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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3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934（2007）08—0072—06
近代科学技术从一诞生就受到社会的复杂影响，特别在二战之后，科学逐渐进入大科学阶段，技术在进入第三次革命后，更是呈现非线性的不可控制的发展态势，科学技术应用中的负面效应越来越大。科学技术发展已成了各国博弈的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人们提出了规划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科技规划逐渐被各国接受。新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科学技术的计划发展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科技发展成了国家发展的重大事务，因此科技规划在中国显得特别重要。
1 对中国科技规划理念的理解
建国以来，我们一共制定了9次中长期科技规划，分别是：“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86-200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1991—1995—2000年科学技术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全国科技发展‘九五’计划和到2010年长期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科技教育发展专项规划”；“2006—2020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在中长期科技规划中，规划理念是居于核心和灵魂的地位，整个规划围绕理念展开。建国以来的每次科技规划都受到规划理念的直接影响，有一个历史变迁的过程，反映了具体政治、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和我们对科技规划自身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入。研究规划理念可以使我们对整个中长期科技规划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能站在哲学的层面进行反思。
首先需要对“理念”（logos）有个理解。古往今来，不同的学科的学者对于其有不同的理解和定义。本文更多地从哲学角度去理解。在柏拉图那里，他把理念理解为独立存在的一般概念，理念是“真实的实在”[1]。今天对理念的理解显然与古希腊时期有所不同，更多侧重于对事物高度概括的理解。“理念是一个精神、意识层面上的上位性、综合性结构的哲学概念，是主观（认知、观念）见之于客观（规律、存在）的科学反映，是人们经过长期的理性思考及实践所形成的思想观念、精神向往、理想追求和哲学观点的抽象概括，是指引人们从事理论探究和实践运作的航标及鹄的，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具有相对稳定性、延续性和指向性的认识、理想的观念体系。简言之，所谓理念，是指人们对于某一事务或现象的理性认识、理想追求及其所形成的观念体系。”[2]
科技规划理念是指关于科学技术发展和规划自身制定与实施的总体原则、指导思想、根本观点、发展目标等。科技规划理念按科学技术作为工具性使用的程度高低可分为：理想性规划理念，现实性规划理念，功利性规划理念。理想性规划理念基本不顾及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允许科学自在、自为的发展，很少干涉，对于技术可能产生的负面作用加以约束。现实性规划理念指社会对科学技术的索求增加，科学技术自身得到充分发展的同时必须回应经济与社会的需求，基础科学的发展很少受到干预，应用科学与技术发展有框架而无具体的限制。功利性规划理念比较强调科学技术的工具性和社会性，科学技术发展受到规定目标的干预，按人为理解科学技术的方向发展多于按科学技术自身规律的方向发展，科学技术在支撑经济、社会、国防等发展的过程中自身得到发展。根据社会干预程度的高低进一步可分为强功利性规划理念和弱功利性规划理念。强功利性规划理念更加注重科学技术发展的近期成果，科学技术成为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附属品，科学技术发展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导向，基础科学受到忽视，技术规划放在非常突出的位置。弱功利性规划理念对科学技术发展有明确的导向，基础科学的发展有所侧重，技术规划的比例相对较高，科学技术发展主要为推进经济、社会目标服务。
那么如何理解我国的科技规划理念呢？对此，有必要回顾相关代表性的论述。学界对中国科学的政治性有共识。马惠娣认为，新中国第一个科技规划体现了中国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倾向[3]。她在《关于中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理论思考》中提出中国科学技术的政治化倾向两个方面：科学上的学术大批判和技术上的与经济脱节。科学技术更多地被作为巩固政治的手段，一切围绕政治这个中心运转。“科学政治化的一大后果，就是把科学等同于技术。在政治高于一切的社会氛围中，科学的重要性只在于技术上的应用。”[4] 龚育之在《一件历史公案和新的研究起点》中记述了文革末期“四人帮”和邓小平之间的一次政治斗争，核心是“毛主席有无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四人帮”欲借机整倒邓小平。“在批邓运动中，这个汇报提纲被诬为‘三株大毒草之一’，‘四人帮’发动了对它的激烈的大批判，除了‘右倾翻案风’这个总帽子以外，特别加了两条大罪名——一曰造谣，说汇报提纲造毛主席的谣言，编造了一条毛泽东语录；二曰篡改，说汇报提纲引用的译文篡改了马克思的原意，马克思讲生产力包括科学的原文里没有‘首先’两个字。”[5] 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学技术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
从科学技术作为政治的附属品和斗争手段来看，新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科学技术的发展采取了功利性理解。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长期科技规划浸润了很强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色彩①。它的理念是功利性的。美国研究中国科技问题专家理查德·萨特密尔（Richard P.Suttmeier）指出新中国的科技目标实际上还是为了功利的目的，“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我们就看到对科学和技术表现出长期的功利主义兴趣和目的。概括地说，这些就是：为经济建设服务；为国防建设服务；通过广泛的传播和推广科学技术，为文化改造服务。”[6] 从建国到现在，历次中长期科技规划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改革开放前的阶段，科技规划体现了“科学与政治的结合”，为政治所用；改革开放后的阶段体现了“科学与经济的结合”，科学技术为经济服务。尽管每个阶段都有注重科学自身发展的内容，但总体来看，尤其从科技规划的实施层面看，科学自身的发展一直受到忽视，功利性理念一直占有主导地位。董光璧在其专著《中国近现代科学技术史论纲》中指出中国“科学目标的功利偏向”，“对科学的功利要求与科学的自主发展规律相协调，并非总是能做得最好的。”[7]
2 中长期科技规划功利性理念的文本分析
审视建国以来中长期科技规划理念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中国科技规划的功利性理念色彩非常浓厚。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以下的文本分析。
如果笼统地说中长期科技规划有功利性似乎还不够准确，因为我国的科技规划包涵比较多的内容，除了对技术和技术科学的规划外，还有对基础科学的发展规划，对实施科技规划保障体制的规划等等。在改革开放后，科学体制的规划又成为科技规划的一个重要内容。不管是科学、技术还是体制都有明显地被作为手段和工具的痕迹。尽管对技术采取功利做法有些合乎逻辑，但在技术与科学联系非常紧密的大科学时代，对技术的强功利性理解导致把科学作为技术来理解而同样采取功利性的做法。分析规划文本，可以看见很多功利性理念的体现。
新中国第一个12年（1956—1967）科技规划取得很大成果，奠定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基础。“形成了一个比较完备的科学技术体制，并由此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8] 分析12年科技规划文本，就会清楚看到许多急功近利的表述。如“对于科学的空白部门必须迅速加以填补，原来较有基础的部门必须迅速加以提高和加强，务须迅速摆脱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落后现象，在12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这是一个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9] 尽管建国初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热情高涨并抱有良好愿望，但要在短时间内接近并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是不切实际的。1956—1967年科技规划在制定指导方针时存在“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重点发展，推动全面，加强基础，迎头赶上”的争论。“规划《纲要》提出的‘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少数人曾有不同意见。如有人建议改为‘重点发展，推动全面，加强基础，迎头赶上’，也有人提出了其他修改意见。我们认为‘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是正确的，不应改变。”[10] 争论反映了发展技术科学为主还是基础研究为主的矛盾，一直贯穿到以后科技规划理念中。与时局配合，科技界发动科技大跃进，建国初的政治热情和科学家的良好意愿的结合，取得提前五年完成首次规划的巨大成就。但12年科技规划的社会效果与历史遗产值得深入反思。“总体上来说，‘文化革命’前科技规划的制度对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有利的。不过，这也确实扩大了国家对科学的控制。”[11] 在当时情况下，科技规划不仅要发展科学技术自身，而且还有巩固政权、建立国民经济基础的功能，其规划的功利性是不言而喻的。
在1963—1972年的8年科技规划中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工作必须更好地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服务。”[12] 这说明科学技术发展的目的非为本身服务，而是巩固政权、服务政治。科学技术作为巩固政权和服务政治的手段，在延安时期究就已如此，当时成立的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是不赞赏脱离实际的高深研究。第一任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李富春在1943年批评一些科技工作者脱离实际时说到“但另一方面。自然科学会未闻研究讨论这些问题。自然科学院也未闻研究讨论这些问题，科学副刊也很少解说这些问题，却以很大的篇幅去解说宇宙、地球，这又是什么原因呢？”[13] 徐特立当时给自然科学研究的任务是“我们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无论在高深的学理方面或粗浅的技术方面，总的任务是为着生产，为着解决抗战的物质问题。”[14] 科学技术作为巩固政权、服务政治的手段和工具在当时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有其合理性，但成了一个传统一直到建国后。“建国初期的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与延安时期的科技发展的指导方针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即强调科技为现实服务。”[15] 虽然这样做短期内取得很大成果，但功利性做法是不利科学长远发展的。“但在实践中，由于过分强调科学的功利性，从长远讲，对于科学的发展有一定的负面作用。”[16]
“文革”后，在1978—1985科技规划的奋斗目标中，提出“在20世纪内，我们必须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在城乡实现电气化，在工业生产主要部门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使我国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国防威力大大加强，保证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科学技术上，要拥有宏大的工人阶级的又红又专的科学技术队伍，包括一批世界第一流的科学技术专家，拥有最先进的科学实验设备，使大部分科学技术领域接近、部分领域赶上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某些领域居于领先地位。”[17] 由于“文革”十年的压抑和急于追上并赶超世界先进国家的迫切愿望，使得规划出现冒进色彩。“《八年规划》是在‘文革’刚刚结束后制定的，这个科技界急于赶上或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情绪在新的规划中集中表现出来。规划提出了一些雄心勃勃的目标，后来发现有些目标不太切呼实际，规划的项目也被调整为《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八年规划》因此被认为是一个‘冒进’的规划。”[18] 之所以出现冒进和盲动，原因很多，但对科学技术期望过高是重要原因，这背后反映了非常强烈的功利性规划理念。
改革开放后，我们对科学技术的发展规律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按科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办事得到更大的重视。但在实际的规划实施过程中，过分强调经济效益、过分看重短期利益的做法使得科技规划更趋功利性。从一个有代表性的比例R&D/GDP的变化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在九五科技计划中提出要使这个比例在2000年达到1.5％，然而2000年并没有达到。在十五科技与教育专项规划中提出在2005年达到这个目标，然而实际到2005年只达到1.3％。科技规划不具备法律效力，使得各级政府重视科技的短期效益大于长期效益。实践层面的科技规划比文本层面的科技规划更趋功利。
对基础科学的重视程度可从一个侧面说明功利性理念的强弱。九次科技规划文本中都有专门论述基础科学规划部分，把它与每次科学技术总体规划进行比较可以看出很多问题。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中基础科学的关注度是总体偏低的。科技规划的技术规划色彩过于浓厚，在某种意义上称其为“中长期技术科学规划”也不为过。这与我国的国情和我们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有关。在当代中国语境中，我们习惯把科学技术简称为“科技”，这是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英语中用“S&T”简称“science and technology”，意义并没有变化。而“科技”则不同，从修辞角度讲，科技立意更多的在技术上。“我认为我们国家当前有个问题，那就是一说‘科技’时，脑子里只想到技术，没有想到科学。一说科技规划想到的就是技术规划。”[19] 过于侧重技术规划，科学技术更多的被作为巩固政权、发展经济、增加收益的工具看待，注重科学技术的短期效果，科技规划的功利性色彩自然十分浓厚。
此外，文本中随处可见的口号式的语言和行文既降低了科技规划的纯粹性，又带上明显的时代烙印。科技规划功利性色彩还带上特定时代的政治动机的痕迹。由于对科学技术发展采取功利性的倾向，我国科技规划带有比较明显的功利性色彩，科学技术被赋予太多的期望和含义。科学技术更多作为一种手段和工具而它本身不是发展目的，所以我国科技规划承载了许多超过它原有边界内涵的东西。
3 新中国科技规划功利性理念的原因与评价
理念的形成与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建国以来中长期科技规划一直体现较强的功利性理念有它非常深刻而复杂的背景原因，不能简单的用好或是不好来下结论。半个世纪以至将来可能继续延续的功利性理念反映了一些客观规律。
首先，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紧密关系来理解。20世纪30、40年代后，科学逐渐从小科学阶段进入大科学阶段，科学研究已不是少数人从事的事业，科学逐渐变成了社会建制的一部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科学之间的融合与分化越来越细致深入。司托克斯建立“巴斯德象限”提出“应用基础研究”概念，认为应重新建立政府与科学共同体之间的协约关系。“由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所能取得的突破，能导致进一步的纯研究，就像纯研究的突破能导致进一步应用引起的研究一样。这一切符合巴斯德的著名信条：‘不存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只存在科学和应用科学。’”[20] 这使得科学发展必须和社会利益相联，功利性是必须考虑的因素。技术发展也从“小技术”阶段发展到“大技术”阶段和“社会性技术”阶段。科学技术对社会的反作用越来越大，科学技术发展应该受到导引的必要性逐渐增加，功利性理念是对这种导引的反映。
可供人类使用的资源总体是有限的，用于科学技术发展的资源不是无限的，这是出现科技规划的根本原因。有限的资源该往哪投，怎么投，就涉及到选择标准和价值判断。在“大科学”和“大技术”时代，资源的拥有者——国家、利益集团、民众等都有资助必须获得回应的要求。科学共同体与科学发展的纯粹性受到挑战。资助者的功利性要求反映到科技规划中成了功利性理念的源泉。对于长期处于不发达阶段的中国来说，投入科学技术的资源得到回报的要求更为强烈。新中国成立以后，迅速提升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成了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国家领导人的迫切愿望。这里既有历史积淀形成的民族情绪又有现实科技落后状况造成的外部压力，所以从现实出发，把非常有限的资源主要用到短期内可以看见明显效果的技术规划上是合乎情理的。在建国初特定的国际背景下，巩固政权、发展经济是科学技术最主要的任务，所以科技规划的一开始就带有功利性理念是可以理解的。只是这种功利性理念几乎成了传统，历次规划都带上比较强的功利性理念则需要反思。
其次，从中国科技自身特性考虑。我国中长期科技规划理念与指导方针有着明显的中国特色，政府意志和国家导向非常明显，是政治家的政治洞见和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科学意见相互结合的结果，采取“政治家+科学家”的模式。这种结合的好坏依靠当时的环境和对科学发展规律的理解。政治因素的加入既给科技规划带来资源使用上的便利，又是科技规划带上一些政治因素，决策者必须考虑决策的政治风险。这使得科技规划的功利性理念又多了一层保护壳，单靠科技规划自身难以突破功利性理念的束缚。
功利性科技规划取得的技术上突破的短期效果，如“两弹一星”的成功，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明显效果，反过来巩固并加强了功利性理念在科技规划中地位和需求。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工作重心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国民经济发展对科学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强烈，科技规划指导理念的功利性色彩也越来越浓。如果把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我国经济建设和民族振兴并联考虑，我国经济建设的赶超是个历史过程，那么科技规划的功利性理念也将是个历史过程。
第三，新中国的中长期科技规划采取功利性理念，与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是相关的。在西方人眼里，功利主义成了目光短浅的代名词，但中国共产党人对其有新的理解。毛泽东对功利主义做了如下理解“我们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90％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21]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革命采取功利主义影响到对科学技术发展采取功利主义，并且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认为是合理的。
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现实生产力，“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实践中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这不能仅仅被视为一个发展经济的口号，而应视之为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而生成的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化的另一种理论表达方式。”[22] 这使得我们在实际工作中把科学技术当作增加商品和民众福利的工具，对国家经济发展的片面追求，使科学技术成为经济发展的附属品。这样“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实际上体现了领导意志和国家意志的干扰，而不是从科学本身需要出发。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末也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并认为科学技术成了新的意识形态。我国科技规划正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反映。但马克思原意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不是意识形态。我们对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解可能有偏差，造成我国科技规划的功利性理念过强。
既然认为我国科技规划所采取的理念是功利性理念，那么如何评价这种功利性理念呢？我国科技规划采取功利性理念是种现实性选择，有它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是必须指出，我国的科技规划功利性理念是种不健全的科技规划理念，不利于科学技术的长远发展，尤其不利于基础科学的长远发展。基础科学的长期被忽视和自由探索的限制是我国本土迄今为止诺贝尔奖缺失的重要甚至主要原因。尽管我国科技规划取得很大成就，但是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非常薄弱，原始创新、基础研究等方面缺少重大成果。“中国科学家一直以来非常关注研究的快速产出和及时回报，这种绞尽脑汁的研究反而放慢了在高水平科学前沿的发展速度。”[23] 我国科学技术在世界上的地位不如经济实力在世界上的地位。
对科技规划功利性理念的理解要做精细化分析。如果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政府可以干预科学，但不可过度”那就太过简单化了。由于中国的特定语境，政府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政府从干预科学中撤出，我国科学事业会有巨大的进步吗？答案未必，中国的科学共同体未必就能形成很强的自律机制。我国的科学共同体并没有经历一个萌芽、养育、独立的过程，科学的自主性在科学共同体中没有很好的体现出来。中国民众的科学信仰很少，对科学技术的理解比较肤浅。所以不能简单对功利性理念说好或是不好，需要精细化的深入分析。
科技规划理念的形成与流变是个客观的过程，要更多地从哲学层次思考。不能就规划研究规划，缺乏理性思维的民族会导致深度创新的缺乏，科技规划理念研究需要引入更多的哲学思维。对待科学技术发展要采取什么态度不是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问题是按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发展科学与技术。在大科学时代，丝毫没有功利理念的科学技术发展是不切实际的，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赶超型国家，在人均资源很低和基础科学平均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既要利用技术增强综合国力，更要重视基础科学的长期积累。
综合分析，我国的中长期科技规划功利性色彩过强，从强功利性规划走向弱功利性规划将是今后科技规划的发展趋势。
注释：
①本文的“功利性”只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既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不能作为价值判断的信号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