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1世纪中华文论的构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中华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
一、“21世纪中华文论”的定位
20世纪的中国文论构成主流话语模式的是外国文论的移植或中国化翻版！20年代和80年代是西方文论话语模式的活样板，左联时期和50年代是苏联模式的中国版。90年代，商品大潮正把自视为精英的精神贵族们迅速而无情地挤向社会的边缘；在或自觉或无奈中重新为自己做社会角色的定位——走回书斋——之后，治文论者也与知识界的主流思潮相同步，重新偏爱起深具民族传统的古典文化。新的国学热起来了。
90年代的文论主潮——精读原典，破译还原并活化为当代思想的主旋律似乎又暴露出两大弱点：一，先天不足。名流与后学们都在大肆强调：要精读原典、破译原典或者纷纷从方法论上为如何“还原”开药方。我拜读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权威们的“处方”，起初尚能求同多见异少，后来就忧心忡忡了。大家都当开药方的人，谁来做手术大夫？更何况我们专家们是如此热衷乃至迷恋“方法论”，就不怕以方法的研究取代实体的建构而喧宾夺主，避实就虚？就不怕进而形成重形式而略内容的命题中心空心化？再说他们开列的处方中有多少是来自学科化的推演或实证的研究？有多少是“天才”式的猜测或逐浪追新的发明？究其实，我们这一代文化工作者们的学养与功底，能在多大范围与何种程度上“精读”、“破译”、“还原”那些或失效衰朽或尚潜藏于名山、高阁之中的“经典”？二，后天缺失。我们向西方学步已愈百年，却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学到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综合性庞大理论体系的建构之力与英、美分析学派的解剖精微之能。试想，我们有那么多康德、黑格尔的崇奉者，却无人能创建当代中国特色的中华文论体系；我们有那么多精于译介、宣讲“新批评”的专家，怎么没有一个能运用“新批评”法则成功地剖析一部中国文学的经典？我们的百年文论，只擅长急功近利，生吞活剥西方新潮理论的表层意义和思想观念，甚至不求甚解地把“里比多”、“异质同构”、“解构”之类想当然地当做口号在文字里呐喊，视做标语在教材中贩卖！我们很少学到西哲建构理论的才略，却在“五四”新文学彻底反传统的新传统中丧失了千年古文论的生命诗学体验、现世人伦的关怀、天人和谐的追寻、诗意况味的直觉与领悟。如果说站在20世纪末的高度以世界整体的文艺理论为参照来考量20世纪中国文论，那就只能说我们依然在演习、操练别人的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着石头去过自己的“初级阶段”之河。我们不是东施效颦就是邯郸学步。
80年代的“大而无当”的文艺批评方式和偏好“乾嘉之学”的90年代考据之法都有好处，也都各有自己的偏颇。我建议确立“21世纪中华文论”这一历史性的课题来进行前瞻性研究，将研究的重心确定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实体性研究上，而不是“方法学”的争鸣；侧重富含传统又鲜活生动的体系建设，而回避80年代的一味大胆宏观立论，无视实证支持的浮泛。
二、21世纪中华文论的界域
人类的文化往往是由“时间+地域”或时间与地域中的一项来命名的，比如“古希腊文明”、“先秦诸子百家争呜”、“仰韶文化”等等。“21世纪”+“中华”可以遵循命名文化的惯例。但是我们只有“中国20世纪文学”这种史的研究，还没有“21世纪中华文论”的专门指称。这也似乎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20世纪的文艺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影响和特色。回想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不及其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实绩，可以断言：创造基于又高于启蒙。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同时代的世界文学格局中尚不算过于逊色，但中国的文艺理论就弱之又弱，几乎没有国际回声。即使新文学奠基者鲁迅，其文论的独创、深刻与新颖性，比之创造成就在世界文坛上一称量，就知道远不及欧、美、俄的泰斗们。在90年代里，我们终于找回了自己，却没有能够给自己确立在世界格局的位置。因此，我提出“21世纪中华文论”时，将格外重视中华文论在21世纪能以立足当代的中国现实，发出较强烈深沉而富有历史感的“声音”。这是我们初创建构时基于理论推演的憧憬与祝愿。
我的21世纪中华文论由相互关联的九大部分组成，各部分遵循其内质上的联系而不完全屈就那些回避实质性内容的形式逻辑之“逻辑性”。这不是无视逻辑或试图故意犯逻辑错误，恰恰相反，是力图打破线性因果律单一思维的狭隘、片面，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只能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是竭力超越重形式轻内容的逻辑学的虚功，不愿文过饰非，不想摆形式主义的花架子。
这种文论由文学遗产论、现实动因论、文化史背景论、本体论、系统层面论、目的论、创作论、效应论、价值论等九大部分统合而成。
要想建设一种新文艺理论，必须认清它所能确立的根基，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我们首先探讨21世纪中华文艺理论既成遗产——文学遗产论。我们当下所能获得的文学遗产有“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中国两千余年的古典文学传统。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传统，犹太——基督教文学传统，近现代欧洲大陆文艺体系，现当代的美英文学体系，古印度文学传统，日本文学传统是东西方混合型的，其传统不够典型。所有的这些遗产，有的文明已经中断，有的正在消亡，有的正在不停地反叛自己的传统。比较而言，适合我们借鉴的遗产主要是中国古典文论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西方欧陆文艺体系，美英文化体系。现在看来，“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起点大有问题。当时彻底否定固有文化传统，实行世所罕见的“西化”。然而，新文化领袖们在观念层次生吞活剥西方之余，并没有能够深切地理解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博爱”等范畴的文化底蕴，却肤浅地当做口号宣扬，造成民众们只求对“科学”与“民主”满足情绪化的宣泄，而忽略了对之冷静深沉的思考。主客二分，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线性思维的单一与偏狭，自以为在现代化，其实不过是西方化过程中仅仅实现了人家的近代化之启蒙。因此，“文学遗产论”首先将是“走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陷阱！”
其次，是“荡去中国古典文论迷雾，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首先需要突破文言文的语体图腾禁忌，一看到古典艰涩的古语就被吓倒，就敬而远之，这是要不得的。同时，我们治古典专业工作者们也不应当过分偏爱在当代已经难以广泛交流、口语中已经完全丧失活力的文言，或许有的专家对古代文论过甚激赏，以至于认为“把古文论的思想用现代汉语完全表达出来就足够了。”这种视古典文论的现代转型工作如此简单的设想甚不可取！不要说古典文论中汉儒的政教纲常论，白居易、韩愈、柳宗元的封建功利主义诗学为我们当代所不取，也不要说宋明理学，陆、王心学的文论思维模式和逻辑起点也不可能得到我们的认同，即使忠实地把古文论原典译成当代白话，也将失去许多古文的底蕴与魅力，其结果是象白开水一样的淡乎寡味，将丰富的能指变成肤表直白甚而简陋的所指。“诗无达诂”变为“文可简释”。记得一位著名翻译家曾经以反讽的语气为“诗歌”的定义解嘲。他说：“诗就是在翻译的过程中被过滤而丧失掉的那些东西。”古典文论现代转型中若满足于翻译，结果亦类乎此。我对破译原典中“还原”出原典“本义”的努力表示钦佩，如暨南大学饶芃子教授所主张的那样[1]。 但这“本文”或“原义”也需要有个界定的标准或尺度。事实上，我们又很难界定出这样一个明确而普遍认可的标准。即使能够定出这种标准，经过努力我们又能在何种意义的何种程度上接近或达到这一标准？古典文论家们怎样感悟、体验宇宙人生及文学艺术？他们是怎样发现或创设了那些“精鹜八极，心游万仞”、“明心见性”、“意与境浑”的精彩立论？这种基于中国古代文实践基础之上，又适合中国文学与民情的文艺思想背后的生成过程、生成方式、感思模式才是我们在“现代转型”中尤其需要倾心竭力“破译”、“还原”、“揭秘”之所在。揭秘后，如果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人文学并给予新的发展，我们吸收西方欧陆构造综合性的文论体系之优与美英分析文学细部之长，而避免欧陆体系只能盛行一时却无长久生命力之弊和美英的“见树木不见森林”式的研究，如果又能够克服西方文论那种抽象、艰涩、枯燥乏味之病，我们将重现出中国文论固有的感受贴切，含蕴丰富，精警动人，流传千古的优长。
又次，是“西方当代文论东渐：福兮？祸兮？”19世纪末20世纪中叶，传入我国的西方文论以近、现代文化为主兼及古代和当代。建国后，我们又笼罩在苏联文论模式之中。80年代，我们如饥似渴地速成演进西方20世纪文论各思潮，余绪延及1993～1994年后现代主义在把西方的一切文化传统都夷为废墟之后，又到中国轻易、短暂而毫无根基地客串了一回。然后是在西方也处于发展中而不够成熟的后殖民主义文学、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新女权主义批评……再没有什么花样可以引进了！我们在短暂的惊奇、激动与狂躁后，似乎学到很多。例如，柏格森的“心理时空”、尼采的“诗化哲学”、鲁道夫·阿恩海姆完形心理学以视知觉为重点的实验心理学美学之“异质同构”、精神分析学派的潜意识层次理论与“弑父娶母”情结、原形人物学派的“集体无意识”、韦勒克们的“新批评”文本研究、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视点”和“零度写作”。近年来，似乎言西学必称拉康、福科、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静心思之，我们终于不再迷信大鼻子老外们的喋喋不休。他们发现了自身传统的致命弱点才一而再地反叛传统，结果是一而再地发现新视野又走向新极端，到最后也不能克服他们从远古至今的思维定势：天人对立，主客二分，非此即彼，不打倒传统就不能发展。西方智者一方面绝对不肯放弃自己处于世界文化话语中心的地位，一方面又想借东方尤其是中华古典文化这剂药方来救治他们自身，以图西方文化在21世纪继续处于世界文化中心强势地位。然而东西方文明差异甚巨，出发点与归宿也迥然不同。中华古代文学思想为西人吹去了清新的东风，却不可能成为西方文学的医病良方。同理，西方文论家依凭一鳞半爪的汉学功底和望文生义的知解力，不可能为我们解答“中华21世纪文论”的方程。我们急急忙忙穿了那么多的洋装，几乎没有哪一件合乎我们的体型。即使是“20世纪西方语言学转向”把主客体对立的传统哲学弃置一旁，代之以“语言——世界”的中心命题，我们除了得到新的启发与感悟，也确乎更加明确西方不能为世界，更不能为我们找到未来的方向。
构想的第二部分是“现实动因论”。虽然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经济日益强大的总趋势不会改变，国家、民族意识愈加强烈，对世界的关注与影响也越来越重，我们对人类未来的使命感也渐渐增强。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说：“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为促进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作出不懈的努力”[2]。中国对人类的未来将做出更大的贡献。 尽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在一百多年前指出过艺术的发展在特定阶段与物质生产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但是综合国力的强大是文学艺术繁荣的最终决定力量。
构想的第三部分是“文化史背景论”。这一部分分两方面来讨论。“在东方文明的复兴”里着重阐明“东方文明”内涵、范围、特质及典型形态。华夏文明是东方文明最具有代表性、最典型的。华夏文明归根结底是一种以生命学科为核心的生命文化。在“华夏——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里，指出华夏精神的特质是注重族类的繁衍长存，对异域文化有较强的同化力，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世界上惟一历五千年之外而不曾中断的文明。华夏精神的构成是较丰富复杂的， 举其要者有：（1）强烈的历史使命和群体性的人的理想。（2）道德为立世之本， 执着地完善自我，完善社会。孔子以“仁”为本，“仁”由恭、宽、信、惠、敏五种道德规范来构成。孟子更强调“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3）以辩证的思维，相对的立场看待事物， 提高人类主体的认知能力。（4）主张“和为贵”“致中庸”， 但并不因为强调事物的共同性而抹杀个体差异性，因而又能坚持“和而不同”。（5）由于历史悠久、文化的构成繁富，使华夏民族擅长“会通”诸学，不论“华夷”、遑论“中外”、在“兼容并包”中不断使民族生命力得以更新或增强。季羡林、陈来等指出“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3]“亚洲太平洋时代”[4]。也许这种提法容易引起是是非非。但是日益成为经济、政治、 文化、科技大国的中国在21世纪的人类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将是无庸置疑的。美国人早在1986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中就指出：“中国的强大只是个时间问题，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
第四部分是“本体论”，也分为两方面来论述。在21世纪中华文论的支撑点里，我们从以生命学科为核心的生命文化形态中推出有中国民族特色与历史魅力的“生命文艺学”的思想。它以生命体验——生命灵魂为基础，以意象——情思为核心，以心象——体验、意象——情思、传达、接受四个系统为体系建构生命体验文艺学。文学是显现人类生命体验探求进程的情智化的创造活动，是展示理想化的以感性形态为主的精神世界的语言创造艺术。它的最高价值是人类最美妙的境界和最高理想。关于这一内容可参见拙文《生命体验诗学论纲》[5]。“21 世纪中华文论的理论特质”里，我们着重批判西方的所谓纯“科学主义”的片面性、极端化和形式主义教条。正如当代世界理论物理学奇才、曾任剑桥大学卢卡逊数学教授教席的史蒂芬·霍金所言：“一旦我们找到了完整的统一理论，我们就能预言人们将做什么。然而，人类头脑也要服从不确定性原理……我们不能预言人类行为的真正原因只是它过于困难。我们已经知悉制约头脑活动的基础物理定律，而且它们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在解方程时只要有稍微多的粒子参与就会解不出。人类头脑大约包含10[26]也就是100 亿亿粒子……初始态的一个小改变就会对后续行为造成非常大的差别。这样，虽然我们知道制约头脑的基本方程，我们根本不可能利用它们来预言人类的行为”[6]。 这里的“我们”是霍金站在科学的立场上说话，“我们”代指“科学”而非霍金们。因此，我们人类不能太迷信“科学”，因为它不是万能；同理，人类也不能太耽爱艺术，因为缪斯也不是上帝。所幸，国人善会通，我们把科学和艺术结合在一起，虽然不能成为“上帝”，却可以更接近“上帝”。记得洁泯在80年代中期曾提出，未来的文学是诗和数学的结合。如果说诗代表“艺术”，数学代表“科技”的话，这将是不争的事实：艺术+科技＝生命诗学的双重变奏。
第五部分是“21世纪中华文论的视域融合范围”。对此，我们将分为五个层面来依次展开：（1）传统、现代、 当代嬗递中的新生与有机融合；（2）历史与现实的有机融合；（3）中华主体民族文论与少数民族文论的有机融合；（4）中国内地文论与海外华文文论的有机融合； （5）中国内地各地域文学、文论流派的有机融合。由此可见，21 世纪的中华文华文论将是一个极其庞大的立体交错、多维变动的巨系统。需要整整数代人无数的努力始可臻于完成。
第六部分是“目的论”，探讨“21世纪中华文论的历史使命”。我们要无愧于东方文化与东方文论的代表这一殊荣，在21世纪的世界文论论坛上发出我们的强音，重现文学盛唐气象，再塑时代的《文心雕龙》！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人类有史以来最深刻的改革、规模最大的试验、时间跨度最长的社会转型。时势必将创造英雄，如此激荡寰宇的变革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治文论者当顶得住这一巨大的冲击与挑战，肩负起历史的使命，也应当感谢历史因缘际会的厚爱，会当凌绝顶，并创造出伟大的21世纪的中华文论。
第七部分“创作论”，“21世纪华文创作是否有前途？！”这个命题要分三个层次来说明：（1）世界文学创作的前景如何；（2）华文创作的未来趋向；（3）中华文论的前途。现代经济科技竞争激烈， 社会生活的节奏加快。有人预言，文学将越来越没有市场，诗歌将消亡，长篇小说将成为文学恐龙进图书馆收藏，等等。我们当然不能对文学和读者抱有过高殷殷厚望，80年代初，一篇短篇小说获奖就可以使一位作者一夜成名、家喻户晓。那种局面恐怕很难再现了。文学艺术似乎退居社会的边缘。但是，我们仍然看到文学经典名著、精品艺术畅销不衰的现象，文艺与高新技术结合产生了激光音响，LTV、KTV、MTV、VCD、 DVD、家庭影院进入平常家庭。可见不是文艺没有市场，而是文艺要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而发展。笔者曾出访过东南亚，从世界华文界几次创作与批评的交流中，我们同仁达成一项共识，21世纪的文学中微篇小说、科幻小说和散文这几种文体将成为各类文体创作中的主潮。届时，中华文艺思想也必将传播更广、影响更大。
第八部分是“效应论”。“21世纪中华文论与华文创作的对位式互动效应”。20世纪的中国文学命中注定是启蒙、过渡、探索和试验的文学，这与同时期的整个西方文学有着相关联的近似同步效应。21世纪是西方人在后现代之后重新复归传统的时候，也是中国文人们在古典传统、五四新传统和西方传统三维立体坐标再加上“21世纪”时间维度中寻找到新的基点，发扬传统而又超越传统的时代了。从各国文学发展历史来看，往往是先有了文艺创作的繁荣，然后才能迎来整理了创作成果的文艺理论高峰。我们演习完了西方，也曾把五四传统一再发扬，现在又执着地弘扬国学。有了比较全面、扎实的文化功底后，随着激剧动荡不定的初级阶段过渡到平稳发展的中级阶段，我们将在21世纪的中期迎来文艺创作的繁荣，在21世纪的晚期召唤到中华文艺理论的辉煌。
构想的第九部分是“价值论”，分三章进行综合性论述。第一章中华文学与中华文论向世界传播和对世界的影响。”第一章分三节内容做出分析：（1）20世纪以前中华文论的传播与影响；（2）20世纪中华文论在世界论坛失去了自己声音而噤若寒蝉；（3）21 世纪中华文论的巨大潜能。第二章是“中华文论在世界文论史上的地位”。这个论题极少有人专篇、专章论述。我们先概括指出中国古典文论的辉煌，尤其是《文心雕龙》、《沧浪诗话》在世界文论史上应当具有的崇高地位。然后，论析21世纪中华文论在什么问题、方法、思维方式、体系、促进创作与国际文化交流上有可能获得较高地位之可能性与实现的条件。美籍华人哲学家成中英说：“中国哲学甚至可以为当前世界文化的发展提供一个崭新的方向”[7]。我以为中华文论亦当如此。 刚刚出版的高校文艺理论教材《文学引论》[8]就是我们建构新体系而又充分尊重、 吸收既往成果的一种新的努力。由严密、完备的逻辑体系取代大拼盘式的随意填塞，把表现与再现体系融于一炉，将东方诗学与西方诗艺有机交汇，在中西合璧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突出地体现中国传统文论中有生命力的精华，力求展示出中国文论的风采。我们愿意在这不断构想，不断建设的过程中从如下四个方面继续探索：（1）站在当代的高度， 立足21世纪文论建设的需要和中国的特殊人文背景，重新破译中国古代文化。做好古典文论在当代的转型与活化。我们希望对现代汉语本身也要做一定的改造。现代汉语取代文言文是历史性胜利，但它也失去了古典语言的许多传达功能。而在逻辑性、分析性方面，现代汉语与英语相比，的确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未来文论应该是从当代生活的鲜活口语中发展完善的新理论。要避免古文论的僵硬和西方文论的经院式的、学究化的贵族气。（2）对西方文论重新进行价值定位。（3）要破除对“五四文化巨人”们迷信与崇拜心理，多看清他们的悲哀及其在整个历史长河中可悲的历史地位。（4 ）未来的中华文论应该重铸中华民族思想的立足点，从天人关系、生命本体、人伦价值、有对论辩、因革互动、雅俗互补、中成极反等角度来立论和建构。唯物与唯心二分不符合中国文化思想实际，甚至也不能是全部西方思想划界的标尺。而且当代系统思维的模型已经大大超越黑格尔“正—反—合”螺旋思维模式的框架。钱学森在《人体科学是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的一个大部门》一文中祝贺我国人体科学的进展时指出：“这样搞下去，我们认为一定会导致一场新的科学革命，这场新的科学革命必然会引起一场可以改变世界的技术革命”[9]。这场革命会改变人类现有的科学、技术、思想观念， 产生全新的哲学观、科学观、文化观。因此，我们极有必要摆脱西方哲学思维的束缚。创建出与21世纪强大国力相媲美的伟大的文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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