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与“刀”——解剖日本战争电影的军国幽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电影论文,军国论文,日本论文,幽灵论文,战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刀，当它用来自卫时，是正义；用来杀戮时，是罪恶。刀本身无罪，但日本美化战争的电影却是一把在罪恶之手中挥舞的军刀，不仅“杀戮”他国人民，也催送着日本的青年踏向战争的不归途。
作为凶器的电影
日本从第一部战争电影《大和之樱》（1909）开始就为其对外的侵略战争进行美化和鼓吹。随着对华侵略战争的开始，由日本内务省和文部省控制的大日本电影协会和其麾下的杂志《日本电影》开始大肆渲染“电影宣传圣战”的作用，推行所谓的“国策电影”，将电影与“爱国”捆绑在一起。在电影审查制度上，利用所谓风俗道德和维护“皇道”等理由对电影进行全方位的严格控制。自1917年起日本警视厅开始对电影放映实施监管和限制。除了根据内容和种类禁止未满15岁者观看外，座位男女分开，设立夫妻席；警官在观众席后面设立监管席，监视黑暗中的风纪，拷贝也要根据官宪进行审查，警视厅内设立了审片所，审片官确认哪部电影有害风化时，就会剪掉某些场面和镜头，或禁止其上映。这个时期的日本电影银幕异常的“干净”，不要说连接吻和拥抱不能出现，甚至卧室也是禁止的。这与日本的现实生活的性文化构成了极大的反差。这种电影的风俗和道德审查运动背后是法西斯文化的涌动。但遗憾的是当时日本民众和日本左翼知识分子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因此很快，体现军国主义意志的一部“电影法”获得了议会的通过，在1939年4月5日颁布了。
从此以后，法西斯政府和军国主义无孔不入地全面地统治了日本电影，正如陆军报道部当时公开宣布的那样，“电影是武器”，它们用这个武器向日本人民宣传侵略和仇恨。
在这样背景下，日本战争电影开始了大张旗鼓宣传军国主义思想。如果要将这些电影作些大致的归类的话，可以划分为“军神”系列和“军魂”系列。
军“神”
日本战争电影中军神的原型是日本文化中的“君父”的形象。“君父”是君和父的价值的综合体现——至高无上的权力，无可匹敌的能力和爱。日本人从骨子里对“君父”有着天生的认同和崇拜。日本战争电影正是利用了这种文化来塑造军神形象，遮蔽日本战争罪犯的罪恶本质，造成日本普通民众对军国主义的崇拜和认同。纵观日本的战争电影史，不难发现这种策略是一以贯之的。
日俄战争期间战争电影开始流行“乃木将军”系列剧，典型的有河合公司的《想起乃木将军》（1932）、松竹公司的《忆将军》（1934）、日活公司的《乃木将军》以及《军神乃木》（1937）。乃木是日俄战争时期攻打中国旅顺的总指挥，他的两个儿子都在战场上丧命。因此不仅仅是在日俄战争中阵亡的众多日军士兵的亲属，就连一般的日本国民对乃木都持有一种特别的感情。这些影片利用这种感情，描述乃木取得日俄战争胜利后，用人情和力量帮助战争遗属摆脱穷困，将刽子手乃木塑造成一个慈父的形象，使日本国民认同他。
全面侵华战争期间，影片《西部战车长传》（1940）中导演吉村把主人公“西部”刻画成一个战场上的超人，一个有着勇敢谦虚，对部下和蔼，对自己严厉的所谓传统的军人美德的形象。山本嘉次郎导演的《加藤隼战斗队》影片中的主人公加藤建夫中佐也是一个被美化为军神的杀人魔鬼。他在缅甸的孟加拉湾上空战死后被连提两级，晋升为少将。影片却以战斗场面和日常生活场面穿插在一起的方式，表现加藤队长高度的责任感和对部下的关心。田坂具隆的《海军》（1943）以鼓吹所谓的日本战争英雄官横山正治为能事。这些影片一开始就隐瞒了日本部队和军人的军国主义面目，用所谓的道德和精神上的“圣人”形象和杰出的军事才能，美化刽子手，以达到军国主义分子所希望的政治宣传目的。
战后，军神系列的战争电影继续泛滥，形成了一股对战争罪犯的翻案之风。随着《山下奉文将军的悲剧》（1953）的上映，战犯山下的彩色套印大海报贴满了日本各大电影院。接着，《军神山本元帅与联合舰队》（1956）、《山本五十六》、《日本海大海战》、《大日本帝国》（1982）、《自尊——命运动瞬间》（1998）等电影接踵而至。这些电影都承继以前“军神”策略，极力鼓吹反动的武士道精神，把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东乡平八郎、乃木希典和广濑武夫等侵略战争的罪魁，描绘成圣战中的名将，盛世中的英雄。
军魂
军魂是日本战争电影里另一个基本母题。
军神类电影表现的人物都是军官，而这类电影表现的往往是普通的士兵和民众，它所宣扬的核心价值是“报恩”、“禁欲”、“献身”。日本将国家的意志通过天皇而人格化。“国”就是“父”。国家对民众不仅是责任和义务同时还有恩情。“恩义”作为日本文化中的核心价值已经深入到日本每个人的血液中，“恩义”的背后强调的是个体的“克己禁欲”和“献身”。日本文化的这种特质使得日本人有一种追求纯粹精神的偏执，这种偏执使得日本人忽视物质肉身的生命，忽视战争所造成的现实境遇。而日本军国主义电影正是利用这样的文化背景将战争描绘为个体道德和精神的修炼场所，从而鼓动狂热的好战精神。
1909年日本的第一部战争故事片百代公司出品《大和之樱》就已经为这类电影的主题作了一个注脚，影片讲述一个居住在九州北部的壮丁接到征兵令后，在村人们的欢送下，踏上征途。在旅顺203高地的攻坚战中，他英勇奋战，冒着枪林弹雨攀登山崖，直至阵亡。在僧侣的诵经声中，勇士被埋葬。影片所宣扬的恩义的道德理想和禁欲、自虐的精神特质构成了这类电影的谱系特征。继它之后，1914年《勤务兵》更是露骨，讲述了病中的父亲为鼓励出征的儿子而自杀，儿子最后完成了任务这样一个故事。
侵华战争爆发后，当局的推波助澜，使这类战争电影数量急剧上升，并形成了几股热潮，如“爆破三勇士热”。所谓的爆破三勇士是指1932年在“一·八事变”中手持爆破筒冲入中国军队阵地而毙命的三个一等兵。以河合公司的《忠魂肉弹三勇士》（1932）为首，新兴、东活、赤泽、福井、时和等公司同时在1933年3月推出7部这类电影。这个时期还流行“召集令”类电影，河合公司的《召集令》（1931）、日活公司《动员令》（1931）和《召集令》（1935）讲述的内容都是一位农夫将要出征，病中的妻子为了不使丈夫有后顾之忧而自尽，当农夫正要杀害妻子留下的孩子时，富有人情味儿的警察救了他们，农夫托付警察照顾孩子，自己踏上了征途；《死之饯别·井上中尉夫人》（1931）描述职业军人的妻子为了庆祝丈夫出征而主动自杀；《战争与少女》（1932）讲的是贫穷少女如何辛勤劳动来帮助家里，并向军队捐献的故事。《前进、皇军》（1937）、《铁窗中的应招兵》（1939）都是相类似的影片。与这些禁欲、献祭主题不一样的是1938年的《五个侦察兵》及《土地和士兵》，前者描写战友之间的人道主义情爱及为保卫同伴而战的共同行动，后者则将战争渲染成一种悲壮的美，认为战争可以将人从利己主义里解放出来。虽然这些影片好战思想没有那么露骨，但仍然是对侵略战争的不同程度的美化。
在战争后期，随着日本在战场上的不断失利，一股宣扬自杀攻击的风气开始在战争电影中弥漫开来，包括《夏威夷马来亚海战》（1942）、《最后一次返乡》、（1945）、《必胜歌》（1945）、《啊特攻队》（1960）等影片。这些电影赞美战争和死亡，推崇日本的禁欲主义和殉国精神。影片中，对非人道精神的宣扬使人触目惊心：《必胜歌》中，父亲嘱咐已成为少年飞行兵的13岁儿子：“最近，许多飞行兵驾机撞敌立了功，你也要这样做。不这样做可不行！”母亲显得悲伤，但她还是坚定的点头表示赞许。
这种触目惊心一直延续到战后的某个和平的日子里，一些日本中学生看了战争电影《山丹之塔》后在作文里这样写道“此仇必报”。请大家注意《山丹之塔》还是一部反战影片。由此我们不能不警惕，如果日本的政府和日本电影界不能像德国人那样真诚地对自己的文化和历史进行反思，那么战争的屠刀就有可能被再次举起。在反法西斯胜利六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由衷地希望日本电影不再成为军国主义的屠刀。
注：原文配有多张史实照片，请查阅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