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产业发展与上游地区资源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长江论文,产业发展论文,资源开发论文,地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纽带，以沿江大中城市和产业群落为依托的一条横贯东西、连接南北的综合经济带。长江经济带因其拥有通江达海的区位优势和农业发达、工业基础雄厚、技术水平较高的经济优势，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的重点区域。长江经济带上的经济资源特别是上游地区富饶的能源、矿产资源开发与下游地区产业优势的协调互补，是宏观经济合理布局的一个带关键性的问题。本文拟对长江经济带的产业阵容、结构差异以及加速上游地区资源开发与整个流域产业发展的关系作一初步探讨。
一、富饶的流域经济孕育了发达的产业群落
流域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史证明了的最古老、最富活力的区域经济。它培植了具有特色的产业，同时也孕育了作为载体的城市。美国的密西西比河和五大湖区域、德国的莱茵河流域、英国的泰晤士河流域、法国的塞纳河流域以及俄罗斯的伏尔加河流域，都是这些国家产业最集中、城市最发达的地区，体现了区位优势、自然资源和产业发展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
长江干流绵延3000多公里，长江流域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七省二市，国土面积147.534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5.4%；1995年末人口4.6638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38.5%；1995年GDP22472.42亿元，占全国GDP的38.6 %； 人均GDP为4819元，略高于全国人均水平。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 是一个以长江水系为纽带的带状经济区域。国家的规划目标就是要形成一条综合型经济带。因而长江经济带，按其自然地理特点和经济内在联系，具有明显的流域特色。又因为长江干流串连着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内陆淡水湖泊，形成星罗棋布的水网地域，因而我国长江流域又兼有美国密西西比河流域和五大湖区域的双重特色。
如果把目光转向长江经济带内部，我们又看到，由于长江干流跨越了我国自然地貌上西高东低的山岳、丘陵、平原地区和经济发展水平上东高西低的东中西三大地带，因而在资源分布上呈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上又呈现出巨大的不平衡性。这里有水能、矿产、森林、土地资源丰饶的长江上游、中游地区，也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但人力、技术、资金、信息资源丰厚的下游地区；有产业密集、技术先进、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相当高的以上海、南京为极核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也有经济技术发展相对落后的内陆省区。正是这种丰富性和差异性，使长江经济带上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阵容和上、中、下游各省市间各有差别的产业格局。
表1 1994 年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三次产业和五大物质生产部门结构表
GDP 人均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亿元) GDP
(元) 农业工业 建筑业
上海 1971.92 152042.5
2.5
58.0 54.2 3.8
江苏 4057.39
5785
16.6 16.6
53.9 49.3 4.6
浙江 2666.86
6149
16.6 16.6
52.1 46.4 5.7
安徽 1488.47
2521
22.6 22.6
50.0 45.7 4.3
江西
948.16
2376
33.1 33.1
35.7 28.4 7.3
湖北 1878.65
3341
26.7 26.7
43.2 39.0 4.2
湖南 1694.42
2701
31.4 31.4
36.5 31.0 5.5
(含原重庆市) 2777.88
2516
28.4 28.4
42.0 34.2 7.8
本区合计 17483.75
3748
20.8 20.8
48.0 42.7 5.3
全国 46622.3
3904
20.3 20.3
48.0 41.5 6.5
本区占全国
比重(%)37.5 - 38.5 38.5
37.5 38.6 30.8
第三产业
运输业 商业
上海 39.5
7.510.5
江苏 29.5
4.6 9.6
浙江 31.3
5.512.6
安徽 27.4
5.2 8.1
江西 31.2
5.9 6.1
湖北 30.1
4.7 9.3
湖南 32.1
5.9 9.9
(含原重庆市) 29.6
3.9 8.5
本区合计 34.6
5.2 9.7
全国 31.7
5.8 8.7
本区占全国
比重(%)
40.9 34.041.4
资料来源：根据1996年《中国统计年鉴》42、44页有关数据计算所得。
统计资料表明，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近20年的发展，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宏观经济布局已经展开，三次产业和五大物质生产部门及其构成正向着合理化、高度化目标演进。人均GDP 上海达到15204元，是全国人均数的3.89倍，浙江6149元，江苏5785元，也大大高于全国水平。上海、浙江、江苏三次产业的比例是：2.5 ∶58∶39.5；16.6∶52.1∶31.3；16.6∶53.9∶29.5。第二产业在5 %以上，第三产业江苏、浙江达30%，上海已近40%，工业化、城市化水平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区内四川（含原重庆市）GDP总量不低， 但人均倒数第二，三次产业之比为28.4∶42∶29.6，可见工业和服务业也有很大发展。由于农业资源和能源、矿产资源丰富，加之三线建设的大量投入，四川和重庆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和军事工业已有一定基础。
长江沿江各省市依托各自拥有的农业资源、能源、矿产资源和技术、人才、资金优势，形成了宏大的产业阵容和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大农业居全国首位，九省市粮棉油产量占全国40%。在丰富的农业资源基础上发展起食品、饮料、纺织、服装和烟草工业；依托能源、矿产资源发展起黑色金属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工业，其中钢铁工业最具优势，宝钢、武钢、攀钢装备条件好，技术水平高，是我国钢铁工业精华所在。金属、非金属加工工业中的普通机械、电气机械、交通机械制造，石油、煤炭、天然气加工，化学原料，化学制品、塑料制品以及电子、通讯设备制造等支柱产业实力强大。拥有上海大众、江南造船、金陵石化、扬子石化、金山石化、南昌江铃、武汉神龙、重庆嘉陵、四川长虹等一批实力较强、技术先进、管理上乘的企业。在一些中心城市，一批高新技术产业如生物工程、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激光技术、新材料等正悄然崛起。长江经济带正以其雄厚的工农业基础和综合经济实力，在我国跨世纪发展战略中发挥着前进基地的作用。
二、沿江地区各省市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严重错位
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任何区域内部都是异质的，不同经济区域间总是存在明显的差异性，区域内静态的差异只有通过动态的非平衡发展和互补协调发展，才能逐步缩小差别实现相对的平衡。长江沿江地区客观上存在着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上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一方面表现为沿江各省市在资源结构和产业结构上各有差别。这是一种自然的、合理的现象，也是各地区互补合作、协调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则表现为上、下游各省区间资源优势和产业优势的不对称性：拥有资源优势的上游地区未形成优势产业；而拥有优势加工业的下游地区又因缺乏优势资源的有力支撑而后劲不足。这种情况在经济上是很不合理的，它构成了经济发展上产业结构与地区结构的双重结构性矛盾，成为国家宏观经济布局和区域经济发展中必须着力解决的全局性问题。
长江沿江地区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错位的情况，从两组数据中可以得到说明。
一是沿江各省市自然资源总量和人均指数。
表2长江沿江地区主要省市资源指数
各省市资源指数占全国%
累加值
水资源
能源
矿产
可利用
耕地和
土地 气候
安徽 2.803.09
4.492.975.44
18.79
重庆市)
11.36
1.14
13.03
8.159.41
43.09
江西
5.27
0.163.75
2.154.37
16.06
湖南
5.88
0.394.25
3.237.11
20.86
湖北
3.64
0.09 8.4
2.816.07
21.01
江苏
1.22
0.510.97
1.508.62
12.82
浙江
3.38
0.020.19
1.584.519.68
上海
0.08
0.000.03
0.110.740.97
各省市人均资源指数
(全国平均为100) 人均占有
量指数
水资源 能源 矿产 可利用 耕地和
及排序
土地气候
安徽 60.9
62.4 93.3
43.2
100.075.5
重庆市)
117.6 11.8 134.8 84.295.962.4
江西 163.9
5.1 116.8 77.9
131.654.6
湖南 112.2 26.4
81.2 62.1
131.850.7
湖北 78.0
71.9 177.8 61.1
128.341.6
江苏 20.88.8
16.2 25.6
140.726.0
浙江 89.60.54.9 10.0
117.226.0
上海
6.00.02.2
9.563.110.4
资料来源：国务院发展研究室《国民经济的成长阶段的区域问题》，载《管理世界》，1980（4）。
资料表明，按沿江各省市拥有的资源、能源、矿产，可利用土地、耕地和气候占全国比重的累加值，近似地表示各地区的自然资源禀赋状况，所得出的排序是：四川、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上海。其中四川明显高于其它省市，湖南、湖北次之。人均拥有资源综合指数，安徽第一，以下依次为四川、江西、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上海。可见，无论从总量和人均拥有量看，长江经济带自然资源禀赋，大体都呈西高东低的走势。上游地区的四川、重庆，在水能、矿产、土地、气候方面均拥有绝对优势。水能资源理论蕴藏量1.68亿千瓦，居全国第一位，约占全国总量的1／4，技术可开发量超过1.10亿千瓦，可建设装机容量百万千瓦以上的电站10余个，年发电量可达5000亿千瓦小时。矿产资源已发现矿物132种，探明储量矿物94种，其中46 种保有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钒钛磁铁矿为我国第二大矿，稀有金属、贵金属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占有重要地位。且矿产资源分布集中，与水能资源匹配良好，人谓“两源富集，匹配天成”。问题在于开发程度低，还未形成支撑整个经济带进一步发展的优势产业。
二是沿江各省市物质生产能力比较。
物质生产能力包括工农业总体生产能力、工业生产能力、轻工业和重工业生产能力等几个方面。为统计方便，以工农业产值表示各地区工农业总体生产能力，以工业总产值表示工业生产能力，以轻重工业产值分别表示轻工业和重工业生产能力，通常采用各区域人均生产能力判别其物质生产能力的大小。于是可以得出沿江各省市的物质生产能力差异如下表所示。
表3各省市物质生产能力差异比较单位：元／人
总体生产能力 工业生产能力 轻工业生产能力
上海 12723.3
12213.2 6335.8
江苏
4942.54084.7 2234.4
浙江
4244.93437.1 2239.7
安徽
1834.91181.2 613.0
江西
1787.71117.6 498.2
湖南
1811.51163.0 516.6
湖北
2593.11853.6 876.6
(含重庆市) 1721.51132.0 524.1
重工业生产能力
上海 5877.3
江苏 1850.3
浙江 1197.5
安徽 568.2
江西 619.4
湖南 646.4
湖北 977.0
(含重庆市)607.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58、81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91。
资料表明，拥有优势水能、矿产和农业资源的长江中、上游地区，特别是上游地区的四川（含重庆）总体生产能力，远远低于自然资源相对贫乏的下游上海、江苏、浙江地区。上海、江苏、浙江人均拥有的工农业总产值分别为四川（含重庆）的7.2、2.9、2.5倍。 其中人均拥有的工业总产值分别为四川（含重庆）的10.8、3.6、3.0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消耗大量煤炭、电力、石油和矿物原料的重工业，如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工业、重型机械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业等，在下游省市的工业结构中占有很大比重。上游的四川、重庆，重工业比重虽大，但不少企业设备老化、技术落后、产品单一、经营困难。人均拥有的重工业生产能力更是微弱。统计资料显示，上海、江苏、浙江人均重工业产值分别为四川、重庆的9.7、3.0、1.97倍。“重工业过重”，原本是长江经济带各省市产业发展中共同存在的问题，近年来也强调结构调整，但进展不大。 下游省市重工业比重呈现上升态势。 根据1990年和1995年两个年度的统计资料，重工业与轻工业的比重，上海上升了6%，江苏上升了4.2%，浙江上升了2.6%。到现在， 不顾客观条件和宏观效益，自我封闭，重复建设的问题依然存在。下游地区在煤炭供应严重不足、大气环境容量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有的地方仍在规划和筹建大型火电站，有的地方正自筹资金发展小火电。原油短缺，现有大型炼油装置开工率不足70%，有的地方还在多方筹资争上炼油项目。因而，沿江地区产业优势和资源优势严重错位，产业发展与资源开发相互脱节的问题，不仅是历史的陈迹，而且是现实经济运行中的一个突出矛盾。无论从国家宏观经济布局还是从区域经济持续协调发展的意义上讲，都应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三、沿江地区互补协调发展与加速上游地区资源开发
我国的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经过长期的探索和调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已经走向成熟。“七五”和“八五”前期，在承认区域间不平衡的基础上，把发展重点移向东部沿海地区，实施了投资上的地区倾斜和政策上的优惠待遇。这一政策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也出现了不容忽视的问题。从宏观上看，东部经济急速发展同中西部经济滞后并存，加工工业超常规膨胀同能源、原材料、交通、通讯等基础工业与基础设施缓慢增长并存，农业严重落后，这些都制约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区域关系看，中西部地区同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明显地拉大。这对于区际关系协调，以至民族团结、社会安定都是不利的。针对这种情势，邓小平同志1988年12月及时提出，东西部差距不能再扩大了。1992年1月， 南方讲话更进一步指出：“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根据邓小平理论和我国的实践，国家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并且把两者统一起来，实施产业倾斜与地区倾斜相结合的原则。在“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中央建议和国家发展纲要中，明确规定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方针，规划了以长江三角洲及沿江地区为首的七大经济区域的开发建设方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再次强调要“促进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要求东部地区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中西部地区“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因此，长江沿江地区应实施互补式协调发展的方针，在大力推进下游地区产业升级的同时，加快上游地区的资源开发，尽快形成优势产业。这既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也符合国家的区域政策，对宏观经济布局合理化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都是十分有利的。
国家要加大对长江上游地区开发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资源开发项目，逐步实行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鼓励国内外投资者到西部地区投资。项目和资金的支持是国家加大对这一地区支持力度的重要体现。大型能源、矿产资源、稀有金属、贵金属等战略资源均属国家重要财产，其开发利用服务于全国经济建设，具有全局意义。因而优先安排上游地区的能源、矿产资源开发和水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在资金投入上给予支持，是国家的责任所在和利益所在。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周期长、见效慢，仅靠地方投资和企业积累是难以承受的，全靠国家财政支持也是不现实的。因而通过国家政策倾斜，加快金融体制改革，促进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发育，就成为加快开发建设的关键条件。从长江经济带的金融市场看，货币市场开放较早，时起时落，不很规范。资本市场开放较晚，发展迅速，基础不牢。沿江地区综合开发，尤其是加快上游地区资源开发，要走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相结合、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路子，促进成、渝金融中心的发展和金融网络的形成，为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拓宽“瓶颈”。
长江沿江各地区应遵照“统筹规划、因地制宜、发挥优势、分工合作、协调发展”的原则，积极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上、中、下游各地区的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建立长江经济带互补协调的产业体系和区域市场。沿江各地区应当从整体上支持以上海和南京为极核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加快金融、贸易、信息等第三产业和高技术产业、机电一体化、通讯设备、精细化工等新兴产业以及汽车、石化、钢铁等重化工业的发展，推动部分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途的传统产业向中、上游地区转移，实现产业高度化和区域现代化。同时也要大力支持以重庆和成都为极核的长江上游地区、三峡库区的开发建设。长江上游地区应当以能源、矿产资源和农业资源为依托，以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和三线工业的军转民为契机，加快水电、冶金、机械、化工、食品、轻纺等工业的发展，加快攀钢的扩建、二滩电站的滚动发展、川南化工基地建设，特别是三峡库区产业带的形成。依靠制度创新和技术超越，大力发展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价值的电子通讯、生物医药、新型材料以及第三产业，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优势产业，促进区域经济繁荣。长江沿江各地区应在统筹规划、发挥优势基础上，努力寻求下游深度加工与上游资源开发的产业合作、联合的具体途径和实现形式。在当前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抓大放小、组建大型企业集团的改革中，应当把发展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型企业集团与培育长江经济带跨省市的支柱产业和大型制造中心结合起来。鼓励下游地区的加工制造企业根据市场需要和生产流程的内在联系，到上游地区进行基础性、前瞻性的资源开发投入。大力倡导类似中国长江经济联合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联合形式和沿江九省市的省市长联席会议之类的高层对话和协调制度。上游地区要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走“以开放促开发，以开发促发展”的路子，为加快资源开发和区域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要作好资源开发的规划工作和项目准备，提高资源开发的综合效益，积极探索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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