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在冲突情境下7岁儿童的资源获得行为——对中国和加拿大儿童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儿童论文,情境论文,中国论文,和加论文,冲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 B844
1 问题提出
大量的心理发展理论和研究都已经多次表明同伴交往对儿童身心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Forgeron et al.,2010; Parker,Rubin,Earth,Wojslawowicz,& Buskirk,2006；纪林芹，魏星，陈亮，张文新，2012；周宗奎，赵冬梅，孙晓军，定险峰，2006)，同伴冲突作为同伴交往中难以避免的一环而受到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大量关于儿童同伴冲突的研究都表明，儿童的冲突大部分都是围绕着获得或者使用资源引起的(e.g.,Brenner & Mueller,1982; Dawe,1934; French,Pidada,Denoma,McDonald,& Lawton,2005; Hay & Ross,1982)。在同伴交往中，更多时候的冲突都不是显在的，而是潜而未发的一种状态，这种潜在冲突是被化解还是被激化，取决于个体言行的适宜性。儿童在与同伴交往的过程中，如何平衡自己的需要和同伴的需要，合理而有效地获得资源，并且减少或者避免与同伴冲突，对个体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究将通过为儿童提供潜在冲突的游戏情境，考察儿童的资源获得行为。
资源分配的相关研究表明，儿童身上已经表现出不公平厌恶，也即对不公平结果和不公平意图的厌恶(e.g.,Fehr & Schmidt,1999; Dufwenberg & Kirchsteiger,2004)。影响儿童不公平厌恶的因素很多，比如社会比较，个体希望比他人得到的更多、更好，或者不希望别人比自己得到的更多、更好所导致(e.g.,Sutter,2007; Fehr,Bernhard,& Rockenbach,2008; Sanfey,2009)；比如社会福利，因为个体希望惠及他人，尤其是处于弱势的个体(e.g.,Moore,2009; Blake & Rand,2010)；比如预期，个体得到的与预期不符会带来不满和反抗(e.g.,Sanfey,2009; Marchetti,Castelli,Harlé,& Sanfey,2011)。Shaw和Olson(2012)的研究表明，与社会比较和社会福利无关，6～8岁的儿童已经具备了不公平厌恶的认知能力，哪怕他们明知被分配对象彼此陌生，哪怕他们自己是被分配对象之一或者被分配对象之一是他们的好朋友，他们仍然会公平的分配资源。朱莉琪、皇甫刚、Keller、牟毅和陈单枝(2008)对中国儿童的研究也表明，儿童在博弈游戏中的决策，从整体上看都是倾向于公平和分享的。但是，从另外一些类型的研究中我们也看到了不一样的研究结果。Charlesworth和La Freniere设计过经典的看电影情境来研究儿童的资源获得与分配行为。一系列使用看电影情境对儿童进行的研究(e.g.,Charlesworth,1996; Green,Cillessen,Berthelsen,Irving,& Catherwood,2003; Sebanc,Pierce,Cheatham,& Gunnar,2003)都表明，资源的分配通常是高度不均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一部分儿童成功占有了大量资源，而其他儿童得到的却很少，尽管他们常常帮助别人。这表明，具备不公平厌恶的认知能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儿童在资源获得和分配中的公平或平等。那么，除了儿童资源分配或获得的结果之外，资源获得的过程有什么特点？儿童在整合了公平、平等、个人需要及他人需要的情况下，会如何获得资源呢？以往研究关注最多的是儿童在解决同伴冲突和获得资源中所使用的策略。比如Vuchinich(1990)区分了解决冲突的五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妥协、第三方干预、退出、僵持和屈从。Jensen-Campbell,Graziano和Hair(1996)把它们归结为三类：协商、搁置和强制，该分类得到了广泛认同。Charlesworth和LaFreniere(1983)认为合作是一种重要的竞争形式，可以使资源获得最大化。Hawley(1999)认为竞争和合作行为都是可行的资源控制的策略，并定义了两类主要的资源控制策略：强制策略和亲社会策略。她摒弃了传统研究中以攻击来建构社会支配的结构主义方法(e.g.,McGrew,1972; Pellegrini,Horvat,& Huberty,1998)，而对社会支配采用了功能主义的方法，即首先关注竞争的结果(获得了资源)，然后才是行为的形式(即使用了什么策略，强制策略/亲社会策略？)。Hawrley等人的一系列研究都表明，双策略者，被称为马基雅维利者(Machiavellian)能够最有效的控制资源，获得社会支配地位(e.g.,Hawley,2003; Hawley,Little,& Card,2007; Hawley,2010)。Chen和Chang(2012)采用问卷法对上海2～5年级儿童的调查研究也表明，双策略控制最有效，然后是强制策略和亲社会策略。但是，Hawley也指出：策略适用于那些动机非常强烈并且因此而采取行动的儿童。那么，儿童在资源获得的过程中是否一定要使用策略呢？答案是否定的，比如儿童轮流玩，对于社会化过程中的儿童而言，这样的行为是不能简单地用策略去解释的。没有使用策略的儿童是怎样获得资源的呢？这恰恰是以往的研究中忽略的。此外，以往研究大多使用的是问卷法(e.g.,Rose & Asher,1999; Tezer & Demir,2001; Chen & Chang,2012)，采用实验室观察的研究基本局限于学步期(toddlerhood)和学前期(preschool)儿童(e.g.Hawley,1999; Baumgartner & Strayer,2008)，很少涉及年龄更大的儿童。研究方法不同研究结果也会有差异，比如对实际冲突的观察研究表明，在冲突解决过程中，强制策略使用的最多，其次是协商策略，较少使用搁置策略；但是假设冲突情境的自我报告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在冲突解决的过程中，协商策略使用的最多，然后是强制策略，搁置策略较少(Laursen,Finkelstein,& Betts,2001)。因此本研究将采用生态效度较高的观察法来考察7岁儿童在试图获得资源的过程中，与获得资源相关的行为本身，不管儿童是否使用了策略、是否最终获得了资源。
大量的研究表明，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影响到个体的认知、态度、信念、价值观等方面，而这些又会直接影响到个体的行为。在心理学中，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是被研究的最多的文化类别。个体主义的核心是认为自我是一个自足的独立实体(Markus & Kitayama,1991)，个人目标是个体主义者行动的内在动力。个体主义文化(比如美国、加拿大等)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强调个体有自己的意志与欲望，重视主动、自信和个性张扬。集体主义的核心是认为自我与他人相互依赖。集体主义文化(比如中国、日本等)强调维持社会秩序，构建人际和谐，鼓励个体为了集体和他人利益适当自我控制(Chen,X.Y.,Chen,H.C.,Li,& Wang,2009; Oyserman,Coon,& Kemmelmeier,2002)。Markus和Linn指出，对个体主义者和集体主义者来说，处理冲突的意义和方法迥异。持个体主义价值观的人倾向于把冲突看成是对自由的侵犯，并试图通过果断的行为解决冲突。相反的，持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人倾向于把冲突看成是人际问题，认为把冲突最小化、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比解决争端更重要(Markus & Lin,1999)。French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回避冲突可以正向预测印度尼西亚儿童教师报告的社会适应，对美国儿童的预测作用则相反(French et al.,2005)。因此，不管是如何避免冲突还是如何解决冲突都需要在文化的背景下去理解。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是在欧美的个体主义文化中进行的，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研究较少，进行跨文化比较的研究更少。Charlesworth在1996年的跨文化研究中，对印度、马来西亚、南非以及美国4～8岁的儿童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儿童竞争资源的结果具有跨文化的相似性，即在看电影情境下，儿童都能迅速学会合作，且儿童在个体水平上的资源占有结果是高度不均的。那么儿童竞争资源的过程是否也具有跨文化的相似性呢？
本研究将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采用实验室观察法，对中国和加拿大7岁儿童的资源获得行为进行跨文化比较。本研究为儿童提供的是一个具有潜在冲突的情境，也即四位同性别、年龄相仿、彼此陌生的儿童，一个新奇的、对儿童有吸引力的玩具，每次只有一位儿童可以控制玩具。同伴之间彼此陌生，既可以增加任务的挑战性，也可以消除熟悉同伴之间已经建立的强弱关系所带来的潜在影响(Green et al.,2003)。
Laursen等人(2001)对冲突研究的元分析表明，在冲突解决策略上存在年龄差异：儿童使用的强制策略最多，其次是协商策略，搁置策略较少；青少年使用的协商策略最多，在搁置策略和强制策略的使用上没有差异。再加上中西文化背景上的差异(Markus & Lin,1999; French et al.,2005)，因此本研究假设7岁儿童在资源获得行为的发生频率上直接、果断、强势性的行为最多；并且加拿大儿童的此类行为多于中国儿童，在其它资源获得行为上，中加儿童也有差异。
性别差异方面，许多研究都表明，在冲突解决方式上，女孩更关注关系，倾向于用和缓的策略来解决冲突；而男孩则更多考虑自己的支配权或者支配地位，更容易采用攻击来解决冲突达到目的(e.g.,Miller,Danaher,& Forbes,1986; Rose & Asher,1999; Noakes & Rinaldi,2006)。因此本研究假设，男孩的力量型、强制性的行为多于女孩，女孩的关系型、合作性的行为多于男孩。
Jorden,Cowan和Roberts(1995)认为规则可以激发儿童在别人身上使用强制力或者保护自己的自主性；Shaw和Olson(2012)的研究表明，6～8岁的儿童已经具备了不公平厌恶的认知能力；在资源有限大家又都想得到的情况下，儿童可能更倾向于使用规则。因此本研究假设游戏规则也会是儿童获得资源的方式之一，在游戏规则的发生频率上中国和加拿大儿童没有显著差异。
行为学的观点认为，稳定的支配等级可以使社会冲突的危害最小化(Shantz & Hartup,1995)，许多研究也表明在儿童同伴群体中也存在支配等级(e.g.,Russon & Wait,1991; Hawley & Little,1999)，再加上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背景和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因此本研究假设同伴游戏中可能存在支配关系，且中国儿童的支配行为多于加拿大儿童。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该研究的被试源于一个大型跨文化追踪研究项目。该项目于1995年从北京的出生登记部门随机抽取了208名2岁左右的儿童，其中男孩96人，女孩112人，平均年龄24.01个月(SD=2.12，年龄范围18～29个月)，母亲平均年龄30.60岁(SD=3.71，年龄范围23～41岁)，父亲平均年龄32.51岁(SD=3.78，年龄范围24～48岁)。儿童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经济状况中等偏上。研究者邀请儿童及其母亲在大学实验室进行了一系列有效测量并收集了父母问卷，此后又分别于儿童4岁、7岁、11岁和14岁时进行了追踪测量。
该项目于1997年从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选取了182名4岁左右的儿童，其中男孩93人，女孩89人，平均年龄51.69个月(SD=1.52，年龄范围49～59个月)，母亲平均年龄34.63岁(SD=3.93，年龄范围21～45岁)，父亲平均年龄36.14岁(SD=4.47，年龄范围23～52岁)。该样本与中国样本同步追踪。
本研究关注儿童7岁时的资源获得行为情况，被试包括中国男孩64人，中国女孩96人，加拿大男孩71人，加拿大女孩62人，共计293人。
2.2 研究程序和测量工具
2.2.1 研究程序
在2000年儿童7岁左右的时候，每次邀请4名性别相同互不相识的儿童到一间4.2 m×3.5 m大的观察室中游戏。观察室屋顶的角落装有摄像头，观察室的一面墙上装有单向玻璃，单向玻璃外放置录像设备，观察者在室外通过单向玻璃对室内儿童的活动进行摄像。整个活动过程持续约一小时，包括9个情境。实验室观察结束后，对儿童进行访谈，让儿童分别对游戏小组中其他儿童的喜爱程度进行评价。
本研究关注儿童在潜在冲突情境中的资源获得行为及观察结束后儿童的同伴喜爱状况。在潜在冲突情境中，实验员向儿童提供一个新奇玩具——电动航天飞机模型，通过操纵键盘，飞机可以在室内运动、唱歌说话和发出光亮。实验员先向儿童演示玩具的玩法(在演示时儿童不能触摸玩具)，接着要求4名儿童在玩具前站成一排，并把玩具放到儿童前面1米远的地上，对他们说“现在你们就一起玩吧”，然后离开，不再做干预，当儿童企图求助成人来获得玩具时，实验员的答复统一为“去玩儿吧”，不进行干预。每组的新奇玩具游戏时间约5分钟。
2.2.2 儿童7岁时录像资料的编码
采用事件取样法。编码时，编码者先认真观看一遍录像，然后进行编码；当编码表上的行为发生时，编码者暂停录像并在编码表上记录行为发生的时间和针对的对象，然后继续播放录像直到新的编码表上的行为发生。本编码表包括如下几个部分：
(1)儿童资源获得行为，包括果敢行为，指儿童通过言语或者动作勇敢、果断地向别人索取玩具的行为；比如直接拿、夺玩具，以命令的口气向别人要玩具；请求，是指儿童礼貌地向别人索要玩具的行为，比如“让我玩儿一会儿吧？”“我可不可以玩一会儿？”；轮流规则，指通过利用或者建立轮流玩的规则试图获得玩具，比如“该我了，你都玩儿了好长时间了”、“我第二玩儿，他／她玩儿完就该我了”等；求助成人，指通过寻求实验员的帮助试图获得玩具。同时记录儿童资源获得行为的目标指向，即为自己，还是为别人。
(2)儿童资源获得行为的结果，包括成功和失败。即儿童发出资源获得行为后，如果得到了玩具，即为成功，反之则为失败。
(3)儿童的给予行为，比如儿童直接把玩具递给别人，可以有解释，如“该你了”、“你最小，你先玩儿”等，也可以没有任何解释。
(4)领导或组织，是指与获得资源没有直接关系，旨在建立、强调或者明确游戏规则的行为，比如“从小到大玩儿”、“我们应该轮流玩儿”、“每个人不能玩儿太长时间”等。
中国和加拿大的录像分别由当地大学发展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在接受培训后完成。分别抽取样本10％的录像资料计算编码者信度(Cohen's k)，中国录像的编码者信度在0.86～1之间，加拿大录像的编码者信度在0.88～1之间。
2.3 数据整理与统计分析
本研究采用SPSS 16.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潜在冲突情境下中加儿童资源获得行为的比较
3.1.1 频次分数的标准化
潜在冲突情境设计时间为5分钟，考虑到实际操作中可能存在的差异，首先把时间统一，计算儿童在各变量上的频次结果，计算方法为：
转换后的各变量之间的皮尔逊相关见表1。
由表1可知，果敢行为与儿童资源获得的结果，比如成功、失败、为自己、为别人都有显著的正相关(r范围为0.17～0.71，p＜0.01)；请求行为与资源获得失败以及为自己获得资源都有显著的正相关(r分别为0.44和0.47，p＜0.001)；轮流规则与儿童资源获得成功、失败、为自己、为别人都有显著的正相关(r范围为0.34～0.67，p＜0.001)。求助成人与儿童资源获得失败，以及为自己获得资源都有显著的正相关(r分别为0.26和0.20，p＜0.001)。儿童的为别人获得资源的行为与儿童的领导/组织行为有显著的正相关(r=0.20，p＜0.001)。
3.1.2 儿童资源获得相关行为在发生频次上的国别和性别比较
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检验儿童资源获得相关行为在发生频次上的国别和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国别的多元主效应显著，
。性别的多元主效应也显著，
。国别和性别的交互作用的主效应不显著，
。对多元主效应进行单变量分析，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中国和加拿大儿童的资源获得行为都是果敢行为和轮流规则较多，请求和求助成人的行为较少；中国儿童给予行为显著多于加拿大儿童，这些都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此外，中国儿童求助成人的行为显著多于加拿大儿童。
在性别差异上：男孩的果敢行为、轮流规则，显著多于女孩；女孩的给予、领导/组织行为显著多于男孩；与本研究的假设一致。男孩的果敢行为多于女孩，说明男孩更倾向于使用直接的、强制的手段获得资源；除此之外，他们也倾向于使用更加公平合理的轮流规则的方式。女孩的给予、领导／组织行为显著多于男孩，表明女孩更加倾向于用柔和的方式来化解潜在冲突。
此外，在求助成人上国别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289)=5.39，p＜0.05；中国男孩的求助成人行为显著多于女孩，t=2.33，p=0.02，交互作用图见图1。
3.1.3 儿童资源获得行为的结果和目标指向在发生频率上的国别和性别比较
首先，将每位儿童资源获得行为的结果以及资源获得行为之目标指向的频次分数除以儿童资源获得行为总次数，转换为频率分数。
其中有34名儿童(中国儿童13人，其中男孩4人，女孩9人；加拿大儿童21人，其中男孩8人，女孩13人)没有与资源获得相关的行为，所以他/她们没有频率分数。
采用多元方差分析(MANOVA)检验儿童资源获得结果以及资源获得行为的目标指向在发生频率上的国别和性别差异。结果表明，国别的多元主效应显著，Wilks'λ=0.92，F(4，252)=5.17，p=0.001，
=0.08，1-β=0.97。性别的多元主效应也显著，Wilks'λ=0.94，F(4，252)=3.73，p=0.006，=0.06，1-β=0.88。性别和国别的交互作用也显著，Wilks'λ=0.95，F(4，252)=3.29，p=0.01，=0.05，1-β=0.83。对多元主效应进行单变量分析，结果见表3。
由表3可知，中国儿童资源获得行为失败的频率和为自己获得资源的频率显著低于加拿大儿童。男孩的为别人获得资源的频率显著低于女孩。
此外，在资源获得行为为自己上国别和性别的交互作用显著，F(1，255)=4.10，p＜0.05；加拿大男孩为自己获得资源行为发生的频率显著高于女孩，t=2.21，p=0.03，交互作用图见图2。
图1 国别和性别在求助成人发生频次上的交互作用图
图2 国别和性别在为自己获得资源行为发生频率上的交互作用图
3.2 资源获得行为有效性的比较
采用逐层回归进行分析，对每一层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表明，变量之间没有多重共线性。
以儿童资源获得成功为因变量，逐层纳入自变量，第一层控制性别，第二层纳入儿童的四种资源获得行为，第三层纳入性别和资源获得行为的四个交互项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在资源获得行为预测资源获得成功上，对加拿大儿童来说，性别和果敢，性别和轮流规则的交互作用显著；对中国儿童来说，性别和轮流规则，性别和求助成人的交互作用显著。按照Frazier,Tix和Barron(2004)提出的分析方法对交互作用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结果表明：加拿大儿童的果敢行为，能够显著地正向预测其资源获得成功，对于男孩来说，slope=0.77，t=4.51，df=283，p＜0.001；对于女孩来说，slope=0.37，t=6.72，df=283，p＜0.001；加拿大女孩的轮流规则，能够显著的正向预测其资源获得成功，slope=0.29，t=3.76，df=283，p＜0.001。中国儿童的轮流规则，能够显著的正向预测其资源获得成功，对于男孩来说，slope=0.22，t=2.57，df=283，p＜0.01；对于女孩来说，slope=0.51，t=4.19，df=283，p＜0.001；中国男孩的求助成人，能够显著的正向预测其资源获得成功，slope=0.49，t=1.96，df=283，p＜0.05。交互作用曲线见图3～图6。
图3 性别和果敢在加拿大儿童资源获得成功上的交互作用图
注：图中的“低”和“高”分别表示低于和高于平均值一个标准差的值，下同。
图4 性别和轮流规则在加拿大儿童资源获得成功上的交互作用图
图5 性别和轮流规则在中国儿童资源获得成功上的交互作用图
图6 性别和求助成人在中国儿童资源获得成功上的交互作用图
由表4和图3～图6可知，对加拿大儿童来说，果敢行为是有效的资源获得方式，而请求和求助成人都是无效的资源获得方式，轮流规则是女孩有效的资源获得方式；对中国儿童来说，果敢行为和轮流规则都是有效的资源获得方式，请求是无效的资源获得方式，求助成人是男孩有效的资源获得方式。
3.3 中加儿童资源获得行为小组水平上的比较
对儿童的果敢行为、轮流规则、请求、求助成人、给予和领导/组织在小组水平上统计其是否出现，不考虑出现频次，只要出现即赋值1，不出现赋值0，采用卡方检验对中加儿童在小组水平上进行比较，结果只有领导/组织的结果显著：
(1)=6.83，p=0.009。分别在赋值为l和0时检验领导/组织的国别差异，结果表明，赋值为1时，也就是在领导/组织行为出现上，中加儿童差异显著，中国儿童游戏小组领导/组织行为出现次数显著高于加拿大儿童：(1)=4.25，p=0.039。在中国儿童小组中，有64.2％的小组出现了领导/组织行为，而在加拿大儿童小组中，只有35.8％的小组出现了领导/组织行为。
4 讨论
4.1 儿童资源获得相关行为的国别和性别差异
在国别差异上，与研究假设不同的是，虽然中加儿童有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是本研究并没有出现加拿大儿童的果敢行为显著多于中国儿童，这可能是因为对于7岁儿童来说，他/她们的社会化程度还比较低，受文化背景的影响还比较小，在潜在冲突情境下，对自己喜欢的玩具，他/她们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本能的冲动和反应；也有可能是随着中国社会竞争的日益激烈，中国儿童的家长越来越有意的加强对孩子的自主、自立、自控、自强等方面的培养所带来的。Chen和Chang(2012)采用问卷法对上海2～5年级儿童的调查研究也表明，强制策略是儿童获得资源的有效方式。
中国儿童求助成人的行为显著高于加拿大儿童；中国男孩的求助成人行为显著高于女孩；并且男孩的果敢行为显著高于女孩；表明中国男孩更容易倾向于通过自己的力量或者借助别人的力量向别的儿童施加压力，以此来获得玩具；再加上中国男孩的求助成人行为能够显著的正向预测资源获得成功，表明在此情境下，尽管实验员没有干预，但是中国儿童更容易感受到压力，从而积极回应同伴的行为。这部分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也即男孩更多考虑自己的支配权或者支配地位，更容易采用强制性的行为来达到目的(e.g.,Miller et al.,1986; Rose & Asher,1999; Noakes & Rinaldi,2006)。但是这也仅适用于中国男孩。加拿大儿童的求助成人行为并不多，也并不那么有效。这表明求助成人行为对中国儿童尤其是男孩有着特殊的意义。从文化的角度去思考，或许社会等级制度可以解释这一现象。有研究表明，等级差异可以减少群体内的冲突(Hinde,1974; Savin-Williams,1979)。因为清楚了个体所处社会群体的特定力量关系之后，每个群体成员就能够预期到并从而去避免严重攻击的恶劣后果。这样群体的力量就得以保存。而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得社会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影响深远。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成人对儿童而言是权威、是上级的代表，当儿童感到力不从心的时候会倾向于求助于成人，借助成人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求助成人行为对中国儿童而言是有效的，也表明成人的出现(哪怕不是为了干预)也会影响到别的孩子的行为，使得别的孩子给出玩具。中国儿童的领导/组织行为在小组水平上显著高于加拿大儿童似乎也验证了这方面的文化差异，表明中国儿童不仅更愿意去借助“上级”的力量向别的儿童施加压力，而且在他们自己身上也表现出了较多的领导/组织的行为，这也反映了文化在潜移默化的、润物无声的发挥着作用。此外，中国文化强调和谐、人际关系，所以中国儿童更倾向于借助成人的力量来避免直面冲突，以及通过组织、协调小组内的游戏规则以此来达到组内和谐。
中国儿童的给予行为显著多于加拿大儿童，为自己获得资源的频率显著低于加拿大儿童，这一点可能跟集体主义文化强调谦虚谨慎、礼让和谐等有关(e.g.,Chen,2012)，虽然他们的社会化程度还不高，他们的行为还有明显的本能反应的痕迹，但是他们已经在试着体贴他人，并委婉的表达出自己的需求。观察录像资料可以发现中国儿童经常说“该别人玩儿了吧”，有的时候他们的行为确实是在为别人争取玩具，这种争取可能还包含着希望尽快轮到自己玩儿；也有的时候他/她们所说的“别人”指的就是他/她们自己，也就是他/她们把自己的需求含蓄地表达了。
在性别差异上，本研究发现，男孩的果敢行为显著多于女孩，说明男孩更倾向于使用直接的、强制的手段获得资源。女孩的给予、领导/组织行为显著多于男孩，表明女孩更加重视关系，倾向于用柔和的方式来化解潜在冲突，以往关于儿童同伴冲突的研究也都证明了类似的性别差异(e.g.,Miller et al.,1986; Rose & Asher,1999; Noakes & Rinaldi,2006)。
此外，以往研究(e.g.Hawley,2003a,2003b)大多关注儿童资源获得过程中使用的策略，而对那些非策略性的资源获得行为鲜有关注，本研究发现，轮流规则也是7岁儿童获得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说明个体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在平衡着个体的需要和他人的需要，在大家都有“竞争心理优势”，也即在需要共同拥有资源的情境中，人们在合作与竞争的两重选择上更倾向于选择竞争的心理现象(金盛华，2010)的情况下，儿童也学会了遵守游戏规则，甚至制定游戏规则，通过轮流玩来追求相对的公平。关于儿童不公平厌恶的相关研究也证明了儿童公平意识和公平能力的发展(e.g.,Moore,2009; Blake & Rand,2010; Marchetti et al.,2011; Shaw & Olson,2012)。
4.2 中加儿童资源获得行为小组水平上的差异
在小组水平上，中国有64.2％的小组出现了领导/组织行为，而加拿大只有35.8％的小组出现了领导/组织行为。这里的领导/组织行为不等于领导者/组织者的行为。中国儿童小组中的这一现象，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原因可能是中国文化强调和谐、人际关系，所以中国儿童更倾向于组织、协调小组内的游戏规则以此来达到组内和谐；另一种原因可能是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文化的熏陶，使得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大家倾向于组织内、小组内应该有人来领导、来组织，这些在儿童身上已经明显地体现出来。中国儿童通过求助成人来获得资源的行为显著多于加拿大儿童的结果，也表明了等级观念的存在，儿童希望借助“上级”的压力来获得资源。
在个体水平的领导/组织行为上，中国儿童并没有如我们预期的那样表现出更多的领导/组织行为。这跟领导/组织行为的性质有关，一旦小组中有儿童发出和/或实施了领导/组织行为，将抑制小组中其他儿童表现出类似行为。
4.3 儿童资源获得相关行为的有效性
对资源获得有效性的分析表明，对于中国和加拿大儿童来说，果敢行为和轮流规则都是有效的资源获得方式；请求行为则是无效的资源获得方式；对于中国男孩来说，求助成人也是有效的资源获得方式，也就是“告状”能够解决儿童的资源获得需求；对于加拿大儿童来说，求助成人则是无效的。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说过“存在就是合理的”，行为出现频次的多少、频率的高低也应当有其合理的解释，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这种行为是否容易被接纳，越容易被接纳的行为发生的频次往往会越高；二是这种行为是否有效，越是有效越容易发生，因为有效所以常常得到强化。本研究对儿童资源获得行为有效性的分析也验证了儿童资源获得相关行为发生频次和频率的结果。
5 结论
本研究表明：
(1)在国别差异上，中国儿童求助成人的行为和给予行为显著多于加拿大儿童：中国儿童的资源获得失败和为自己获得资源的频率显著低于加拿大儿童。
(2)在性别差异上，男孩的果敢、轮流规则行为显著多于女孩，为别人获得资源的行为显著少于女孩；女孩的给予、领导/组织行为显著多于男孩。
(3)轮流规则是儿童获得资源的一种重要的非策略性方式。
(4)在小组水平上，中国儿童游戏小组的领导/组织行为显著多于加拿大儿童的游戏小组。
(5)对中国和加拿大儿童来说，果敢行为和轮流规则都是有效的资源获得方式；请求行为则是无效的资源获得方式。
(6)求助成人是中国儿童男孩获得资源的一种有效方式；对加拿大儿童来说，这种方式则是无效的。
本研究以潜在冲突情境为背景，考察儿童的资源获得行为，既是对儿童同伴关系研究的一个细化，又是对儿童资源获得行为研究的深化，对我们理解儿童的同伴关系和资源获得行为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理论上，以往对儿童资源获得行为的研究关注最多的是儿童在获得资源中所使用的策略(e.g.Charlesworth & La Freniere,1983; Hawley,1999; Jensen-Campbell et al.,1996; Vuchinich,1990; Chen & Chang,2012)。Hawley曾指出：策略适用于那些动机非常强烈并且因此而采取行动的儿童。那么，没有使用策略的儿童呢？非策略的行为呢？很遗憾，这些都被忽略了。本研究摆脱策略研究的束缚，采用观察法，关注所有儿童所有与资源获得相关的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是对儿童资源获得行为研究的深化，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的了解儿童的资源获得行为；了解儿童应对潜在冲突情境的特点。实践上，将为儿童的抚育实践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和指导。此外，考虑到文化背景对个体行为可能产生的影响，本研究还对中国和加拿大儿童进行了比较，发现中加儿童在资源获得行为上的差异，这对我们了解和理解文化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儿童的抚育实践也是一个有益的参考。
6 研究不足与展望
通过本研究，我们对儿童的资源获得行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是一个研究所能探索的内容是有限的，儿童同伴交往中的资源获得行为是一个丰富的资源宝库，有待我们进行更加深入和广泛的探索。
许多研究都表明，儿童的冲突大部分都是围绕着获得或者使用资源引起的(e.g.,Brenner & Mueller,1982; Dawe,1934; French et al.,2005; Hay & Ross,1982)，那么儿童在获得或者使用资源的过程中是否会发生冲突事件、发生什么样的冲突事件、儿童是如何解决的；以及这些行为的社会适应意义如何等等，这些都是有趣、有意义的主题，本研究由于种种限制没有开展这方面的探讨，所以这些主题也是我们今后关注的方向。
收稿日期：2012－12－19
标签：文化冲突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