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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在短短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就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被誉为“日本经济奇迹”。然而，80年代还在高速增长的日本经济，在90年代的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就陷入了长期的萧条之中，1997、1998两年连续负增长，写下了战后日本经济史上最“黑”的一页。日本经济长期陷入萧条有各方面的因素，如产业结构不合理，国内需求不足，国际竞争力下降等原因，但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制度创新。换言之，日本现行的经济制度已不再适应日本经济发展的需要，一个僵化的经济体制是日本经济长期萧条的根本原因。
一、日本现行经济制度模式的弊端
战后，日本在“盟军”总部的直接监督下，实行了民主化改革。但是，战后确立的日本民主政体具有浓重的日本色彩，这集中反映在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这种长期一党执政的民主政体使日本政府在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及制度安排中居于主导地位。应该说，在战后初期日本国内市场体系不甚发达，市场规模有限，市场机制尚不能正常运行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是必要的，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在战后初期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过程中，日本政府制订并实施了日本特有的“倾斜生产方式”的产业结构政策。先后确立并扶持了重工业、化学工业等资本密集型产品，为国民经济提供了大量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物质条件，并推动了工业高级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客观地说，日本现行的经济制度在战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对确保日本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工业现代化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然而，制度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可能导致经济的萧条和衰退。经济总量的膨胀和经济规模的扩张及随之产生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必然会导致与原有经济制度的不和谐。日本在战后所建立的一整套经济制度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其弊端日益凸现，表现为：
1.“政府主导型”体制导致“寻租活动”十分猖獗。所谓“寻租活动”就是个人或企业通过各种途经和手段贿赂政府官员，以扩大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与真实成本之间的差额，增加自己的利润收入。由于一方面日本政界和财界的勾结相当密切，另一方面，日本是一个政府主导的社会，政府的社会职能相当多、相当强，这就为“寻租活动”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和条件。“寻租活动”不仅导致日本国内大量经济资源的耗费，经济生活中交易费用的提高，阻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而且极大地腐蚀了日本政府的各项机能，使日本政府制定的各项经济政策和战略受到严重扭曲。
2.当前日本的财政危机根源在于其僵化的财政体制。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中期，日本实行的是“匀衡财政”政策，即依靠税收的自然增长来解决不断扩大的财政需求。1965年日本发生了经济危机，税收减少出现财政赤字，迫使日本政府修正年度预算，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从此，日本就从传统的“均衡财政”转变为奉行凯恩斯主义的“赤字财政”政策，先后发行了“建设国债”和“赤字国债”。政府依靠扩大国债发行来增加财政规模，加强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刺激经济的发展。逐年剧增的国债使国家财政对国债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庞大的国债利息支出也大大削弱了国家财政的调节功能。80年代日本提出要“重建财政”，但紧缩财政与经济增长的矛盾无法解决，同时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日本政府增加新的税收的企图遭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而最终被迫放弃。在无法增税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最后还得靠发行国债解决问题。因此，日本政府的“重建财政”计划一拖再拖，无法实现。
3.金融危机背后隐藏的是长期僵化的金融体制。1996、1997年，由不良债权导致北海道拓殖银行、山一证券公司和三洋证券公司等几大日本金融机构相继破产，引发了一系列金融破产，金融危机全面爆发，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经济的衰退。从表面上看，日本金融危机是由于日本的泡沫经济崩溃之后，大量不良资产没有及时处理而引发的，但实质上是长期僵化的金融体制的必然产物。日本根据1949年《银行法》建立起金融体系后，从未进行过大规模的调整和改革。日本金融体制的特点是计划性很强。例如，日本政府通过官定利率控制金融活动，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同时还有窗口指导和指定存款制等计划性很强的金融手段。这种计划性很强的金融体制在战后日本金融市场尚不发达，资金短缺的情况下，对扶植企业发展和实现国家的经济计划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及金融国际化，这种金融体制逐渐暴露出其创新能力弱、防风险能力差的缺点。80年代日本金融体制虽进行了一定的改革，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原有体制的弊病，最终导致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4.日本企业特有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团体交涉制度等，对缓解劳资矛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为推动私人企业资本积累和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创造了条件。相对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雇佣制度而言，日本企业的雇佣制度具有雇员的劳动积极性更高、对企业更忠诚等优点。但是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等是缺乏弹性的制度，它不能适应经济周期的变化，同时它也限制了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显然它已经不适应经济知识化、信息化的时代要求。
以上分析表明，日本现行的经济制度已到了“江郎才尽”的地步，它已无法再为日本经济的发展提供有益和必要的刺激。只有进行“第三次制度创新”（前两次分别是明治维新和战后三大民主改革），才是日本走出目前困境的关键。
二、日本“第三次制度创新”的前景
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定是“理性人”，而“囚徒困境”模型对这一假定提出了质疑。（对“理性人”提了质疑的还有X非效率理论。）“囚徒困境”模型说明的是个人理性的有限性：个人的最优行动有可能导致集体的非最优结果。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该模型则表现为在市场极其复杂，参与者很多，信息不完全和欺诈、违约等行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所谓的“经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在这种有限理性支配下的个别经济活动，不可能使社会效率达到最优，这样便发生了制度供给和创新。制度的作用就在于规制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减少信息成本和不确定性，为人们提供合作的条件，保障合作的顺利进行，以避免“囚徒困境”的出现。这种制度创新的推动者主要是政府及其组织。日本政府在其前两次制度创新，即“明治维新”和战后的三大改革中都起了主导的推动作用。这两次制度创新使日本走上了富强之路，也正是在这两次制度创新中，日本政府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巩固和加强，并最终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中心。
事实上，对于现行日本经济制度的弊端，日本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已认识到，1996年桥本内阁提出了六大改革，包括经济结构改革、财政结构改革、行政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改革和教育改革，这六大改革是90年代一系列改革的延续，说明日本政府也想进行制度创新。但是，一方面日本国内充斥着短视的、心胸狭窄的利益集团，改变现行制度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制度的非中性特征），而日本国民虽然对前途缺乏信心，但安于现状，更没有前两次创新时的“后进国”意识，另一方面，日本政府更迭频繁，政局长期不稳定，无法对“第三次制度创新”予以必要和足够的重视，同时制度选择的不可逆性和制度创新的滞后性等因素都使得日本难以成功地进行所谓的“第三次远航”，这也是日本难以走出目前困境的关键。
三、对中国的启示
诺思曾说：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原因。国家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供一套有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制度。国家的这种功能——制度供给，既可能产生较好的经济效果，也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停滞。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日本是中国学习和追赶的对象，它的成功经验对中国有很好的借鉴作用，那么日本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同样值得中国深思。
启示一：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制度，它可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变化发展而永恒存在，任何制度都是短暂的。就中国来说，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无疑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而它给中国社会各个方面带来的巨大变化，用任何褒义词形容都不为过。这种创新不仅是当时的中国所需要的，也是现在的、未来的中国所需要的。
启示二：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特征在于强制性和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全，而非单纯的推行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在中央政府自上而下强制推进改革的同时，充分发挥自发性改革和基层单位的主动改革精神。中国改革要继续深入进行，不仅需要政府的倡导和推动，更需要普通老百姓的积极参与。
当然，日本长期萧条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也很多。不过，无论从日本长期萧条的制度原因来看，还是从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历程来看，最有益的结论可能莫过于两个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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