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若干影响和防范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金融危机论文,策略论文,我国经济发展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83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295(2009)02-0005-05
正当世界经济快速发展并加快全球经济一体化步伐的时候，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突然爆发，它是由金融工具过度创新所引发的一场信用过度膨胀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具有三大主要特征：一是危机的释放更趋于全球化和金融化；二是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蔓延的情况正逐步开始显现；三是各国政府共同联手应对金融危机，这对防止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蔓延的影响与作用十分重要。尽管如此，我们仍更要高度重视和防止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全面蔓延。2008年12月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在经济转型和拉动消费方面有更明确的政策导向外，还通过出台具体对策和措施以确保我国拉动经济的4万亿投入和国务院提出的扩大我国内需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战略措施的尽快实施并尽早产生实效。
一、美国金融危机的产生原因及其对全球的影响
美国当前的金融风暴和金融危机的真相及内在原因到底是什么，危机的背后有没有更深刻的时代与历史动力，这是需要我们深刻洞察和引起重视的。日前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对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评论是“百年不遇和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和还将诱发全球一系列经济动荡”，以格林斯潘对美国经济深刻的洞察力，他的结论绝非一句虚言。与危机百年一遇对应的，还有美国政府实施的7000亿美元救市之举也是百年未有，信奉市场信条的美国则抛弃华盛顿共识大规模启动政府干预，这场危机在颠覆我们的很多认识。对美国金融危机的认识仅仅从多少债务、多少公司将倒掉这些表观认识是不够的。这场危机是严重、深刻、长久、全球性的，甚至是一场改变历史进程的关键一环。对这种重大历史性事件需要回到美国的基本面、全球大格局，过去、现在与将来的大历史进程的大视野来观察和分析。
(一)政府长期松动的货币政策刺激消费者的过度透支
美国的货币政策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松动状态，低利率既刺激了美国民众的消费欲望又导致了储蓄下降和股价上涨。股市的财富效应反过来再度刺激消费，导致楼市的上涨。而持续走高的房价刺激了贷款公司放贷的欲望和各类投资者欲分享房产增值收益的冲动。于是，一个以股价和房价互相推动的泡沫逐渐蔓延和扩大，并形成了一大批以房产和股票为资产的中产阶层。这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的消费模式又直接导致了更多美国民众以透支的方式消费。于是，美国民众从金融机构借钱，金融机构从金融市场借钱，整个美国从全世界借钱。美国逐渐进入一个债务的泡沫之中，而上述任何一个环的脱节，都将导致泡沫破灭并酿成危机。美国这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主要的责任还在于那些被世界“过剩的流动性”养坏了的华尔街精英们，因为他们掩盖了风险的事实真相，贪婪地运用金融创新的能力，吸纳任何来自世界各地的流动性，来完成他们高收入的目标，造成了严重的资产泡沫及目前的大灾难。
(二)过度的金融创新和监管失控使风险集聚
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金融市场大量的流动性需要寻找投资回报，美国的金融机构因而设计出各种金融衍生工具来迎合这类需求。但这类衍生工具的推出速度太快，超过了政府监管的能力和范围。有的衍生产品甚至是在衍生产品基础上再衍生出来的，致使金融衍生工具的演化呈现无序和越发复杂化的状态，以致有些衍生工具甚至连金融机构高管都未必理解它的真正含义。在如此情况下，要进行风险控制就相当困难了。美国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态度又一向是认为市场有其纠错机制。尤其是在市场处于“上升”时期，更是本着顺其自然的放纵态度，一切由市场说了算。至此，美国政府对股市泡沫不管；对楼市泡沫不管；金融衍生品推波助澜，为资产泡沫提供源源不绝的金融杠杆。直至泡沫大到无法再吹时，政府才出面。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政府高度信任市场“创新”机制时，实际上许多金融机构的“创新产品”都超出了他们的核心业务。在没有经验和风险失控的情况下，极易酿成风险。
(三)经济过度虚拟使泡沫破裂时风险放大
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进行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把大量实体制造业转移到拉美和东南亚，而把美国本土打造成贸易、航运和金融等服务业中心；同时，在里根及其后续继任者的极力推动下，以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为目标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西方国家迅速推行。1999年，美国政府正式废除执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金融管制法“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取而代之的是“Gramm-Leach-Bliley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从而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开辟了世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局面。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进步、金融自由化程度的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虚拟资本的流动速度越来越快。20世纪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概念一度迅速转化为Nasdaq网络泡沫的推动力量，网络概念股均被爆炒至上百甚至数百美元的离奇价格。2002年Nasdaq网络泡沫破灭，正式宣告美国虚拟经济进入了危机动荡期。美国原本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实现生产力的飞跃，但由于美国本土缺少实体制造经济，所以信息科学技术并没有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而成了虚拟资本投机的工具。
(四)信用评级失职导致信息失准和投资者逆向选择
金融创新使金融交易的链条越来越长，金融交易信息扭曲的程度也越来越大。信息的不对称使投资者或债权人无法作出正确的判断，此时唯有依靠权威的评级公司提供的信息作为决策的依据。因此，信用评级机构是否履行了公正的评级职责，直接影响了金融风险预警系统乃至整个信用体系的安全。美国安然、世通公司的丑闻恰恰暴露了包括标准普尔及穆迪公司在内的权威评级公司的漏洞，造成金融风险大大增加。必须指出，美国监管部门和美国决策部门为了追求经济向上的政绩，或满足于标准化的监管模式(比如，资本监管和风险监管)，而默认或忽视华尔街不惜代价地透支美国经济基本面所能支撑的市场规模这一不负责任的行为。这就造成了华尔街的创新业务越来越在滋长“道德风险”的毒瘤。所以，今后加强对人的监管，提升风险和收益匹配的激励机制，是留给全世界监管部门的艰巨任务。
(五)金融危机通过金融机构向全球扩散
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上宣告了20世纪80年代末由“华盛顿共识”所确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破产。美国金融危机呈现出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国内投行的证券业务、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和保险公司的保险业务相互交织、风险交叉传递，一旦第一块骨牌倒下，就会不断出现逐级放大的连锁危机；二是由于各国金融的不断开放，美国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出售给了其他国家，所以此次金融危机上对全球的资本市场造成了强烈冲击。这些事实再次证明了放任市场自由发展最终将导致市场危机，金融自由化必须慎之又慎。因此对内我们要严格控制金融混业经营带来的连锁风险，对外更要控制金融开放的业务范围和节奏，设置适当的“防火墙”，防止国外金融危机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传染。因此，美国五大投资银行及其他各类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国均有其相关业务网络，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体化致使这些投资银行的不良资产通过各种方式早已变成了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凡是购买美国各类金融资产的个人或机构投资者，都会因购入资产的价值缩水甚至归零而损失惨重。
(六)金融危机通过现行货币体系向全球渗透
美国政府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就以降息、注资、收购和退税等方式向市场注入了大量的流动资金。这次为了拯救金融体系，又先后向金融机构注入了近万亿美元的流动资金。这些由美国政府投入的资金表面上看来自于美国纳税人的口袋，但由于大量美元进入流通领域造成的美元贬值，不仅降低了美国人手中美元的购买力，也同时使躺在各国央行中的巨量美元缩水严重。据统计，美元自2000年以来已贬值40％。而截止2008年末，全球各央行的外汇储备中，美元比重仍高达约60％。美国用纸币向全世界购买大量的真实资产和投资后，又用滥发美元并稀释其币值的方式转嫁了极度消费形成的债务负担，主要是依仗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中美元集储备货币、结算货币和干预货币三个功能于一身的霸权，这也是美国转嫁其损失的最重要的渠道。
(七)金融危机的产生可能引发经济危机的产生
目前，这场来自全球金融中心的大地震，已经严重波及周边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波动。为什么一场美国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市场的危机会有这样猛烈的效果，让全球金融体系摇摇欲坠？对此，一部分观点认为，过度依赖美国金融市场的海外资金，一旦出现恐慌性的大逃亡，那么，美国负债的经济结构就一定会解体。这样，因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的缺失，会给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更加沉重的打击。但是，另一部分观点认为，外国资金的撤离一定会促发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建进程，这有利于约束美国透支消费文化的恶性发展，有利于其他地区扩大内需政策的强化，有利于缓解世界经济失衡的格局，从而从根本上防范今后全球性“金融大海啸”悲剧的重演。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它合理的根据，这就是目前各国迷茫无措、陷入两难选择的根本原因！应该看到：美国消费者对华尔街的过度自信和他们根深蒂固的透支消费文化，不知不觉地让自己走上了不归之路。在华尔街的“安排”下，大众的资金参与规模和群体范围变得越来越大，直接威胁到整个社会经济和金融体系的稳定。事实上，华尔街绑架了监管部门，尤其是金融全球化的环境下，华尔街也绑架了各国央行！全球救市就是这一“道德风险”行为的最好佐证。
二、我国积极应对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战略抉择
目前已经席卷美国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开始波及全球，没有人能置身度外。要真正探究面对这一上世纪大萧条以来的最大金融事件时中国应采取何种措施，我们必须采取更宽、更严谨的视角来审视当前的局面。我国经济要继续保持20至30年的平均9％的GDP增长率，就必须在正确把握和抵御美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我国的渗透和扩散的同时，花力气强化我国的风险防范机制，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调整和优化我国的经济、财政、金融、税收、贸易和产业政策，以确保我国建国60年后的经济社会真正走上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一)适度调整我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为了应对当前严峻、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我国对外经济政策应根据需要作适度调整。中国必须采取措施降低已有美元资产的损失。为避免持有美国国债贬值的可能，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国债的主要投资者和债权国需要采取联合行动，在确保投资风险可控的情况下，分享被救援企业的成长性。这并不是倡导所谓反向操作，通过主权基金入主华尔街的机会主义行为，主权基金的投资效率是很令人担忧的。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可能是同时拥有“两个世界中最坏的东西”，一方面是华尔街没有储蓄支持的信用衍生工具，一方面是没有制约和监督的中国国民储蓄，结果只能是更加深陷次贷危机。中国应当利用美国国债的第二大债权人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地位，积极督促美国采取更负责和面向更长期的经济政策，并形成新的稳定的国际金融格局。中国能否成为全球经济的希望，不在于其能否舍身解救疲弱的美国金融体系，而在于其国内政策能否平衡国际收支，缓冲外需下降，稳定货币政策和提高国内经济增长效率和内需。
(二)努力保持我国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
国际收支平衡，应当先短期内解决进口限制问题，加速放开商品进口管制，以恢复进出口贸易的平衡。相对出口，中国进口一直增长缓慢(2008年有所加快)。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如国内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为保护国内某些行业的政府进口设限。在限制进口增长的情况下，保持的巨额经常项目顺差，即商品和劳务的净输出，将停留在中央银行的国外美元资产账户上而并未真正流入国内，只是增加了国内的货币供给量而已，最终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如果这些政策不改变，中国将永远不能容纳真实资本的输入。目前中国的人均资本很低，应当利用外汇盈余去获得发展所需的资源、技术和产品。为此，应当尽快实行商品自由进口，这样外汇资金的流入才能即刻化为真实商品的输入，降低通货膨胀压力，也加速有效的资本形成。如果中国下一步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转向发展资本密集型工业，这也是一个必然的要求。如果开放进口之后，顺差仍然太大，那么再考虑升值，进一步来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解决进口限制问题之前，应放缓人民币升值。对于人民币升值解决国内通货膨胀的期望不能过高，而由于中国出口导向劳动密集型模式的高度竞争，汇率上升对出口企业打击越来越大。舆论总喜欢把今天的中国和1980年代的日本去比较，认为这样会促使企业转向附加值更高的行业，从而加快产业升级过程，其实，由于多年对私营企业的歧视政策，国内的私营企业根本不能和1980年代日本企业在技术升级和创新能力上相提并论。大量外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行梯度转移到劳动力更为便宜的东南亚去，而新企业并没有成长起来，这是中国将为“外资依赖症”付出的巨大代价，这个代价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
(三)实现适度放松的货币政策和弹性的汇率政策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到来和经济危机的显现我国的货币政策已开始从宏观调控下的“从紧”步入全方位的“宽松”时代，具体的政策举措包括降息、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和全面解除我国原有的信贷规模管制等。众所周知，货币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全社会经营成本，对冲因行业利润下滑带来的企业再投资持续低水平风险。其中，不对称利率调整仍是主要调节方向，贷款利率将步入下行通道；而存款准备金率继续下调或是结构调整的可能性均不大；最近一段时间，监管部门高频率召集银行相关管理人召开会议，继续从行政层面推动银行扩大对企业贷款力度，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放松信贷几乎成为政治政务；汇率方面，考虑到外部金融环境动荡与大宗商品价格大幅回落，未来仍以稳定为主，没有必要继续通过快速升值换取进口方面的好处，而汇率稳定也有利于对冲客观环境恶化带来的出口增长被动大幅回落的风险。因此，认清我国的货币政策形势和如何抉择成为当前的紧迫问题。货币理论和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稳定目标或“名义锚”有如下几种可能选择：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汇率、黄金价格或工资率。换一种说法，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商品本位制、货币本位制、外汇本位制、金本位制或工资本位制。我国经济的“名义锚”实际上是汇率。关于汇率制度问题曾经有过很多的讨论，这些争论的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表明：坚持汇率不动，以工资调整的办法达到升值的效果。但是从我国实践来看，坚持汇率不动的效果并不好。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所指工资水平上升应当是相对于贸易对手上升，即对进口商品有较强的购买力，是物价调整并非通货膨胀。但如前面所说，我国进口增长一直受阻。进口不增长，以我国巨额的贸易顺差，即商品输往国外，最后国内可购商品反倒越来越少，工资水平上升并不明显。结果只能以通货膨胀消除其购买力，同时也消除贸易顺差使之下降或转变为逆差为止。而通货膨胀的压力即来自没有转化成对外购买力的外汇占款。所以，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会存在，但很可能被抵消了。
(四)鼓励我国引导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在新的发展形势下，中共中央多次就加快加工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引导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要着力吸引跨国公司将更高技术水平、更大增值含量的加工制造环节和研发机构转移到我国。由此可见，我国政府想使我国能够抓住新一轮全球生产要素优化重组和产业转移所带来的新机遇，把加工贸易不仅作为承接全球一般加工组装产业转移的载体，更重要的是要采取措施鼓励国内企业加强国际合作，吸引更高端的产业链进入我国，进一步提升加工贸易的整体发展水平。为此，政府各个职能部门开始调研，纷纷出台有关政策推动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但由于加工贸易是一项涉及众多利益集团的贸易方式，不同的省市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究竟要转什么和升什么”、“政府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过程中究竟能发挥什么作用”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各自不同的解释。对此，针对当前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概念笼统含糊的问题，需要对其内涵加以规范，以便在今后的实际工作中能够鉴别清楚哪些企业、哪些产业、哪些转型属于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范畴。只有明确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内涵，明确了转型升级的主体行为，才能对其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扶持性政策和限制性措施。
(五)实行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转型的税收政策
积极的财政政策将再次扮演需求管理的主角。相比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刺激需求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有效，反周期的效应更大。从可能性来看，我国近年来良好的财政收支状况和政府较轻的债务负担，都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供了空间和物资基础。目前看来，我国的财政政策结构性扩张空间仍很大，但需要小步前行。扩张深度、结构调整需与节能减排、区域投资调整相联系。为了缓解投资增速下滑局势，财政支出已在结构方面做出较大努力，如在中小企业集中的江浙地区、灾区重建等地区财政专项资金安排。另外，国务院提出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后，固定资产投资中的中央项目投资增速明显扩大。中央项目一般都是较大项目，包括基础设施项目需要财政资金的地方比较多。可以看出，中央已在投资资金方面开始有所作为，预计这样的动作仍会继续下去。按照国务院提出的拉动内需和保持经济发展的4万亿投资和中央政府日前公布的我国基础设施投资方案看，我国新一轮财政投资的重点领域将是：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电力设施和输变电设备产业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城乡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生态环境建设、地震灾区灾后重建、企业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并且通过对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帮困优扶改善民生。
(六)按我国经济变化情况调整相关税收政策
税收政策倾向于进一步减税，但需要时间。税收政策的变动需要法律程序，改变难度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大，但见效时间也长。目前有调整空间的税收政策主要有出口退税、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其中，财政部拟定的由生产型增值税转型为消费型增值税的实施方案正待批准，计划于明年实施。而提高个税起征点、增加中低收入人群收入以及把对企业补贴增加转向对低收入人群补贴两项任务在当前较为紧迫。不管实际政策实施效果如何，提振消费信心极为关键。令人高兴的是，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表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跨省转续办法、农民工养老保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试点指导意见三份社保制度方案框架已基本完成，待上报国务院后争取在今年年底实施。
(七)加快我国产业结构升级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
产业结构升级调整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根本出路之一，也是回应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挑战的重要途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始终将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作为实现经济高速增长和持续发展的一条主线。在当今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产业结构面临三个层面的抉择：一是三次产业之间应形成怎样的结构形态？考虑到产业转型规律、国内外经济形势和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应明确逐步将产业结构转变为现代服务业驱动型，逐步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轴、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都市农业为两翼的三次产业结构形态。二是现代服务业内部应形成怎样的结构形态？考虑到现代服务业的内部结构性特征，应明确将生活性驱动型的服务业结构转变为生产性和生活性双轮驱动型的服务业结构，特别是立足于产业融合，从契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农业的角度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三是三次产业内部应形成怎样的生产方式？考虑到知识、信息、技术和管理创新等因素在产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应明确将资本和劳动要素密集投入的产业发展方式逐步转变为全要素生产率不断提高的产业发展方式。从此三方面入手，逐步化解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负面影响，改变与提升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中的地位，实现经济发展从速度型向效益型、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顺利转变。无论是从长期经济发展来看，还是从短期危机应对来看，产业结构升级调整都应是我国保持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市场化改革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产业结构转变的本质是企业基于市场变化为实现经营目标而作出的适应性调整，企业是推动产业结构转变的真正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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