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哲学的“践形”说及其育人价值
周玲俐1，张应杭2*
（1.丽水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丽水323000；2.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摘要： 在形神关系问题上中国哲学历来持重形轻神的立场。源自先秦的“践形”说最能体现这一道统。这一人生哲学观为死亡的超越提供了现实理性的路径。它不祈求灵魂不灭或肉身不朽，而是主张通过后天的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或兼而有之的“践形”来实现短暂生命的永恒价值。这一传统的当代价值体现可为化人、育人提供清晰的学理支撑和清明的价值指引。
关键词： 形神之辩；践形；当代价值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中西哲学都必然会论及的形神之辩而论，中国古代哲学自佛教传入后虽也有神不灭说，但却并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不仅发展成形形色色的灵魂说，还形成了严整的关于灵魂可以永生或不朽的宗教哲学。对此，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曾这样指出过：“关于不朽，中国哲学中讨论不多。不朽的问题，是西洋哲学及印度哲学所持重的；而中国哲学则对之不甚注意。这也是中国哲学的一个特色。中国哲学所以不注重不朽问题，主要是因为中国哲学离宗教最远，对于有宗教意义的问题，认为无足重视。关于不朽，中国哲学多从影响贡献来说，而不从灵魂永存来说。”[1]
的确，如果要对中国古代形神之辩的传统作一个概括，那么我们也许可以说，“践形”说最能体现中国古代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道统。如果作一点词源的考证，“践形”一词最早见于《孟子》一书：“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孟子·尽心上》）据杨伯峻先生考证，此句“天性”中的“性”并非如通常那样做“属性”之解，而是通“生”[2]。孟子在这里是说，形色是天生的，比如人的四肢五官等，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在后天的努力中运用好自己先天的形体。这即是“践形”一语的基本内涵。就形神之辩而论，以“践形”说的立场来看，追求虚无飘渺的神不灭、灵魂永存的“神道”是不明智的，人生所应有的现实理性态度是追求“人道”的“践形”。这显然是形神之辩中的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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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践形”说的基本内涵
与天人之辩、人我之辩、义利之辩、心物之辩等相类似，“践形”说作为形神之辩所得出的一种认知结论和价值立场，自先秦的孔子、孟子开始便已基本确立。《论语》的开篇语录便是：“学而时习之，不亦说（悦）乎。”（《论语·学而》）王阳明的《传习录》之名便是据此而来。正是由此，王阳明的心学不只主张拘泥于内心做功，它更在知易行难的论断下极力倡导知行合一。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就孔孟之道对王阳明所产生的影响而论，孟子的思想无疑影响更大[3]。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就明显地受到孟子“践形”说的影响。比如，王阳明在与弟子讨论力与命的关系时就不赞同孔子说的“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论语·学而》），他更认同孟子“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孟子·尽心下》）的命题。事实上，孟子的“践形”说正是“君子不谓命”的集中体现。源自先秦这一“践形”说经过王充、张载、王阳明等人的发展，到了明清，则以王夫之、颜元、戴震等人的思想最为经典。
王夫之通过对传统的知行、心物、形神之辩的总结，批判了重知不重行、重心不重物、重神不重形的错误倾向。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践形”主张：“形之所成斯有性，情之所显惟其形。故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周易外传》）在王夫之的哲学中，“践形”就是主张人生必须发展形体各方面的机能，使其各得其所。为此，他批判了不重“践形”的虚妄之学。王夫之就曾以道家的庄子和佛家的释氏为例予以了抨击：庄子说“堕肢体黜聪明”，释氏称身体为臭皮囊，然而，离开了形体去求道，这个道只不过是一种空幻的存在而已(同上)。在王夫之看来，形体与道是一致的，但宋明理学因受老庄及佛学思想的影响，对此道理却没能了悟。正是由此，王夫之这样总结说：“形者性之凝，色者才之撰也。故曰汤、武身之也。谓即身而道在也。道恶乎察？察于天地。性恶乎著？著于形色。有形斯以谓之身，形无有不善，身无有不善，故汤、武身之而以圣。……天地之生，人为贵。性焉安焉者，践其形而已矣。”（《尚书引义》）可见，王夫之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继承和发展了孟子的“践形”说。
而且，这一时期的诸多哲人一方面回望传统，对先秦哲学中的“践形”说予以发掘并主张将其弘扬光大，另一方面则纷纷身体力行。顾炎武就对自己提出了做学问不仅要“博学”，还要“知耻”，尤应耻于做八股，耻于空谈性命的为学要求，他积极主张“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与友人论学书》）。颜元也明确提出“学”与“习”两者务必统一的思想（《朱子语类评》）来勉励自己。王夫之认为朱熹把圣人之道解读为“至虚至静，鉴空衡平，此语大有病在”（《读四书大全说·大学》），他主张“欲修其身者为吾身之言、行、动、立主宰之学”（同上）。事实上，明清启蒙学者倡导并身体力行的经世致用学风，一方面由于致力于实践创新，推崇实学，注重调查研究，从而提出了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诸多可行方案，另一方面也开创了“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新人生观，极大提升了明清士人的人生格局。明清之际哲人们的这一切努力极大地改变了宋明以来知识界空谈心性，内心做功的虚妄学风，其积极影响一直持续至今。我们有理由断言，中国共产党人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和推崇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可以说是对这一优秀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弘扬光大。就当今中国而论，这一经世致用、“践形”功名的为学之道显然为置身新时代、新使命、新征程中的每位中国人的创业人生、奋斗人生提供着来自传统文化的不竭动力和丰厚的精神滋养。尤其是就其育人方面的价值指引而论，它让我们明白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践形”，坐享他人的成果不如自己的不懈奋斗。
自先秦以至近代，正是基于形神之辩中的这一“践形”说的基本立场，才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生不朽的独特看法。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哲学里，人生的不朽不是从神不灭或灵魂永存的角度探讨的，而是从“践形”这一实践理性角度阐释的。比如古人的“三不朽”说，其阐述的就是这样一个务实而理性的人如何超越死亡的路径：“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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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国古代哲人的理解，这“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中，“德”指的是个人道德品格方面的价值，像屈原、岳飞、包公、文天祥一类的人，忠信精诚，品格高尚，使当时的人们即对其景仰敬爱，更使千百年后的人们崇敬怀念。这便是“立德”的不朽。“功”是指为国家社稷为黎民百姓建功立业，像秦王、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他们开辟新天地，统一大中华，为历史谱写了新纪元，从而为子孙后代造福，功盖千秋。这是“立功”的不朽。“言”则是指言论、思想或著作，像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孙武的《孙子兵法》；像《诗经》三百篇的许多无名诗人，像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千古名篇的作者；像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这是“立言”层面上的人生不朽。概括地说，自先秦以来的传统哲学讨论不朽，不讨论人死后灵魂能否存在，只追问一个人生前是否有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或三者兼而有之的奋斗，只追问其开创的功名利禄方面的事业有没有永久存在的价值。可见，在古代圣贤那里，人生的不朽境界，就是指通过“践形”这一唯一的实践路径给历史和后人留下了或物质或精神或兼而有之的财富，从而能够被历史所记载，被后人所纪念。这样，一个人生命的意义便在这个“践形”的途径中得到了最后、最高也是最完美的实现。短暂的生命也就由此有了永恒的价值。
《红高粱家族》以抗日战争为社会背景，表达了在孕育出血海般辉煌又凄婉的红高粱的黑土地上生存的人们骁勇的血性、旺盛的生命力。爷爷余占鳌是高密东北乡里有名的土匪，一个没有任何理念和信仰的土匪，但其勇猛彪悍，体内喷薄着无所畏惧的生命力。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谁是土匪？谁不是土匪？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老子去年摸了三个日本岗哨，得了三个大盖子枪。你冷支队不是土匪，杀了几个鬼子？鬼子一个毛也没揪下来一根。”就是这样一个被人称为“土匪”的人，在那片妖艳、刺目的高粱地里用鲜血和白骨开天辟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英雄”。
众所周知，中西文化在形神之辩中形成了不同的哲学传统。相比于西方哲学形神二元对立下对具身（Embodiment）的轻视甚至打压，从而一味注重灵魂修炼的做法[4]不同，中国传统哲学基于形神合一的立场，因而更重视有形有状之身体的后天“践形”，并推崇在这个过程中历练心灵，从而真正实现对死亡的超越。这显然是形神问题方面更具理性，也更彰显智慧的解决路径。
三、“践形”说的育人价值
对孔子安贫乐道的幸福观，史籍里曾有这样一则很具体的记载：子路问于孔子曰：“君子亦有忧乎？”子曰：“无也。君子之修行也，其未得之，则乐其意；既得之，又乐其治。是以有终身之乐，无一日之忧。小人则不然，其未得也，患弗得之；既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终身之忧，无一日之乐也。”（《孔子家语》）这里记载的是孔子与子路的对话：子路讨教孔子时问道：“君子也会有忧愁吗？”孔子说：“不会有。因为悟道的君子在修身实践中当他做事尚没有获得成功时，他会为自己有做事成功的意念和憧憬而高兴；当他获得成功的时候，他又会为自己能有所作为而高兴。故君子一生都很快乐，而没有一天是忧虑的。小人则不是这样，当他有想获得的东西而还没有得到的时候，他因得不到而不快乐；得到了，又怕会失去而不快乐。故他一生都充满忧愁，没有一天是快乐的。”可见，在孔子看来“道”才是君子最应该得到的东西，有了“道”自然就不再会对身外之物患得患失，不再会对未来忧心忡忡。这也正是孔子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的意思。
以儒家哲学为代表的这一“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思想直接孕育了中华文明史上志士名人人格品性中的一种崇高精神。这一崇高精神包括见利思义、恪守善道、高风亮节，甚至不惜以殉道的方式来维护道义之尊严等内容。从古至今的历史长河中，诸如屈原、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秋瑾以及那些吟诵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共产党先烈，正是这一君子之道的孜孜“践形”者。这些楷模人物正是因对道义的“践形”而使他们的生命拥有一股浩然之气。这一浩然之气穿越时空，历久弥新，至今依然弥漫在我中华优秀儿女的心中。事实上，传统哲学所推崇的这种“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君子之道及其凸显出来的浩然之气对民族精神产生了强烈的感召作用。特别是每当外敌入侵、民族危亡之际，总有无数的志士仁人挺身而出，不惜以宝贵的生命去谱写民族救亡的一曲曲壮美篇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当下中国，这一“居仁由义”的君子“践形”之道显然值得发掘并弘扬光大。就义利之辩而论，在功利主义盛行，财富的诱惑无处不在的当今世界，它可以为我们的现实人生构建起以德为本的人生格局，为我们的人格品性培育起守持道义的定力，为我们的身心发展提供仁心义举的价值指引。
说实话，在他见到绿衣女子的时候，确实曾出现了那么一瞬间的心动。不得不说，那个中州人的容貌很漂亮，而且，皮肤很白，像温润的玉，这比云浮族女孩浅棕色或者棕褐色的皮肤要好看得多。但这远远没有到“执迷”的程度，族长和师父的话，将自己的这种念头夸大了许多，使自己显得邪恶和龌龊。
其一，在德性的“践形”方面，中国传统哲学推崇“居仁由义”（《孟子·尽心上》），并主张在必要的时候不惜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君子之道。这一君子之道作为民族精神的最重要载体，在育人方面可以为现代人的人格品性塑造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孔子最早探讨了这一君子之道。如果进行词源的追溯，“君子”本是指西周宗法制度下的贵族，后来孔子赋予了其道德方面的涵义。孔子以义利追求是否兼顾的标准划分出了君子与小人。在他看来，君子即是指那些品德高尚，能坚守道义的人，不论他原来是否出身贵族世家，只要恪守义利合一之道者就是君子。这事实上正是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一语的本义之所在。正是由此，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去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孔子还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名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这就是说，君子不是不想要富贵，但不合道义而获得的那种富贵，君子把它看成浮云。这是君子必须死守的善道。重要的还在于，孔子认为这也是一个生命可以超越形体的具象而达到不朽之境界的根本路径。孔子曾对弟子举例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论语·季氏》）这意思是说，齐景公既死，百姓因其无德而称快，可以说是朽了；伯夷、叔齐求仁得仁，其身虽死百姓却一直称颂他们的德行，这可以说是不朽了。
(2)进行渗流固结。固结分析步设定为76步，与实际工况所测的湿陷天数保持一致，约束条件为底部竖直方向固定，中间水平方向固定，初始孔隙比为0.83。
其二，在功名的“践形”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从来推崇大丈夫生当有所作为的积极人生态度。这一传统可以为当代中国人的创业人生、奋斗人生提供来自思想史的滋养。以功名立身可谓儒家积极入世之人生哲学的基本立场。孔子曾这样教导弟子：“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语论·卫灵公》）尔后孟子提出的“不淫”“不移”“不屈”（《孟子·滕文公下》）的大丈夫人格也是以为国为民而立下功名为衡量的。遗憾的是，正如冯契先生指出的那样，宋明理学因误读了道佛两家的虚静、空观等思想，在身心之辩中倾心于向内求天理人心，使先秦注重“学而时习之”（《语论·学而》）的人生哲学传统走向了变异[6]。正是由此，自明末清初开始，一大批启蒙思想家们开始了对宋明理学空谈性理，把学问变成一味地封闭在内心世界里做功的虚妄之学，提出了尖锐质疑和深刻的批判。这一批判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就是明清启蒙学者在发掘先秦儒家积极入世的“践形”传统时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思想主张。作为明清之际知识界的一种主流思想，经世致用强调的是寻求治国安邦、济民惠民的自我实践途径。正是因为有了明清学者的倡导和践行，“经世致用”的口号一时成为明清时期知识界的流行语。在明清学者看来，一个人的治理天下之才必须在具体的治国安邦“践形”过程中才能真正地发挥出作用。
尔后的颜元与戴震等人直接继承了王夫之的这一“践形”理论。在颜元看来，人生之道在于充分发挥自身形体固有之功能：“内笃敬而外肃容，人之本体也，静时践其形也；六艺习而百事当，性之良能也，动时践其形也；洁矩行而上下通，心之万物皆备也，同天下践其形也。”（《年谱》）这就是说，居处恭谨而严肃，为静时“践形”；习行六艺而百事皆宜，为动时“践形”。实行普世之道于天下，而与天地同流，乃是最高境界的“践形”。由此，在颜元看来，“践形”是人生最神圣的生活准则：“神圣之极，皆自践其形也。”（《存学编》）戴震则从人生达情遂欲的角度强调“践形”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他看来：“天下必无舍生养之道而得存者。凡事为皆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老庄释氏主于无欲无为，故不言理；圣人务在有欲有为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无私而已矣，不贵无欲。”（《孟子字义疏证》）
而且，古人认为君子在必要时为“践形”道义即使牺牲个人的生命也应在所不惜。以孔子的话来表述就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孟子继承了这一思想，提出了舍生取义的主张。孟子将孔子的“仁”理解为内心的德性，把“义”理解为依据“仁”而采取的外在行动：“人皆有所不忍，达之于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为，达之于其所为，义也。”（《孟子·尽心下》）在孟子看来，这一由内心的“仁”达成外在的“义”正是一个“践形”的过程。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孟子“践形”说的意义在于其最终找到了内在德性与外在行为完美统一之君子人格的实现路径[5]。“义”正是这个内在之仁德的于外在行为中的显现。在对“义”的外在践形方面，孟子留下了一段被广为引证和赞美的话：“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
其三，在精神的“践形”方面，中国文化形成了悠久的“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安贫乐道的幸福观。这一幸福观也是极易在物质欲望中迷失的当代中国人可以积极借鉴和合理汲取的。以中国古代哲学的立场来看，一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是对天道与人道之基本规律进行认知和领悟，人的内心一旦能够在认知和体悟的基础上拥有了“道”，那么人生的快乐也就在其中了。传统文化中的这一安贫乐道观同样是由孔子最早提出的。孔子曾教导他的弟子：“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论语·学而》）。也就是说，在孔子看来，人生最重要的不是追求富贵，而是悟道和行道。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那么，一个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时空境遇下，都不会患得患失，更不会怨天尤人，而是能够非常快乐地生活在并非事事如意的现实人生中。事实上，孔子自己的一生就是安贫乐道的一生。他以“仁道”去游说诸侯列国，虽然得不到赏识和重用，但他却执著如故，始终不忘初心。从《论语》的记载看，每当跟随他的弟子不免有些怨言时，孔子总会耐心地以安贫乐道之理给予谆谆教诲，从而重新激发起弟子们的信心。孔子所推崇的这一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在他的著名弟子颜回那里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正是由此，后人用“孔颜乐处”一词来概括孔子、颜回的这种安贫乐道的生活方式。
文化的重要功能之一在于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我们探究中国古代哲学的“践形”说当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立足当今中国的现实以发掘这一理论的当代价值。就“践形”说在化人、育人方面的当代价值而论，它显然可以为当下中国人奋斗的人生观提供来自传统文化的学理支撑和价值指引。
中国古代哲学向以儒家为道统。儒家哲学所推崇的这种“安贫乐道”的人生幸福论，荀子曾这样总结说：“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荀子·乐论》）这即是说，悟道的君子把快乐理解成对“道”的把握和遵循，而没有悟道的小人则把物质欲望的满足看成是快乐的。可见，古代哲人推崇的“乐道”境界，其实质是一种认知和精神层面上的快乐和幸福感受。一个人一旦拥了这种感受，哪怕物质生活再清贫，也能体验到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以孔子赞扬颜回的话说就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
也正是由此，寻“孔颜乐处”，即过一种安贫乐道的生活，便成为中国历代志士仁人的精神追求。宋代的周敦颐就曾论证过安贫乐道对人生的重要性。他认为，富贵是人之所爱，颜回却不爱不求，这是因为在颜回看来，对道的认知和遵循比富贵更有价值。一个人不仅在内心悟了道，而且在身体的行动中又能处处地“践形”内心体悟了的道，即便没有富贵，其人生也不会感到有缺憾。可见，“乐道”是对精神生活的一种追求，而非物质欲望的满足。它与时下颇为流行的追求豪车大宅、华服佳肴的消费主义（Consumerism）、享乐主义（Hedonism）人生观完全不同。显然，就传统文化对现代人的育人价值而论，这种传统幸福观对当代中国人的现实人生也有着积极的路径指引和智慧启迪作用。
上式中SNR为信噪比，τinterval为频率测量间隔。当测速间隔τinterval为0.2 s时，不同信噪比下的频率测量不确定度如表1所示。在微波调制激光测速实验中，激光信号解调后的微波信号的信噪比约为48 dB。根据接收机的参数设计，理论上，每0.2可得出一个测速结果，测速精度可达到4.062 3×10-4m/s，测速范围可达1×10-3～5.08×105m/s。
四、结论
中国古代关于通过“践形”而使生命走向不朽的学说，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显然产生了极为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中华民族史上那些至今英名永存的人，比如老子、孔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苏轼、文天祥、李世民、成吉思汗以及严复、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等人，无不是以其独特的创造和不懈的奋斗精神，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或兼而有之，而使自己的生命永垂不朽的。中国古代哲学的这一通过“践形”而走向不朽，从不追求虚无的灵魂不灭的人生哲学理论至今仍有其不可取代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在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现实语境下，它可以激励我们在新时代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梦的实现而励精图治，艰苦奋斗。当今中国需要这样的时代精神。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习近平新年贺词中一句“撸起袖子加油干”① “撸起袖子加油干”出自习近平2017年新年贺词。有媒体评论说，这一非常接地气的语录既形象表达了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中国人的使命，又揭示了每一个中国人如何追求和体验人生幸福的真实路径。2017年年底，“撸起袖子加油干”入选“年度中国媒体十大流行语”。全国发行量最大的语言类杂志《咬文嚼字》评出的2017年度十大流行语，“撸起袖子加油干”也位列其中。 的平实之语会成为当下中国的流行语。
著名的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去世前不久曾留下遗言：“中国哲学将来要大放光彩！”[7]中国古代哲学那些优秀的、迄今为止依然闪烁智慧光彩的道统，不仅体现为天人之辩中的“天人合一”说[8]15、人我之辩中的“人我和合”论[8]82、义利之辩中的“尚义”论[8]150，它同样也体现为形神之辩中的“践形”说。因此，就形神关系而论，我们应该纠正当前现实生活中受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畅销小说、好莱坞电影里传递的虚幻的灵魂说或天国观念之类的消极影响，回归传统文化所推崇的“践形”立场，并由此而积极主张每位中国人当下的立德、立功、立言的行动人生。重要的还在于，在今天这样一个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倡导立德、立功、立言而使自我人生走向不朽的传统哲学之道显然是充分必要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行动哲学，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固然也是置身文化自信语境下我们对传统文化回望和现代性开掘所得出的一个学理结论，但更希望它可为当下的我们如何积极地从传统中汲取智慧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提供一个具体的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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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Practice”Theory of Chinese Ancient Philosophy and its Educational Value
ZHOULingli1，ZHANGYinghang2*
（1.School of Marxism，Lishui Vocational&Technical College，Lishui 323000，Zhejiang;2.School of Marxism，Zhejiang University，Hangzhou 310028，Zhejiang）
Abstract： On the issue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 and spirit,Chinese philosophy has always had a preference of form to spirit,which can be best reflected by the“practice”theory from the pre-Qin Dynasty.This philosophy of life provides a realistic and rational path for the transcendence of death.It does not pray for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or the immortality of the body,but advocate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eternal value of a short life through“practice”,which indicates the realization ofMen’s bodyfunctions through setting virtues,building achievements or writingworks,or achievingall ofthe three.This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can provide clear academic support and clear value guidance for college educators.
Keyword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ormand spirit;practice ofbodyfunctions;educational value
doi： 10.3969/j.issn.2095-3801.2019.06.013
中图分类号： G880.5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3801（2019）06-0075-06
收稿日期： 2019-03-20；修回日期：2019-04-10
作者简介： 周玲俐，女，浙江丽水人，助教，硕士。
*通讯作者： 张应杭，男，浙江丽水人，教授，硕士。
标签：形神之辩论文; 践形论文; 当代价值论文; 丽水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