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话及其汇编之体的承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话论文,中国古代论文,之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中国古代单部诗话的承传
1、“论诗及事”诗话之体的承传
“论诗及事”是我国古代诗话的本色体制。这一体制最早由欧阳修开创。欧阳氏晚年致仕之余，创立了“诗话”这种文学批评的体式。其《六一诗话》共28则，形式上为漫笔散条，条与条之间各自独立，长短不一，富有弹性，并不一定存在内在的关联。欧阳修在《诗话》题序中曾言：“居士退居汝阴而集，以资闲谈也。”[1]是书一反前此论诗之作多重品评、格例、作法的惯例，而创立了漫谈式的论诗体制，这开后世文人谈艺论诗之新风。
欧阳修之后，司马光最早承传了“论诗及事”的诗话体制。其《温公续诗话》小引中言：“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2]此时，刘敛《中山诗话》亦承此体制，沿袭闲谈记事之习。刘攽本人以博学名世，这更促使了其驰骋记事之笔。
“论诗及事”的诗话体制延展到北宋中后期，诗话家们在闲谈记事的同时加大了对炼字炼句和用事考据的述说，这使初期轻松诙谐的诗话叙述话语有所变化，但并没有改变记述诗人轶闻轶事的路子。诗话家们的诗学见解往往如吉光片羽似地穿插在整个随笔体式之中。许顗《彦周诗话》曾总结说：“诗话者，辨句法，备古今，纪盛德，录异事，正讹误也。若含讥讽，著过恶，诮纰缪，皆所不取。”[3]许顗之论是在新的形势下对诗话“以资闲谈”记事之体的扩展，它拓展了诗话“入话”的范围，扩大了诗话的内容，并且提出了撰写诗话应有严肃认真的态度，将诗话“论诗及事”之体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时期，承传“论诗及事”之体的诗话著作主要有：文莹《玉壶诗话》，王得臣《麈史》，赵令畴《侯鲭诗话》，陈辅《陈辅之诗话》，范温《潜溪诗眼》，蔡居厚《蔡宽夫诗话》，李錞《李希声诗话》，潘淳《潘子真诗话》，洪刍《洪驹父诗话》，吴
《优古堂诗话》，王直方《王直方诗话》，蔡絛《西清诗话》，惠洪《冷斋夜话》，佚名《漫叟诗话》，李颀《古今诗话》，许顗《彦周诗话》，周紫芝《竹坡诗话》，严有翼《艺苑雌黄》，张表臣《珊瑚钩诗话》，等等。这些诗话著作虽侧重点不同，但大都能以轻松自如的笔调叙说诗人诗事，表达诗学见解。
南宋，诗话“论诗及事”与“论诗及辞”之体的分野开始凸显。此期，承传“论诗及事”取向的诗话著作仍然占绝大多数。如：朱弁《风月堂诗话》，陈善《扪虱新话》，吴聿《观林诗话》，曾季貍《高斋诗话》，曾季貍《艇斋诗话》，陈岩肖《庚溪诗话》，陈长方《步里客谈》，葛立方《韵语阳秋》，陈知柔《休斋诗话》，吴曾《能改斋漫录》，周必大《二老堂诗话》，高似孙《剡溪诗话》，韩淲《涧泉日记》，吴子良《吴氏诗话》，赵与虤《娱书堂诗话》，黄升《玉林诗话》，方岳《深雪偶谈》，周密《弁阳诗话》，等等。它们相对于同时期的少数以论理为主的诗话著作，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沧浪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等，所记条目仍然显得比较零散细碎，内容还大多以记诗事为主。但其中也有不少诗话对诗事的记述明显体现出辩证之意，论说成分还是有所增加。
明代，诗话的现实批评性、理论阐说性较之宋元有了很大的提高，诗话“论诗及辞”体制得到很大程度的承扬。尽管如此，“论诗及事”的诗话之体续有流衍，不少诗话仍然体现出“论诗及事”的特色。此期，偏于这一体制的诗话著作主要有：曹安《谰言长语》，杨循吉《七人联句诗记》，徐伯龄《蟫精隽》，强晟《汝南诗话》，游潜《梦蕉诗话》，顾元庆《夷白斋诗话》，杨慎《升庵诗话》，陆深《俨山诗话》，俞弁《逸老堂诗话》，姜南《蓉塘诗话》，田艺蘅《诗女史》，闵文振《兰庄诗话》，朱承爵《存余堂诗话》，陈基虞《客斋诗话》，李春熙《道听录》，王兆云《挥麈诗话》，朱孟震《玉笥诗谈》，李贽《文字禅》，江盈科《谐史》，陈懋仁《藕居士诗话》，谈迁《枣林艺篑》，等等。
清代，诗话创作的理论色彩进一步增强，诗话“论诗及辞”发展到了极至高度。但此时，浓郁的朴学风气影响到诗话创作，使“论诗及事”之体诗话仍然占有相当的比重。偏于这一体制的诗话著作主要有：吴伟业《梅村诗话》，刘廷銮《风人诗话》，施闺章《蠖斋诗话》，赵吉士《寄园诗话》，查为仁《莲坡诗话》，黄任《消夏录》，杭世骏《榕城诗话》，马位《秋窗随笔》，秦朝纡《消寒诗话》，王昶《蒲褐山房诗话》，周春《辽诗话》，计发《鱼计轩诗话》，郭麐《灵芬馆诗话》，徐熊飞《春雪亭诗话》，聂铣敏《蓉峰诗话》，阮元《广陵诗事》，袁洁《出戍诗话》，沈涛《匏庐诗话》，宋咸熙《诗话耐冷谭》，王汝玉《梵麓山房笔记》，潘焕龙《卧园诗话》，莫友棠《屏麓草堂诗话》，姚椿《樗寮诗话》，谢堃《春草堂诗话》，方恒泰《橡坪诗话》，姚锡范《红叶山房诗话》，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于源《镫窗琐话》，蒋超伯《通斋诗话》，魏秀仁《陔南山馆诗话》，李家瑞《停云阁诗话》，王增祺《诗缘樵说拾遗》，张道《沤巢诗话》，叶炜《煮药漫钞》，徐贤杰《三山诗话》，陈作霖《可园诗话》，王闿运《湘绮楼说诗》，王松《台阳诗话》，潘飞声《在山泉诗话》，赵炳麟《柏岩感旧诗话》，陈栩《栩园诗话》，王逸塘《今传是楼诗话》，瞿园居士《绿天香雪簃诗话》，杨钟羲《雪桥诗话》，海纳川《冷禅室诗话》，顾嗣立《寒厅诗话》，毛奇龄《西河诗话》，袁洁《蠡庄诗话》，张日斑《尊西诗话》，徐熊飞《春雪亭诗话》，陶之藻《凫亭诗话》，俞俨《生香诗话》，马星翼《东泉诗话》，等等。上述诗话，大致都能将诗论义理寓于诗事的叙述考辨之中，在体式上呈现出自由灵活的特征。其中，典型的如袁枚《随园诗话》，其论诗条目多达1999条，虽阐说义理与记叙诗事并重，但在篇幅上是以后者为主的，多记述文坛掌故、诗人佳话、存录亲朋好友诗作，于述事中品藻历代诗歌，表达诗学见解。它将宋人“论诗及事”的诗话体制发挥到了极至。
2、“论诗及辞”诗话之体的承传
我国古代诗话的“论诗及辞”之体，其出现晚于“论诗及事”之体。宋代，诗话著作大多属于“论诗及事”之体，风格比较轻松自由，内容散漫不联，以述事赏鉴考证为主。但大致从北宋中后期开始，随着江西诗创作凸现于诗坛，围绕其诗歌创作，宋代一些诗话家在其著作中加重了议论化、论评性的分量，“论诗及辞”之体开始萌生。
较早体现出这一创作取向的是魏泰《临汉隐居诗话》。该书共70条，主要以“余味”为论诗标准而展开。以此为支点，魏泰批评韩愈“以文为诗”为“押韵之文”，批评西昆诗人“作诗务积故实，而语意轻浅”，批评黄庭坚“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4]他提出，“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5]“诗主优柔感讽，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张也。”[6]此书也有一些述事的内容，但并不流于详述，而是在概述的基础上加以论评，较好地体现出了述评结合的特征。北宋中后期，偏于“论诗及辞”诗话之体的著作主要有：佚名《雪浪斋日记》，陈师道《后山诗话》，郭思《瑶溪集》，蔡絛《蔡百衲诗评》，吕本中《童蒙诗训》，吴可《藏海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韩驹、范季随《陵阳室中语》，佚名《汉皋诗话》，等等。如：蔡絛《蔡百衲诗评》评议唐宋14名家诗风，皆长短并举，而以为瑕不掩瑜，“皆吾平生宗师追仰”，表现出对不同美学风格、艺术个性的充分尊重。全文评述形象生动，充分体现出民族化感性批评的特征。
南宋，“论诗及辞”的诗话之体开始张扬开来。此时，虽然偏于这一取向的诗话著作仍然不多，主要有：张戒《岁寒堂诗话》，杨万里《诚斋诗话》，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严羽《沧浪诗话》，刘克庄《后村诗话》，范晞文《对床夜语》，敖陶孙《敖器之诗话》，等等。但这些著作所述内容都具有相当的理论色彩，所持批评也都具有相当的现实针砭性，它们将我国古代“论诗及辞”的诗话之体推进到了成型阶段。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就标志着诗话之体已由初期的闲谈随笔发展成为了文学批评的一种样式。该书批评的现实性和理论色彩明显增强，几乎无闲谈记事的成分，它以正统的儒家文艺思想为宗，倡导儒家诗教，重情志而归于无邪，以韵味微婉、“正而有礼”为上，以不识“风雅之旨”为下，提出“诗人之工，特在一时情味”，所以不能事先“预设法式”。张戒极力反对苏黄“用事押韵”，归结其为“诗人中一害”，认为只有使“苏黄习气净尽，方可以论唐人诗”[7]攻击苏黄不遗余力，高倡“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8]。严羽《沧浪诗话》，则将宋人“论诗及辞”的诗话之体推向了颠峰。全书由诗辨、诗体、诗法、诗评、诗证五个部分构成，从内容到形式都呈现出一个完整的体系。“诗辨”是全书的理论总纲，高标体制、格力、气象、兴趣、音节，“以汉魏晋盛唐为师”，提倡诗有“别材”、“别趣”，强调要通过“熟参”而达“妙悟”，倡导“入神”之境，主张“以盛唐为法”，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9]“诗体”主要探讨古代诗歌体制与诗歌流派的发展演变；“诗法”论诗歌创作的技巧与法则；“诗评”着重品评以唐诗为主体的历代诗人诗作；“诗证”则对作品、选本及字句真伪、舛讹进行辨证和考订。整部诗话，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卓然一家的个性气质、超然远迈的理论勇气及识见过人的认识水平。
金元时期，诗法著作兴盛而诗话著作很少，仅有韦居安《梅磵诗话》、吴师道《吴礼部诗话》、陈秀民《东坡诗话录》、王若虚《滹南诗话》等数种。其篇幅与理论价值远不能与宋代诗话相比，然而，他们在创作取向上大多承传了“论诗及辞”的路子。
延展到明代，则多数诗话沿袭了“论诗及辞”的“话体”取向。着重论述诗学见解，评骘诗人诗作，不再以记事为主、“以资闲谈”，而是论诗谈艺，将诗话拓展为了发表自身诗学见解的有力工具。如：瞿佑《归田诗话》，周叙《诗学梯航》，朱奠培《松石轩诗评》，沈周《吟窗小会》，徐祯卿《谈艺录》，李东阳《怀麓堂诗话》，都穆《南濠诗话》，陈沂《拘虚诗谈》，徐献忠《唐诗品》，徐泰《诗谈》，刘世伟《过庭诗话》，田艺蘅《香宇诗谈》，谢榛《四溟诗话》，皇甫汸《解颐新语》，王世贞《艺苑卮言》，顾起纶《国雅品》，谭浚《说诗》，王世懋《艺圃撷余》，胡应麟《诗薮》，汪时元《竹里馆诗说》，冒愈昌《诗学杂言》，江盈科《雪涛诗评》，胡之骥《诗说纪事》，赵宦光《弹雅》，郝敬《艺圃伧谈》，谢肇淛《小草斋诗话》，林希恩《诗文浪谈》，邓云霄《冷邸小言》，许学夷《诗源辩体》，支允坚《艺苑闲评》，叶廷秀《诗谭》，赵士喆《石室谈诗》，张蔚然《西园诗麈》，陆时雍《诗镜总论》，等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中典型的如：胡应麟《诗薮》，约20万言，是一部篇幅宏大、内容繁富的诗话巨著。全书共四编，其中，内编六卷，以体为序，分论古今体诗；外编六卷，以时为序，分论自周至元诗；杂编六卷，分遗逸、闺余各三卷，是上两编的补遗；续编二卷，论明当代诗作。全书体系庞大，批评诗人诗作，论说诗歌义理，结构清晰，眉目完整。
清代，诗话创作登峰造极，诗话著作更加富于理论性、系统化，“论诗及辞”的创作倾向体现得甚为明显。此时的诗话创作，在整体水平上，已进入到诗话之体发展演变的高级阶段。很多诗话以卓迈的批评个性，突出的理论建树，为中国诗话史增添了光辉。此期，大体可框入这一体制的诗话著作主要有：宋徵璧《抱真堂诗话》，周容《春酒堂诗话》，贺贻孙《诗筏》，王夫之《姜斋诗话》，贺裳《载酒园诗话》，吴乔《围炉诗话》，徐增《而庵诗话》，毛先舒《诗辩坻》，叶矫然《龙性堂诗话》，叶燮《原诗》，王士禛《池北偶谈》，田雯《古欢堂集杂著》，宋荦《漫堂说诗》，张谦宜《
斋诗谈》，顾嗣立《寒厅诗话》，赵执信《谈龙录》，田同之《西圃诗说》，沈德潜《说诗晬语》，薛雪《一瓢诗话》，乔亿《剑溪说诗》，黄子云《野鸿诗的》，袁枚《随园诗话》，洪亮吉《北江诗话》，赵翼《瓯北诗话》，翁方纲《石洲诗话》，李调元《雨村诗话》，冒春荣《葚原诗话》，黄培芳《香石诗话》，余成教《石园诗话》，马星翼《东泉诗话》，延君寿《老生常谈》，俞俨《生香诗话》，潘德舆《养一斋诗话》，方东树《昭昧詹言》，王寿昌《小清华园诗谈》，张维屏《艺谈录》，陆蓥《问花楼诗话》，何曰愈《退庵诗话》，吴仰贤《匏庵诗话》，李少白《竹溪诗话》，钟秀《观我生斋诗话》，施补华《岘佣说诗》，李慈铭《越缦堂诗话》，朱庭珍《筱园诗话》，孙雄《眉韵楼诗话》，袁嘉穀《卧雪诗话》，由云龙《定庵诗话》，宋育仁《三唐诗品》，陈衍《石遗室诗话》，等等。如：叶燮《原诗》，分内外两编，共四卷，取名“原诗”，即在表明探求诗歌艺术本原之意。此书内编阐述诗歌艺术的源流本末、沿革因创、正变盛衰的基本原理及创作规律；外篇通过具体的鉴赏与批评；来论证自己的诗学宗旨与艺术主张。沈珩《原诗序》曾概括道：“内篇标宗旨也，外篇肆博辨也，非以诗言诗也。”[10]《原诗》在理论的系统性、逻辑性及现实的指导性上，都达到了前此诗话未曾有过的高度。
二、中国古代诗话汇编的承传
1、分门类编之体的承传
我国古代分门类编之体的诗话汇编，最早出现于北宋。佚名《唐宋分门名贤诗话》是其中最早的一部。在体例上，它首开分门辑录之体。该书二十卷，现存十卷，共录诗话295则。此书作为第一部分门类编的诗话汇编，二十卷共分34类（门），包括：第一卷品藻，第二卷鉴诫、讥讽，第三卷嘲谑，第四卷纪赠，第五卷知遇、不遇，第六卷激赏、聪悟，第七卷豪俊、轻狂，第八卷迁谪、闲适，第九卷登览、隐逸，第十卷咏古、感兴，第十一卷题咏，第十二卷离别、幽怨，第十三卷伤悼、图画，第十四卷谶兆，第十五卷诗卜、纪梦，第十六卷神仙、道释，第十七卷伶伦、鬼魅、正讹，第十八卷笺释，第十九卷杂记，第二十卷乐府、四六。它开创了我国古代分门类编的诗话汇编体制。
之后，阮阅《诗话总龟》和魏庆之《诗人玉屑》，踵其事而增其华，将由《唐宋分门名贤诗话》所开创的分门类编诗话汇编体制创造性地继承发扬了开来。阮阅《诗话总龟》是最早承传分门纂辑体制的诗话汇编本。该书分前、后两集，各为五十卷。阮阅取此书名表明其意在汇总诗话。与佚名《唐宋分门名贤诗话》一样，阮阅亦采用分门纂集前人成说的办法，几乎没有自己的论议。该书首次大量地将有关诗话材料搜集起来分门编纂，以便于检索比较。之后，魏庆之《诗人玉屑》在编排的形式体制上，兼取《诗话总龟》和《苕溪渔隐丛话》之长，体制更趋精严。其卷一至卷十一专收诗学理论，意在指示作诗门径，共分为诗辨、诗法、诗评、诗体、句法、口诀、初学蹊径、命意、用事、押韵等40门。每一门下，又分若干小目，如卷六命意门，下列：总说、以意为主、先意义后文词、古诗之意、晦庵论诗有两重、有浑然意思、诚斋论句外之意、意在言外、有不尽之意等25目，排列大致有序。卷十二以后按时代评论古今诗人诗作，意在提供创作的规范，共分60余门。该书也系辑录前人论诗之语而成，自己并不直接发表意见，但能“博观约取”，“尽择其精而录之”，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元代，分门类编的诗话汇编之体续有流衍，主要体现在王构所编《修辞鉴衡》上。该书共两卷，上卷论诗，100余则；下卷论文，80余则，编排按内容分类标目，资料多采自宋人诗话及笔记杂著，于每条下注明出处。此书保存了不少珍贵的诗话文献。
明代，承传分门类编之体的诗话汇编著作主要有：单宇《菊坡丛话》和王昌会《诗话类编》。如：王昌会所编《诗话类编》，共三十二卷，重在掇拾古今诗坛嘉语，加以分类，凡29目，包括：体格、名论、帝王、忠孝、节义、夙慧、科第、神仙、鬼怪、方外、宫词、闺秀、妓、题咏、考订、品评、诗赏、诗遇、诗穷、诗弹、诙谐、感慨、谶异、事逸、吊古、哀挽、梦幻、规讽、杂录等。收录较广，然缺点在不注出处，又不分人言已言，不便于辨析使用。
清代，分门类编之体的诗话汇编著作较多，主要有：马上巘《诗法火传》，吴景旭《历代诗话》，伍涵芬《说诗乐趣类编》，张宗柟《带经堂诗话》，喻端士《谐声别部》，张象魏《诗说汇》，蒋澜《艺苑名言》，张承燮《小沧浪诗话》，等等。如：吴景旭所编《历代诗话》，共十集八十卷，编排以时为序，十集依次分论《诗经》、楚辞、赋、古乐府以及汉魏六朝、唐、宋、金、元、明各朝诗人诗作，每朝一集，唯金元合集，另辟一集专论杜诗。该书每条各立标题，先引原诗或旧说，然后杂采诸书加以考订辨正，采书范围不限于诗话著作，往往能钩贯众说。伍涵芬所编《说诗乐趣类编》，荟萃历代名家诗话，以“门”为单位而类编之，有41门之多，如“体格门”以各体作法为主，“雅什门”专集有本事之诗，“警句门”汇录佳句隽联等，不一而足。张承燮所编《小沧浪诗话》，全书四卷，共分19目，分别为：诗教、性情、辨体、古诗、律诗、绝句、乐府、咏物、论古、取法、用功、商改，章法、用韵、用事、下字、辞意、指疵、发微。它将上自欧阳修《六一诗话》，下迄洪亮吉《北江诗话》等49种诗话的有关内容分目辑录。
2、据人而编之体的承传
我国古代较为成熟的第一部据人而编的诗话汇编之著是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此书多方面承传了前人诗话编纂体制，然又有创造性发展。胡仔不满意阮阅《诗话总龟》分门纂集的体制，认为那是“未知诗人之旨”，所以改为“以年代人物之先后次第纂集”，如前集卷一、二立目为国风、汉魏六朝，卷三、四为五柳先生，卷五为李谪仙，卷六至十四为杜少陵等。有些无法归入诗人名下的内容，则从事类立目。这样以时为序，以人为目，以事类作补充的办法，较之其以前的诗话汇编更为科学。胡仔此书博采诸家诗话，前集六十卷，采录诗话33种；后集四十卷，采录诗话31种。它广采“元祐以来诸公诗话”，弥补了阮阅《诗话总龟》因成书时间早而造成收书的不足。与前人不同的是，胡仔除收集别人诗话外，自己也述事和论评，本人诗话条目多达400余条,将“他评”和“己评”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之后，蔡正孙《诗林广记》亦创造性地承传了据人而编的诗话汇编体例。该书前后集各十卷，把选诗与论诗很好地结合了起来。前集选晋、唐诗人30人，后集选北宋诗人29人，共选诗和附诗671首，引诗话等资料书约170余种。这些资料附在作者和诗篇之后，蔡正孙又往往加入本人的评述，对后人了解诗人诗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据人而编的诗话汇编著作在明代主要有：俞允文《名贤诗评》，郭子章《豫章诗话》，周子文《艺薮谈宗》，等等。如：俞允文《名贤诗评》，全书二十卷，仿蔡正孙《诗林广记》体例，但收录更广。选诗上自汉高祖《大风歌》，下迄宋末，自谓“声律之变，上下千余载，可概见矣”。评语取六朝以来诸家之说，“诸贤姓氏下，各系以总评，或援据其事迹，或模拟其情趣，或形容其梗概”，“至一篇互有品题，一句各有褒贬，人不一评，评不一语，并载”。[11]书中引用资料近100种，如《诗眼》、《高斋诗话》等，今已散佚。
清代，辑录历代文献之风盛行，这进一步促进了据人而编的诗话汇编著作的产生。此时，承传这一体制的诗话汇编著作主要有：裘君弘《西江诗话》，郑方坤《全闽诗话》，陶元藻《全浙诗话》，戴璐《吴兴诗话》，蒋鸣轲《古今诗话探奇》，梁章钜《南浦诗话》、《闽川闺秀诗话》，单学傅《海虞诗话》，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初编》、《国朝诗人徵略二编》，沈善宝《名媛诗话》，杨希闵《乡诗摭谈》，施淑仪《清代闺阁诗人徵略》，雷瑨、雷瑊《闺秀诗话》，雷瑨《青楼诗话》，李家孚《合肥诗话》，等等。之中，典型的如：陶元藻《全浙诗话》，全书五十四卷，在地域诗话汇编中篇幅最大。收春秋至当朝浙江诗人1900余人，体例与《全闽诗话》相同，以人立目，人名下作小传，然后采摭有关各家诗话，全书引用著作700余种。张维屏《国朝诗人徵略初编》，全书六十卷，系汇辑当代诗人生平事迹的大型诗话汇编之作，收录道光以前诗人近千家。按人立目，每人有生平、纪事、品评、摘句等项，而以品评为最详，所辑资料，采自诗话、方志、笔记、诗集等。清人将据人而编的诗话汇编之体广泛运用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