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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5]01—0040—04
一
科学主义作为一种盲目崇拜和迷信科学的思潮，是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17-18世纪牛顿力学奇迹般的成功、随后自然科学势如破竹的进展，以及近代科学在工业上的大规模应用，促使一部分哲学家和思想家滋生了科学至上的心理。基于这种心理，盲目夸大科学和科学方法的作用，从不同的角度致力于运用自然科学改造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事业，在许多哲学流派那里，成为一种时髦。诸如推行实证原则的实证主义、推行经验还原原则的马赫主义、推行逻辑分析原则的逻辑实证主义、推行实用原则的实用主义、推行否证原则的批判理性主义等等，就是其中的典型。也正是主要由这些哲学派别的共同推动，形成了人类思想史上蔚为大观的科学主义思潮。
显而易见，尽管科学主义思潮并不完全局限于哲学，但不论从思想的深刻性上看，还是从社会影响上看，都可以断言，科学主义主要是一种哲学性质的社会思潮。基于此，可以认为，尽管反科学的人大都站在反科学主义一边，但反科学主义决不等于反科学。许多人是从爱护科学、实事求是地看待科学的立场反对科学主义的。那种试图把反科学的帽子扣在所有主张反科学主义者身上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尽管科学主义的理论形态多种多样，但其基本观点是大致相同的。利学的本质是科学理性，而科学理性通常有三种最主要的内在和外化形态：一是方法，即将经验的、逻辑的和数学的方法融为一体的科学方法；二是知识，即既具有客观性内容又具有严密形式的科学知识；三是技术，即作为科学知识物化形态的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技术。相应地，唯科学主义的核心观点也主要有三点：(1)利学方法的应用范围是无限的：(2)科学知识优于其他任何知识，其客观性是绝对的；(3)科学技术自身负面效应问题的解决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科学技术。下面，我们试对第一个核心观点予以初步评论，余将另文分析。
二
大凡科学主义者或具有科学主义倾向的人都坚持认为科学方法的应用范围无限度，也就是说，在社会和人文领域中同样是通行无阻的。一些领域之所以不能应用或不能完全应用自然科学方法，其原因要么是科学方法本身还不够完善，要么是人们对这些地方的认识还有待继续深入。
例如，数学家和哲学家莱布尼茨曾经制定过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试图创造一种包罗万象的微积分和一种普遍的技术性语言，以便使人类的一切问题都得以解决。为此，他向人们反问道：为什么不能把数学语言和数学方法加以推广，以适用于所有的学科呢？哲学家霍布斯在其名著《利维坦》中指出，只有人脑的数学活动才产生有关物质世界的真正知识。数学知识是真理。实际上，我们只有以数学的形式才能把握物质的真实性。18世纪杰出的数学家拉格朗日和拉普拉斯告诉人们：世界的进程完全由和谐的数学规律支配着，数学规律为每一件事安排一个自然的结果。实证主义的创始人孔德主张人们的一切知识必须通过观察和实验，反过来说，观察、实验方法是获得一切知识的正确途径。“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1](P27)他指出，自然科学方法必然也是社会科学理论构造的方法论手段，他的理想乃是建立一种社会物理学。
中国近代史上的科学主义者说得更加明确。20年代30年代初，科学论战中科学派的主将丁文江说：“凡是事实都可以用科学方法研究，都可以变做科学，一种学问成不成为一种科学，全是程度问题。”[2](P188)为此，他说：“在知识里面科学方法万能；科学的万能，不是在他的材料，是在他的方法。”“我还要申说一句，科学的万能，不是在他的结果，是在他的方法。”[2](P193)科学派的主帅胡适认为：”我们也许不轻易信仰上帝的万能了，我们却信仰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人的将来是不可限量的。”[3](P313)心理学家唐钺说，“我的浅见，以为天地间所有现象，都是科学的材料。”[2](P290)“关于情感的事项，要就我们的知识所及，尽量用科学方法来解决的。”[2](P274)上述言论所表达的，统统是言之凿凿的科学方法万能论。
现在，在中国思想界，公开主张科学方法万能的人不多了，但坚持科学主义立场的人关于科学方法万能的基本观点没有变。例如，最近在关于科学主义的讨论中，有人提出“对社会的研究日益可能成为科学”。这种不加限制地把对社会的研究推向自然科学、力图把对社会的研究统一到自然科学那里去的观点，其实质就是主张科学方法能够解决社会研究中的一切问题，是一种地地道道的科学方法万能论。它与当年丁文江所主张的“一种学问成不成为一种科学，全是程度问题”[2](P188)没有什么两样。
正是由于科学主义者都这样那样地崇信科学方法万能，并把这一观点视为自己的中心观点，所以，一些关于科学主义的权威定义都异常鲜明地突出了这一点。例如：20世纪著名古典自由思想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认为，“唯科学主义”即科学主义，“我们指的不是客观探索的一般精神，而是指对科学的方法和语言的奴性十足的模仿。”[4](P6)《韦氏英语大词典》说，“唯科学主义”是指“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被用于包括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的理论观点，以及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富有成果地被用来追求知识的信念。”美籍华人郭颖颐在罗列了各种有代表性的唯科学主义定义后指出：“更严格地说，唯科学主义（形容词是“唯科学的”，Scientistic）可定义为是那种把所有的实在都置于自然秩序之内，并相信仅有科学方法才能认识这种秩序的所有方面（即生物的、社会的、物理的或心理的方面）的观点。”[5](P17)
三
那么，自然科学在人文、社会领域中的应用限度究竟是怎样的呢？尽管问题的难度很大，但是，至少可以明确以下几点：
(1)自然科学方法原则上适用于一切求真活动。它是人们在追求自然界真理的活动中所发展起来的一整套认识方法，这套认识方法的核心是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有机结合。实验、观察方法使得自然科学的研究能够在人工控制的条件下，较自如地搜集、分析经验事实和用经验事实检验假说与理论；数学方法使得自然科学研究能够从量的角度深化认识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的质，并且利用形式化语言提高了自然科学理论和假说的清晰性和可预见性。总之，自然科学方法使得自然科学所达到认识结果即自然真理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内容上的确定性、形式上的精确性和融贯性、动态上的开放性、以及功能上的有效性等等。基于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从近代科学诞生的三、四百年间，经过数代人的努力，尤其经过现代自然科学的洗礼，自然科学方法已经达到了相当发达、有效的地步。尽管自然真理和人文、社会领域的真理有一定的区别，但由于任何真理都包含经验与理论的对应和协调，因此可以认为，至少在原则上，自然科学方法适用于一切领域中的求真活动。诚然，这里的真是认识论意义上而非本体论意义上的。就是说，这里的真是指真理性的认识，而不是指与虚假与相对立的事实或存在。
(2)应对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中的应用给予高度评价。可以说，它在人文、社会领域中的应用既有必要又有可能。其必要性主要体现在人文、社会领域里的研究对于自然科学方法的需要上，或者说，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方法对人文、社会领域里的研究具有积极作用上。例如，它可以缓解或消除人文、社会领域使用日常语言所带来的模糊、含混和歧义等弊端，使得人文、社会领域现象得到准确、全而和清晰地表述；可以从量的角度分析人文、社会现象和过程，进而提高人们对人文、社会现象和过程认识的准确性和深刻性；可以为人们在人文、社会领域里的活动提供操作性较强的行动方案；等等。其可能性则主要体现在求真是人文、社会领域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为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留下了广阔天地。人文、社会领域里的求真活动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该领域中相对独立于求善、求美等追求价值活动的求真活动。如经济学关于经济活动或经济现象发展规律的研究，历史学关于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哲学关于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普遍规律的研究，等等；二是该领域里追求价值的活动中所渗透的求真活动。一般说来，真、善、美既有各自分工、彼此独立的一面，又有真是善和美的基础的一面。合目的性不可完全脱离合规律性，不合规律的目的是注定要落空的。因此，真是善的基础；合情趣性是以人的认识和掌握客观世界的规律并善于利用规律达到目的的实践活动在人与对象之间建立起审美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从美的发展和起源看，真是美的基础。此外，就美作为历史的成果，作为一个客观对象看，美是客观真实，艺术真实和本质真实的统一，也是以真为基础的。善和美都建立在真的墓础之上，因而不论求善还是求美都把求真视为自己的一个环节、一种成分。这种情况往往具体表现为：在追求善和美的活动中，渗透着某些求真的内容，如搜集事实、抽象概念、溯因求果、概括规律、建构体系和数量研究等等。
在这一事实前提之下，我们也应当肯定，科学主义积极推广应用自然科学方法肯定是有功绩的。他们的错误仅仅在于把这种应用搞过了头，企图包打天下，以至于走向了事情的反面。
(3)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中不可能占据主导地位。
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人文、社会领域源远流长，可以说与自然科学诞生的历史一样久长。其间所取得的成就也极其巨大。但是，从根本上说，在人文、社会领域各学科的研究中，很少有自然科学方法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政治经济学家一直激烈地批评数理经济学派漠视市场、商品和经济活动的本质，仅仅注重经济运动的形式和数量关系。应当说，这一批评对于数量经济学派说来是正中肯綮的。经济学科尚且如此，其他学科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正如用放射性同位素测定文物年代在考古学中的地位一样，在各门人文、社会科学中，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基本上是从属性和技术性的。
那么，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应用，将来是否有可能在越来越多的学科中，出现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呢？
显然，这一问题与自然科学方法自身的特点和局限性攸密相关。我们注意到，自然科学方法至少具有以下特点和局限性：
(1)自然科学方法注重和擅长定量研究。这是其优长之处，也是其局限性。因为它要求研究对象应当具有可计量性。而可计量的前提是无差别、同质性。这对于绝大部分人文、社会现象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为此，至少截止到目前，人文、社会现象绝大部分不能用实数来计量，即使能用实数计量，也未必是连续的。至于用微分方程和其他数学手段进行计量研究的情况就更加少见了。这样，自然科学方法的定量研究在人文、社会领域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诚然，随着数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社会现象可计量的范围将会逐步扩大，而且，现代数学也已不限于数量，但是，从根本上说，人文、社会现象的主体部分是永远不可能具有形式结构的。因此，正如德国学者波塞尔所说：“这里我们遇到了数学可应用性的根本界限，这是无法通过发明新的形式规则和结构来逾越的。即使我们变成了计算生物，即使我们生活在数字漩涡之中，甚至即使我们在干预世界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开辟新的数学化的可能性，我们都必须承认，数学化只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它无法离开历史的和创造性的生活而存在。”[6]
(2)自然科学方法注重经验性。这是其优长之处，也是其局限性。因为，它要求研究对象具有可观察之类的直接经验性，或具有可以还原为直接经验的间接经验性。说到底，自然利学方法乃是一整套对经验材料进行自组织以及在经验的基础上使理论得以自我改进的研究方法。自然科学方法对于人文、社会现象经验性的要求，显然过于苛刻，人文社会现象大量渗透人的主观意识、常常受人的主观意识的支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人文、社会现象本身就是不同形式的精神现象。这样，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中的应用就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
(3)自然科学方法在价值分析方面的局限更是突出。这里涉及两种情况：其一是对人文、社会现象所认定或所包含的价值判断的技术处理；其二是如何介入人文、社会现象价值判断的选择或修正。就第一方面而言，人文、社会现象所认定或所包含的价值判断的存在常常受到或久或暂、或隐或显的众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在这一价值判断引导人的行为时，又受到人的个性、偏好、情绪等大量因素的干扰。因此，运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人文、社会现象所认定或所包含的判断的处理就显得格外棘手。就第二方面而言，自然科学方法通常是无能为力的。譬如，在制定某项政策时，是选择公平优先，还是选择效率优先？若要两者兼顾，又怎样配置其关系？解决这样的问题，依靠自然科学方法恐怕是难以奏效的。
鉴于上述局限都是自然科学方法所固有的，难以跨越和克服，所以，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各学科的研究中占据非主导地位的情况，是难以改变的。
四
一些人对于强调科学方法应用的限度、批判科学方法万能不理解。认为在人文、社会领域里尽可能推广应用自然科学方法既有利于解决人文、社会领域里的问题，又能反过来扩大自然科学的疆域、促进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百利而自无一害，何错之有？其实，事情恰恰相反。既然人文、社会领域各学科都各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方法，而自然科学方法在其中的作用仅只是辅助性的，那么，不分青红皂白硬要把自然科学方法扩大到人文、社会领域的一切方面，或者说一切人文、社会领域的问题都企图交由自然科学方法来解决，其结果只能越俎代庖、适得其反。不仅无助于解决人文、社会领域中的问题，反而会对人文、社会领域各学科的发展起阻碍作用。进一步讲，这种推广应用，也会败坏自然科学的威信，阻碍自然科学的健康发展。大量事实证明，自然科学方法对人文社会领域各学科的独立研究方法的僭越行为，的确会给人文、社会领域各学科的研究带来某种恶劣后果：轻则诱导研究者仅仅关注搜集实例、考辨细节，而相对忽视对基本理论问题的发现与研究。如胡适及其一批追随者，由于科学方法万能思想作祟，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学术上的建树，使得他们在中国通史、断代史或思想史、哲学史等学术领域，极少发表具有整体或宏观意义上的论点或论著，却多半表现为一些细枝末节的考证、翻案、辨伪等，就是明显的一例；重则诱导研究者不顾人文、社会科学现象的特点，执意按照自然科学方法的框框剪裁事实、编制规律，以至捕风捉影、牵强附会，陷入谬误而不能自拔。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有的学者把系统论的方法引入历史研究，虽然取得—定成绩，但由于过分夸大系统论方法的作用，最终仍不免以失败告终。以至于有学者尖锐地批评说，用系统论来解决中国历史会对中国历史和意识形态产生很多歪曲。他们所建立的诸如“变法效果递减律”等等一些历史规律并不是什么规律，其中搀杂了很多主观曲解的成份，是很没有说服力的。[7](P420)科学方法万能论的危害已经或正在被学界逐步认识。较早对科学主义展开系统批判的哈耶克尖锐地指出：自19世纪上半叶科学主义诞生以来，“在大约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模仿科学的方法而不是其精神的实质的抱负虽然一直主宰着社会研究，它对我们理解社会现象却贡献甚微，它不断给社会科学的工作造成混乱，使其失去信誉，而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的要求，仍然被当作最新的革命性创举向我们炫耀。如果采用这些创举，进步的梦想必将迅速破灭。”[4](P4)总之，我们批判科学方法万能论，并不是一概否定或反对自然科学方法在人文、社会领域里的应用，而是试图指明这种应用是十分有限的。所谓社会科学奔向自然科学的潮流，就人文、社会科学的全局而言，过去是支流，现在是支流，将来也不可能成为主潮流。这就意味着，对于自然科学方法的推广应用，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积极、又慎重，不任意夸大自然科学方法的作用，不满足于套用术语或理论内容的简单置换，而是力求通过严谨的研究取得实质性的学术进展。例如在某些人文、社会领域的研究中恰当地运用数学模型方法进行定量研究，是提高理论的清晰性、深度和预见性的需要，应当受到鼓励。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数学模型的建立不可能脱离运用人文、社会科学方法所进行的定性分析。没有基本的定性分析，数学模型的真正含义就很难得到正确的说明。因此，定性分析是定量分析的前提和基础，定量分析是定性分析的补充和发展，只有将二者摆正位置，有机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收稿日期：2004-10-11
标签：科学论文; 科学主义论文; 人文论文; 社会发展规律论文; 社会经验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数学论文; 自然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