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社会科学中的系统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科学论文,理论论文,世纪论文,系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本文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20世纪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兴起的系统思想，着重阐述了功能主义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和政治系统理论三大学派中系统思想的内涵、历史地位以及相互关系。
主题词 系统 结构 功能 社会科学
20世纪以来，系统思想的浪潮不仅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波澜迭起，蔚为壮观，而且还以不同的表现形式冲击着另一个智力活动的世界——社会科学领域，在人类学（指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以及经济学和管理学等诸多学科中发出了非同凡响之声。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就所蕴含的系统思想的内在逻辑性和外在影响力而言，地位最为显赫、理论最有典型意义的要数功能主义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和政治系统理论三大学派。应当说明的是，我们在这里仅仅是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社会科学中的系统思想，并不涉及各个学科中理论本身价值的评价问题。
一、人类学家：文化系统和功能方法
19世纪所发生的生物学革命极大地拓展了人们的认知视野，有力地促成了人们在思想方式上的重大转变。在这一科学背景下，从孔德、斯宾塞到迪尔凯姆，社会有机论及相应的功能学说不断发展，他们所倡导的生物学主义的社会理论实际上构成了社会科学中系统思想的潜在形态。进入20世纪后，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以前人的社会有机论和功能学说为借鉴，以阐释未开化社会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为己任，投身到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研究中。同在1922年，他们分别进行实地考察的成果——《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和《安达曼岛民》出版，这一历史的巧合正好成为富有系统思想意义的功能主义人类学诞生的标志。这两位彼此独立进行研究的同时代人，在人类学研究方法论方面却具有基本上重合的思想焦点，即把一切文化看作有机的统一体——系统，进而揭示各个构成元素（要素）在现实的文化系统中的相互关联，以及它们在这个系统中所发挥的特定功能。
马林诺夫斯基宣称，在功能主义人类学这一新学派看来，文化是一个组织严密的系统，而人类学则必须通过观察“人类学事实”以及每一事实在文化系统中的功能去分析文化。因此，人们应该了解的是：某一“人类学事实”在完整的文化系统中处于什么位置，在这个系统内的各个组成部分怎样彼此相关，而该系统又以何种方式与其外部的物质环境产生联系。他指出：“一切文化要素，若是我们的看法是对的，一切都是在活动着，发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指示了人类学的重要工作就在研究文化的功能。近来，在人类学中发生了一个新的学派，他们注重于制度、风俗、工具及思想的功能。这派学者深信文化历程是有一定法则的，这法则是在文化要素的功能中。这派学者认为把文化分成原子及个别研究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文化的意义就在要素间的关系中，他们亦不同意于文化丛体是偶然集合的说法。”[1]实际上，马林诺夫斯基本人就是从对某个文化元素的功能分析来寻找该文化元素与其他文化元素的内在关联性，从而力图揭示它们之间的整体统一性，以阐明文化的本质。
在拉德克利夫—布朗那里，功能主义人类学中的系统思想得到了更加周详的阐述。拉德克利夫—布朗声言，他那个时代乃是“一个批判原始文化研究的时代”。他认为，人类学对社会制度或习俗、信仰等文化现象的解释既不应像“民族学”那样构拟历史，也不应像“心理学”那样单纯围绕人的思想动机进行臆测，而必须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由此便形成他所要建立的“新人类学”。拉德克利夫—布朗关于建立新人类学的基本主张及其中所包含的系统思想可以被分析和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新人类学应该像自然科学或归纳科学那样，寻求关于文化现象的“通则”，而这种“通则的方法”在人类学中有一个具体的形式，即功能解释或功能方法。他所说的“通则”，就是普遍原理，就是一般规律。通过“通则的方法”可以证实，一个具体现象乃是一般规律的一个例证。如树上苹果落地，行星绕日运动等，都不过是物理学中万有引力定律的不同例证。与此相仿，新人类学能够告诉人们，一个文化现象究竟是怎样发生和为什么发生的，即它所依据的规律是什么，这就使新人类学完全不同于构拟历史的“民族学”。
第二，功能方法的理论前提在于，文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对于文化而言，只有当它被视为一个由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所组成的整体性系统时，才能发现某个文化元素的意义。拉德克利夫—布朗明确指出：“解释的功能方法是根据这样一种假定，即认为文化是一个整合的系统。在一个特定共同体的生活中，文化的每一个因素都扮演一特定的角色，具有一特定的功能。……功能方法的目的就是发现这些一般规律，然后根据被发现的规律，来解释任何文化的任何具体因素。”[2]在他看来，一切社会制度或习俗、信仰的存在，都是由于它们对于其所从属的那个社会整合的整个系统发挥了特定的功能，具体而言，就是建立对物质环境的外部适应和调节个人与群体之间关系的内部适应，以便有可能使社会生活达到有序化。
第三，新人类学作为拉德克利夫—布朗心目中的“比较社会学”，它旨在对完整的文化系统进行比较，而不是比较来自不同地区的各个孤立的文化元素。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乃是一个将观察与假设结合起来的归纳过程——根据观察得到的事实提出假设，回到观察中检验假设，假设或被证实，或需加以修改，或被否定而代之以一个新的假设。如此周而复始，直至假设成为具有一定程度可能性和可靠性的理论。因此，新人类学只能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而功能方法又正是实地考察的向导。
引人注目的是，拉德克利夫—布朗特别对所谓“文化原子”的观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按照“文化原子”的观点，任何文化都仅仅由一些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孤立的元素所组成，它们仿佛是一系列历史偶发事件的堆集，彼此之间丝毫不存在功能上的关联。拉德克利夫—布朗认为，正是文化具有内在关联的整体性这一系统观点构成了他的新人类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所以，他反复强调，“新人类学把任何存续的文化都看成是一个整合的统一体或系统，在这个统一体或系统中，每个元素都有与整体相联系的确定功能。”[3]
除阐述功能解释观点外，拉德克利夫—布朗还提出了结构分析的朴素思想。用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话来说，社会结构就是“在由制度即社会上已确立的行为规范或模式所规定或支配的关系中，人的不断配置组合”。[4]由于拉德克利夫—布朗开始将结构分析与功能解释结合到一起，功能主义人类学中的系统思想便初步获得了比较全面的内容。
总之，功能主义人类学不仅针对文化现象明确提出了“系统”观点，而且还以此为基础，具体论述了旨在揭示整体性文化现象本质和一般规律的功能方法，从而为系统观点赋予了具有一定现实性的方法论或工具体系意义。这充分表明，20世纪功能主义人类学中的系统思想已经超越了社会有机论中生物有机体与社会有机体之间的简单类比，消解了社会有机论及相应的功能学说中浓厚的生物学色彩，使系统思想在社会科学领域中获得了其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因此我们还可以认为，20世纪社会科学中的系统思想已经从上个世纪社会有机论及功能学说中的潜在形态发展成为功能主义人类学中显在的或现实的形态。系统思想作为功能主义人类学的灵魂，它一方面促使尚在草创时期的社会人类学或文化人类学走向成熟，另一方面又为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中其他学科方法论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维。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功能主义人类学中有关系统思想的阐述还比较笼统，尤其是对于系统方法没有能从人类学的角度作一系统的展开。这些不足为社会科学中系统思想在以后的发展留下了一个广阔空间。
二、社会学家：行动系统中的社会系统
帕森斯(T.Parsons)以现代工业社会为研究对象，对迪尔凯姆、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等人的功能学说或功能主义观点加以拓宽和深化，在社会学领域中建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进而使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系统思想或社会系统理论得到了很大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建立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理论的过程中，帕森斯不仅领悟到由社会学家帕累托(V.Pareto)最早提出的“社会系统”概念的重要价值，而且对生理学家坎农(W.B.Cannon)所构造的生命系统功能调节模型颇为欣赏。1945年，帕森斯发表了《社会学中系统理论的现状和前景》，首次提出“结构功能主义”的概念；1951年，他的专著《社会系统》出版，该书对社会系统理论作了系统的阐述。
帕森斯首先从分析社会行动系统的基本结构单元——“行动单位”出发，概括出重点探讨人类理性在社会行动系统中作用的社会行动理论，继而又在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中建构起一种比较完整的系统理论，以进一步发展其社会行动理论。在帕森斯系统思维的轨迹中，结构功能主义的观点、关于社会系统的概念和行动系统的结构功能关系理论连贯地构成了三个关键坐标点。
从整个现代系统思想发展的进程来看，帕森斯系统理论的形成和传播要早于贝塔朗菲(L.V.Bertalanffy)的一般系统论、维纳(N.Wiener)的控制论和申农(C.E.Shannon)的信息论。更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渊源于对生命系统和技术系统的研究，而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中的系统理论则始终紧紧地围绕着居于更高层次的社会系统的探索。由于这种质的差异，帕森斯的系统理论蕴涵着其别具一格的社会学方法论，即把社会学系统分析视为结构功能分析。帕森斯意识到，只有在物理学和化学中才有可能充分扩展动力学演绎体系的经验范围，而在社会学中具有这种演绎体系特性的动力学知识则是零星片断的，这样关于社会的系统理论便面临着完全丧失其优势的危险。但是，在社会学中仍然存在着保留系统理论的某些长处，同时又为动力学知识有条不紊的发展提供一个框架的可能性。“正是作为这样一种仅次于最佳的理论，结构—功能水准的理论的系统化在这里被构想和使用。”[5]
社会系统作为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研究的主题，它具体地表现为行动单位有关众多个体行动者互动格局的持续或有序变化过程的组成方式。社会系统的单元或要素是角色，而它的结构则体现为各个行动者间的相互关系。在帕森斯看来，社会系统中每一组成部分的存在都具有一定的作用或功能，即维持社会系统的整合，而整个社会系统的运行也是趋向于整合这一总目标。于是，社会系统的整合便成为帕森斯社会系统理论所力图解释的一个中心问题。
在帕森斯的系统理论中，被精心构造的行动系统是一个巨型系统，它包括以下四个子系统：行为有机体（人的生理系统），它由行动者的躯体和神经系统组成；人格系统，它由行动者的动机和取向组成；社会系统，它由多个行动者或角色之间的互动和关联组成；文化系统，它由行动者通过学习而获得的抽象东西组成，如信仰、象征、符号和价值观等。这四个子系统又分别履行以下四种类型的功能：1.适应(A)——行为有机体履行的功能，即系统能够从外部环境获取生存资源并将这种资源分配给行动系统；2.目标实现(G)——人格系统履行的功能，即系统能够调动资源以实现其按一定优先次序排列出的多个目标；3.整合(I)——社会系统履行的功能，即系统能够将其各组成部分协调结合成一个功能整体；4.模式维持(L)——文化系统履行的功能，即系统能够保持价值观等的稳定，以使行动具有连续性、一定的规范和秩序。
帕森斯极为重视系统分析中的功能问题，尤其是行动系统中AGIL这四种功能的运作，因为这些功能既是制约系统内结构与过程的重要条件，又是系统内结构与过程存续的具体结果。由此构成了帕森斯的AGIL功能分析方法，它不仅可以应用于整个行动系统，而且还可以应用于组成行动系统的子系统。实际上，行动系统中的四个子系统并非互不相干，而是紧密联系、彼此渗透的。
显然，在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中，帕森斯主要运用结构功能的观点从最一般的意义上对系统与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关系和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做了全面而又细致的分析，他用近乎哲学式的语言精辟地阐发了现代系统思想中关于系统性质的基本内涵，即系统的整体性、系统的层次性和系统的合目的性，从而创立了内容极其分化、概念高度抽象、思想完全体系化的结构功能分析形式的社会系统理论。这就表明，在功能主义人类学中刚刚获得其独立性但尚缺乏系统性的系统思想在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中达到了一个相当系统化的崭新水平。此外，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中的系统思想对发轫于科学技术领域中的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基本概念已有所借鉴，这便意味着社会科学中的系统思想与科学技术中的系统思想开始趋向汇合。
帕森斯一生中几乎没有作过任何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故他自称为一个“不可救药的理论家”。与此不同的是，曾作过他学生的默顿(R.K.Merton)则对实证研究颇为重视。早在于1935年完成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默顿就采用统计和定量分析的方法，对当时英国科学发展中与社会学有关的若干方面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经验性研究。
默顿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巨型理论(the grand theory)”框架提出了质疑，他批评帕森斯的理论雄心过大，其包罗万象的巨型理论超出了当时社会学能力的范围，甚至远远超出了社会学领域。按照默顿的看法，社会学更需要一个建立在抽象程度较低的基础上、更具有经验性和可操作性的“中程理论(the middle-range theory)”。此外，默顿还将功能分析看作“有效的或然性和思考问题的方式”，他提出“反功能”、“功能交替”以及“显型功能”和“隐型功能”等新概念，以对传统的功能主义加以修正和补充。这里需要指出的是，默顿所否定的只是帕森斯整个巨型理论体系大而无当的倾向，而并非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的精华——系统思想本身；同时，在默顿所倡导的中程理论中，系统思想仍然是他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核心。事实上，默顿所做的工作既是摆脱和突破帕森斯早产的单一社会理论模式的封闭，又是致力于使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得以精致化和特殊化。
三、政治学家：政治现象的系统分析和结构功能分析
继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中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兴起之后，政治学领域中也掀起了系统思想的浪潮。人们已经认识到，每一社会都具有其特定的经济水平、政治关系、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因而形成了政治形式多样化的格局，对此，以往的政治形式分析显然难以应付裕如。而不断丰富和发展的系统概念则使政治学家感到耳目一新，他们对在其他学科中屡有建树的系统思想加以认真的研究、消化和吸收，并在政治学领域中建立了独具匠心的系统方法，创造了政治分析的新工具，结果使政治系统理论成为政治学中负有盛名的一个学派。实际上，政治系统理论学派是对运用系统思想或系统方法从事研究的政治学家们的一个系统，它又可进一步分为两个子学派：一个是以伊思顿(D.Easton)为代表的系统分析学派，另一个则是以阿尔蒙德(G.A.Almond)为代表的结构功能分析学派。
伊思顿汲取了控制论研究的理论成果，并将其推广应用到一般的政治现象。1957年，他在《世界政治》杂志上发表《政治系统分析的途径》一文，提出系统分析理论的初步构想。1965年，他的两本专著——《政治分析的框架》和《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分别出版，由此完成了他对其政治系统分析理论的全面阐述，并确立了自己作为政治系统理论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
作为最早将系统概念应用于建构政治学理论的政治学家，伊思顿提出政治生活是有系统的行为，因而根据政治生活的互动现象便可建立含有经验意义的政治系统。这个政治系统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由与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有关的互动行为构成。政治系统处于物理的、生物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环境之中，它不仅具有确定的目标，而且还具有自我转化和适应环境的能力。
伊思顿的系统分析理论洋洋洒洒，不过其政治系统的基本特征可以由这样一个信息过程概要地刻划出来：政治系统从环境接受输入——需要和支持，这个输入进到政治系统后经转换而变成输出——决策或行动，这个输出通过反馈又进入政治系统，并对政治系统的再输出产生影响。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构成政治生活。
从实质上看，伊思顿关于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理论乃是控制论中抽象的反馈系统形式加上政治学中具体的行为分析内容，他的创造性就在于大胆引入控制论模式的系统方法论。如果说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中的系统思想中是稍许有一些控制论的概念成分，那么就整体而言，伊思顿的政治系统分析理论则完全被控制论化了。然而，尽管伊思顿试图仿效科学技术中的系统方法来进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研究，但其政治系统分析理论中并没有应用任何计量模型，也就是说，他的这种仿效是十分有限度的。
深受功能主义人类学和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影响的阿尔蒙德对伊思顿政治系统分析理论的局限性若有所悟，并试图对其加以突破。他提出了在系统方法论上似乎更为成熟的结构功能主义政治学理论。1960年，他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一书出版，这标志着结构功能主义政治学的问世。在以后的研究成果——《比较政治学：发展研究途径》(1966)和《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1978)中，阿尔蒙德分别对原先的理论体系做了重大的修改和补充。在他看来，政治系统作为比较政治学理论的主要概念，它不仅反映出政治学所用术语的变化，而且还体现了一种考察政治现象的新方法。政治系统概念可以将人们的研究视角扩展到社会内部政治活动的整个范围，因而得到广泛的运用。同时，政治系统也是一个生态学的概念，因为它突出了政治领域与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他认为，合法的强制性使政治系统显示了作为一个系统而特有的重要性和凝聚性，这是政治系统与其他系统的根本差别所在。概观阿尔蒙德的理论，其政治系统的系统性质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政治系统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的开放系统，它具有一般系统的共性。就系统的内部关系而言，当系统某个组成部分的性质发生变化时，其他所有组成部分乃至整个系统都将受到牵连或影响，这就是所谓相互依存，也就是整体性。就系统的外部关系而言，系统具有一定的边界，边界之外为系统的环境，系统与其环境间发生着相互作用。一切政治系统都在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这两种环境发生相互作用，如国内的经济、自然环境和资源、教育和技术系统，以及其种族和文化系统既受到政治系统的影响，又对政治系统施加影响。于是，政治系统通过各种方式而渗透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关于政治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具体方式，阿尔蒙德基本上接受了伊思顿系统分析理论中的输入—输出模型。
第二，政治系统的组成单元是政治角色，它们的组合或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形成一定的政治结构，以实现政治系统的目标。阿尔蒙德认为，所有的社会系统，包括政治系统，并不是由个人组成的，而是由各种角色构成的。政治系统则是由选民、立法者、行政官员和法官等角色构成的。当人们参加某种形式的政治交流或政治活动时，他们就由非政治角色转为政治角色。采用角色和结构这两个术语，而避开职位和机构这两个词，乃是为了突出参与政治的个人实际行为，强调政治机构的实际作为，这些实际行为和作为都具有可观察性。
第三，政治系统具有某种反映其心理方面的基本倾向，如态度、信仰、感情、价值观等，这便是“政治文化”。在政治系统中，政治文化是与结构和角色不同的另一个方面。角色和结构对应于政治系统所显示的外在实际行为，政治文化反映了政治系统内在的或隐含着的心理倾向。
第四，无论其专业化程度如何，一切政治结构都具有多种功能，执行这些功能的分别为系统、过程和政策这三个同时并存、相互作用的层次。需要注意的是，阿尔蒙德所言的“层次”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指事物的各个透视面，而不是相继发生的各个阶段。其中，系统层次涉及到系统的维持与适应功能，它意味着政治生活对信息交流的依赖性；过程层次指的是从输入到输出的转换，它包括所谓利益表达、利益综合、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四个方面的功能；在政策层次上所展现的则是政策的实际作为，即整体性政治系统对其他社会系统和环境的作用。此外，政策层次还涉及到反馈的作用，输入经转换形成输出，而输出通过反馈对新一轮输入发生影响。
阿尔蒙德长于比较政治学研究。由于世界上的政治系统林林总总，千差万别，甚至即使是表面上相同的结构也可能在发挥着实际上完全不同的作用和功能，要对它们进行描述和比较谈何容易。但是，运用结构功能主义形式的系统方法就可以建立一个具有共同意义的概念框架，进而去描述和比较各种政治系统及其实际行为，如它们在各个层次上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这样分析和研究不同政治系统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由于系统的不同结构可以具有相同功能，即系统的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对应并不总是唯一的，结构功能分析有时就难以确证某种功能对系统的存续是不可缺少的，因而结构功能主义形式的系统方法仍有不甚完备之处。但无论如何，阿尔蒙德的系统思想之所以值得称道，就是因为它将科学技术中新兴的系统分析与社会科学中传统的结构功能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两者兼容并蓄，相得益彰，从而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实现了一次极有意义的系统方法论的综合。
注释：
[1]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
[2][3][4] 拉德克利夫－布朗，《社会人类学方法》，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60、148页。
[5] Parsons,T.,The Social System,New York:Free Press,1951,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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