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经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共产党论文,执政能力建设论文,经验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138(2009)05-0011-04
从1949年到2009年，是一个甲子，中国共产党已经在全国执政60年了。“事非经过不知难”，回顾60年历史，从总体上看，这是中国历史上发生最伟大深刻变化的60年，是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变成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的60年，是中国共产党艰难而成功地认识执政规律、创立和发展执政理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60年。中国共产党是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国家开始执政的，遇到的是社会主义发展史和共产党执政史上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是过去与现在的对话，总结60年来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在执政意识、执政方式、执政基础等方面的探索和启示，对于在新的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目标，并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都是极其重要的。
一、必须深刻认识执政党地位带来的变化和考验，树立科学的执政意识
1949年新中国成立，共产党成为全国唯一的执政党，党的任务由此前的武装斗争、夺取政权，转变为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建设新国家。对于执政党地位、任务变化带来的新要求，党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刘少奇对马列学院学员的谈话，引用历史典故说明创业与守成的关系，都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党的执政任务的最早的而又是正确的思考。[1]这一时期，中央反复告诫和教育党的领导干部要迅速转变思想观念，适应革命后的工作，学会管理城市、发展经济，重视反对骄傲自满和资本主义思想腐蚀等等。
正是因为党在执政意识上的变化适应了新要求，才使得党面对战争废墟和混乱局势，很快稳定了秩序，恢复了经济，新中国在各个方面出现了完全不同于1949年以前的蓬勃向上、迅速发展的大好局面。一个长期从事革命和战争的政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在治理国家和振兴经济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其重要因素就是党的领导阶层思想观念的变化适应了当时的形势需要。1956年党的八大可以看作是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初步而成功的探索，八大提出了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为经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党内民主、密切党群关系等思想。在这一期间，毛泽东还发出了不摆脱落后面貌，就要被“开除球籍”的警示，把发展经济与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联系在一起了。[2]
但是，对执政党任务的初步认识并不表明全党牢固地树立了科学的执政意识，更不意味着党自觉完成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角色转变。一方面，长达28年的革命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党在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以及一系列具体做法上的传统和惯性，难以在短期内改变和放弃；另一方面，树欲静而风不止，面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及这种变化对新生政权的影响，党缺乏思想准备和正确判断，对如何完成执政这个崭新而又艰巨的历史任务缺乏经验，只能求助于经典著作和以往的经验，这不能不使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充满了艰难和曲折。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1957年反右运动扩大化开始，党的执政意识逐渐淡化和扭曲，而简单化、绝对化的革命、斗争意识日益浓厚。在1958年，虽然强调经济建设，但是用群众运动的方法去搞大跃进，仍然是执政意识不科学的表现。到1966年爆发“文化大革命”，党的发展经济、治理国家的意识几乎完全被通过阶级斗争巩固政权所取代，结果在政治路线上出现重大失误。这样一来，党从革命到执政的角色转型被推迟了差不多20年，党和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直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可以说真正实现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尽管前进的道路仍不平坦，但党自觉坚持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以此为基础，党的执政意识不断强化，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综合国力始终被作为执政的首要任务，改革开放30年的巨大成就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取得的。可以说，没有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转型的实现，就不会有中国今天这么巨大的变化。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使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意识不断提升，内涵日益丰富。总结历史经验，可以认为：
1.执政意识标志着对执政党地位、环境、任务的清醒认识，是工人阶级政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历史使命的高度自觉。执政党当然要注意巩固政权，但是执政意识决不是简单的“掌权意识”。作为先进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执政不是历史使命的终结，而是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只是完成历史任务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决不能脱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来谈巩固政权。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执政党尤其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是发展的中心，发展是全面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各个方面的建设，科学发展是执政党要始终坚持的根本道理。而各方面的发展既要依靠人民，又要造福于人民。为了发展需要改革，而发展和改革都要在稳定的环境中进行。所以，党的执政意识可以具体地归结为科学发展意识、公仆服务意识、责任忧患意识和改革稳定意识；核心是通过发展实现执政为民的目的。这样的执政意识才真正体现出党的先进性。
2.树立牢固的科学的执政意识是艰巨的任务，不仅要深刻认识自身的历史使命及其实现途径，还要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的干扰，防止偏差。一是注意克服经验主义。经验是党的宝贵财富，但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完全照搬，经验就成了包袱。党在革命年代形成了发动群众进行大规模阶级斗争的经验，但在执政与和平环境下，简单运用这些经验处理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导致对执政使命的片面理解和对执政党根本任务的废弃。二是注意防止教条主义。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的设想，是以发达的资本主义作为新社会基础的，而中国共产党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取得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的，必然要经历一个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把经典作家关于未来社会的某些设想当作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依据，就会超越社会发展阶段而在上层建筑领域不断进行革命，在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这是树立科学的执政意识的思想障碍。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才能逐步树立科学的执政意识。
3.党的执政意识和指导思想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执政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更新。中国政治制度的特点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一党的长期执政，这要求作为唯一长期执政的党必须时刻提醒自己的执政意识和指导思想要跟上时代的发展，防止僵化，并根据执政环境的变化不断调整和更新自己。要看到，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使执政的环境发生深刻的改变，给党的领导和执政治国带来全新的多方面、深层次的挑战，在改革发展的过程中保持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全球化加剧了国际间的竞争，而信息化则在一定程度上使普通的民众拥有了传播和选择性接受信息的手段，信息传播的渠道多元化了，政府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来源，信息传递速度的突然加快则增加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进一步加剧了社会价值多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党和政府倡导的主流价值受到挑战，社会思想既活跃又混乱；与此同时，恐怖主义、民族分裂分子和宗教极端分子也利用网络作为传播其反政府的意识形态和酝酿、组织、发动危险破坏事件的媒介。执政环境的这些新变化，使从前的一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作用，要求党必须尽快实现执政意识和指导思想的更新，从而使党在迅速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先进性，使主流意识形态保持吸引力。
二、必须不断完善执政方式，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
执政方式是党治理国家、领导国家政权的方式，核心是政治体制和领导制度。作为先进的工人阶级执政党，在治理国家方面也要有自己的创造。党执政60年来，在执政方式上经历了曲折的探索过程。新中国成立后，在治理国家方面，曾经出现的主要问题是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人治色彩较浓、民主和法制不足。党的八大力图对此有所改变。刘少奇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强调反对主观主义；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党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这当然不是说，党可以直接去指挥国家政权的工作，把各种纯粹行政性质的问题提到党内来讨论，混淆党的工作和国家机关工作应有的界限。[3]董必武等同志在八大的发言中，还分析了当时法制不完备的历史根源。在这里，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在于：它的进程是各种因素交互影响造成的，在一个时期内，人们的认识无法改变历史的轨迹。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只能在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熏染，战争年代产生的党的领导一元化传统，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体制和领导经验，都会对执政党的领导方式发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保证了我们能够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进行建设、对付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然而，优点总是同缺点相联系的。这种体制不仅造成经济发展从长远看缺乏活力，而且由于上层建筑必须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基础上，只能实行以一元化、高度集权为特征的领导方式。正如邓小平所说：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5]
“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大彻大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启示，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党对如何治理国家、领导国家政权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会。这方面的收获集中体现在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决定明确提出了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要求。
科学执政，就是按照科学的思想、科学的精神、科学的制度和科学的方法去治国理政，核心是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主观主义。民主执政，就是为人民执政和依靠人民执政相结合，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权力的运行要符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要求。依法执政，就是执政党要依靠法律去治理国家、依法办事，依法掌握和控制国家权力，党自身也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三执政”是对党的执政规律的丰富和发展，是党的执政方式的重大创新。总结历史经验，可以认为：
1.“三执政”的每一项要求都具有丰富的内涵，又互相联系，构成对党的执政方式的总体要求。科学执政是党的执政活动的前提，因为执政是运用权力，而权力作为上层建筑，只有其运行符合经济基础的要求，才是有效和有益的；工人阶级执政党把自己的活动建立在遵循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自然在执政活动中要讲科学；民主执政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本质要求，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需要；依法执政是执政党依法治国的最重要的体现，是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三执政”内在统一的逻辑是，社会发展规律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如恩格斯所说：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6]所以坚持科学执政是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基础和前提；而科学执政、民主执政，都要用法律去规范和保证。“三执政”既提出了执政目的、要求，又解决了实现的途径，三者统一为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
2.“三执政”的落实，政治体制和领导制度是关键。“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7]执政党处在掌握、控制国家权力、领导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地位，容易产生一种错误的认识，即认为权力是无所不能的，从而导致各种各样的主观主义，使执政活动违反客观规律；由于大权在手，主观主义造成的后果可能被掩盖，错误的东西依靠政权的力量长期推行，直至遭受严重的惩罚。共产党是为人民执政的，但如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发展，可能把为人民执政和依靠人民执政相割裂，从执政为民发展到为民做主，把“代表”变为“代替”。错误的手段不可能达到正确的目的，甚至导致手段“异化”目的。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人治色彩浓厚，加之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影响，可能造成对法制的漠视，认为依法办事麻烦、缺乏效率，以至把坚持党的领导与依法执政对立起来。解决上述问题，出路是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的改革，规范权力的运行。这是实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
3.继续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领导制度、组织制度的改革，落实“三执政”的要求，是个长期、艰巨的任务。现在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既是大好时机，有许多有利条件，又面临诸多困难，存在一定风险。总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统一，在实施过程中，既要鼓励各方面尤其是基层的大胆创造，又要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使经济、政治、文化与社会的发展同步，让政治体制和领导制度的改革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繁荣和社会稳定；既要勇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又要坚定不移地走自主创新之路，决不照搬西方模式；既要紧紧把握制度建设和改革这个关键，又要防止把这个思想性、政治性很强的问题变成单纯的技术性工作，简单化地建章立制和进行程序设计。要把民主既看作制度、规则，又看做一种文化，包括观念、信仰、习俗、惯例、价值取向、舆论氛围、道德评价等，在建立完善民主制度的同时，培育民主文化，使民主制度和民主文化如车之两翼，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和领导制度改革。如何有领导、有步骤地实现这一点，检验着执政党的政治智慧。
三、必须正确认识执政后阶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新变化，不断巩固执政基础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执政基础包括阶级基础——工人阶级和群众基础——广大人民群众。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支持取得政权的共产党，执政后自然懂得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的道理。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进城后要依靠工人阶级；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尤其是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的讲话中，具体分析了各种形式的人民内部矛盾，指出这是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当作社会主义时期政治生活的主题，表明对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有着相当的自觉。60年来，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的胜利、人民生活的改善，党的执政基础不断巩固和扩大。这里，最重要的是解决了两个关键性问题：
一是对知识分子的社会属性做了科学估计，为巩固阶级基础提供了新的重要社会力量。1956年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认定，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由于匈牙利事件的影响和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党内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产生了不信任，作出了“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所以还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的错误判断。这是在执政基础上令人痛心的失误；更严重的是，当时全国有1200万产业工人，几十万民族资本家，把处于中间的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划到哪一边，对党估计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由于把500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看作资产阶级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认为，资产阶级不但没有被消灭，还是人数众多、力量强大的敌对阶级。这是导致执政党背离八大路线、发生持续不断“左”的错误的重要原因。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明确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在国内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问题上有根本意义的拨乱反正，不仅有助于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而且为巩固、扩大阶级基础提供了思想武装。
二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构成的变化做了正确判断，为扩大执政党的群众基础增添了新的力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包括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者等等，对这些新阶层的社会属性如何界定，如何判断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这是不容回避的政治、理论问题。江泽民2001年“七一”讲话和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指出：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就是说，这些人在政治上是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不是异己力量。这个与时俱进的新认识是极大的思想解放，不仅为进一步发展民营经济克服了思想认识障碍，而且为扩大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找到了新来源。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党在执政基础上的探索，可以认为：
1.党的执政基础是随着社会前进而不断巩固和扩大的过程，从客观讲，这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从主观讲，这是完成党的历史使命的需要。在党夺取政权的激烈阶级斗争中，需要进行社会甄别，讲究分清敌我友，区分左中右的阶级路线；而在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之后，还简单地强调这个问题，就会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人为地制造社会矛盾，从而损害执政基础。尤其是在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必须彻底完成政策从甄别到激励的转化，更广泛、更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可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个激励、凝聚的方针，在经济上，是让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于人民；在政治上，则是着眼于不断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
2.巩固阶级基础与扩大群众基础是统一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和对立起来。工人阶级是我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最先进的阶级和执政党最重要的依靠力量，在任何时候，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都不能动摇。也要看到，工人阶级的先进性就在于它的利益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依靠工人阶级和依靠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一致的，如果只讲阶级基础而忽视群众基础，党的执政基础就不能认为是牢固的，甚至会走向反面。更何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三大差别的逐步缩小，工人阶级和农民及其他劳动群众的差别也会缩小。党的先进性将更多地体现在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新时期，我们党科学而果敢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对党的性质做了更加全面的表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党的根本属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这个根本属性的补充和展开，只有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党才能维护和代表人民和民族利益，成为人民和民族争取解放和幸福的先锋队；而只有自觉承担起领导人民和民族争取解放和幸福的重任，党才无愧工人阶级先锋队的称号。“两个先锋队”的表述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基本原理，又反映了我国社会关系新变化的事实，把党的阶级性和人民性很好地统一起来，为实现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进一步统一提供了理论依据。
3.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都是动态的、不断发展的，不能一劳永逸的解决，搞得不好，也可能使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受到损害。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要通过执政党的正确政策才能实现。要解决的问题，一是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让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不断实现更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要注意这种利益的多样性和时代性。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人民利益集中表现为摆脱贫穷、解决温饱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人民的利益则进一步表现为拥有更多的民主权利、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享受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实现自己的全面发展。看不到这个新变化，以为只要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执政基础就会自然巩固的想法是错误的、危险的。二要看到，现阶段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具体利益存在着差别。工人阶级和人民内部都分化出不同的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受惠程度不同，对具体政策的认知和理解程度也不完全相同。所谓巩固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不能当作抽象的政治原则，更必须通过精细化的政策去体现。要努力提高改革的普惠性，让尽可能多的群众在改革中受益，坚决杜绝一些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充当改革成本的现象；同时，政策应该更多地体现统筹兼顾，实现利益整合与利益协调，建立整体优先而又尽量照顾各群体利益的利益融合机制。
4.作为领导核心的执政党与执政基础的关系是双向的互动的。表现在，一方面，党坚决依靠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服务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向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学习、从人民群众中吸收营养，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同时教育和引导人民群众，使其认识到党的主张和政策代表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人民群众拥护党的领导、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同时又能依法表达自己对党和政府工作的意见，对党进行监督。无论党对人民群众的教育、号召还是人民群众对党的意见、监督都不是单向的，都会得到另一方积极的回应。结果是，党和人民群众共同前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人民群众得到更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也更加拥护和信任党，使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中国共产党60年取得的成就，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肩负远大历史使命的执政党来说，仍然是个开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丰富发展执政理论的创新任务，还远没有完成。我们要以共和国60年华诞为起点，以60年积累的经验为基础，进行新的探索和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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