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学的创立、再造与转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高等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高等教育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高等教育从荒废边缘发展成为今日的令人瞩目的世界高等教育大国地位。在这一发展过程中，一直有高等教育理论探索相伴随。在一定意义上，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轨迹也折射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回顾30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高等教育学经历了学科初创、学科价值认证、学科再造和学科转向四个阶段，研究重心也经历了创建理论体系——追求实践价值——接纳多学科视野——转向实践主体需要的发展过程。这一发展过程表明高等教育理论探索始终围绕着解答高等教育实践提出的重大命题进行，并以此作为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内驱力。这不仅展现出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实践之间存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互动逻辑，同时也反映出高等教育学科具有独特的实践气质。客观地揭示高等教育学发展历程，特别是高等教育理论与高等教育实践之间的互动逻辑关系，对于完善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和推动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学科初创：寻找强有力的理论支撑点
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人们普遍预感到高等教育的春天即将来临。在经过“文革”十年动乱之后，高等教育正面临着百废待兴的局面。人们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过程中深深地感受到：必须运用科学的理论来指导高等教育发展，避免高等教育再次出现大起大落的状况，高等教育再也经不起大折腾了！这已经成为高等教育界的一致声音，并在许多社会有识之士中形成了共鸣。于是，刘佛年、朱九思、刘道玉、潘懋元、余立等一批大学校长和主管领导开始倡议建立高等教育学科。①人们直觉地认识到：高等教育有自己的规律，高等教育发展必须避免行政的过分干预，必须正确地处理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内外部关系，努力使高等教育发展按照科学规律进行。为此就必须建立一个能揭示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学科——高等教育学。②在此背景下，当务之急是组织开展高等教育学术研究，为学科建设进行学术积累，因此必须成立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正值此时，厦门大学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专门研究高等教育的机构，后经教育部批准成立高等教育研究所，潘懋元先生就是这一机构的创始人。③
如何来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呢？最初的创建者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首先要建立高等教育的研究机构，出版高等教育学专著，培养高等教育专业人才以及成立高等教育学术联系组织。其中高等教育学专著出版是最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因为它才能真正反映该学科的积累程度，反映出是否具备成为一个学科的基本条件。当时高等教育学的撰写思路一般被认为遵循这样一个公式：高等教育学＝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实践。这个公式的含义是高等教育学属于教育学的下位学科，它遵循教育学的基本原理，但需要与高等教育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公式也是第一本高等教育学乃至许多高等教育学编写的基本思路。
这一建设思路也引起了一批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激烈讨论：从教育学原理演绎出高等教育学的路线是不是最佳的路线？它究竟是建立一个理论体系还是一个经验体系或工作体系？在经过讨论后大家认为：从这一思路出发的高等教育学建设能够反映高等教育的工作需要，但这一个体系还只是一个工作体系或经验体系，尚不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④科学的理论体系应该是建立一个完善的概念体系，该体系是从高等教育活动的最基本范畴探讨开始，即从寻找高等教育学的逻辑起点开始。而这是高等教育学未来努力的目标。可以看出，无论是工作体系还是理论体系，都具有强烈的“体系范式”⑤色彩，都希望高等教育学体系能够囊括和解释高等教育活动的所有现象，从而能够为高等教育活动提供全面的指导。
因此在学科初创阶段，高等教育研究就确立了以建立真正的高等教育理论体系作为自己奋斗目标。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概念体系呢？因为大家将此作为严格的科学地位的象征，代表学科的成熟程度。一个完善的概念体系指从高等教育学的最基本概念出发能够演绎出涉及高等教育活动的所有概念，而且这一演绎过程是与高等教育发展历史相对应的，即所谓历史的与逻辑的对应，这不仅是黑格尔思辨逻辑的基础，⑥而且也是马克思的《资本论》撰写的逻辑基础。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如何确立高等教育学的最基本概念。这个概念不可能想当然地确定，而必须给予历史的和逻辑的证明。现实中每位高等教育研究者都倾向于把自己最为偏爱的概念作为高等教育学的最基本概念，但这很难获得历史的和逻辑的证明，因为他们都难以克服个体经验的局限。从根本上说，这个局限是不可克服的。因为只有站在完全的哲学角度才能较好地完成这一使命，而作为局内人就很难超越自己的立场。从另一个角度说，进行高等教育研究必须跳出教育自身的局限，必须把高等教育与教育外事物进行比较，如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进行比较，这样才能发现高等教育的恒常性，进而得出它的最基本范畴。显然这是对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巨大挑战。
在关于高等教育学概念体系建设中，华东师范大学薛天祥教授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主要就致力于高等教育学逻辑起点的探索，一直试图建设一个真正科学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⑦他所主编的“高等教育理论丛书”就贯穿了这一思想。⑧实事求是地说，这个意愿是很难达成的。从高等教育学的实际建设情况看，经验体系探索一直是主流。按照经验体系的路线，高等教育学的体系基本上包括总论和分论及合论三大部分，总论是关于高等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基本关系的论述，分论则是关于高等学校各项工作的论述，合论则是一些宏观管理论述。这基本上是与人们从事高等教育工作的思路是吻合的，所以被称之为经验体系或工作体系。潘懋元先生的《高等教育学讲座》是高等教育学经验体系的开创者，也是高等教育学这门学科的开创者，其历史地位是无法代替的。⑨
但无论是理论体系或经验体系都面临着无法直接地回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实践需要的问题，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以后，此时高等教育理论探索把如何来解答高等教育与经济改革需要相适应的问题视为更急迫的问题。于是高等教育学建设就进入到第二个阶段：投入实践，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价值。该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探索高等教育如何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
二、学科价值认证：回应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需要
探讨高等教育如何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说到底就是要探索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如何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问题。我国在社会经济改革实践中提出了究竟该如何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总体的理论思考成果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这一理论也成为高等教育理论探索的出发点。⑩这一时期的探索方式仍然是演绎式的，即从经济体制改革要求推导出高等教育应作的变革。我们知道，高等教育必然要与经济运行的各环节发生联系，因此，高等教育运行机制必须根据新的经济运转方式进行调整。(11)传统上，高等教育就是计划经济的一个环节，是属于输送高级专门人才的环节，高等教育的招生计划、培养过程和毕业分配都按照统一计划的方式进行。这一方式当然是无视人才的个体性特征的，是与新的经济运转方式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必须对高等教育的运转方式进行系统改革。
实事求是地讲，使高等教育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与坚持教育自身特性的传统观点是相冲突的。我们知道，在经过拨乱反正之后，人们痛感教育受政治运动的左右太大，违背了教育活动的规律，为此人们开展了教育本质的大讨论。经过反思，人们认识到，教育虽然有诸多属性，但毕竟有自己的特性和规律，因此必须保持教育的相对独立性。现在讨论高等教育必须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就面临着一个观念的转变，因为人们担心教育从过去的政治决定模式变成新的经济决定模式，从而仍然丧失教育的独立性。为了避免思想观念与现实改革需要之间的矛盾，人们又在适应论中区别了主动适应和被动适应，但这些区别都无法回避一个根本问题：高等教育改革以是否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来判断自己工作的绩效。而且这也是检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成绩的依据之一。如此，关于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思考就不自觉地卷入到“经济中心论”或“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模式当中。
在关于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论争中，一批改革的激进分子主张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为此就必须从招生、培养和分配各个环节来重新建构高等教育运行机制。在鼓吹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理论工作者中，杨德广(13)、胡瑞文(13)和笔者本人(14)都是其中的代表者。
毕业生分配制度的改革最终确定了“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新的就业模式，这虽然表现在政策层面，但确实反映了高教理论界的探索成果。高教理论界在适应经济领域改革过程中提出了建立“人才市场”概念，用人才市场理论指导高校毕业生的就业改革。人才市场理论认为应该建立以人才市场为主导的人才配置机制，因为人才市场主张用人方和人才之间是一种平等的自愿的契约关系。在这里，尊重人才的自主性放在了中心的位置。人才市场概念提出就彻底地打破了由国家统一分配的传统就业模式在观念上的束缚。
对招生制度改革的探索成果同样对招生制度改革实践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1977年国家统一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恢复后就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如何照顾不同层次高等学校的生源需要，如何处理不同地区生源素质不均衡的问题，如何照顾城乡之间的生源状况差异问题。这些实践问题是高等教育理论探讨的直接动因。我们知道，在招生考试制度问题背后反映的是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反映了高等教育资源分布状况不均衡，反映了各地的教育基础水平的悬殊，反映了各地对高级专门人才的需求状况差别，因此，确立一个公平的招生政策直接关系到地区发展的均衡问题。而传统的招生制度无法充分照顾地区需要和区域差异的，因为传统的人才观单纯强调人才的国家属性而忽视了人才的区域属性、个体属性等因素。这样的招生培养制度显然与中央和地方“分灶吃饭”的经济改革政策不相适应，也是与分配制度中所要体现的人才的个体属性不一致。为此就必须改革完全统一的招生制度，建立更为公平有效的招生考试制度，从而能够反映不同地区对人才的规格需求和规模需求，允许地方在招生方面具有一定的自主权。所以各地的招生改革试点就此展开了热烈探索。探索的重要成果是对委托培养制度和自费生制度的确认，这一探索成果对民办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
在培养环节改革的理论探索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大成绩。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人才断层关系，招生的生源来源是多样的，一大批具有实践经验的高中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这批学生后来在各条战线的建设中发挥了突出作用。之后，生源素质逐渐趋向单一化，最终形成以应届高中毕业生为唯一对象，从而出现了学生的理论知识基础较好而实践动手能力欠缺的问题。针对如此情形，高等教育理论界提出了要科学处理知识和能力关系问题，提出要改革教育和教学方案，并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等意见。这一理论探讨成果最终形成了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大会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
可以看出，招生、培养和分配三个环节的理论探索是紧密结合高等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进行的，高等教育的理论探索对高等教育改革实践发挥了重要的理论导向作用和理论支撑作用。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在关于高等教育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思考中，基本上是在“被动适应”情况下进行的，所以所做出的思考基本上都属于对策式的或应急式的，而不是对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的战略思考。换言之，还没有上升到对高等教育的根本属性的思考，没有考虑到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深层的互动关系。这些也是所有的高等教育改革的理论探索无法事先预见的，因为高等教育改革本身就非常复杂，只有在改革过程中随着问题的不断出现才能促进人们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研究风格以应用性研究为主，即从技术层面探讨高等教育如何与新的经济形式相适应。这种探索方式是局部的，常常指向一些对策性意见而缺乏深层的理论思考，从而难以建立一个统整的理论体系，尤其对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作用不是非常明显。换言之，这样的理论探索往往衬托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探索的薄弱，反映出对高等教育改革实践的指导性不强。(15)高等教育改革实践要求建立更为系统化的理论，从而指导高等教育改革向深层次发展。
三、学科再造：多学科视野与高等教育研究反思
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特别是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高等教育在适应市场经济的改革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负面现象，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就越来越多，这些问题不仅是理论缺失的反映而且也是实践中的失误表现，它们都超出了纯粹的教育研究范围，也超出了简单的高等教育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的关系范畴，从而迫使人们进入对高等教育属性的深层次思考。这就必须深入思考高等教育与社会各方面的广泛联系的属性，从更新的角度来探讨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由此高等教育研究的总体视角发生了变化，从传统的适应观进入到新的互动观，即坚持高等教育有自己的独立价值，不完全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这样，高等教育的理论探讨便逐渐从传统的“经济中心”思考模式中走出，站在更公允的立场来思考高等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策略，同时也促使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走向具体化，从更细致的角度进行研究。
当人们思考的出发点改变后，高等教育的研究策略也随之发生了转变。人们发现，在高等教育改革过程中所发生的一系列问题都与人们意识形态有关，与人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有关。这是一个深层次的文化问题，它无法从单一学科的角度来解释，必须进行多学科多维度探索。在这个时期，多学科的研究视角被借鉴过来，研究者从不同的理论视角来探索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可以说，多学科探索成为这个时期高等教育研究的一大景观，它预示着：高等教育研究是一个多学科的集合，而不是传统的封闭性的学科。(16)而且高等教育研究需要以多学科的发展背景为研究对象，从不同学科发展过程中透视高等教育的总体发展规律。因此，原先的建立独立的高等教育学科设想便转换为开展高等教育的多学科研究。这一重大转变反映出高等教育理论探索从一个总体层次走向一个更为具体的层次，走向一个与高等教育社会实践关系更为紧密的层次。(17)
在这一时期，社会学对高等教育的理论探索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首先是公平理论开始运用于分析高等教育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而教育机会均等问题也出现在中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视野中，这在传统的高等教育探究中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提出该命题就要面对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现实，而传统上对此是回避的，甚至是禁忌的。
经济学对高等教育理论探索的影响作用也是巨大的。人力资本概念的影响使人们开始真正关注接受高等教育的个体收益和社会收益以及其间的平衡关系问题，并进一步关注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问题。这样就把高等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思辨研究推向了实证研究层次。
文化学研究对高等教育理论也发挥了突出的作用。由此人们开始关注价值观念对高等教育行为的影响，关注高等教育发展目标与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问题，关注不同文化背景对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选择的影响，从而比较客观地对待不同高等教育发展模式并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
管理学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关系更紧密，因为高等教育管理实践始终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一个核心领域。高等教育改革中的一系列问题，诸如管理体制、管理效益、领导方式、管理层次和管理模式及激励模式等，都是高等教育管理实践中问题的反映。可以说，管理学在高等教育改革理论探讨中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原因就在于高等教育改革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一种管理方式的变革，从体制改革到具体的人事制度改革等，都是高等教育改革中所直接面对的管理问题。
传统上对高等教育理论建设发挥重要影响的学科如历史学、哲学和心理学，似乎在这一时期居于边缘的地位，因为历史经验无法处理当下面临的新问题；哲学的思辨很难马上解决实践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心理学关注人的行为动机问题但不能代替直接的物质刺激，因为现世生活所面临的都是直接的物质利益，是交换式的，而非学理式的。此外，教育学影响也呈式微状态，人们在关注教育机会时更关注的是规模效益问题而较少关注其质量问题。尽管人们经常把质量、规模、结构、效益放在一起，而且还把质量放在优先的位置，但事实上，质量问题最容易被忽视，原因就在于它难以测量。而规模、结构和效益等问题，由于更具有可见性，受到的关注更多。当然，这四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规模、结构和效益都与质量有关，但毕竟它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而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系统科学思想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它对人们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念产生了重大触动，人们开始以新的视野来看待高等教育结构和高等教育系统问题，认识到高等教育各个部分的紧密联系，认识到高等教育与社会大环境之间的联系，认识到高等教育的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当然，系统科学不是某门具体的学科，而是一个观察的视角，它适用于广泛的研究对象，并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传统哲学内容，加深了人们对高等教育问题的认识。
毋庸置疑，多学科视角的加入大大增强了高等教育探讨的活力，使高等教育研究内部充满了一种新奇的创造力，并且使高等教育研究的影响广泛地发射到各个学科探讨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理论层次，丰富了高等教育的研究内容，使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更具体了，研究方式和方法也改进了，从而促进了高等教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在多学科视角加入高等教育研究过程中，高等教育的问题变得更为综合了，人们都会不自觉地从多个学科视角来思考高等教育问题，这种探讨视角的变化促进了高等教育概念内涵的深化，从而高等教育现象不仅是高等教育学的专门研究的对象，而且成为各学科研究的对象。这一变化促使人们更为关注高等教育的现实问题，思考从综合的视角来研究高等教育问题，并指导高等教育实践及为高等教育改革实践提供更好的理论说明。湖南师范大学张楚庭校长是多学科视角探讨高等教育问题的一个代表，他在大学治理的实践过程中研究高等教育问题，其身份也从一个数学教授转变为高等教育管理问题专家。
但不容回避的是，在多学科进入高等教育研究领域过程中，西方学术理论在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在理论资源上出现了一个替代过程，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被新的多元化理论所代替，各种各样的西方理论思潮在高等教育学术界都有所体现。这也是高等教育理论在丰富和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个选择。也可以说，传统的高等教育研究都或多或少属于演绎式的或经验式的，即或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演绎而来，或直接从研究者自身的实践经验总结而来，它往往使人感到空洞无物或感到缺乏理论品位，而从西方借鉴来的新的理论多属于中观层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理论探讨的不足。特别是西方的实证研究思潮对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影响极深，并成为高等教育经济学研究和高等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方式。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在借用这些西方理论时还带有明显的生搬硬套痕迹，在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分析方面则严重不足。
反映这一阶段的理论研究成果的是潘懋元先生主编、由具有多学科知识背景的研究者参与的《多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18)一书的出版，这是对我国学者运用多学科视角探讨高等教育问题的一个尝试，因此具有标志性意义。
四、学科重新定位：转向行动研究
进入新世纪之后，高等教育发展面临的中心问题是由“大扩招”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它们都是具体办学中所遇到的棘手问题。(19)它呼唤高等教育研究者积极地投入对这些问题的解答。(20)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属于中微观层次，而非传统的宏观研究。理想的答案是提出能够具体指导实践的中微观层次理论而非传统的宏大理论。这促使高等教育研究重心转入行动研究范畴。
我们认为，高等教育研究任务的转变必然带动高等教育研究方式的转变。当研究者直接面对现实的实践问题时就进入了一个复杂的视野，因为实践活动是多维的，受复杂的情境因素影响，并不能预先设计一种周密的宏大的解决方案，(21)人们只能边实践边摸索有效的解决方案。
在高等教育行动研究范畴内，保障高等教育质量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22)这是高等教育在数量扩张之后的一个必然反映。但高等教育质量问题牵涉的因素太多，如有课程设置问题，有教师的配比关系问题，有教学管理方式问题，还有相应的投入问题，此外还有一系列的政策配套问题，最终还涉及到对质量的评估问题。关于质量保障问题，不可能完全靠理论研究予以解决，而必须通过实践操作并在理论与实践互动中才能逐步加以解决。
另一个与质量相关的命题是创新人才如何培养的问题。这一问题牵涉的因素更广，如涉及到教师素质问题，教学内容选择问题，教学时间支配问题，教学场景选择问题，学生参与性问题，教学管理导向和具体的考核制度问题，其中既有教育自身的影响因素问题，又有学生素质问题，同时还有环境影响的问题。如果不进行行动研究就不可能解决这样的一个复杂问题。
再就是校园文化建设问题，这也是一个综合性非常强的实践性命题，它牵涉到校园内所有活动，同时与社会大环境密切相关，不可能通过制定一个统一的方案解决，必须针对具体的实践环境制定具体的方案。这就要求实践工作者必须同时进行理论的思考，寻找具体的解决策略。这些理论思考必然是针对具体实践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目的在于问题的有效解决，而不是提出一个普适性的理论。这些都必须在实际做的过程中进行研究后才能真正促进该状况的改善。
类似的问题还很多，诸如教师队伍建设问题，学科基地建设问题，学校内部资源共享问题，学校内部管理体制问题，多校区管理问题……所有这些都不可能通过预先制定一个周密的设计方案并进行操作执行，都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不断取得进步的过程。
我们认为，能够反映高等教育研究理论转向的是院校研究协会的成立，这一现象表明已经有一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认识到了高等教育研究必须走与实践需要紧密结合的路线，在参与实践过程中丰富理论，建构理论。刘献君教授身兼管理者和研究者双重身份，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转变也代表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变。(23)
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学科发展方式也面临着转折。传统的高等教育学科的研究与教学均是理论导向型的，对具体的应用实践能力问题关注不够，而新的研究转向则要求加强应用研究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特别是随着研究生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学科建设转型任务将越来越迫切。(24)
五、学科展望：构建中观理论
可以看出，在改革开放初期，高等教育理论探索主要是围绕建构高等教育学体系进行。在经济体制改革发动之后高等教育研究的重心转向了高等教育适应市场经济的对策的探索上。在反思市场经济对高等教育的负面影响后，高等教育研究走向了开放的多学科探索，并迎来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初步繁荣。(25)进入新世纪后，随着高等教育实践新课题的提出，高等教育的研究重心也向行动研究转移。这也宣告，高等教育研究将放弃传统的建立宏大体系的策略，走向兼顾理论与实践需要的中观理论研究，具体步骤是采取扎根理论的方法。这一态势呼唤高等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进行合作并进行角色转换，共同来解决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这预示着，在未来，无论是缺乏理论的实践工作者，还是缺乏实践的理论工作者，他们对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将式微，只有那些能够成功扮演两种角色的研究者才能在高等教育理论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6)
（本课题研究得到厦门大学新世纪优秀人才计划支持）
注释：
①③李均：《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08-115、150-161页。
②潘懋元：《高等教育：历史、现实与未来》，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31页。
④《潘懋元教育口述史》，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53-178页。
⑤王洪才：《论高教研究的四种范式》，《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期。
⑥黑格尔：《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27-428页。
⑦薛天祥：《薛天祥高等教育文集》，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62页。
⑧⑨薛天祥主编：《高等教育学》，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17、3-7页。
⑩薛天祥、杨德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高等教育》，上海：百家出版社，1989年，第3-281页。
(11)潘懋元：《正确对待商品经济对高等教育的冲击》，《高等教育研究》1989年第3期。
(12)杨德广：《关于建立教育市场的思考》，《中国高教研究》1994年第3期。
(13)胡瑞文：《要利用市场机制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探索与争鸣》1996年第6期；胡瑞文：《教育市场的利用与规范》，《求是》2002年第23期。
(14)王洪才：《论教育市场》，《高教与人才》1993年第1期；王洪才：《高等教育适应市场经济的三部曲》，《江苏高教》1993年第2期。
(15)潘懋元：《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前瞻与回顾》，《高等教育研究》1995年第3期。
(16)王洪才：《教育学：学科还是领域》，《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6年第1期。
(17)潘懋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须更好地为实践服务》，《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第4期。
(18)潘懋元：《多学科的高等教育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6页。
(19)潘懋元：《高等教育学科的世纪末回顾与前瞻》，《天津教科院学报》2001年第2期。
(20)王洪才：《院校研究：逃避还是转向》，《集美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年第1期。
(21)王洪才：《论高等教育研究的特性与学科归属》，《高校教育管理》2007年第1期。
(22)潘懋元：《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教育质量观》，《江苏高教》2000年第1期。
(23)王洪才：《院校研究：困境、出路与突围》，《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7年第1期。
(24)王洪才：《研究生教育处在十字路口——以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教育为例》，《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8年第5期。
(25)潘懋元：《多学科观点的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02年第1期。
(26)王洪才：《人种学：教育研究的一种根本方法》，《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