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的价值向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主义者论文,人道主义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061文献标识码：A
一种广泛流传的观点认为，人道主义只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无产阶级并不需要，也不可能形成自己的人道主义。这直接影响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以及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这是误解，是与国际工人运动史，与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发展不相符合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同时形成，在资产阶级代表资本的增殖需要而同封建统治斗争的过程中，早期无产阶级作为资产阶级的同盟者，在批判和反抗封建制度的同时，他们也反对资本家的剥削。早期无产阶级的思想代表在探寻和论述自己的观点和理想时，提出了社会主义，这些思想家也因之而称为早期社会主义者。他们的学说包含着丰富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是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意识的反映，也是马克思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
与马克思主义旨趣相通的价值追寻
早期的社会主义者是早期工人的代表，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萌芽。即使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三大社会主义者”之前的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他们的人道主义在一定意义上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有相近处，但却已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的性质，即与无产阶级旨趣的相通性。
几乎与文艺复兴运动同时，欧洲初期的社会主义思潮就已出现。莫尔(1478—1535)的《乌托邦》、闵采尔(1490—1525年)的《对诸神讲道》、《答路德书》等著述，以及他们为劳动者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都充分反映出他们对人的理解和由此而对专制和私有制度的批判。
莫尔在《乌托邦》里描写了资本主义初期“羊吃人”的惨状，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他的人道主义是与当时的资产阶级自然人道论有相似处的。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是自然平等的，都是自然所产生的血气、理性的存在物，大自然对所有人都是一视同仁的。因而，现存专制和私有制是不符合人的自然本性的。而“乌托邦”作为人类的理想境界，是消灭了私有制的，“在乌托邦，私有制根本不存在，……一切归全民享有，……这儿没有物资分配不平衡现象，没有穷人，没有乞丐。虽然每人一无所有，大家却都很富足。”① 劳动是每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大家共同劳动“按需分配”。这是对社会主义的最初步设想，而其依据，在于对人道的从劳动角度的规定。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也是以设想的美好社会展开其对现存社会制度批判的。他认为人生来应是平等的，而且人性是善的，现实社会中的种种罪恶现象都是由贫富对立引起的。
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在法国得到了长足发展。在启蒙运动中，社会主义作为一支反抗封建统治的重要派别，与资产阶级学者联合作战；但在对理想社会的设计上，与资产阶级学者存有严重分歧。这些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理想具有明显的空想成分，而其依据也是对人道主义的规定。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社会主义者有梅叶、摩莱里、马布利等人，他们的人道主义都与启蒙学者有相同之处，但又有差别。
梅叶(1664—1729年)是从自然理性论来批判基督教，论证人道和未来社会的。他认为，人有理性，这是人的特殊本质之所在，而理性又是自然赋予的，“唯有自然的理性能祝福人民、充实知识、提高智慧、改进技艺，它不仅能够使人民获得道德品质上的成就，而且能引导人民做出毕生中最卓越和最崇高的事业来。”② 人是天生平等的，天赋理性和自由，而基督教不过是人捏造出来，作为奴役和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是违背人的本性的。之所以产生宗教，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私有制和封建专制，人间的一切不平等和各种罪恶，都源于此。消灭封建专制和私有制，是实现人间平等、共享劳动成果的必要条件。“那时，也许所有的人除遵守健全理性和天赋正义的法则之外什么也不再希求了。”③
摩莱里(生卒年不详)在《自然法典》中论说这样的道理：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思想观念，是在追求物质生活需要的“理性”推动下形成的人的理性，是自然规律的体现，私有制及由之派生的其他制度，像“绷带”一样蒙住了人所具备的理性这个“眼睛”，由此产生了种种邪恶和谬误。为了使人的理性得见光明，他认为应当建立这样的社会制度：财产公有，人人劳动，人民共享幸福，平均分配。马布利(1709—1785年)也用理性来论证共产主义的合理和必然。他明确说：“您知道什么是折磨人类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源泉吗？这是财产的私有制。”而废除私有制，成立公有制，才是人类理性的要求。
这些最初的社会主义者，代表着初期的工人和其他劳动者，提出了萌芽形态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他们将立论的基础放在“理性”上，使其人道主义带有空想成分；就连他们自己，也对之没有实际的把握，而是在对“乌托邦”、“太阳城”抱有热切的向往的同时，抒发了对现世的不满。
然而，即便是这萌芽形态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也表现出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本质区别。几乎所有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都是将人道和人性置于资本发展和发财致富的目的之下，宣扬财产私有是人的本性，更多地占有财富是人生的目标。而早期社会主义者则明确的批判了物统治人的状态，批判了私有财产制度造成的扭曲，主张废除私有制。尤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将劳动视作人的本性，是人最为优良的品质，把劳动的情况作为评价社会的重要标志，以劳动的解放作为设想未来的依据。也正是在这些基本点上，他们开创了最初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思路，为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和成熟提供了历史和逻辑的预设。
以全民幸福主义作为目标向度
社会主义学说演化到19世纪初的法国，由原来的涓涓小溪汇成了大河，这就是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学说。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社会主义的设想已经渐成系统，虽说空想性质更为明显，但其科学价值也突显，对于已经壮大的工人革命斗争无疑起着指导性作用。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已摆脱了以前社会主义者萌芽形态人道主义的幼稚，人道主义成为其学说的基本点和原则。马克思人道主义的形成，在相当的意义上是受到以圣西门和傅立叶为代表的法国社会主义的影响。
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学说，除以初期社会主义者的著述为渊源外，还直接受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法国大革命后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及其运动，为圣西门和傅立叶的学说提供了阶级的依据和信奉者。
圣西门(1760—1825年)出身于贵族家庭，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回国后以上校军阶退伍，并开始从事他所热衷的人类事务。圣西门自认为负有一种使命，相信人类正处于一场巨大而崭新的变革前夕，这是基督教产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变革，他要成为这场新变革的先驱。虽说他对这场变革的性质还不甚明确，但他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成为世界性社会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
圣西门是以思想家和科学家而自居的，他在《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人类科学概论》等著述中，努力倡导一种新型的“人类科学”，这实际上包括整个知识领域。他认为，必须要有一种伦理科学来探讨人类的目的，也同样需要一种实用的自然科学来研究人类所运用的手段。此外，美术和应用艺术也应为人类科学的一种。他认为这门新的人类科学是社会大变革的思想武器，而其基础，就是理性。他不仅依据理性设计了他的人类科学，而且依据理性来评价人类历史。在他看来，西方世界尚处“孩提”时期的发展，就是理性的发展过程。他将人类历史分为包括12项或12个阶段的一个数列。每个阶段的过渡，其内在原因就是理性的发展。因此，人道和人性的内在基础就是理性。不过，圣西门所说的理性，已较启蒙运动倡导者的理性有了内涵上的差别。
在圣西门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总是经历着建设性时代和批判性(破坏性)时代，在每一个时代或阶段上，人类需要一种与理性和知识的进展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一种社会制度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是合理的和有益的，但如果仍然保持到下一个时代去，抗拒必要变革，那就是不合理的、错误的了。他用这种观点来评价法国的大革命，认为这场革命的伟大功绩是摧毁了腐朽的社会制度，但并未建立起新的合理的制度甚至没有对新制度起到什么建设性作用。因而，理性必然地要求新社会制度的建设，他本人则要为此努力奋斗。
圣西门从劳动者，即当时尚未分得很清楚的小生产者和早期工人的立场，来看待社会的发展和人性问题。他认为，平等和博爱是理性赋予这个时代的两大精神支柱，也是引导人类前进的明灯。然而，不论是英国的产业革命，还是法国的政治革命，都未能实现真正的平等博爱。在他的著作中，反复强调《圣经》中的“上帝的教导”、“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人们要互助互爱”。将博爱视作合乎理性的美德，是与利己主义者相对立的。他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己主义分子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但是与此相反，博爱者也日益愿意团结自己的力量和积极从事活动。”④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初步确立时，强调博爱反对利己，无疑是与资产阶级的利益相违背的。
从理性、和平等博爱的观念出发，圣西门规定了四条评价社会进步的标准：一、要尽可能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拥有最多的生活资料来满足他们最切身的需要；二、要使内心修养高尚的有德行的人，拥有最多的机会获得较高的地位，而不管其出身门第；三、要把人数最多的人团结在一个社会里，使他们拥有最多的手段来抵御外敌；四、要鼓励劳动促进重大的发明，导致文明科学的最大进步。进而，他还将人类历史发展的目标做了这样的规定：“每个社会都应当为改进最穷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而工作；应当让社会组织容易走向这一伟大目标。”⑤
依据上述原则，他对历史的发展或者说人类已经走过的道路做了考察和评价，然后着重分析了英、法等国的阶级状况和矛盾。虽说他所使用的阶级划分的概念并不准确(实业阶级、生产阶级等)，但他已经把无产阶级作为社会的一个重要阶层，而且是最贫困的阶层来对待，并自觉地作为其代言人。他曾以无产阶级代表身份，给“农业界、工业界和商业界的主要领袖先生们”写公开信，提出“劳力”者的要求。他以“无产阶级”为题，对工人的处境和利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认为非熟练工人在许多方面都表示愤恨，而目前他们最愤恨的是：他们没有工作，他们坐待饿死。”⑥ 这是与社会的进步相违背的现象。工人以其劳动创造了财富，并帮助资产者发家致富，但自己却越来越贫穷，这种现象也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相违背的，是黑白颠倒的世界。在各行各业中，都是没有才能的人统治着有才能的人；没有道德的人支配着善良的公民；大罪犯惩罚犯小过错的人。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这种已经显露出来的矛盾，是不合理性和非人性的。
圣西门所设想的合乎理性和人性的社会是这样的：“社会组织的这些新基础完全符合绝大多数居民的利益，所以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从神的道德原则引导出来的政治结论。这个原则是：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⑦ 他将这个社会称为“实业体系”，其中，废除了人的特权，人与人完全平等，每个人都为共同利益而劳动，每个人都有义务为人类造福，从而使整个社会成员都能幸福地生活。
将人性优化置于理想高地
如果说圣西门的著述是以对人类社会的合理状态的设想为出发点的，那么，稍晚于他的傅立叶，则将思维侧重点放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上。
傅立叶(1772—1837)出身于一个商人家庭，但大革命中，其家庭丧失了部分财产，他只得当店员并四出经商为生计，利用业余时间从事著述。他的学说，是从分析人性，尤其是从分析影响人类幸福的各种情欲出发的。他认为，一个合理的社会组织不应当建筑在压制人类自然欲望的基础上，而应当以一种足以导致和谐及避免倾轧的方式来设法满足这些欲望。他不同意某些思想家将理性与情欲对立起来的观点，也反对将社会组织看作是迫使人勉强为善的工具。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创造适合而不是企图改革人类固有本性的社会环境。
傅立叶认为，情欲是人的本性，这是自然的，是不能改变也不应该改变的。情欲及其引力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动力。他把人的情欲分为3类12种。其中感官情欲5种：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依恋情欲4种：友谊、爱情、家庭、名利；分配情欲3种：创造、竞赛、追求多样性。这12种情欲最终归结为一种最高的情欲——和谐欲(或称统一欲)，共计13种情欲。傅立叶认为，这13种情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社会层次上，存在、作用和被认识的程度是不等的，而且，也因此而制约和影响着人们的生存。他甚至用像中国《周易》中筮卦的方法，将这12种情欲排列组合，构成810种性格。他认为，从自然的意义上说，“每个儿童都具有堪与荷马、凯撒、牛顿那样有史以来最杰出人才相媲美的必需的天赋。”⑧ 正是社会制度及其教育，才践踏和窒息了这些天才种子。而且，在使天才的种子受压抑的同时，又将社会分为贫富两极。“被人遗弃的穷人越需要援助，越需要工作就越得不到保护，而一无所求的富人却享受不尽荣华富贵。在文明制度的领域中都表现出了一种恶魔般的影响。在文明制度下，这种影响处处显露出它反对穷人，反对老实人或弱者的狰狞面目。到处不见神佑，到处都是魔鬼当道，有时虽然也闪烁了几点正义的火花，但这只不过是告诉我们，正义已从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中被驱逐出来。”⑨
傅立叶认为，情欲并不像某些封建卫道士所抨击的那样邪恶，而是美好的。没有一种情欲是恶的，一切性格都是美好的，应该激发情欲，而不是抑制它们。情欲的满足和发扬是幸福的保障，只有12种情欲都得满足，并进入第13种情欲，达到全社会的和谐、统一，才是真正的幸福。他以情欲的满足和受抑制的程度，来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他认为，被资产级学者大力赞美的“文明制度”，其实并不文明。这种制度是建立于农业的分散性的商业的欺骗的基础上的。“它是人类所能建立的社会制度中最丑恶的一种，因为这是一种最阴险的社会制度，阴险得甚至引起野蛮制度的人的藐视。”⑩ 傅立叶并不否认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进步中的作用，即肯定它为走上协作道路创造了必要的动力，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高度发达的科学和艺术，应该利用这些手段在社会发展阶梯上步步高升，而不应永远陷在这种所谓文明制度的苦难和可笑的事物的深渊中。文明制度虽较以前的三个历史时期(蒙昧时期、宗法时期、野蛮时期)是一种进步，但这种进步是远远不够的，并陷入重重矛盾之中。
文明制度的最突出的矛盾，就是它在迫使劳动者创造出大量财富的同时，却不能保证人民的劳动和面包，使他们陷入失业和饥饿之中。“每个人都觉察到，社会世界绝对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生产成就只不过是欺骗群众的诱饵而已。……因为对从事生产劳动的人说来，文明制度是一场灾难，而对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和少数长官说来，却有利可图。……因为这种生产为了使某些还自以为贫穷(如果在这一点上你相信他们的说法的话)的天之骄子发财致富，而让全体劳动者陷入贫困。”(11)
资本的文明是对人的情欲、对人的本性的抑制，它的不合理，也就在于此。傅立叶主张以他设计的协作制度来克服文明制度的各种弊端。而协作制度的基础，也在人的本性，即第13种情欲——和谐或统一欲上。他将这进一步引申为劳动引力、比例分配、人口平衡、节约劳力等几个条件。傅立叶的协作制是以小规模的协作社会为主体的，是以劳动为依据，并引导人们愉快而有效地劳动。他认为，资本的文明的一大弊端就是将劳动变成令人讨厌的活动，而实际上，劳动是人的本性的表现。他的和谐制度，首先就是通过协作，使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统一，并使劳动变成与人的情欲的满足相统一的活动。在他看来，资本制度下的劳动不仅是被强制的，而且是与个人的兴趣无关的。而劳动作为人的一种主要存在和活动方式，应当是从情欲出发，并满足人的多种情欲的，因此应当是多样性的。在他的和谐制度中，所有的劳动者都不只从事一种工作，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来从事多种工作，而且每一种工作都不应当持续过久。每个居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自愿参加各种专业小组——谢利叶，从而使自己的特长得以发挥，情欲得以满足。每个居民的日常工作应该不断变换，以避免单调的工作使人产生厌烦之感。劳动的成果归个人享用，这里也有劳动者相互间的协调。
傅立叶认为，他的和谐制度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打破家庭经济的界限，从生产到消费，都讲求协作。他认为，仅此一样，即便不增加劳动量，也会因生产关系的改变，而几倍、几十倍地增加或节约社会财富。“协作制度的人即便是不做什么事，或者做得极少，也会挣得比文明制度的人付出力不胜任的劳动所挣得的收入多十倍。”(12) 而劳动中的协作关系，又将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同时，优化人本身。他认为这才是协作制度的最大优越处。“愈是进一步研究情欲谢利叶结构，便愈加相信我们具有很多的手段来引诱群众以及各个人参加劳动。我们的志趣、我们的本能、我们的性格，甚至最古怪的性格，只要把它们用在情欲谢利叶上，都将像上帝创造它们时那样优美。邪恶的泛滥绝不是由于情欲而产生的，而是由于文明制度而产生的。文明制度是在分散的或小家庭式的活动下运用情欲的，因此，神圣制度会产生多少善行，文明制度就会产生多少灾难。”(13)
傅立叶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主体，就是情欲人性论，他的高明之处，是以第13种情欲来统率、协调其他12种情欲，而且突出劳动在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地位，将社会改造的核心放在劳动组织及其协调上。进而，他又依据他的情欲引力计算方法，设计出在一个协作社(公社)中如何有效地、充分地满足个人的情欲的办法，以及教育、分配、管理、人口的协调发展的途径。我们可以稍后从马克思的《巴黎手稿》以及《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看到傅立叶上述思想对马克思人道思想的影响。
确立人民意志至上的路径设计
在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从自己的人道主义来批判资本制度，并设计能够克服资本制度的各种弊端的新的社会制度时，资本制度最为发达的英国也出现了一位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他以更为典型的产业工人代表的身份对资本制度做了更为深入的批判。他不仅依据自己对人道的理解设计了超越资本制度的新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而且还身体力行，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财力都投入改造社会的实验和领导工人运动中去。虽然他与圣西门和傅立叶是同时代人，但由于他身处资本制度更为发达的英国，因而他的学说和行为也就更能集中地反映无产阶级的理想和利益诉求。
作为欧文思想前导的，是葛德文(1756-1836年)的《政治正义论》。葛德文将理性视作人类的本性，主张自爱与爱人的协调和统一。他依据这一原则，对资本制度的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说明这种制度是不符合理性的人性的。进而，他又从理性人性论出发，提出了废除私有财产制度及对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的设想。葛德文的这种思想，在处于产业革命高潮时期的英国引起相当大的影响，不仅工人，连一部分资本家和贵族也都信奉葛德文的学说。当然，他也遭到猛烈的反对，著名的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就是为了反对葛德文的主张而写的。“葛德文热”是19世纪初英国的一个特殊现象，欧文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
欧文(1771-1858年)出身于一个手工业者家庭，只读完初小，从9岁开始当学徒和雇员。10年后才积攒了一笔钱，与人合办一个小厂，经过精心管理获得了成功。他在自己的工厂里动用他的心爱理论将混乱化为秩序。到1800年，他成为有2000多名工人的新拉纳克棉纺厂的股东兼经理，并继续他的实验。他缩短工时，提高工资改善工人劳动和生活条件，创办了最早的幼儿园。这里的实验取得了全面成功，该厂成为有2500人的模范移民区，酗酒、诉讼、警察、贫困救济等全部绝迹，而且利润增加，资本得到积累。欧文也因此而一举成名。但欧文并不因此而满足，他作为资本家，明确地认为利润是来自工人的劳动，即便是增加工资也未能归工人所有。他认为，机器这个新的力量是由工人阶级创造的，因此应当使它成为大家的共同财产。1929年他在美洲进行“新和谐公社”的试验失败后回到英国，他积极地投入工人运动，成为公认的领导人。他的宗旨是通过工人的合作社运动逐步实现改造社会的计划，一方面在生产领域组织合作社，另一方面在流通领域组织公平交换商场，但先后都告失败。这期间，他还积极领导了工会运动，当选为英国第一届全国总工会主席。后来，他又曾进行组织共产主义公社的试验，再告失败。欧文一生始终不渝地为他的理想而奋斗，虽然几度失败，但其精神却在英国工人运动中造成巨大影响。
英国工党理论家柯尔曾这样评价欧文：“罗伯特·欧文之所以能成为许多运动的推动力量，主要是囿于他本人的某些看法：他从不怀疑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也从不怀疑自己的能力。他既有无限充沛的精力，又专心致志于他自己认为是合理和正义的事业。……他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个自我奋斗出来的人所特有的那些性格，唯一重要的例外是他决不自私。他永远不是那样的人。他根本不看重金钱，只是把它当作推动他所信仰的事业的手段。他也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因为他虽然经常独断专行，而且后来还有几分以全人类之父自居的派头，但是他为人始终非常朴实，往往把人们对他的尊重看作是对他的思想而不是对他本人的推崇。”(14)
欧文的历史价值，主要在于他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实验。他尊重人的权利，首先是劳动的权利，他认为，任何人，不论他是流浪汉，还是窃贼，只要有劳动的权利和机会，就可以变成自食其力、与人平等相处的人。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全社会的人都提供劳动和做人的机会，在他的实验所里，每个人的权利都是平等的，唯有在劳动贡献及其报酬上的差别。他要将工厂变成实现人道主义的场所。为了进行实验，他也对人的本质、人性等做了深入思考，并将这注入他的事业之中。
恩格斯曾指出：“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15) 欧文认为，人生来就有谋求幸福的欲望，这是由人的身体及其生命所决定的。这种欲望是他行为的基本原因，是伴随他的终生的。而且人具有天赋的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他继承并发挥了爱尔维修关于“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论断。他认为，人的天生官能和才能的差别并不大，人的性格主要是由环境决定的。人性的善与恶，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其先辈影响的。现代社会中人的恶性及其罪恶行为，是由社会造成的。欧文认为，要消灭人的恶性，就必须从根本上铲除产生恶性的社会环境。“就目前表现出罪恶的种种性格而论，过错显然不在于个人，问题在于培育个人的制度有缺点。消除那种容易使人性产生罪恶的环境，罪恶就不会产生；代之以适于养成守秩序、讲规矩、克己稳重、勤勉耐劳等习惯的环境，这些品德也就可以形成。”(16)
欧文《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中这篇论著，是他对自己的实验的理论性总结。虽然他也借用前人的“理性”等概念，但更多的是通过他自己的切身体会来确立这种新社会观。欧文反对暴力革命，甚至对比较温和的宪章运动都持反对态度。他相信从经济领域一步步地实施他的人道主义方案，不仅可以改造工人，而且能影响资本家，促使他们也参与到这场伟大的人性改造运动中来。虽然欧文因缺乏对资本制度的深入认识而陷入空想，并导致自己的人道主义计划的失败，但他也从自己的人道主义观点揭示了资本制度的不合理，即劳动者不能得到自己创造的全部财富。为此，他对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持肯定的态度，并认为社会罪恶的一个重要根源就在于利润。他坚持劳动是人的良好的本性，也是使人善良的活动。但由于劳动与产品分配间的差额，才造成了社会上的种种不平等。要改造社会，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制度，使“人类劳动的需求将不再任人随意摆布，人类的生计将不像现在这样成为永远变动的一宗商品，劳动阶级也不再成为人为工资制度的奴隶。”(17) 而使劳动价值论成为社会生产和分配的准则，关键又在于交换，在于货币制度。这里，欧文又陷入空想，他所创立的“劳动公平交换市场”及其代替货币的劳动券，很快就被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淹没。
欧文的思想和行为都带有明显的空想性，但通读他的著作，令人有一种强烈的感觉，似乎他就是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美好品质和愿望的化身，他的人道主义是工人和广大劳动者意志的体现。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人道主义成为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马克思承继他的学说，也就有了内在的阶级和历史的依据。
毫无疑问，人道主义绝非只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与资产阶级同时成长起来的无产阶级，同样有权利和能力促使他们的思想代表提出自己对人的本质、人性等问题的看法，并据此而设计自己理想的社会。以上述三大社会主义者为代表所提出的人道主义，是早期无产阶级利益和意志的集中表现。当然，他们的人道主义与早期的无产阶级一样，是不成熟的，甚至其阶级性也并不十分明确。后来的一些思想家以成熟形式的无产阶级学说来要求他们，甚至有人不承认他们的无产阶级性，将他们有关人道主义的论述说成是受资产阶级学者的不良影响所致。而我们确信早期社会主义者绝非资产阶级的附庸。早期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确有许多地方受资产阶级学者的影响，但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区别。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突出劳动在人性及社会生活中的作用。虽然他们也顺着资产阶级学者的思路谈抽象的人性，但当他们将劳动这一重要因素注入对人性的论证之后，就使自己的人道主义带上无产阶级的烙印，并同强调资本和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产生了区别。
第二，强调私有制是社会罪恶的根源，主张取消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实现理想人道主义的必要条件。资产阶级学者谈人道都把维护人的私有财产作为实质性内容。早期社会主义者很清楚，这似乎很平等的抽象的“维护私有财产”，实质上是最不平等的，而且会通过对物的不平等的占有造成人与人之间巨大的差异，以及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私有财产制度还会随遗产继承制而进一步扩大，从而造成更大的不平等。早期社会主义者都把非人道的根源归结为私有制，他们已发现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矛盾：人的平等、自由与维护财产私有制的对立。唯有建立公有制，才是实现人的自由、平等、仁爱的必要社会环境。
第三，早期社会主义者更为注重人的解放，而不是强调对物欲的满足。人的解放和物欲的满足，在一定意义上说是有相通之处的。资产阶级学者论证人道主义，往往是将人的自由理解为随心所欲地实现各种欲望，因此，不择手段地大量占有物质财富是自由的保证。社会主义者则将人的解放和自由发展理解为人际关系的平等，以及社会制度的合理；至于物欲的满足，他们认为应当是有限度的，并遵循社会主义原则来进行。人应当驾驭物，而不是物驾驭人。
这些区别，在早期社会主义者与资产阶级学者那里虽然并不系统，但当马克思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探讨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问题时，这不仅是他人道主义形成的重要条件，而且成为他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出发点。马克思将这些在早期社会主义者那里并不系统的人道观加以充实和发展，从而创建了系统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即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理论。
早期社会主义者并不明确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这与当时无产阶级尚不成熟是有直接关系的。他们也和早期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一样，往往是从全人类的发展和抽象的人类的利益出发，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但与资产阶级思想家不同，他们不是力图建立一种适宜资本发展的制度，而是批判这种制度。在抽象地议论人的发展时，他们的侧重点是在大多数穷苦人民这一边，不是将财富的占有及发财致富看成社会的目的，而是强调如何使大多数人能够过上人的生活，使大多数人能够享受现代文明。这一点，恰恰是与当时工人的利益和意识相一致的。这些不明确、不系统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相比，其进步性显而易见。
从古希腊、罗马以来的思想家，都标榜自己是社会上层的代表，并将下层群众视作野蛮、愚昧者，是需要领导、需要改造、需要拯救的。包括资产阶级思想家，也自认为是人类中某些精英分子的代表，他们要为这些精英创造自由竞争的环境，使他们可以优胜，可以上升为社会的领导者。早期社会主义者一反这种传统，认为社会的基础和希望在于大多数人民群众。虽然他们贫困、愚昧，甚至不道德、犯罪，但这并不是他们本人的过错，而是由社会制度造成的。社会主义者坚持认为，大多数劳动群众本性上是善的，他们中少数人一时表现出来的恶，是恶的社会制度的结果。只要改变了恶的制度，就可以消灭恶的行为。与此同时，他们对社会上层的高贵者也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揭露和批判。
这种人道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它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就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角度来批评资本制度，并明确地论证社会的发展应以人的发展而不是物的发展为目的，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未免有些空想；特别是他们所设计的各种方案，与正在迅速崛起的资本及其积累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实现的可能。就连欧文这样在局部取得了成功的社会主义者，也只能得到一个“慈善家”的称号。然而，早期社会主义者与那些小生产者的代表们不同，他们并不反对机器化大生产，而是认为应在促进产业革命的同时，使产业革命的主体——劳动者能够得到自己的利益。而且，他们认为只有突出劳动者的地位和作用，才能真正地促进社会生产和全部社会文明的进步。
早期社会主义者突出劳动在人的本质、人性等范畴中的作用，这一点，与剥削阶级思想家相比是一大进步，而且具有相当重要的科学价值。以劳动为社会财富的来源，以劳动为文明的基础，以劳动为社会发展的希望，以劳动为理想社会的依据，与此同时，探讨人的需要、交往和意识，说明人的自由、平等和解放，这是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中的精华，也是其中最有生命力的内容。马克思对早期社会主义者人道主义的继承，也是以此为核心和主线的。
注释：
①莫尔：《乌托邦》，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3页。
②③梅叶：《遗书》第3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8、209页。
④⑦《圣西门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02、300页。
⑤《圣西门选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8页。
⑥《圣西门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页。
⑧⑨⑩(11)(12)《傅立叶选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65、66、65、94、102页。
(13)《傅立叶选集》第2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02页。
(14)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3页。
(16)(17)《欧文选集》上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7、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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