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政党与工人运动及工会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工人运动论文,政党论文,工会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是工人运动的理论表现。因此，他们在创立理论的同时，努力同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建立广泛的联系，使自己的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这种努力的第一个成果就是1847年建立的共产主义同盟。恩格斯在他为这一组织用问答方式写作的纲领草案《共产主义原理》中，对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共产主义？”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① 这一文件中虽然没有共产党一词，而是使用“共产主义者”来表述自己的组织，但是在最后强调要努力使无产阶级联合成一个紧密团结的、准备战斗的和有组织的阶级，并且使用了“党的政策”一词。② 后来恩格斯回忆说：“要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强大到足以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马克思和我从1847年以来就坚持这种立场）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③ 这个党就是共产党。1845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充分论述了这一思想。
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无产阶级政党出现以前，已经产生了各种形式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主要是工会。马克思对这一情况是这样论述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自然是以为自身夺取政权作为最终目的，为此当然需要一个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在经济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的预先的组织。”④ 关于这种组织和社会党的区别，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是以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彻底解放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为最终目的的。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的序言中把《宣言》的基本思想概括为，阶级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⑤。工会则主要是为工人阶级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的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经济利益而斗争的。
第二，工会在进行经济斗争时必然会感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阻碍和压力，因此在一定情况下也会关心甚至参与政治斗争，但是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发展成为政治组织，而是要寻求政治组织的支持。它们在这样做时并不一定只和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联系，而是也会和工人阶级的其他思想流派或资产阶级政党相联系。例如，英国的工会起初是和自由党合作的，法国的某些工会受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很深，德国除了有社会民主党接近的工会外，还存在与自由资产阶级或基督教会有密切联系的工会。
第三，即使是倾向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政党的工会，它们与党的关系基本上也是平等的或平行的关系。社会党当然希望能在政治上得到工会的支持，甚至希望工会能接受自己的政治指导，但是工会却首先要考虑到本部门工人群众的当前利益，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社会党。
1871年巴黎工人起义前夕，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欧洲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1871年2月13日，恩格斯代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起草的《致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联合会委员会》的信中说：“各地的经验都证明，要使工人摆脱旧政党的这种支配，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每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个政党要有它自己的政策，这种政策显然与其他政党的政策不同，因为它必须表现出工人阶级解放的条件。”⑥ 巴黎公社失败后，1871年9月举行的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明确提出了在各国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任务。⑦ 1872年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这一任务列入《国际工人协会章程》第7条。在第一国际的最后几年和解散以后，欧洲各国陆续出现了这样的工人政党，这标志着国际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社会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正是在这一阶段出现的。
二
在第二国际的酝酿和成立过程中，工会曾起了一定的作用。在第二国际的整个发展中，党和工会的关系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党派领导人和代表人物曾就重建工人运动的国际组织多次进行磋商和举行会议。这些党派中有马克思主义的，也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前者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工人党（即盖得派）为代表，后者以法国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即可能派）为代表，得到英国社会民主联盟的支持。无政府主义者起初也参加了讨论并企图贯彻自己的方针，后来被排除在外。这里值得着重提到的是英、法两国工会的作用。法国的工会是分裂的，一部分支持盖得派，一部分支持可能派，还有无政府工团主义者，而英国工会则有统一的组织，即英国职工大会，它的领导是支持可能派的。
筹备第二国际的第一次国际性会议是1877年9月在比利时根特召开的世界社会主义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既通过了宣布“无产阶级组成为一个特殊的政党，反对其他一切由资产阶级组成的政党”的决议，也通过了关于工会组织问题的决议：“鉴于在反对人剥削人的斗争中工会是工人解放的一种最有力的工具，代表大会（在承认一切工人阶级的目的必须是结束雇佣劳动的同时）敦促一切尚未组织起来的工人参加工会。”⑧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对工会的重视，而实际上，后来成立的第二国际是各国社会党和工会的联合组织。
1881年10月在瑞士库尔又召开了一次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大会进一步讨论了恢复社会主义的国际组织问题，并且委托法国工人党负责筹备下一届国际代表大会。但会后法国可能派抢先在1883年10月至11月在巴黎召开了国际工人代表会议，企图使这次会议成为建立国际组织的第一步。这次会议排斥了盖得派，出席者除可能派和法国一些工会的代表外只有13名外国代表，其中英国工会的代表就占了9人。
法国可能派与盖得派的对立发展成以可能派为一方，以盖得派、德国社会民主党等马克思主义组织为另一方围绕召开创立新的国际组织的会议而进行的斗争，最后导致1889年7月在巴黎同时举行了两个国际代表大会。值得注意的是，从形式上讲，这两个代表大会都是根据英国和法国的工会组织的授权而进行准备的。
在可能派方面，它在英国职工大会领导人的支持下，于1886年又一次在巴黎召开国际工人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是法国和英国工会的代表。会议除了通过关于劳动保护立法的决议外，还决定委托可能派于1889年巴黎国际博览会期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
与此同时，英国职工大会在赫尔举行的年会决定在伦敦召开一次国际工会代表大会来讨论劳动保护问题。1887年9月在斯温西召开的英国职工大会年会决定在1888年11月召开这次会议，并且强调这是纯粹的工会代表大会，而且要求代表必须获得正式的工会组织的委托书。结果是当时还处于非法状态的德国和奥国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受到排斥，法国代表团也以可能派及其拥护者占大多数，而盖得派被排斥在外。这次会议重申1886年8月巴黎国际工人代表会议的决议，要求1889年在巴黎举行国际代表大会，并委托可能派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
盖得派方面也在积极进行筹备工作。1888年10月至11月在波尔多召开的法国工会联合会代表大会根据盖得派的建议，委托法国工会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同法国其他工人组织一起在1889年巴黎国际博览会期间召开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邀请各国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代表参加。1888年12月在特鲁瓦召开的法国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确认了波尔多大会的这一决议。由于可能派抵制这次会议，因此国际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主要由盖得派和布朗基派（恩格斯当时把这两派笼统称为马克思派）负责。这时，德国社会民主党本已决定要于1889年在瑞士召开各国社会党和工会的国际代表大会。法国马克思派经过协商并且在恩格斯的帮助下争取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意放弃自己的计划，与法国马克思派以及瑞士、比利时、荷兰等国的社会党共同筹备国际代表大会，并表示愿意与可能派妥协，力争共同召开大会。由于可能派坚决拒绝，最后仍由法国马克思派负责召集和组织这次大会。
两个代表大会的议程有许多方面是共同的，例如都讨论了国际劳工立法问题，也讨论了争取普选权问题，而且有些具体建议也是相同的。但是马克思派大会是把具体要求与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标联系起来的，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以便剥夺资本主义并将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⑨。马克思派大会关于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关系的决议也指出，为了工人阶级的解放，只靠经济组织（工会）是不够的，无产阶级应当加入独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可能派大会的有关决议都未涉及这些问题，明显地带有改良主义色彩。就国际代表性来说，可能派大会远远不及马克思派大会。马克思派大会有来自19个国家的代表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许多著名活动家，而出席可能派代表大会的代表绝大多数是法国人，外国代表只占13％，主要来自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英国工会。在这种形势下，可能派方面不再自立门户，在1891年参加了马克思派召开的布鲁塞尔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从此融入了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它与马克思派的斗争也成为整个第二国际内部思想路线斗争的一个部分。
从第二国际成立时起，各国工会特别是英、德、法等国工会一直派代表作为正式成员参加各次代表大会。巴黎（1889年）、布鲁塞尔（1891年）和苏黎世（1893年）代表大会被笼统地称为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1896年的伦敦代表大会则被称为国际社会主义工人和工会代表大会。1900年巴黎大会起才把名称正式确定为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但这并不意味着工会不能参加。实际上工会参加大会的资格是列入第二国际的规章的。
1893年苏黎世代表大会确定了这样的条件：“一切工会以及承认工人组织和政治运动的必要性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团体均得参加代表大会。”⑩ 1896年伦敦代表大会决定的下次代表大会受邀请的单位中也包括“一切纯粹的工会组织，它们虽然并不进行政治斗争，但承认政治活动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负责筹备1900年巴黎大会的预备会议又进了一步，要求参加大会的工会组织“承认采取社会主义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并且相应地把参加条件中涉及工会的部分改为“一切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并承认政治活动即立法和议会活动的必要性却并不直接参加政治生活的工会”(11)。这一条件得到了巴黎代表大会的批准，并且被第二国际的领导机构即社会党国际局列入《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草案，最后在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上通过。
从上述规定的形成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工会与社会党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第二，社会党力图在政治上对工会施加影响，不但把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和接近资产阶级政党的工会排除在外，而且对亲社会党的工会也提出严格要求，也就是要求它们必须“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但这一点恰恰是社会党和工会的一个重大分歧，因为一谈阶级斗争就有可能发展成政治斗争，甚至走向革命。因此在1907年6月社会党国际局讨论上述章程草案时，英国独立工党的格莱西尔和法国社会党的饶勒斯都提到阶级斗争的提法不易被英国工人阶级接受，或者说会使他们“感到不安”，而是主张笼统地改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主义的独立斗争”。他们的建议没有被接受。其实阶级斗争概念的含义是很广泛的，英国工会完全可以把它限制在它们为争取劳动立法之类的斗争范围之内，何况这些确实也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因此，《国际代表大会和国际局章程》中的规定并不妨碍英国工会和另一些改良主义的工会参加国际代表大会，只是在讨论1906年成立的英国工党是否具有正式代表资格时为反对者提供了论据，但最后这一障碍仍旧被绕过了。
无论如何，工会是社会党进行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阵地，因此第二国际各党领导对党与工会的关系是很重视的。1907年6月，社会党国际局向各党发出调查信，要求就以下五个问题作出回答。这五个问题是：（1）你们的政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2）工会是否作为团体加入你们的党？是否交纳党费？（3）如果工会没有直接加入政党，工会会员是否必须成为党员？（4）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的理事会是否共同讨论以便就共同的问题达成协议？（5）工会是否在自己的会员中进行社会主义宣传？从收到的答复可以看出有几种类型，有些差别还是很大的。第一，在匈牙利、比利时、挪威以及西班牙的部分地区，大部分工会作为集体直接加入党。第二，英国工党以工会集体成员为基础，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与此类似。第三，德国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捷克社会民主党、波兰社会党与工会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但这些国家的工会在组织上是独立的。第四，法国、荷兰、意大利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反对与本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共同行动。第五，爱尔兰和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与本国工会没有联系。(12)
工会的国际组织也是在第二国际时期建立的。第一国际曾提出建立国际工会组织，但是由于客观条件不成熟未能实现，因此“国际工会的职能是由国际工人协会来执行的”(13)。英国职工大会在前述1888年伦敦国际工人代表大会上曾提出过建立工会国际联合会的设想，法国总工会也曾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类似的建议，但都未能得到各国工会的广泛支持。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和布鲁塞尔代表大会都讨论过成立国际工会组织问题，苏黎世代表大会和伦敦代表大会还曾就此提出具体建议，这些讨论对建立统一的国际工会组织都起了促进作用，但筹建这一组织的过程却是工会独立进行的，第二国际并未参与。
1901年8月，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劳工代表大会发展成为各国工会代表的首次国际会议，决定成立各国工会中心的书记可以定期举行联席会议。1903年，各国工会中心国际书记处（即工会国际）正式成立并选举德国工会总委员会主席列金为书记。这个书记处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共召开过五次国际代表会议，并在1913年改名为国际工会联合会。工会国际的历次大会只讨论工会本身的问题，不涉及政治理论，也不涉及各国工人运动的倾向和策略，也不涉及第二国际历次大会讨论的重大问题，如反对军国主义、对总罢工的态度、米勒兰入阁等问题。此外，各国工会仍旧派代表参加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但大会的决议对于工会没有约束力。可见工会国际与第二国际处于平等地位，它的活动局限于经济范围。
三
从第二国际成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20几年内，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运动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帝国主义战争危险迫在眉睫，各国国内的阶级矛盾也在加剧，这就使各国社会党面临艰巨的政治斗争任务，从第二国际各次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和主要的争论问题也可以看到这一点。所有这些政治问题当然也都涉及工人阶级和工会，但是工会的成员是广大的工人群众，工会领导首先关心的是他们所代表的那一部分工人的当前利益以及与这些利益直接有关的政治斗争，不可能像社会党领导那样认识到涉及工人阶级长远利益的政治斗争的重要性。特别是当工人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发展而日益提高，工会的地位也相对稳定以后，工会领导更加不愿意在政治斗争方面冒风险。法国的工会组织由于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影响，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明显，1895年成立的法国总工会在1906年的亚眠代表大会上通过的《亚眠宪章》明确规定，总工会的任务是对雇主采取直接的经济行动，工会组织不应过问政党问题，会员可以自由参加符合自身哲学观点的活动，如此等等。(14) 德国的工会和法国不同，与德国社会党的关系一直比较密切，曾得到恩格斯的称赞：“德国运动的一大优点，就是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地工作。工会组织产生的直接利益，吸引着许多平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参加政治运动；同时，政治行动的一致性把平时相互隔绝的工会团结起来，保证它们互相支援。”(15) 特别是在1878年的《反社会党人法》时期，工会与党配合进行了艰苦而又出色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结果是，接近社会民主党的工会（当时通称“自由工会”）的力量远远超出受资产阶级政党或基督教会影响的工会的力量。但是，随着工会力量的壮大，特别是1892年成立工会总委员会以来，工会领导方面想把工会同政党分开，把两个组织作为相互竞争的力量的倾向表现得很明显。总委员会主席卡尔·列金在18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科伦代表大会上就“工会运动和党员对它的支持”议程所作报告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1905年耶拿代表大会和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决议突出说明了这一点。
对待工会方面的这种思想，社会党方面有三种不同的态度。第一种以法国社会党的饶勒斯为代表。他在社会党1906年里摩日代表大会上提出并获得通过的决议，一方面宣称工人阶级只有通过政治运动和工会运动相结合才能获得彻底解放，同时又表示注意到上述亚眠决议“确认了工会运动对于一切政党的独立性”，表示相信这两种活动“在根本上的一致”必将导致这两种组织的“自由合作关系”。(16) 这在实际上是承认了工会在政治上中立的思想。第二种态度的代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它的1906年曼海姆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性群众罢工的决议在实际上承认工会中立的前提下声称：“为了保证党和工会的思想和行动的统一……绝对必须用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工人运动。”(17) 列宁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则持第三种态度。他们在1907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伦敦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决议中提出：“工会中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要促使工会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思想领导以及努力建立工会和党的组织联系。”(18) 列宁后来又进一步解释说：“对于俄国来说，这种联系的形式在对此有利的条件下应当是使工会具有党性，党员应当为此而努力。”(19) 列宁的思想后来发展成共产党对工会的政策，但对于第二国际各党来说，只要主张工会必须参加政治斗争和加强与社会党的思想和组织联系，就已经是对工会中立思想的否定。
在这一背景下，第二国际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把“政党和工会之间的关系”列为重要议程而且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里不可能具体论述这一争论，但是必须指出，其中有些观点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甚至在目前仍有参考价值。有些是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和需要提出的，今天已不再适用。有些则在当时就是脱离实际的、行不通的。
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代表贝尔提出的决议草案指出，在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斗争中，社会党的任务主要是组织和领导政治斗争，工会则主要是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的经济斗争；二者同等重要，二者的关系愈密切，斗争就愈有成效；工会活动应当以社会主义为指针，社会党应当支持工会为改善工人阶级地位而进行的斗争，并且在议会中支持工会。这一决议强调二者必须受同一思想支配，但又具有同等价值，党不能向工会发号施令，反之亦然。二者之间的一致可以通过党员在工会中的兼职来做到。斯图加特大会以此为基础通过了关于党和工会的决议，并且加上了“确认工会在纯属工会领域的自主”这样的提法，基本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决议中认为工会的斗争应以社会主义思想为指针则是要求过高，工会对此至多只能做到在口头上接受。贝尔本人在最后发言中还提到：“只有那些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并且关心使社会的社会主义化成为行动的工会才能做出真正有益于无产阶级的工作。”又说：“工会会员必须具有关于阶级斗争必然性的意识，他们必须成为社会主义者。”这些说法和比利时工人党代表德·布鲁凯尔提出的决议草案中关于“工会组织的行动和宣传必须遵循阶级斗争和国际社会主义的原则”的提法都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混淆党和工会的界限的。不过无论如何，斯图加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对于工会方面来说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也和第二国际的许多其他决议一样，为各种派别留下了自行解释的余地，实际效果是不明显的。
斯图加特大会关于党和工会关系议题的提出和讨论是第二国际时期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的原则性分歧和斗争的一个方面。
第二国际成立大会即马克思主义者的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的记录是这样写的：“在（主席台）前面可以看到一幅标语，写着全体工人在组织成社会主义政党时的目标和要求：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20) 就此而言，第二国际各国的社会党是革命的党。尽管各党内部始终存在着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分歧，党的领导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缺点，但是在这时的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占主流地位（或者所谓“正统派”地位）的理论中是隐含着或者至少并不排除采取暴力革命手段的可能性的。当时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基本上实现了普选权，工人阶级已能通过合法途径争取提高经济和政治地位，因此工会干部大多数是倾向改良主义的，工会会员也不可能都信奉社会主义。
在这种情况下，工会不仅在组织上要保持独立，而且在政治上也不可能始终与社会党保持一致，更谈不上接受党的领导了。一般情况下，社会党在刚刚建立时要避免公开提出要求工会接受社会主义，到党的力量壮大后才会明确反对工会（对社会党的）中立，但随着工会力量的发展壮大又不得不在实际上承认工会中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提出工会中立问题的工会实际上是接近社会党的，有些国家（如德国）的工会领导人几乎都是社会民主党员，他们并不想使工会和社会党脱离关系，只是不愿受党的某些具有革命倾向的决议的束缚，不愿意在政治上冒风险，因此工会中立思想基本上是社会党内改良主义路线和（包括口头上和理论上的）革命路线之间的斗争的反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分裂成两个阵营，各国与社会党接近的工会也分成两派，一派参加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工会国际，另一派则加入与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合作的国际工会联合会（阿姆斯特丹工会国际）。两大派工会之间继续存在革命路线和改良路线的斗争，但是在社会民主党的与之接近的工会之间虽然也有矛盾，但已不再存在第二国际时期的那种工会中立问题之争了。
社会民主党不想举行革命，但必须争取执政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要执政，就必须遵守议会民主制的游戏规则，在选举中争得多数，而即使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单凭工人阶级的支持也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因此社会党的竞选纲领和执政纲领必须也考虑到中小资产阶级（或笼统地说中等阶级）的一部分要求，它们一旦执政时所推行的政策也必须如此。在这一大背景下，产生了社会民主党“趋中”或“中间阶级化”现象。社会民主党不得不在尽可能多地争取中间群众和尽可能多地保持工人阶级群众的支持这两头之间寻找平衡，而且在一些政策上必然会与工会发生矛盾。但总的来说，社会党是或者应当是代表社会中下层阶级利益的，因此它们与工会仍旧会保持一定程度的联系和合作。
在工会方面，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结构的发展变化，大致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制造业普遍缩减，社会服务业却大幅度扩展，工会会员数不断减少，未加入工会的工人在工人总数中的比例不断增加，因此工会对政治的影响力削弱了。尽管如此，工会仍旧是支持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力量。
注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30页。
② 同上书，第2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5页。
④ 同上书，第603—604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2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9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7卷第455页。
⑧ ［苏］斯切克洛夫：《第一国际》，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345页。
⑨ 国际共运史学会主编：《第二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
⑩ 同上书，第16页。
(11) 《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正式记录》，1901年巴黎法文版第9页。
(12) 《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提案和决议草案汇编》，1907年布鲁塞尔法文、德文、英文版第19—30、209—224、411—427、577—583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4卷第728页。
(14) 参见［法］让·布隆：《法国工人运动史》第2卷，1970年巴黎法文版第305—306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19卷第138—139页。
(16) ［法］泽瓦埃斯：《1871年后的法国社会主义》，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54—255页。
(17) 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96页。
(18) 中央编译局编译：《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58—159页。
(19) 《列宁全集》第2版第16卷第83页。
(20) 参看《1907年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会议记录》，1907年布鲁塞尔法文版第186—2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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