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实践反思理论的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反思是以思维为对象的思维运动。从思想史上看，人类的反思经由康德的批判反思和黑格尔的思辨反思这两种历史形态而在马克思那里进入到现代形态——实践反思。在马克思哲学的宏大体系中，实践反思理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凝结着以往反思形态的合理因素，不仅体现着马克思认识论的根本特征，而且预示着认识论以至整个哲学发展的现代走向。然而，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我们忽视了，而现代实践和认识论的发展又凸现出马克思实践反思理论的巨大意义。因此，本文拟就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作一考察和审视，以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研究。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思维的反思是由实践发展所决定的，它的活力主要来自实践，而方向是“与实际发展相反的”，即“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2页。）。这一反思过程本身又是批判的，即不断地对历史上的思维方式进行“解构”。马克思对反思理论的最大贡献，就是打破了反思的神秘性，使其从纯思辨的王国回到社会运动中，成为“当作实践去理解”的一个环节。
一、马克思实践反思理论的总体特征
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的形式总是由片面到全面。“所谓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这种实践和历史发展的片面性造成了人的认识的某种片面性、局限性。但是，适应实践和历史发展片面形式的“范畴”却往往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成为一种“客观的思维形式”，统治着人们的思维。于是，随着社会实践和历史发展由“片面”到“全面”，也就要批判、反思并打破原有的范畴体系，建立新的适应于实践全面展开形式的范畴体系，新的范畴体系对旧的范畴体系的批判实质上是实践活动高级化的产物。因此，必须把反思置于实践和历史发展基础之上来考察。
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反思同时又是在自我批判基础上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反思是在自我批判基础上的批判。“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所谓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社会、古代社会和东方社会”（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08—109页。）。这就是说，反思是实践和主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在进行“自我批判”基础上的一种批判形式，只有这种反思才具有“客观理解”的意义。把反思扎根于实践活动和主体发展，这是马克思思想的深刻之处。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考察马克思对亚里士多德的“劳动”范畴的分析，来说明马克思实践反思理论总体特征。
亚里士多德是最早对价值形式作出分析的思想家，他正确地看到“五床等于一屋”可以转化为“五床等于若干货币”。然而，亚里士多德到此却停步不前了，认为“没有等一性，就不能交换；但是没有这种可以公约的性质”。所以，亚里士多德一方面认识到“五床等于一屋”内有着“等一性”，另一方面又认为，“那是实际上不可能的，这样不同种的物品是不能公约的”。造成这一结果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缺乏“价值概念”，亚里士多德生存于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希腊社会，这种社会实践的片面形式使他不能形成相等的劳动概念，只能产生人类劳动不平等的观念。所以马克思指出：“他生活所在的社会的历史限制、阻碍他，使他不能发现这个均等关系‘实际上’是由什么构成。”（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3 页。）片面的实践形式产生片面的观念，即使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也在所难免。“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末这还是由他们的物质活动方式的局限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可见， 实践发展的实际形式决定反思的形式，反思的局限性导源于“物质活动方式的局限性”，因而思维的反思将是永远必要的。
通过对“劳动”这一范畴历史理解形式的分析，马克思进一步说明了反思是实践基础上的反思。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劳动”本身是古老的，但真正把握“劳动”的意义，却是现代社会。这一过程大致有五个阶段：（1）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是完全客观的东西， 看成是存在于货币中的物；（2 ）重工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客体转到主体活动中，即工业劳动与商业劳动，但又仅仅停留于“活动本身”；（3 ）重农学派则把作为劳动一定形式的农业看作是创造财富的劳动；（4 ）亚当·斯密作出进一步抽象，“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6页。），到这里，才抽象出“劳动一般”，确立了“劳动价值论”；（5 ）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第一次对“劳动”与“劳动力”这两个概念作出区分，指出劳动是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而劳动力则是存在于人体中的智力与体力，从而揭示出资本的存在是以剥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并使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的，这就为剩余价值学说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就劳动与价值的关系而言，这里存在着抽象发展的五个层次：纯客体→主体活动→某种形式的劳动→劳动一般→劳动与劳动力的分离、剩余价值。这五个层次又始终存在着两个方面：一是实践的发展；二是对前边的已经形成的抽象进行批判、反思，即重工主义、重商主义对货币主义的批判，重农主义对重工主义、重商主义的批判，亚当·斯密对重农主义的批判，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批判。其中，实践的发展始终是批判、反思之所以能够进行的前提和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 卷，第106 页。）
这里，马克思实际上指出了实践反思特点：（1 ）“最一般的抽象”是由实践决定的，即被抽象的对象已经具有“最丰富的具体的发展”；（2）在这一般的“最一般的抽象”作出之前， 人们已经在“特殊形式上”思考这一对象；（3）作出“最一般抽象”的过程， 也就是从“特殊形式”上升到“普遍形式”的过程，换言之，也就是对已经定型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的过程。
因此，马克思把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不仅看作是对重农主义批判的产物，而且看作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作出“劳动一般”的抽象：（1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一个十分发达的实在劳动种类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种类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2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3）所以， 劳动作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性上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7页。）这就是说，只有在劳动形式全面展开的现代，才能作出“劳动一般”的抽象。这就是问题的本质。但是，马克思并不是直线地看待实践与思维关系的。在马克思看来，思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由于思维运动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又产生了一个思维的反向运动，即思维从高级阶段反过来认识低级阶段；只有立足于展开了的具体范畴，才能更深刻地把握简单范畴，高级范畴形成的过程同时又是使低级范畴“变形”的过程。换言之，思维发展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只有抓住“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一问题的关键，才能更深刻理解反思的重要性。
世界、社会以及范畴的发展是一个范围不断扩大、新层次不断形成的过程。在马克思看来，这里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后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5页。）这里，出现六个范畴：（1）简单范畴；（2）不发展的具体（整体）；（3 ）比较简单的范畴；（4）比较不发展的具体（整体）；（5）较具体的范畴；（6 ）比较发展的整体。这六个范畴之间存在着横向对应关系，即简单范畴——不发展的整体；比较简单的范畴——比较不发展的整体；较具体的范畴——比较发展的整体。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着从纵向的独立到“从属”的关系，即简单范畴→比较简单的范畴→较具体的范畴；不发展的整体→比较不发展的整体→比较发展的整体。马克思认为，“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5页。），换言之，逻辑与历史是一致的。
问题在于，仅仅停留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水平上，并不能完全说明逻辑本身发展的特殊性；更为重要的是，在认识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中存在着“变形”、“反过来思”的过程。这就是，从简单范畴向比较简单的范畴再向较具体的范畴演化是一个特殊的结构变形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简单范畴成为较具体范畴的从属因素，成为更高层次系统内的一个要素、构成部分；而较高层次的具体范畴又改变着原先较低层次的简单范畴的比重和结构，如同实践的发展一样，在范畴发展中也存在着一种“普照的光”；这种“普照的光”就是反映人类最高实践活动特点的概念结构，这种概念结构支配着以前的概念结构，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范畴的次序不是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的，而是“倒过来”安排的。新的概念结构、“较具体的范畴”总是对原有概念结构进行批判，改变着原有概念结构各要素的比重、地位，使之从属化。
通过范畴发展中的这种正向与反向的运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提出关于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及科学分析，总是从“事后”，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之所以要从“事后”，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是因为“后面”已经不同于“前面”，“完成”已经不同于“开始”，这里已经发生了结构上、层次上、阶段性上的飞跃；而从“前面”、“开始”出发，就会局限于“前面”、“开始”所遵循的“简单范畴”与“不发展的整体”之内，思维在这一“思维圈”内无法自身上升到“比较具体的范畴”。所以，思维的行程要倒过来，从“后面”、从“完成的结果”开始。此时，思维立足于“比较具体的范畴”和“比较发展的整体”，就会形成一种批判功能，使原有的概念结构“变形”。“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原因也在于此。“人体”是“猴体”发展的高级形态，类似“比较发展的整体”对“比较不发展的整体”、“比较具体的范畴”对“简单范畴”的关系。所以，“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这里，存在着这样的关系，即发展是从“猴体”到“人体”，但更深刻的认识则是由“人体”到“猴体”。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以至自然科学的发展都是如此。例如，发展是从欧几里德几何学到非欧几里德几何学，从牛顿力学到现代非经典力学，但更深刻地认识欧几里德几何学、牛顿力学则是在非欧几里德几何学与非经典力学产生之后，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把其中的“关系”反思出来，认识到欧几里德几何学、牛顿力学的成功与不足、长处与短处。这里始终存在着“反过来思”的过程。
马克思实践反思理论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揭示出反思成为思维中“绝对的积极的环节”的真正原因，即实践活动的发展，同时，又揭示了思维运动具有“反过来思”的过程，即通过建立更高级的范畴体系对原有的范畴体系进行批判、“变形”。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揭示出思维的正向与反向两个方向的运动，从而为我们把握人类历史运动提供了钥匙。
二、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与历史认识论
在历史认识论中，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便具体化为“从后思索”法。“从后思索”法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时提出来的。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商品早在古亚细亚和古希腊罗马的生产方式中就已经存在了，并“取得了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但是，人们对商品的科学认识却是在“后来”，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才获得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商品生产在古亚细亚和古希腊罗马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占统治地位，并达到了“典型的形式”。由此，马克思明确提出了“从后思索”法，即“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全确定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注： 马克思：《资本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5页。）。
研读马克思的著作可以看出，“从后思索”法虽然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商品拜物教的性质及其秘密时提出来的，但它却是马克思一贯主张的思维方法。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采取了“从后思索”法来分析古希腊哲学，即“从伊壁鸠鲁哲学追溯希腊哲学”。之所以如此，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古希腊晚期的自我意识哲学是古希腊哲学发展的最高形态，“在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那里自我意识的一切环节都得到了充分表述，不过每个环节都被表述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而且这些体系合在一起看正形成了对自我意识的完备的结构”，所以“这些体系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的历史的钥匙”（注：马克思：《博士论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页。）。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不是把伊壁鸠鲁之前的这种或那种哲学放在“首位”，而是相反，“从伊壁鸠鲁哲学追溯希腊哲学”（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8页。）。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1843年的德国社会制度低于当时世界历史水平，因为“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那里，正在解决问题；这里，矛盾才被提出”（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页。）。因此，如果“从德国的现状本身出发”去否定当时德国的社会制度依然要犯时代错误。为了正确而全面地把握德国的历史发展，必须从“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出发。换言之，应从当时的先进实践出发来理解较为落后民族的历史发展。
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说明之点”，“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58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马克思又指出，“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
可见，马克思始终认为，只有从现实出发才能找到正确理解历史的钥匙。对于历史科学来说，“从后思索”法具有普遍的意义。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认为，探讨“从后思索”法“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58页。）。 应该说， “从后思索”法构成了马克思历史认识论的核心。
对于历史认识来说，“从后思索”之所以可能，其客观依据在于：历史虽已过去，但它并没有消失，而是以浓缩或变形的方式被包含在现实社会中。从这一意义上说，现实是历史的延伸，历史往往平铺在一个社会截面上。所以透过现实社会，我们便可以看到过去的历史。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是在过去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中一部分“残片”、“因素”是尚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一部分“因素”在过去的社会形式中只是“征兆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却“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因此，那些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8页。）。在历史认识论中，“从后思索”也就是从现实社会“透视”以往的历史。
对于历史认识来说，“从后思索”之所以必要，这是因为：（1 ）社会发展是从过去到现在，从低级到高级，然而，历史已经过去，在认识历史的活动中，认识主体不可能直接面对认识客体，人们也无法通过实验室方法模拟过去的历史，因而对历史的认识也就不能从过去到现在，从低级到高级。相反，只能走“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反过来思”，即从高级到低级，从现在到过去，逆向溯因。（2 ）历史中的各种因素和关系，只有在其充分发展、充分展现后才能被充分认识，而其充分展现后又已经否定了自身，转化为高级的东西了。所以，考察过去的、低级的社会形式反而要以现实的、高级的社会形式为参照系。“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在人类历史上存在着和古生物学中一样的情形。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奇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注：《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58页。）。
可见，“从后思索”就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出发，通过对历史的“透视”和由结果到原因的反归来把握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当然，这种“透视”自始至终受着历史进程的制约，具有较大的相对性。但是，我们决不能放弃客观性原则，放弃对历史的“客观的理解”。在马克思看来，要达到对历史的“客观的理解”，必须先达到“对现代的正确理解”，进行现实社会的自我批判。在对现实社会的考察中得出“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例如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58页。）。同时，从现实社会去“ 透视”、反思过去的社会形式，绝不意味着“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现实的各种关系等同于“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这是因为，“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现实社会中往往是以“发展了的、萎缩了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出现的，现实社会“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过去的社会形式。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本身就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
“从后思索”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选择思索的出发点。在马克思看来，虽然哲学家、史学家不可能在纯粹形态的条件下从事实验，因为不存在一种“纯粹形态”的社会，但哲学家、史学家可以在某种社会关系表现得最充分，某些经验事实较全面展开的社会单位——社会典型中考察历史过程。马克思把这种方法称为典型分析。在我们看来，典型分析是“从后思索”的出发点，而作为“从后思索”出发点的典型的选择和确定，则是由现实实践所激发和规定的。典型分析是历史研究中的“科学实验法”。正如自然科学的实验室方法不断深化人们对自然过程的认识一样，历史研究中的典型分析方法也不断深化着人们对历史过程的认识。
从本质上看，“从后思索”是逆向溯因。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探求历史过程、历史事件的原因看作是自己始终不懈的任务。研究历史就是要科学地解释历史，而解释历史首先要发现历史事件、历史过程的原因。“探赜索隐”，这是古代历史学家的共同要求，也是现代史学家、哲学家的共识。“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原因”。“每一有关历史的争论都是围绕着什么是主要原因这一问题来进行的”（注：卡尔：《历史是什么》，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3、97页。）。著名历史哲学家卡尔的话很有见地，它道出了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其重要任务就在于探求历史运动以及“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而马克思的伟大就在于，他发现了人类历史运动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从后思索”的目标就是要发现历史运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
但是，人们在实际认识历史时，却不可能从原因推出结果。这是因为：（1）历史已经过去，产生历史事件、 历史过程的原因已经不复存在；（2）人们也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中模拟这些原因。 因此，要真正认识历史运动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只能走一条“同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即从“事后”、“发展的结果”开始，逆向溯因。
逆向溯因并不是按照今天→昨天→前天……的严格倒向次序进行的，而是首先对现实社会进行分析，在“完全确定的材料”的基础上，寻找“一些原始的方程式，——例如就像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然后，从现实社会出发，一下子飞跃到被考察的对象上，运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分析对象，“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的现实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49页。） 以及历史运动的原因所在。在“从后思索”的过程中，无论是典型分析，还是逆向溯因，都必须使用科学抽象法，在经济分析以至整个历史科学中，科学抽象是“唯一可以当作分析工具的力量”（注：马克思：《资本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页。）。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科学抽象是一条有序发展的过程，它沿着两条道路进行，即“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应该说，这里存在着两个问题：就认识过程而言，认识从“完整的表象”开始，借助于“抽象力”，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就理论体系的形成来说，认识却是从“抽象的规定”开始，换言之，理论不是以各种“表象”作为自己的要素，而是以各种“抽象的规定”作为自己的要素。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借助于“抽象的规定”，理论思维才能运转起来；只有借助于“抽象力”，才能在现实社会中找到理解过去的“原始的方程式”，才能“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间的连贯性”，从而“复活死去的东西”，使过去的历史资料重新“开口说话”。这样，就会使“材料的生命”“观念地反映出来”，才能深刻而准确地在理论上“再现”客观历史，并产生一种批判的理论效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科学研究的正确方法。
必须指出，反思决不是一种绝对自由的精神搏动。实际上，它是“改变了的经济事实”与理论体系矛盾的产物（注：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2页。）。当实践展现自身的新形式以及“改变了的事实”大量产生时，旧的理论就会出现“危机”。但是，由于理论本身是由初始概念按照一定逻辑原则构建起来的体系，是一种定型的理论结构，所以要使“改变了的事实”产生相应的理论，就要反思原有的理论体系，改变它们的结构，这就产生了思维的反思运动。因此，反思就其本质而言，是由于“改变了的事实”而造成的人们对理论体系的反思。这就是说，“从后思索”在本质上仍然是反映，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反映。如果说理论是一级反映，那么，反思则是对一级反映的反映，即二级反映。马克思“从后思索”法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确认历史认识的特殊性，认为在历史认识活动中，既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反映或摹写过程，也不存在一个纯粹“自我意识”建构的过程；它把认识活动归结于实践活动，把现实社会看作是过去历史的延伸和拓展，把现实实践看作是过去历史向现实社会过渡的“转换尺度”和“显示尺度”，从而从现实实践出发去探讨过去的历史以及人们认识历史的过程和规律。这就为建构科学的历史认识论奠定了可靠的基础。马克思的“从后思索”法深刻地体现着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的内在统一，它以“超前的意识”预示了20世纪历史哲学“合流”的趋势——在“复活”历史本体论的基础上深化历史认识论的研究。
三、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与现代认识论
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揭示了思维运动的规律，揭示了反思的本质。按照马克思的观点，思维在每一个时代都形成了符合时代要求的观念方式；当这种逻辑的观念方式不适合实践发展的需要时，就要求思维反过头来批判、改造原有的逻辑结构，形成新的逻辑结构。这就是说，反思的必要性扎根于实践和思维发展本身之中。这一观点已经为现代科学的发展所证明。
普里高津耗散结构理论表明：系统远离平衡态时，通过涨落引起系统的失稳，从而在分岔点发生质变，形成新的结构；系统的高级化是对称不断破裂、不断分化的过程，它不仅表现为一个越来越丰富多样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它包含了过去。所以，要了解事物现在的状况，就要了解它在历史上不断分化、演变的过程。“分岔在一定意义上把‘历史’引进物理学中来了。……这样，我们就在物理学和化学中引入了历史因素，而这一点似乎向来是专属于研究生物、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各门学科的”（注：普里高津：《时间、结构和涨落》，载《1977年诺贝尔奖演讲集》，第42页。）。在我们看来，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演化”与马克思的“概念演化”、“整体发育”的思想完全一致。这里，包含着这样一个深刻思想，即无论是物质世界，还是精神世界的发展，总是高级的东西把低级的东西作为自己的基础和从属因素，并对历史上的东西进行改造的过程。
现代科学和思维发展表明，反思运动具有四个特点：（1 ）反思总是通过“实践中的新信息”对原有理论体系进行批判和重建，从而使理论上升到具有新的结构的理论体系。而原有的理论体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能说明和解释已有的一些信息，它在这一范围内是有效的。 （2）原有的理论体系所能理解和把握的仅仅是实在信息的一部分，还有大量信息，特别是实践中的新信息被拒斥，从而导致这些信息只能以各种“问题”、“矛盾”、“背理”、“悖论”、“不可理解”、“不可理喻”的形式出现。于是人们依据实践中的新信息批判原有的理论体系，进行思维的反思活动。（3） 反思的结果是原有的理论原则被“扬弃”，新的理论原则迅速发散出去，形成新的规律、规则，构成新的理论体系。新的理论体系使被原有理论体系所拒斥的信息以及新信息得到解释，“问题”、“矛盾”、“背理”等等得到说明。（4 ）新的理论体系包含着旧的理论要素，或者说，原先的理论原则、概念结构只是新的理论原则、概念结构的一个部分或从属的子系统。但是，思维与逻辑的原则不会倒过来，即不会从原有的理论体系推出新的理论体系，如不会从机械唯物主义推出辩证辩物主义，从牛顿力学推出量子力学，等等。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新的理论体系及其概念结构又要被人们所反思。
这表明，实践和认识的矛盾运动不是直线进行的，矛盾的解决需要经过人们的反思，通过对旧的概念结构的否定和新的概念结构的建构这一方式来解决。换言之，实践与认识矛盾的解决需要经过思维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构成自己”来实现。这同时凸现出思维结构发展的特殊性，即历史上的思维结构总是在发展中转变成为现实的思维结构的从属因素，或者说，现实的思维结构总是使历史上的思维结构“变形”，成为自己的基础。所谓“反过来思”、从“事后”开始思考，无非是说明，思维应站在实践的最高端和发展的最前沿，因为只要站在实践的最高端和发展的最前沿，思维就必然要使原有的理论及其结构“变形”，使之从属于现代社会运动和思维运动。
把实践反思、“从后思索”引入现代认识论中，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以至整个认识论发展的需要。反思问题的介入，使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复杂化了。本来，思维与存在通过各种中介联结起来，而现在，反思又要把思维以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对象化。在这一过程中，主体二重化了，它既是主体，又转化为客体，而思维本身又被思维，从而凸现出实践反思在现代认识论中的重要作用。
作为现代思维的重要环节，反思对实践具有较长时间的超前作用。一般说来，思维都具有超前性。但是，如果思维只是立足于经验及其概括基础之上，那么，它只有极其有限的超前作用，只是与实践的直接需要发生关系。而反思表面看来只是一种单纯地对思维、理论知识进行思维的兴趣，但它实际上深入到了实践的深层，起到对实践较长期的超前作用。这两类超前性的转化并不完全一致：一般思维的超前性往往转化为技术的、策略的、方案的具体操作过程，它的效用性是显著的；而反思的超前性往往意味着思维的突破，它的效应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例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论证了点、线、面、常数、变数的产生，并指出：“只是在最后才得到悟性的自由创造物和想象物，即虚数。”（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页。）这就是说， 虚数的产生并没有任何经验依据，只是思维对数学形式的一种反思。虚数之所以叫“虚数”，是因为人们当时不知道它的现实性。直到19世纪，“虚数”才获得了自身的解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复变数函数。由“虚数”引起的“虚函数”再也不是“虚”的了，相反，它成为现实的数学工具，并在机翼上升与堤坝渗水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理论作用。可见，反思一旦形成了思维的深层运动，就会为人类思维开拓出新的领域，并对实践显示出较长时间的超前作用。
作为现代思维的环节，反思对思维运动又具有内在的逻辑组织作用。反思对思维作用的直接产物是语言逻辑、符号逻辑、对象理论和元理论的产生。语言、符号、知识建构，这是思维运行中的逻辑部分，没有这些要素，就没有思维与理论；而没有对这些逻辑部分的研究——元理论，就不会很好地运用语言、符号，正确地建构理论体系，形成知识与知识、体系与体系之间内在的合乎逻辑的网络。现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就是思维本身发展的产物。这就是说，人们要思考思维怎样进行思维。维特根斯坦指出：“全部哲学就是语言批判。”（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英文版，第44页。）而罗素则认为：“逻辑是哲学的本质。”（注：罗素：《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英文版，第33页。）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及符号学、语义学等等当然有一定的片面性，但它们又有合理性，即思维要反思思维，研究思维自身的运动。现代思维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思维指向思维自身，指向理论体系的内在逻辑结构。只要不把这种指向绝对化，只是在其相对独立的意义上考察它，那么，这就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
逻辑分析、语义分析、指向、符号、语言结构、理论构成等等，这些并不是纯概念的游戏，而是对思维进行科学的分析和反思。问题的重要性应该引起我们充分的重视。恩格斯深刻指出：“当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接受了辩证法的时候，一切哲学垃圾——除了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才会成为多余的东西，在实证科学中消失掉”（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33页。）。现代思维的发展，越来越证实恩格斯这一预言的正确性，越来越证实“关于思维的纯粹理论”在现代认识论中的重要性。
作为现代思维的环节，反思还具有显示思维的新角度和新形式的作用。人类的思维角度与形式总是在不断变换中。人们总是依据实践、科学的发展来调整自己的思维角度，并把某些原来不重要或者被忽视的形式突出出来，从而不断地提高人类的思维水平和把握世界的能力。这里，反思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现代一系列新兴学科的产生都与思维的反思有关。例如，贝塔朗菲在研究生物有机体时转向了系统论，当这一思维要点出现后，他又反过头来思索人类的思维史，结果发现系统的观点在古代就已经存在了。这就是说，系统观念、系统观点在古代处于一种从属的地位，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而当现代实践进入系统化时，系统观念、系统方法的重要性开始被人们所重视。于是，思维通过反思把系统观念、系统方法凸显出来，并使之从朴素形态进入科学形态。控制论的产生也是如此。从直接性上看，维纳研究控制论，最初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战需要。“控制”观念产生后，维纳发现，这是一个古老的形式，柏拉图把政治称为“掌舵”，就包含了“控制”、“反馈”的各种含义。于是，反思又把“控制形式”显现出来，使之从“日常用语”转变为“科学用语”，从朴素形态进入科学形态。可见，人类思维的新角度、新形式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反思的作用。
“实践反思”、“从后思索”仿佛是面向过去，但它的目的和意义却在相反的方面，即面向未来，用未来引导、规范现实社会的发展。实际上，现代兴起的各种未来学、预测学本身就是一种反思的科学，它们的现实性在于实践发展的长远需要。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从后思索”法就是立足于实践发展的长远需要而反过来思考，从而对现实实践、现实社会和现实思维具有导向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从现实实践和现实社会出发去反思过去的历史，“会得出预示着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58页。）。换言之， 马克思的实践反思理论以及“从后思索”法不仅属于“历史学”，而且属于“未来学”，它是与人类的未来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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