
总之，我们应明确提出“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作为实现小康的要求，并向人民宣传其战略意义和实际意义。并从提高生活质量的角度把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实现人民生活小康水平联系起来，把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