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帝国叙事中的超越与共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剑桥论文,帝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9)02-0064-07
卡利尔·菲利普斯(Caryl Phillips)是英国当代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曾多次获得各种重要文学奖项，作品大多以流散经历为主题。《剑桥》作为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于1991年出版，而作者于1992年被《星期日泰晤士》报评为“年度最佳青年作家”，1993年又荣膺十年一度的“Granta文学新秀”称号，获得这些殊荣，这部小说可谓功不可没。
詹姆逊曾指出，“历史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任何对历史和真实的接近只能通过它在政治无意识中事先的文本化和叙事化。”(Jameson:35)也就是说，历史存在于叙事之中，然而叙事所采取的语言、逻辑和策略都是权力运作的结果。结合《剑桥》这部作品就会发现，这种多元叙事为读者接近、重构当时的历史真实提供了新的想象方式，因为这种“众声喧哗”提供了不同的进入历史的路径，充分展示了当时历史的复杂性、异质性和各种力量间的紧张和冲突。同时，这部小说一反传统的叙事方式，提供了来自帝国的白人女性代理人的日记、“贱民”剑桥的忏悔以及帝国报纸的报道这三个不同的声音，这种多元视角让读者同时遭遇几种不同版本的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记忆。但是在“新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下，这种“共同记忆的合奏”真的展现了真实历史吗？或者说，这一来自“帝国”的文本真的超越了詹姆逊所说的“政治无意识”了吗？本文作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在小说中，三条不同的叙述线索既平行又交叉，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对质了白人意识形态的虚伪性，但始终并没有真正从根本上超越传统殖民书写的逻辑，而是不断证实、认同和强化了帝国意识形态。文本中表现出来的偏离，不过是帝国意识形态更为隐蔽的一种变体。
一
《剑桥》讲述了一个典型的发生在英属殖民地的故事。艾米莉，一个三十岁的未婚白人女性被父亲派往加勒比海去视察自己的种植园。从英国出发，经过艰险的海上旅行到达之后，发现庄园经理威尔逊已经被阿诺德·布朗取代了。布朗慢慢引诱艾米莉，引起布朗的黑人情妇克里斯蒂安娜的不满，艾米莉也开始担心布朗的黑人情妇会对她造成伤害。同时，布朗情妇的丈夫、一位名叫剑桥的黑奴也很痛苦。剑桥曾在英国接受过一些教育，他知道布朗在利用自己的妻子，可又没有能力去阻止他。剑桥与布朗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在和布朗的一次正面冲突中将其杀死，他自己也被判施绞刑。小说共五个部分，除前言和后记外，正文的三个部分分别是艾米莉的日记、剑桥的忏悔和来自报纸的新闻报道。故事情节并无太多新奇之处，但在叙述策略上小说独树一帜。
小说中三个不同的声音分别从不同角度记述了这一相同的历史事件，不同的叙述对这一事件进行了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解读，这种“众声喧哗”的共同记忆颇有黑泽明执导的电影《罗生门》的意味。但是这真的是一部“多声部”小说吗？在这“众声喧哗”的背后，它真的构成了对帝国话语的颠覆还是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形成与帝国话语的共谋？后结构主义批评家福柯曾指出，话语和权力总是结合在一起，它们之间存在一种相互构成的关系。话语的底层总是权力的涌动，根本不存在什么中性的、客观的知识。同时，“在每个社会，话语的制造是同时受一定数量程序的控制、选择、组织和重新分配的，这些程序的作用在于消除话语的力量和危险，控制其偶发事件，避开其沉重而可怕的物质性”。（福柯：3）结合殖民语境，可以做这样的推论：关涉殖民的话语是帝国权力运作机制的产物，帝国的权力决定了施加于被殖民者身上的话语暴力，而这些话语暴力又反过来维护、促进和加强帝国权力的运作，并巩固这一体制本身。笔者认为，当前虽然是“后帝国”时代，但“西方中心主义”仍然甚嚣尘上，以一种有意或无意识的方式，霸权文化仍主导着殖民和后殖民写作。在这种大背景下，作为一部来自“西方世界”内部的作品，《剑桥》并没有超出“帝国”的话语逻辑，它和传统的殖民地小说一样充斥着帝国的语言暴力。在整个文本的字里行间可以发现更为隐蔽的帝国意识形态偏见，这些话语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殖民统治提供佐证。
殖民话语暴力的最根本逻辑前提就是殖民者与被殖民者间的二元对立，其运作机制就是通过一套繁复的论证体系，不断论证前者的优越性，或是后者的劣根性，为殖民体制和奴隶制提供合法性论证。在这套话语中，被殖民者被建构为“他者”，具有各种各样低劣的、不可救药的缺陷，他们理应成为白人统治、启蒙和教化的对象。为了论证殖民统治的正当性，这套话语体系还调用了各种不同的知识，在这强大的“证据”面前，最后甚至被殖民者自身也不得不相信自己的种族是堕落的、劣等的，从而厌恶自身。
结合《剑桥》这部小说，可以看出它为同样的逻辑所结构。首先，黑人被认为缺乏道德感。麦克唐纳医生说，“在男女关系上，黑人和野外的动物所差无几，为了繁殖，他们可以同任何一位可以找到的对象交媾。”因此，肤色这种人类学的区分被同道德优劣的区分勾连起来，相互印证：“通常来讲，这个黑人的肤色越浅的话，说明他离被拯救和被接纳更近。”一个荒谬的推论是，由于“近墨者黑”，白人“大公无私”地同黑人接触时，殖民地白人的野蛮、荒淫和堕落都可归咎于黑人。其次，从宗教的角度来看，黑人受人奴役、苦难深重是源于上帝的惩罚。白人基督徒斯潘塞小姐告诉剑桥，黑人的祖先含(Cham)在诺亚方舟上对上帝不敬，亵渎神明，由于和自己的妻子荒淫而生下雇士(Chus)，而黑人就是雇士的后裔。因此，祖辈的罪孽使得他们的后代成为一种“原罪”的、受到上帝诅咒的存在，也注定了命运多舛。也正是因为其“劣根性”，黑人也不可能真正懂得宗教教义，他们自己的宗教在罗杰斯看来不过是原始的巫术信仰。还有，在司法审判中，黑人的证词根本就不应该被相信。这不仅是因为黑人撒谎成性，还因为不会有哪位白人会如此愚蠢，以至于无缘无故地破坏自己的财产。艾米莉在旁听一次审判后得出结论：“不分肤色和地位，使违法者罪有应得的正式法律体系在这座岛上并不存在。”医生麦克唐纳甚至认为黑人生病也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怯懦和懒惰，和种植园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恶劣的卫生条件并无关涉。总之，黑人受苦受难是咎由自取，都是源于黑人自身，这样的例子在文本中俯拾皆是。有趣的是，在文本不断强化堕落的黑人形象的同时，本身却又无意提供了很多反面例证。读者在文本中不断遭遇到“例外”，发现黑人所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堕落或恶毒，同时也有善良的品质。
既然黑人如此不可救药，那么白人对黑人的殖民统治也就是天经地义，体制上的压制被从话语层面加以合法化了：殖民是对他们的“启蒙”和拯救，是帮助他们脱离“愚昧的”野蛮状态，以这种方式为他们送去文明曙光。白人向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挺进”是历史进步的必然，正如马克思所说：“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使命，一个是毁灭性的，而另一个则是再生性的——毁灭亚洲的旧社会，同时也为西方社会在亚洲的出现打下物质基础。”(Said:154)按照帝国这套启蒙或者说是进化论的叙事模式，黑人从故土被贩卖为奴隶，他们应当感激涕零，因为这帮助他们离开蛮夷之地，救他们于水深火热。同时，他们处于奴隶地位应该安分守己、心甘情愿才对，因为白人主人为他们提供了更好的、有保障的生存条件。这种启蒙的意识形态框架恰恰构成了艾米莉的视角，在她看来，白人正从事一场启蒙、文明的事业：“白人也并不是这里的原住民，他们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肩负着教化和启蒙的双重使命。”在白人统治下，黑人生活得悠哉游哉，享受着“充足的食物，充满歌声和舞蹈，可以定期去看医生，有足够的医院、好的住房、健康的劳动和深厚的友谊”。这一点和贝尔福在英国众议院发表的演说同出一辙：“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他们（埃及）得到了比他们以前的整个历史都要好得多的治理。”(Said:35)虚伪的“启蒙论”的目的在于掩盖种植园经济的残酷剥削和压榨，然而欲盖弥彰，正如牧师罗杰斯坦白地承认，不应该对黑人进行宗教和其他方面的教育，不然黑奴会变得桀骜不驯。这是伪善是殖民体系长治久安的需要。
黑人的劣根性和殖民统治的合法性由此互为因果。然而，这一套话语体系要产生效果的话，还必须严格地排斥、压制和禁绝任何与其相抵触的话语系统。在《剑桥》中，帝国话语为了确立自身唯一的合法性而采取了众多措施，禁止新来的黑奴们使用自己的语言就是手段之一。殖民者还通过各种手段压制他们关于非洲故土的记忆，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黑奴们尽快地“克利奥尔化”，这样就可以使得他们的统治更为容易。这一切让福柯的洞见在此显得是如此恰切。具有悖论意义的是，白人却又并不希望这些黑奴能够真正纯熟地使用“主人”的语言，更不愿意他们具备和白人相等的知识。
二
不管作者原初构想如何，从根本上来讲，女主人公艾米莉始终没有真正超越这套话语规范，相反，她是这套话语的承载者和执行者。小说开始，艾米莉在前往父亲的庄园视察的同时，还肩负着别的“神圣使命”：她希望通过自己第一手的、具体的关于殖民地奴隶们喜怒哀乐的记叙，让自己的英国同胞、包括自己的父亲意识到奴隶制的邪恶，从而为废除奴隶制略尽薄力。因为在英国本土，种植园和奴隶制对很多人来说只是一些抽象的概念。她计划在三个月的行期结束后要在英国各地巡回演讲，通过自己切实可感的见闻，帮助同胞了解奴隶制。在一定程度上，艾米莉在开始时是反对奴隶制的，她景仰这块美丽的土地，还同情黑人。在海上旅行途中，当黑人水手被诬蔑地称作“黑鬼”时，还引起了她的不悦，并且认为白人同胞远远不如这位黑人水手。然而同时，艾米莉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她在临行前感时伤怀；“哪怕你（英国）的阴郁、晦雨和萧瑟比现在多出十倍，我仍心迷于你的阴云和暴雨，而不是那充满芳香的、花园般的东方。”她的优越感还表现为强烈的等级观念，这时的她对于自己所属的白人群体既认同又超然。虽然有着了解奴隶制罪恶的美好愿望，但事实上她总是极力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她不仅拒绝和布朗的情妇黑奴克里斯蒂安娜同桌吃饭，殖民地白人社群内部间等级观念的缺乏也让她愤怒不已。在艾米莉身上体现出来的这种矛盾性，特别是她的种族中心主义和等级观念，注定她不可能真正地用平等的眼光看待、接受黑人，也不可能真正了解黑人的苦难。
在和黑人真正接触时，传统的白人关于黑人的想象模式始终在艾米莉头脑中作祟，她总是居高临下，以殖民者惯有的视角俯视黑奴。在艾米莉的叙述中黑人经常被丑化、野蛮化甚至动物化，在镇上参加宴会时，艾米莉对看到的黑人做出了结论：“一些穿制服，一些没有；一些穿着鞋子，一些没有。但他们都代表了不讨人喜欢的那类黑人。”总之，不管黑人以何种形象出现，他们始终只可能是被鄙弃的“他者”。
在《东方主义》中，萨义德曾引用过《李尔王》中关于傻瓜的描写：“他们因为我说真话而对我加以鞭苔，就像会因为说假话而对我加以鞭苔一样；有时甚至因为缄默不语而受到鞭苔。”(Said:106)这句话生动地传达了黑人在白人心目中的地位，或者说是白人想象黑人的方式，不管他们如何，这种刻板印象已经深入人心，作为一种“深层结构”无从改变。随着对种植园经济了解的加深，艾米莉开始认同奴隶制。她认为在当下奴隶制是必须的，“我们都希望自由普照大地的那一天能早日到来，但当下由于白人不适合长期在炙烈的阳光下劳作，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对黑人奴隶的殖民合情合理，他们的身体更适合在热带的炎热下劳作”。这一结论饱含帝国意识形态的元素，至此，“从主要围绕居家和人种问题，她的研究兴趣更多地转移到更富政治性和社会意义的问题上”。(Ledent:87)这也是艾米莉后来转而维护奴隶制的原因之一，她最后对布朗的认同说明她完全放弃了自己过去的浪漫幻想，为了庄园能够带来持续的利益，一切手段、甚至暴力都是可以容忍的。
在小说中，尽管艾米莉多次强调自己对奴隶生活应该有自己的切身体验，但是她自始至终拒绝聆听真正的来自黑奴的声音。黑奴始终是以文明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是艾米莉厌恶的、不愿深入了解的“他者”，是“黑暗的大陆”。她关于黑奴和种植园的知识很多是在和布朗、麦克唐纳以及罗杰斯等人的谈话中获得的，而这些人都是立场坚定的帝国代理人、奴隶制的忠实捍卫者，因此她关于黑奴的看法不可能不受他们的影响。真正来自黑人的声音始终是被遮蔽的，偶尔有些来自自己的黑人女仆斯特拉等的不同声音，也都被艾米莉从殖民者的固有视角加以解释。关于黑人的强大知识体系，如同一块以潜意识的形式存在的知识模板，决定着所有艾米莉关于黑人的想象和看法。甚至当黑人表现出对白人的感激之情时，也都被她认为这种“动物般”的忠诚是黑人惯有的本性。因此，她不可能了解真正的黑奴生活，她只可能得出黑人都很满足于自己的奴隶状态这样的结论。
和前任种植园经理威尔逊一样，她对奴隶制的反思意识是脆弱无力的。种植园的本质就是榨取财富，供种植园主任意挥霍，任何同奴隶们调和或是建构更和谐的种族关系的努力都会遭到贬斥。威尔逊并不是一位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只是试图对奴隶们仁慈一些，并且反对镇压黑奴的民兵组织，反对对待黑奴的残暴方式，因此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位持改良态度的人道主义者。即使如此，这种行为还是触动了既有的殖民体制的神经，他也因此被自己的同胞们驱逐。在这套殖民的宏大话语中，黑奴始终只能是工具，劳作的工具、繁衍的工具，甚至是白人发泄兽欲的工具，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和白人获得同等身份。同样，作为白人、作为一位种植园主的女儿，艾米莉不可能真正超越帝国的思维框架。她从黑奴的同情者到奴隶制度的拥护者的转变、她的际遇和叙述，不过再次证实了帝国话语关于“他者”的想象，为殖民的合法性提供了论据。
三
在小说《剑桥》中，斯皮瓦克意义上的“属下”的声音来自一位名叫剑桥的黑人。剑桥和艾米莉对同一历史事件的共同记忆，虽然使得他的叙述在多个场合解构了艾米莉话语的“客观性”，构成帝国话语的“反话语”，但是“不管视角如何迥异，白人的旅行见闻和奴隶的自传彼此各有归属。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时间上的同一性，而且还因为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Ledent:83)如果说艾米莉的叙述中黑人经常被“动物化”，那么在剑桥对自己早年经历的描述中，白人、更确切地说是剑桥接触到的白人贩奴者和殖民者，同样被赋予了动物特征。在他看来，白人文明程度还不如一群“狒狒”。这些野蛮的白人使得剑桥时时心感恐惧：“我经常琢磨，这些披头散发、满嘴烂牙、没有任何颜色的人，是不是想要把我们煮着吃了。”他们的野蛮不仅在于外表恐怖，同样还表现在他们对待黑人的方式上。在贩奴船上，饥饿、毒打还有对黑人女性的性暴力，使得大量黑人死亡而尸抛大海。这种残暴的野蛮行径，正如剑桥所说，在他自己种族中闻所未闻。相反，黑人则表现出他们本性的善良：贩奴船上一位同胞已奄奄一息，却将自己的那份珍贵的食物让给了剑桥。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同白人将白人的堕落归咎于黑人一样，剑桥也将自己同胞的邪恶归因于受到白人的贪婪、残酷、恶行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剑桥在布道中指出，“穷困的英国人可能极其艰辛地在劳作，但他们不会有任何人愿意去西印度群岛做奴隶。”这就对质了艾米莉关于“快乐的黑人”的记忆，充分说明前面提到的黑人自己愿意做奴隶的叙述的虚伪性。
剑桥对自己童年和贩奴船上经历的回忆，批判了丑陋的奴隶贸易。在他看来，白人贩奴者的行为不仅是对白人种族的侮辱，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侮辱。这种谴责和控诉是强有力的，然而，控诉基本也就止于童年时代。因为随着对白人生活的深入了解，远离故土的剑桥经过众多波折，开始对自己的文化身份重新想象和定位。他先是在贩奴船上从威廉斯那里获得了一些宗教观念，后来又在主人资助下专门去跟随斯潘塞小姐学习基督教教义。然而就是这种教育，让剑桥被强大的帝国意识形态收编，使其丧失了作为黑人应有的主体意识，而成为彻头彻尾异化了的黑人。在小说之中，“对于奴隶贸易的经济企图及其对非洲人民的腐蚀性，剑桥有着敏锐的感知，但对于其意识形态层面，他却懵然不知”。(Ledent:98)教育提供了一种新的想象自己身份的方式，他能够讲道地的英语，但是他的思维也被隐藏在这种语言中的意识形态偏见所结构。他不仅越来越认同白人的观念，还认为自己是正儿八经的、文明的“英国人”，并为自己的新身份欢欣鼓舞。至死他也没有放弃过这一“获得的”新身份，尽管这一身份从来未曾真正得到周围人的承认。他试图将自己彻底和故土分离开来：“我急切地学习基督徒们的精神和模仿他们的礼仪，因为非洲对我来说已是野蛮的象征，而我则有幸从中逃离出来。”他开始讨厌自身的“不文明的”行为举止，同黑人同胞拉开距离，后来他对自己同胞的看法和白人也如出一辙。虽然故国仍然萦绕在他的心头，然而这是一种带着否定和厌恶的怀念，和帝国主义者一样，他也开始认为黑人是低劣的，需要拯救。吊诡不免由此而生，因为“道德上奴役是非正义，它悖离了最根本的人性原则，然而只有在奴隶们坚持自己的自由权力时，在现实中奴隶制才会成为不公正；但如果奴隶们却认同自身的处境，那么其自身也要负相当的责任。”(Thomas:6)
受查克拉巴蒂关于“绝望政治”(Chakrabarty:45-46)的论述的启发，笔者认为剑桥信奉的是一种“希望政治”或“浪漫的宗教政治”。在斯潘塞小姐鼓励下，他开始将其付之于实践：一方面，他四处布道，试图通过这种宗教的、非暴力方式让英国本土的人们意识到奴隶制的邪恶，从而废除奴隶制并赋予黑人平等地位；另一方面，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一样，他也开始准备自己的宗教“远征”，重返故土去“启蒙”同胞，从精神上改造他们皈依基督，让这些“异教徒”也能沐浴在上帝的恩惠之中。然而事实是，在利益面前宗教力量显得微不足道。自己的白人妻子在分娩时的死亡，并没有让他从自己的宗教浪漫和虚幻的身份想象中醒悟。甚至在沦为奴隶之后，他还以自己具备一些“主人”的知识而引以为荣。在和克里斯蒂安娜的交往中，他念念不忘将自己的宗教观念强加于她，即便在自己被骗的时候，对欺骗他的人的谴责也只是从宗教的视角出发。然而意味深长的是，剑桥和布朗之间的战斗也被他形容为一次圣战。在和布朗的对抗中他被迫将其杀死，正义的反抗竟然让他产生了深深的负罪感，因为自己违背了上帝的戒律。可以看出，他的宗教“启蒙”理想，和白人的“启蒙”叙事并无二致。然而，正如最后残酷的事实所证明的那样，这是一种绝望的、不可能实现的“宗教政治”。从某种意义上讲，剑桥和克里斯蒂安娜都是这一政治的受害者。试图抵抗，却又始终对帝国意识形态和体制念念不忘，最终不可能逃脱预设好的奴役桎梏。
剑桥的悲剧显现了殖民体制规训机器的强大力量，整个殖民地系统如同庞大的“圆形监狱”，存在各种形式的规训和监控体系，压迫无处不在。精神层面的规训让剑桥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迷失并开始仇恨自己的本性。然而这套意识形态机器又极为虚伪，已经完全认同白人意识形态的剑桥，却仍被排除在外。
从早期对贩奴者的仇恨转到对白人价值体系的认同，剑桥被纳入了帝国的话语系统。在微观上讲，在艾米莉父亲的种植园中，剑桥仍然是异质性的存在，构成了对布朗权威的威胁和挑战；但从宏观上讲，剑桥并没有脱离帝国话语规范，他仍然是帝国话语的承载者。剑桥被异化为“黑皮肤的英国人”，其主体意识不过是白人观念的翻版，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殖民话语。对英语的娴熟运用，使得剑桥成为文本中一个能够言说的“主体”，但是这个“主体”的本真性值得怀疑；在种族的角度，克里斯蒂安娜更具代表性，可她又不能进入英语的话语系统，因此她是“失声”的。批评家斯皮瓦克指出，贱民不但从属于殖民者，而且从属于那些与殖民势力相勾结的本土势力，包括那些代表他们说话、而使他们永远丧失主体地位，无法自己发言的本土文化精英们。因此她得出结论说，“贱民不能发言”。(Spivak:271-313)观察剑桥这个人物，不能不为斯皮瓦克的洞见所折服。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布朗而是威尔逊继续做庄园经理的话，这场悲剧肯定就不会发生。以暴力方式对抗奴隶制，从来就不是剑桥的夙愿，威尔逊的人道主义方案是他乐于接受的。然而，他试图以浪漫的宗教政治解决奴隶制的问题，这和威尔逊的人道主义一样，在帝国的体系中从根本上讲是螳臂挡车。然而即使他们并不真正构成对奴隶制的挑战，这一体制的残暴和非理性也使它不能容忍任何不同的声音，这就是他们不幸遭遇的根本原因。
在剑桥叙述之后，第三个声音出现了，也就是新闻中对剑桥杀死布朗事件的报道。这一报道代表着大写的帝国的声音，在这里，不管是艾米莉还是剑桥的叙述，通过重新选择、组织和解释，最后都湮没在帝国的声音之中。以其惯有的貌似客观的修辞，剑桥被描述为一位暴虐的、野蛮的、极具报复性的黑人，在极度仇恨心理驱使下杀死了善良的布朗。剑桥和克里斯蒂安娜的关系也被描述为强迫和被强迫的关系，而布朗和克里斯蒂安娜之间的关系被按照殖民惯有的话语描述为情人关系。至此，任何“异质性”都被抹除，任何“偏离”都被重新校正，任何“杂音”都被正统的帝国声音重新组织，最终它们都将以这种形式进入并构成帝国的档案和记忆。报道中作者有意将具体的姓名、地点和时间以“______”这种空格的形式留白，作者的这一匠心独运是要说明，在这些空格中可以填入任何其他的地点和时间，这种写作构成一种既定的写作模式，可以用来组织所有的类似事件。也就是说，在帝国的殖民疆域之中，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但它们最终都以固定的有利于帝国的形式被加以统一描述，所有具体事件都以类似的方式湮没于整齐划一的帝国话语档案之中。
我们看到，在整部小说中艾米莉日记占去了绝大部分篇幅，而剑桥的叙述只占了整个篇幅的五分之一，在强大的帝国叙述中，他的声音仍然是微弱的。但真正的问题是，在小说中我们以为读到了真正的“属下”声音，但是他真的代表了“属下”这个群体吗？他真的就是帝国叙事的颠覆者吗？仔细分析，答案是否定的。不管是艾米莉的日记还是剑桥的忏悔，如果说他们的叙述对传统的殖民书写有所偏离的话，这种偏离也只是表面的，而不是根本性的。他们的话语无不遵循着帝国话语的强力逻辑，这种偏离只是“使所有其他的磁针发生震颤，然后又同这些磁针一起形成新的相互协调的平衡”。(Said:273)
总之，三个不同的声音，从根本上说与其说是对帝国叙事的超越，不如说是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殖民话语的共谋，证实、维护和强化了其话语模式。因此，后帝国时期的话语以更隐蔽的方式重复着帝国时期的话语逻辑，表面的“众声喧哗”实质上是殖民话语这一“单声”的不同变体而已。作者卡利尔这位来自西印度群岛的“流亡者”，后又从牛津大学获得学位的“第三世界”作家的局限性，也在这部作品中显露无遗。从这个角度来说，斯皮瓦克所说的“属下不能说话”是有道理的。这也告诉我们，在后殖民语境下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中，不仅要始终警惕来自第一世界白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偏见，同时对生活在第一世界为第三世界代言的“流亡”知识分子也应始终保持警觉，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后帝国”时代的“帝国叙事”。只有如此，才能坚定信心去寻找“第三条道路”，以超越现有话语的意识形态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