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南州极贫乡镇文化与可行性能力贫困调查研究
苏 勇 陈文林 张祥刚 夏可灿 颜 峰
（兴义民族师范学院 政治与历史学院，贵州 兴义 562400）
摘 要： 贫困是一种社会综合症，致贫原因复杂多样，归因诊断是治贫的先决条件，在对对黔西南州极贫乡镇贫困主体的“文化”和“可行性能力”调查研究基础上，指出文化和可行性能力是贫困主体致贫的根本原因，同时提出如何开展“文化和可行性能力”扶贫这一对治理贫困具有根本意义的课题。
关键词： 黔西南州；极贫乡镇，文化；可行能力；致贫归因
消除贫困、稳定实现“两不愁三保障”（不愁吃、不愁穿、基本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和住房有保障），全面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亦是中国十三亿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通往共同富裕的道路上，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征途中，贫困是无法逾越的荆棘，给人类不仅带来肉体的刺疼，而且带来精神的阵痛，犹太经典《圣哲篇言》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贫穷更糟糕的了——它是所有痛苦中最可怕的。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痛苦都放在天平的一边,天平的另一边放的贫穷,而贫穷在重量上将超过所有痛苦的总和”。贫困总是有原因的，原因多样而复杂，梳理国内外致贫归因研究成果，大致可分为：收入贫困（朗特里，1901；雷诺兹，1993）；世界银行用一天1.25 美元的绝对收入来定义贫困（World Bank,2008）；资源型贫困（世界银行，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欧共体委员会，1989年向贫困开战的共同体特别行动计划的中期报告；台湾学者江亮演，1990）、人类贫困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年人类发展报告）、能力贫困（阿马蒂亚·森，1998；维格尔,2003）、福利剥夺论（世界银行，1990/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权利贫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7/2000；李刚，周加来，2009;世界银行,2000/2001 世界发展报告;洪朝辉,2003）、贫困文化（刘易斯,1959/1961；桑志达，1997）、心理贫困（吴理财，2001；Patel and Kleinmin, 2003;Lund et.al, 2010;Blum et.al,2012;马丁·瑞沃林，2005)、社会资本贫困（帕特南，1993；洪小良，2005；Amartya Sen，1999；张爽，2007；徐伟，万广华，2011；叶普万，2005）等。此文在对黔西南州极贫乡镇贫困主体的文化和可行能力调查研究基础上，指出文化和可行性能力是贫困主体致贫的根本原因，同时提出如何开展“文化和可行性能力”这一重大课题。
在发展农业节水方面，晋城市引入了“利用就是保护”煤矿排水利用新理念，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利用煤矿废水发展农业节水灌溉的实施办法》，要求煤矿企业要支持兴建蓄水工程，收集煤矿排水，就近发展农业节水园区，简称“一矿一池一园区”工程。为促进项目的落实，各级水利部门编制了采煤排水利用规划，实行以工补农、以煤补水的优惠政策，采取各类农水、农业资金捆绑运作，分级配套实施。该项目的实施，遏制了地下水无序排放，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率和水资源利用率。
一、囿于学历教育的“文化贫困”①
以三宝乡和双江镇提供的官方数据为样本，对贫困人口数量与受教育程度分布状况进行分析（表1 所示），贫困人口受教育程度与贫困人口数量分布呈反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贫困人口越少，受教育程度越低，贫困人口越多。两镇贫困总人口为13255 人（三宝乡：4441 人，双江镇：8814 人），不含学龄前儿童，非在校初中以下学历有8296 人（三宝乡：2625 人，双江镇：5671 人），占两镇总贫困人口的62.59%。高中学历307 人（三宝乡：76 人，双江镇231 人），占两镇总贫困人口的2.32%，中职和高职皆为0，大专及以上184 人（三宝乡：42 人，双江镇：142 人），占两镇总贫困人口比例仅为1.39%。这组数据足以证明，文化贫困是长期以来导致少数民族地区贫困的根本原因。长期以来极贫乡镇或者说广大农村基础教育薄弱、发展不均衡又是导致文化贫困的直接原因之一，这已是不证自明的事实。胡格韦特认为“对于人类生活来说，外部环境仅仅是条件而非决定因素。人的生活需求和生理特性仅仅是限制行为反应范围的有机的基础，并不能决定人的行为的实际内容。实际上，行为的实际内容取决于人的文化和人的社会组织。”[1]48
表1 黔西南州极贫乡镇贫困人口文化程度分析样表（以三宝乡和双江镇为样本）
四个极贫乡镇的文化贫困亦体现在缓慢的易地搬迁扶贫中，根据表2 对四个乡镇易地搬迁任务和完成率样本分析，截止2018年7 月，四个乡镇总完成率为43.80%，四个乡镇完成率（占该镇搬迁总任务数）从慢到快依次为双江镇（16.31%）、三宝乡（44.22%）、郊纳镇（66.71%）、鲁容乡（72.94%），最快的是鲁容乡，最慢的是双江镇。
表2 黔西南州极贫乡镇易地搬迁任务完成率分析样表（百分比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之所以出现上述情况，主要原因如下：首先，对未来城镇生活缺乏安全感，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村生活靠土地，离开土地，就离开了安全的依赖。由于文化贫困无法适应城镇工业化就业岗位的要求。长期的、分散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家庭的农垦而非现代化、规模化、市场化的农垦作业方式导致他们只懂传统种田、种地、饲养牲畜等生存技能而无法匹配现代城镇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就业岗位。这一文化机制在对望谟县跨区域搬迁到义龙新区顶效镇马别村安置点实地调研中得到了印证，在对义龙新区顶效镇马别安置点走访时，当问及他们为什么不去上班？他们的回答是“不识字、不懂技术、什么都不会做，甚至有些不会讲汉语”，望谟县驻马别村安置点总指挥胡亦（望谟县政协副主席）指出“现在已经搬迁的人群与当地提供的就业岗位之间最大的矛盾就是搬迁人口中科学文化素质低下、技能培训不理想、劳动力综合素质无法与就业岗位要求匹配而导致一边是企业用工荒，问他们要人，一边是劳动力失业之间的矛盾。”
可见，在母公司和子公司是否会被牵连制裁的问题上，美国政府在立法上存在不确定性，在实践中存在较大随意性。企业从风险和内控角度看，应在公司整体商业利益和伊朗业务风险之间进行权衡，在必要情况下可选择放弃伊朗业务，如果确有需要继续维持在伊业务，也要咨询专门的制裁律师，采取最优化商业方案。
2．3 2007－2011年西城区协助北京市新生儿疾病筛查中心（以下称新筛中心）追访情况 5年中北京市新筛中心仅10%的可疑病例需要区级层面协助追访，其中PKU可疑异常4例，CH可疑异常31例，追访后复诊率分别为83．87%和50．00%。见表2。
在对四个极贫乡镇脱贫攻坚现状实地调研中发现贫困文化现象较为浓厚，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等靠要”、缺乏内生动力、“争当贫困户”、“贫困户光荣”，贫困户可以领低保、领救济，“春等救济粮、冬等送棉衣、逢年过节等油盐”。在四个乡镇中随机走访56 个非贫困户家庭，在问及如果现在把他们评为贫困户，他们是否愿意？有47 个家庭的回答“是”，比例达84%。他们认为一旦戴上贫困户这顶帽子，就有机会领低保，孩子上学有救助，总之可以直接获取一系列物质利益；第二，不配合基层干部一系列脱贫攻坚工作，干部入户，认为就是来发钱，开会、培训，要发钱，没钱就别不来，来就为领钱；第三，扶贫特惠贷款率低，中央财政转移发展资金的滞留，贷款主要用于入股，而不是用于自我事业的发展，一边缺资金、一边资金沉睡，一边缺技术、一边培训没效果，这证明了贫困根本原因不是缺资金、缺技术而是乐于等靠要、好逸恶劳、不求上进、视野狭窄、消极无为等贫困文化所致。在吃好与睡稳之间，他们更愿意睡稳，比起风险、刺激但可能带来更大财富的营利生活，更偏爱平淡、宁静的生活；第四，不愿“拨穷根、挪穷窝”拆除老宅子，排斥跨区域搬迁。房子是家的载体，是安全的港湾，安定的标志。在未来城镇生活没有彻底安居乐业充满诸多不确定的时候，要求拆除凝聚了一两代人的心血的老宅子，无论从感情还是现实安全感来说，完全是他们不能接受的，易地搬迁扶贫意在“拔穷根、挪穷窝”，但在他们心里老房子是他们最后一道安全防线，是搬到城里，以防无法生存的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同时亦是回乡走访串亲的居所。本质上也是贫困文化中的乡愁依恋。在对除晴隆县三宝乡（整乡搬迁至晴隆县连城镇“阿妹戚托”小镇）以外的三个乡镇实地调研以及实际完成率分析（截止2018年7 月）得知，在跨区域搬迁与就近县城、集镇安置之间，他们更愿意选择就近县城和集镇安置。乡愁的依恋、已经适应的社会环境、人文及交往环境给他们提供不可言说的安全感；走亲串友的便捷性让他们获得亲近感；传统民族节日的庆典、丧葬与祀文化的传承、日常生活习俗的延续都成为他们搬迁后的忧虑。比如，在义龙新区顶效镇马别安置区，望谟县麻山乡迁入的苗族丧葬文化有着相对繁琐的追悼仪式，由于在安置区没有足够的空间供其开展，成为他们一大忧虑。在表3 的数据分析中可以看出，鲁容乡搬迁至贞丰县城，完成率高达70%以上，郊纳镇和双江镇搬迁至本县县城和集镇的人数都是跨区域搬迁的2 倍。课题组在对望谟县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义龙新区顶效镇马别安置区）调研时得到同样的结果，2018年，望谟县计划完成23000 人搬迁至马别安置区，并在6 月31 日前完成，但是截止2018年7 月，实际完成才12000 余人。无论是已搬还是未搬的，他们更愿意在就近集镇和县城安置。正如阿历克斯·英格尔斯说的“许多致力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正是在经历了长久的现代化阵痛和难产后，才逐渐意识到，国民的心理和精神还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意识之中，构成了对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10]3
二、囿于“安贫乐道”人生价值观念的“贫困文化”
60年弹指一挥间，中国氮肥工业背负着光荣与梦想前行。新时代下中国氮肥工业如何应对行业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在技术水平提升、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全面发力？立足中国、植根农业的氮肥工业，路在何方？
经过以上分析，可知贫困主体在面对扶贫责任主体一系列宣传、动员不理解、看不清，“阳光工程、雨露计划”培训，听不懂，跟不上、效果差，参与培训多半是为了领补贴,满足其“等靠要”的思想欲望。究其深层次原因，还是局限于工具理性范畴的“文化贫困”。与这种“文化贫困”相适应的便是安土重迁的“贫困文化”③和贫困的“可行性能力”（阿玛蒂亚森语）。
最早提出贫困文化概念并从理论上系统阐述的是美国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刘易斯发现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活于贫民窟、犹太人居住区、违章住户聚居地等贫困环境中的人具有相类似的家庭结构、人际关系和超越国界的价值观体系。贫困主体之所以贫困和其拥有的亚文化，即“贫困文化”有关。在贫困文化中长大的人既具有绝望、依赖和自卑感，又对人生抱着宿命论式的消极态度。[5]23-28“贫困文化是现代社会中的一种亚文化现象，是指社会上多数人均处于中等以上生活水平时，仍有一部分处于贫困状态的人所形成的一套使贫困本身得以维持和繁衍的特定的文化体系”。[6]68-70“贫困主体由于长期生活于贫困之中，结果形成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行为规范、价值观念体系等，这些方面便组成贫困文化而代代相传”，[7]53-55“贫困文化就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习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8]具体表现为“长期生活在贫困状态中而逐渐形成固化的自卑、无助、缺乏安全、不求上进、视野狭窄、固守旧有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安于贫困的一种价值观念。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人生观；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不求甚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老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小农本位，重农轻商的经济观;“等、靠、要”的度日观。”[9]90-91“贫困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属于文化上层建筑、从属于贫困的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文化上层建筑；文化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具有相对独立性和不平衡性，文化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或促进或阻碍。
森认为“贫困不仅是收人低下，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必须被视为现行识别贫穷的通行标准。”[12]85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指的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俄、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还包括亚当斯密所强调的“不带羞耻地出现在公众面前(而不仅仅是所拥有的实际收入或商品组合)，参与社交活动的能力。”[13]61可行能力因此是一种自由，是实现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的实质自由（或者用日常语言说，就是实现各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自由）。”[13]62“功能性活动”（functionirigs）包括吃、穿、住、行、读书、看电视、社会参与(投票选举、在公共媒体发表言论观点、上教堂做礼拜)等等。把这些活动列成一个清单，一个人的“可行能力”，就是对于此人是可行的、列入清单的所有活动的各种组合。在这个意义上，能力就是一种自由，能过有价值的生活的实质自由。既关乎个人享有的“机会”，又涉及个人选择的“过程”。一个人能够实现的能力可以通过在可行的各种“活动”组合中，按自己的标准选择最优组合表现出来。他们有一个足够全面的清单来表现人的能力。一个人所享有的每一功能性活动的数量或水平可以由一个实数来表示，……一个人的实际成就可以由一个功能性活动向量来表示。一个人的“可行能力集”由这个人可以选择的那些可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向量组成。因此，一个人的功能性活动组合反映了此人实际达到的成就，而可行能力集则反映此人有自由实现的自由，可供这个人选择的各种相互替代的功能性活动组合。[13]P62—63
三、“可行性能力”贫困
能力贫困概念最早出现在世界银行《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将贫困定义为“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12]“可行能力”贫困概念由印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以自由看待发展》提出并做系统论述。
“安土重迁、吃好不如睡稳”的贫困文化暗示着他们“宁愿守着一亩三分田，清贫生活享清闲”，对城镇生活有着莫名的恐惧、排斥、压力、无助与自卑感；对原有的贫困生活有着强烈的宿命感，习惯了千百年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悠哉乐哉的小农经济生活，长期的习惯固化了他们目光短浅，缺乏远见、视野狭窄的思维定势、心理习惯以及“自酿糯米酒，早晚来一口；今朝有酒今早醉；今朝无酒睡瞌睡。”“东家喝酒西家醉、走到半路打瞌睡；上午喝、下午醉、晚上安心睡瞌睡。”“吃的好不如睡的好”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能把自己的贫困、人生观和价值观放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理解，面对即将到来的新的城镇文化、市场经济文化自然产生一种贫困文化的自我保护或防御机制。贫困文化本质上是产生于客观贫困经济基础的主观文化适应。“适者生存”是生物的基本生存法则。贫困主体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乃至人生观和价值观本质上都是对客观的贫困经济基础长期适应的结果。长期的贫困生活状态必然对他们的人格及心态造成根本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对贫困的麻木，对现有生活的满足，只求温饱、不求更好的生活观，“守着一亩三分田，养鸡养鸭换油盐”，极力维护现有的生活秩序不被打破，一旦有外来力量试图打破现有的宁静生活，怀着美好的愿望改造他们的生活，让他们住进城镇窗明几净的高楼大厦，享受优质的教育、医疗以及便利的交通条件，他们会反驳道“落叶归根，金窝、银窝、不如自家的老窝”，无意识中就产生排斥。听说扶贫，就认为是直接给予现金维持现有的生活状态。据此，就不难理解表3 中搬迁进度缓慢了。正如F·包尔生指出，“在极其贫困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不会具有获得和占有的欲望。他们的愿望超不出日常需要的范围，或者即使表现出了某种超出常需的愿望，这种愿望也不过是一种痴想，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意志力量。当这种状态变成了一种习惯的时候，人就会变得没有远见，满不在乎”[11]463-464，安贫乐道。与这种“安贫乐道”的贫困文化相适应的便是贫困的“可行能力”。
表1 中，学历在初中以下的62.59%的贫困人口中，文盲或半文盲占13.22%、小学占32.85%、初中占16.52%，在长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耕生活中，一日三餐、锅碗瓢盆、油盐酱醋生存斗争中，既无闲暇又无继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条件和环境氛围中，原有的初中、小学知识文化贮备在漫长的岁月中由于日常生活事务的干扰而渐渐遗忘，与此同时，由于长时间没有进行科学文化知识的补给而形成知识的“正迁移”而可能导致如今初中学历小学水平，小学学历半文盲的水平状态，进一步又对现在的学习形成知识的“负迁移”②，于是出现了当前针对贫困主体的一系列技能培训和思想政治教育唤醒项目效果不理想的结果。这也完全符合德国著名心理学家艾宾浩斯提出的遗忘理论“干扰说”——“前摄抑制和倒摄抑制”[2]，贫困主体原有的知识贮备和现在需要学习的科学技术知识形成相互干扰。扶贫责任主体搞思想教育唤醒工程、搬迁动员、知识技术培训与贫困主体不理解、听不懂、看不清、跟不上、等靠要、没兴趣、缺技术、效果不理想和贷款率低下、扶持资金沉睡与缺资金之间的矛盾。“作为文明社会的一种社会现象，所谓贫困，不能仅仅限定于由于自然环境的贫困和经济生活的穷困所导致的物质生活的贫困，而且还包括由于社区的社会人文面貌，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文化教育、道德水准、社会风气、政治文化、价值观念的落后和消沉所导致的精神生活的贫困，即文化贫困。事实上，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难以摆脱的贫困有两种，一种是经济贫困，一种是文化贫困。”[3]91-102“‘文化贫困’的着眼点，主要在于素质低下，如智力低下、科学文化知识缺乏等，它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智力状态，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范畴。”[4]51-58文化贫困具体表现为“获取、吸收知识和交流能力的贫困”。
当前四个极贫乡镇可行能力贫困总体表现为贫困主体对脱贫工程的被动适应、被动接受，要我脱贫，而不是我要脱贫的积极应对，抑或说这也是当前脱贫攻坚中普遍存在的难题。面对政府、社会各界提供的一系列的资金、技术、资源、项目不能按自己的标准做出最优组合选择，整合资源，有效行动。在缺资金、缺技术的情况下，政府、社会各界免费为贫困主体提供猪苗、鸡苗、牛种、种苗、技术培训，但是很多贫困户面对免费提供的物质资源，采取消极应对的态度，免费鸡苗、猪苗还指望有免费的饲料，本月领鸡，下月买鸡杀鸡，第三个月无鸡；年头领猪，年中买猪杀猪，年末无猪的现象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各种特惠贷款、金融扶持解决不了资金问题，技术培训解决不了技术难题。排斥易地搬迁，尤其是跨区域搬迁，对新观念、新事物的排斥，对城镇文化、城镇就业以及商业文化的不适应，这一系列的现象足以证明贫困主体不仅仅是资源匿乏，收入低下，更为根本的原因是个人可行能力不足的贫困。
从事药品稽查工作5年，主办或参与办理药品案件192件，无一件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案件—这就是黄梅，贵阳市食品药品监管局稽查局药品稽查科副主任科员，从食品药品监管工作已经11个年头。
四、结语
文化贫困、贫困文化和可行能力贫困三者之间具有“共生共荣”的辩证性。三者之间总是处于相互促进、相互抑制和相互叠加的状态。扶贫路上，经济扶贫、技术扶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的扶贫都只是脱贫，如何通过提升贫困主体的科学文化水平、改造其思想观念、培养具有现代性的人、消灭其世代传递的贫困文化才是治理贫困乃至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之策。
注释
①文化贫困，主要指于素质低下，如智力低下、科学文化知识缺乏等，它反映的是人们的一种智力状态，基本上局限于工具理性范畴，具体表现为“获取、吸收知识和交流能力的贫困”（胡鞍钢，2001）。
②知识的迁移可以分成正迁移和负迁移。凡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促进作用，则称为正迁移;凡是一种学习对另一种学习起干扰或抑制作用，则称为负迁移。
③“贫困文化是指贫困阶层所具有的一种独特生活方式，它是指长期生活在贫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为方式、习惯、习俗、心理定势、生活态度和价值观等非物质形式。”（王列生,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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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A Survey of Poverty in Culture and Feasibility Ability of Extremely Poor Towns in Southwest Guizhou
SU Yong,CHEN Wenlin,ZHANG Xianggang,XIA Kecan,YAN Feng
（School of Politics and History,Xingyi Norm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Xingyi Guizhou 562400）
Abstract: Poverty is a social syndrome.The causes of poverty are complex and diverse.Attribution diagnosis is a prerequisite for poverty eradication.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of the cultural and feasible abilities of the poverty-stricken subjects in the extremely poor townships in Southwest Guizhou,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ultural and feasible abilities are the fundamental causes of poverty-stricken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it puts forward how to carry out"cultural and feasible ability" to alleviate poverty,which is of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for poverty governance.
Key words: southwest Guizhou;extremely poor villages and towns;culture;viable ability;poverty attribution
中图分类号： D66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673（2019）02—0035—07
收稿日期： 2019—04—05
项目基金： 黔西南州2018年“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研究项目“黔西南州极贫乡镇脱贫攻坚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Qxnskkt-2018-03）。
作者简介： 苏勇（1978— ），男，贵州普安人，兴义民族师范学院政史与历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责任编辑：徐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