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社会主义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A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SSN 1000-5218（2000）-01-0010-05
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制度的问题，是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摆在俄国人民面前的一个新课题。虽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个问题也曾经做过一些原则性的论述，但他们的论述是以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为前提的。而在像俄国这种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制度，则是个尚未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伟大的列宁在其晚年用了很大精力来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力图探索出一条在经济落后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子。
一、列宁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步计划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苏俄进入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指出，这个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是改造资本主义旧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根据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这一思想，列宁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特别是在1918年3 月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之后，就开始认真考虑在苏俄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1918年上半年，列宁相继发表了《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关于苏维埃政权当前任务的六条提纲》、《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等论著。在这些论著里，列宁初步拟订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新经济的计划。
首先，列宁认为，在苏维埃政权基本巩固以后，必须把管理工作、组织工作提到一切工作的首位。他指出，苏俄共产党肩负着三项伟大的历史任务：第一是说服俄国人民相信党的纲领和策略的正确；第二是夺取政权并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第三是组织对俄国的管理，即“用新的方式去建立千百万人生活上最深刻的经济基础”。[1]（第3卷，P.496）列宁说，俄国党已基本上完成了“说服俄国”和“夺取俄国”的任务，至于镇压阶级敌人反抗的任务，虽然还没有彻底完成，今后还不能忽视，但这个任务“也已经大体解决了”。[1]（第3卷，P.496 ）在这种情况下，第三项任务，即“管理俄国”的任务，就成为今后的主要任务而被提上现实的日程。所谓“管理俄国”的任务，在列宁看来，就是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用新的更高级的管理方式来组织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列宁认为，搞好这项任务是社会主义取得完全胜利的主要条件。他强调说，为了有成效地管理俄国，“除了善于说服人民，除了善于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以外，还必须善于实际地进行组织工作。”[1] （第三卷，P.496）而这种组织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 比夺取政权更困难，也更为崇高。之所以更困难，是因为要用新的方式去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最先进的经济制度；之所以更为崇高，“因为只有解决了这个任务以后，……才可以说俄国不仅成了苏维埃共和国，而且成了社会主义共和国。”[1]（第3卷，P.496）
列宁关于把管理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的思想，在当时虽然由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未能实现，但在他领导苏维埃俄国的7年过程中，只要条件允许，他便重申这一思想， 并立即把组织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作为首要的根本的任务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列宁认为，实现这种工作重心的转移，是一切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共同发展规律。所以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强调指出：“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1]（第 3卷，P.509）这可以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准则。
其次，列宁指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必须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建立最严格的全民计算和监督。他说，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联合劳动。如果没有科学的计算和严格的监督，就根本不可能组织社会主义的新经济。因此，搞好计算和监督是顺利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条件。早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前列宁就指出：“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的主要条件。”[1]（第 3卷，P.258）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又指出，工人阶级应建立起自己监督工厂的制度，对“每一种产品，每一磅粮食都应当统计到，因为社会主义首先就是统计。”[2]（第6卷，P.269 ）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3天， 列宁就针对工厂企业的管理起草了《工人监督条例草案》，规定对一切产品和原材料的生产、储藏和买卖事宜，均应实行工人监督。这个条例的颁布，实际上是剥夺剥夺者的前奏。1917年12月，苏维埃政府相继颁布了“工业国有化”、“银行国有化”、“国家垄断对外贸易”等法令。到1918年春，剥夺剥夺者的任务基本完成。这就使苏维埃俄国进入了一个同资产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即“由继续剥夺资本家的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1]（第3卷，P.258 ）为了完成这一极其复杂而困难的任务，列宁认为，首先要在那些从资产阶级手中剥夺过来的大企业中建立起严格的社会主义的统计和监督。他说：当前“我们组织工人阶级的计算和监督的工作，显然落后于直接‘剥夺剥夺者’的工作。”[1]（ 第3 卷，P.500）因此，今后的迫切任务， 是全力以赴地搞好社会主义的统计与监督。为此，列宁不仅主张利用资产阶级专家，而且主张把美国的“泰罗制”这类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应用于苏维埃的国营企业。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的计算和监督，才能赢得反资产阶级的彻底胜利。
第三，列宁还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对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实行统计和监督的计划。“因为国家资本主义是一个集中的有统计、有监督的社会化的东西。”[1]（第27卷，P.269）他指出，在当时俄国存在的五种经济成份中，占优势的是小生产经济，如果能够把小生产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就能够使国家更易于对全部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进行有成效的计算和监督。这样也就为对整个旧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组织和发展全国的社会化生产创造了必要的和有利的条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下，国家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社会主义取得可靠胜利的条件。”[1]（第3卷，P.556 ）从列宁关于首先把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搞好统计与监督，然后再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可以看出，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头半年里，他对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考虑还是比较谨慎和小心的。因为他已经看到了农民小生产经济在现存经济结构中还占据着明显的优势这个客观事实。他当时曾强调说，苏维埃俄国“曾经是而且还是一小农国家”，因此，“我们向共产主义（这里是社会主义的同义语——引者）过渡比在其他任何条件下向共产主义过渡都困难得多。”[1]（第4卷，P.387）但是， 这时的列宁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一样，还受着一些传统社会主义思想，主要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束缚。这种思想在随后而来的战争条件下就自然而然地占了上风，并导致1918年春夏之交开始实行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实施及其严重后果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和初步巩固，引起了国际帝国主义的极端恐惶和愤怒。1918年上半年，它们勾结苏俄内部的反革命力量，公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和反革命叛乱，妄图一举消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为了赶走外国侵略者，镇压反革命叛乱，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进行了紧急动员，宣布全国为军营，并开始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不仅对大工业实行国有化，而且把全部中、小企业也收归国有，并对企业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即把农民的全部余粮都由政府强制性地统一收集起来，禁止商品贸易，对主要消费品实行统一的分配制度。这项政策的实施，便于集中调配和使用全国的一切财力和物力去克服苏维埃政权当时所面临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这对于保证革命战争的胜利，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无疑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种政策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规律，因而也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了极其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到战争结束的1921年春，整个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当时大工业的产值只是战前的1/7， 农业产值刚超过战前的一半，交通运输陷于瘫痪状态。饥饿、寒冷、疾病威胁着广大人民群众。在革命战争中曾积极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农民群众，这时对余粮收集制表现出强烈不满，在阶级敌人的挑唆下，全国许多地区都发生了农民暴乱。工人群众也因生活困难而骚动不安。他们纷纷离开工厂，搞起个体手工生产，并且参加了自发出现的黑市买卖。这些事实说明，苏维埃政权已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同时也说明，在一个小农经济占优势的落后国家里，采取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种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是根本行不通的。正如列宁在总结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教训时所指出的：“我们原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产品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1]（第4卷，P.571）“到1921 年春天已经很清楚了：我们用冲击的办法，即用简洁、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的尝试已经失败了。”[2]（第33卷，P.70 ）“这次失败表现在：我们上层制定的政策是同下层脱离的。这一政策没有造成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一点在我们党纲里却被认为是刻不容缓的基本任务。”[2]（第33卷，P.44 ）列宁的这些话明确地告诉人们：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一种不符合苏俄国情的超前政策，必须以一种新的经济政策来代替它。
三、新经济政策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
为了克服苏维埃政权面临的严重危机，1921年3 月召开了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大会根据列宁的政治报告，决定摒弃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一种与当时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农村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列宁在《论粮食税》中指出，余粮收集制是在战争时期被迫采取的一种临时性措施。当战争还在进行时，为粉碎地主资产阶级的复辟图谋，农民对余粮收集制还能够接受。但当战争已胜利结束，地主卷土重来的威胁已成过去的时候，农民对这种制度就难以接受了。为了消除农民的不满情绪，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根据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决定以粮食税来取代余粮收集制。粮食税规定：农民每年以赋税的形式将一部分余粮交纳给国家；政府在春耕前公布预定的税额，秋收时增产不增税，并对贫困户和因灾减产的农户减税或免税；农民纳税后的剩余农产品由农民自行处理，并可到市场自由买卖。这些规定都是为了增加农民的收入，充分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为避免农民小生产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1923年列宁还提出了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合作社计划。
第二，在工业方面，允许私人资本开办小企业，并把已经收归国有的中、小企业转交私人经营，以便尽快地恢复和发展工业品生产，来满足广大群众的迫切需要。列宁指出，在从小生产占优势的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多种经济成份并存是不可避免的。而要变多种经济成份为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就必须找出小生产发展为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中间环节。这个中间环节就是资本主义，特别是国家资本主义。列宁说：“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和中世纪制度、和小生产、和小生产、和小生产散漫性联系着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特别是要把它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1]（第4卷，P.525）列宁这段话不仅说明， 在社会主义的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指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资本主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加以限制、监督和利用的资本主义。“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将来怎样，这要由我们来决定。”[1]（第4卷，P.627）因此， 这种资本主义并不可怕。同时，在允许资本主义存在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更要全力以赴地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以逐步创造出使资本主义不再产生和发展的条件，最后建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这正是新经济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第三，在流通领域，允许国家调节下的自由贸易，通过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人商业等多种渠道，大力促进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和俄共其他领导人的思想认识有着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初期，他们虽然认识到，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条件下，把社会主义大生产同农民小生产结合起来的唯一途径是实行商品交换，但他们当时所说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把国家和农民之间的有组织的产品交换，即通过消费合作社而不通过市场的交换，确定为工农业产品交换的主要形式。但是，这种有组织的产品交换并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进行自由交换产品的要求，因而以市场为基地、以货币为媒介的自由贸易不可遏止地在全国各地扩展开来。面对这种情况，列宁在1921年7 月经他修改过的一份苏维埃政府的法令中指出，在实行产品交换的同时，有些地方要向货币形式的自由交换过渡。在同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更明确地指出：“商品交换（即上述产品交换——引者注）没有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2]（第33卷，P.73 ）到这时列宁才深刻地认识到，只有通过市场，通过商业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同小农经济的结合，才能进一步加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经济联盟。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大工业还没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商业就是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1]（第4卷，P.579 ）“是无产阶级先头部队同农民唯一可能的结合，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2]（第33卷，P.143）基于这一新认识，列宁毅然决定实行“再退却”，即“退到由国家来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2] （第33卷，P.74）并且强调，在当时历史发展的整个链条中，搞好商业是党和国家“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否则就“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1]（第4卷，P.578）因此， 列宁号召党和国家干部要学习经商，学会指导和调节商业的本领；还要求国营企业按照商业原则进行生产和实行经济核算。
以上就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从这些内容来看，新经济政策相对于战时共产主义来说，的确是一种退却。但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主动退却。退却的目的不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更有效更彻底地战胜和消灭资本主义，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列宁在解释这种退却的实质时说，在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向资产阶级发动进攻时打得太猛，跑得过快，以致远离了自己的基地，脱离了基本群众，特别是脱离了广大农民群众，并且使社会主义经济同农民小生产经济失去了正常的联系。这种情况既破坏了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也危及了工农联盟的巩固。列宁正是从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的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在苏俄这样一个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如果不能使社会主义经济同农民经济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如果不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就根本无法建设社会主义。而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恰恰就在于：它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和农民经济的有机结合，从而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以便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并最终消灭资本主义和建成社会主义创造经济和政治的前提。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提出和实施，不仅迅速改善了工农关系，而且充分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到1923年底，工农业产值都已恢复到战前水平，整个国民经济也走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这说明新经济政策是符合俄国国情的正确政策。但新经济政策不只适用于当时的俄国，它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相当的理论意义。因为它不仅仅为俄国，而且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切经济欠发达国家，初步探索出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思路。正是在探索这条道路的过程中，列宁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
首先，列宁突破了社会主义社会同商品交换不能相容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要利用市场和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大家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论述共产主义社会的时候，都得出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里就要消灭商品货币关系的明确结论。这一论断后来成为包括列宁在内的一切马克思主义者所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事实上，在1921年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前，列宁和俄共党的其他领导人也都是按照逐步消灭商品、货币的原则实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但是，十月革命后3年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使列宁改变了这一传统观念。他从1920年底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小生产占优势的国度里，是不可能消灭商品和货币关系的；任何这样的尝试都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正是在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列宁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来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理论。
其次，列宁改变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单一的公有制的旧思想，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即“不发达”的阶段上，存在着两种公有制形式，甚至会存在多种所有制的新构想。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时，总是强调要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他们也曾论述过农业合作制，但他们只是把这种合作制看作是农民小生产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即是说，这种所有制本身还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列宁根据俄国农民的新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合作社理论。他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掌握了经济命脉的条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1] （第 4卷，P.684）这样，列宁就得出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存在着国家所有和合作社所有这两种公有制形式，而在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还允许个体和私有制经济在一定时期存在的新结论。
第三，列宁摒弃了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割裂开来和完全对立的旧观念，提出了要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成果；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是小生产走向社会主义的“桥梁”和“中间站”的新思想。列宁认为，在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要善于把这种必然产生的资本主义引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轨道上去，即引向国家资本主义。这样，列宁就以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当然，由于新经济政策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也由于列宁在提出新经济政策后不久就过早地去世了，因而他所提出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在苏联贯彻下去，这就使他在新经济政策中提出的一些新思想、新理论没有在实践中得到完善和发展。现在来看，新经济政策也的确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局限性。例如，列宁实际上把新经济政策只看做是一种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政策，一旦过渡时期结束，新经济政策也就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又如，列宁曾提出商品交换是农民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相结合的纽带，但他却认为商品交换本身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或迟或早要被社会主义消灭掉。还有，列宁虽然提出了把不可避免的资本主义成份引向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但如何引导、通过什么具体形式进行引导这些问题，在苏联并没有得到解决。克服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的这些历史局限性，结合不发达国家的客观实际闯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并总结出一套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这一划时代的任务，历史地落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邓小平同志，以他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初步地完成了这一光荣而伟大的任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不仅是指导中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唯一正确的理论，而且也为一切不发达国家开辟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因而具有明显的国际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收稿日期：1999-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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