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影响渠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比较_经济增长率论文

外债的经济增长效应与影响渠道——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债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发展中国家论文,发达国家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外债是为资本形成提供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例如非洲，低生产率、低收入、低储蓄的恶性循环导致国内没有充足的资本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它们非常需要发达国家的技术、管理以及资金方面的支援来弥补资源上的不足，这就形成了外债。发展中国家的外债通常来自三个渠道：一是向债权国借债，二是向世界组织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借款，三是进行商业借贷。它们作为外部融资，通常被用于填补投资—储蓄缺口，以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福利。但值得注意的是，外债同时也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主要的资本形成约束，外债还本付息的负担减少了国民收入，并降低了投资。在很多情况下，外债的积累是出于其自身还本付息的需求，并成为了一种自我持续的加剧贫穷的机制。很多发展中国家经常被不断上升至不可持续水平的债务拖入贫穷。

      很多文献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事实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样越来越经常面临着由严重的债务危机促成的经济危机，例如2009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引发的经济衰退。因此，研究者对外债问题的关注不应只局限于发展中国家，而需要将关注范围扩散到全世界。

      已有的理论文献中关于外债经济增长效应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认为，合理的外债水平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在传统的新古典模型中，对于资本稀缺的国家来说，向外国借贷用以在本国投资是有利可图的，这是因为这些国家资本的边际回报高于世界利率。一些内生增长模型有同样的结论。Cohen（1991）在存在债务拒付风险的模型中发现，有较低债务水平的经济体比保持财政平衡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率高。

      一些研究认为，高规模的外债和低经济增长有关。首先，可能存在某些政治经济因素同时导致过度借贷和低经济增长（Tornell和Velasco，1992）。其次，外债负担理论（Sachs，1989）认为，一国产出增长的主要受益者是债权国，而增加产出需要的总成本则由债务国承担，因此外债负担①的增加会降低投资和改革的动力，从而损害经济增长。更具体地，高的外债规模会同时降低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其中，降低公共投资是因为投资收益的一部分通过外债偿还归于外国债权人所有；降低私人投资是因为高额的外债偿还相当于隐性税收（Helpman，1989）。而且在一个外债存量很高的国家里，关于政府面对外债偿还的行为和政策的不确定性会增加，投资者倾向于投资快速回报的项目而不是长期投资项目（Servén，1997）。因此，高的外债水平和随之而来的不确定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只是通过影响投资量，还有可能是通过影响投资效率（Pattillo等，2011）。同时，高外债规模也减少了一国政府进行经济改革的动力。在存在外债负担的国家里，促进经济增长的改革可能会增加偿付外国债权人的压力，使得经济改革没有优势，从而减慢经济增长（Corden，1988）。最后，“挤出”理论（Cohen，1993）认为，还本付息的支出“挤出”了教育、医疗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生产性领域的公共投资，迫使公共投资投向生产性较低的领域，从而损害了经济增长。

      一些研究试图综合这些因素得到外债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Cohen和Sachs（1986）、Cohen（1992）建立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在其中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驱动力。由于债务拒付风险的存在，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借贷能力是受限的。在开始借款的初期，经济增长率较高。之后，经济增长降低至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仍然比不能借贷的情况下高。外债规模的扩张不仅不会挤出投资，反而会刺激投资，因为债权人比债务人更耐心，更重视经济增长。但是这个结果依赖于贷款人实现最优重组策略的能力。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承诺能力，则债务过度积累的情况就会出现，投资和增长随后会下降，甚至低于财政平衡时的水平。Calvo（1998）在一个相对简单的模型中引入了资本外逃，发现高外债规模与低经济增长相联系，由于债务偿付的需要政府会征收更高的扭曲税，这会导致资本回报降低，从而降低投资和经济增长；由于相反的原因，低债务水平与高经济增长相联系；中等债务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确定的。

      很多实证研究通过研究高规模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来考察外债负担是否存在。一些研究认为，外债负担理论是可以得到实证检验支持的，当外债超过一定的阈值后，外债会损害经济增长（Clements等，2003；Pattillo等，2011）。但是Imbs和Ranciere（2009）发现，控制了国家特定效应后，外债负担理论仅适用于外债水平相当高的很少一部分国家。这个结果说明高外债和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由国家特定的因素决定的。

      一些研究验证了外债通过“挤出效应”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Clements等（2003）发现，外债还本付息抑制公共投资，这说明外债通过“挤出效应”影响投资。Hansen（2002）确认了下降的还本付息支出对投资有一个正向的影响（程度较小）。利用1995年以前的数据，Fosu（2008）发现债务还本付息的约束会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降低其公共部门支出，虽然新的借款可以提高公共部门支出，但其程度小于债务还本付息降低公共支出的程度。Elbadawi等（1997）是最早研究债务对经济增长有非线性影响的文献，他们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将外债规模同时以线性形式和二次函数形式放入面板回归方程，找到了外债开始显著降低经济增长时对应的规模。Imbs和Ranciere（2009）、Pattillo等（2011）的研究也显示，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在债务规模较低时，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当外债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外债对经济增长开始出现负面影响。Cordella等（2005）的研究显示，债务规模中等时存在债务负担，但债务规模过大或过小时，债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显著。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已有的研究结论并不一致，研究方法也存在一些缺陷，而且研究对象通常局限在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没有对比二者外债经济增长效应的差异。事实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借贷外债的目的不同，外债影响经济的渠道不同，导致外债对经济增长的最终影响也有很大差异。本文针对这些问题，整理了107个国家从1960-2010年的数据，样本中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我们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债的经济增长效应差异，并分析了它们的外债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

      以往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只关注外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关系，没有进一步对因果性进行探究，本文则非常关注外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仅根据高外债规模和低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无法推出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这是因为在高外债规模可能导致低增长率的同时，还存在着别的可能性：一是低增长率（由于其他原因引起的）导致高外债规模（逆向因果问题），二是高外债规模和低增长率均同时由第三个因素决定。针对逆向因果问题，我们通过对经济增长率取5年期平均值，减弱了经济周期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分别控制了经济危机和公共支出的波动性。通过以上做法，本文得到了外债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就是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还存在一些其他的可能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因素，例如人均收入滞后项的存在、样本持续期内的结构变化、利率变化、人口增长等。我们通过系统广义矩动态面板估计（System GMM）和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修正了内生性对估计结果的影响，从而使我们的结论更加可靠。

      一、数据和一些典型事实

      我们共收集了107个国家1960-2010年的数据，样本中包括19个发达国家和88个发展中国家。其中，实际GDP、人口、投资率、全要素生产率和人力资本的数据来自于PWT数据库（Penn World Table，2013）；财政平衡指标、通货膨胀率、人口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实际利率、公共支出占GDP的份额②和开放程度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贸易增长率是根据开放程度的指标计算得出的；危机变量来自于Reinhart和Rogoff构建的全球危机指数。在实证研究中，通常利用外债/GDP的比例来代表一个国家的外债规模。本文中外债规模的相关数据来自于Reinhart和Rogoff公布的数据集和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表1是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2.典型事实

      （1）外债和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图1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外债规模和人均经济增长率之间均呈现负相关关系。其中发达国家拟合曲线的斜率较小，意味着同等外债规模变化在发达国家与更高程度的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相关。但值得注意的是，图1中显示的外债和增长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可能并不真实存在，而只是由于第三个变量对它们的共同影响导致的，例如其他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或不可观测的国家效应等；这种相关关系并不是因果关系，也可能反映了经济增长对外债规模的影响。

      （2）不同外债规模对应的平均人均经济增长率的比较。从图2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均值随着外债规模的扩大下降；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均值则随着外债规模的扩大而呈现倒“U”形的变化趋势。虽然这只是通过对数据进行简单分析得出的结论，但它促使我们对外债的非线性经济增长效应投入更多关注，并且比较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差异。

      二、实证分析

      

      

      增长回归的研究方法近年来遭受了一些批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估计结果不稳健（Levine和Renelt，1992）。针对这一批评，Bosworth和Collins（2003）认为，应该选择核心解释变量集，即已经被证实与经济增长有稳定的相关关系的变量集。对中期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Doppelhofer等（2003）的研究：他们在一个综合的跨国面板数据的回归中，检验了67个解释变量的稳健性，并从中确定了18种对回归模型的解释有高边际贡献的因素，将它们视为是对长期经济增长有稳健并显著影响的核心决定因素。在这18个核心因素中只有一部分是经济因素，包括真实人均GDP的初值、初等学校入学率、贸易开放度等。本文借鉴了经典债务研究中常采用的核心变量（Pattillo等，2011），确定了文中的解释变量集。

      为了免除估计结果受到离群值的影响，本文事先剔除了样本中的离群值③。本文采用系统广义矩（System GMM）动态面板回归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这是因为它不仅可以较好地解决内生性问题（校正由于使用人均收入滞后项所产生的偏误），还可以保留国家间的差别。

      采用人均GDP的年增长率进行回归固然可以最大化样本数，但这样估计出来的结果可能是由经济波动导致的，存在严重的反向因果问题：当经济增长处于低谷时，政府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积累外债；当经济高速增长时，政府可能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从而缩减外债规模，这就表现为高经济增长与低外债规模相联系，低经济增长与高外债规模相联系，但此时并不是外债规模的变化影响了经济增长，反而是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引起了外债规模的变化。有两种常见的方法可以用于解决这一问题：一是用人均增长率的平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这一方法能够保留较多的样本数，但是不能解决由其他原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二是将样本按3年或5年的间隔分为一期，估计期初的解释变量对期末的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即间隔法（Non-overlapping Interval Growth），这一方法能够有效地减弱经济周期波动和其他因素造成的内生性问题，但会大大减少有效样本数，在样本时间跨度较长时可以使用。为了尽可能地保留有效样本数，本文采用第一种方法。

      1.线性设定

      以当期年人均GDP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时，线性回归方程的设定如下：

      

      当被解释变量是人均经济增长率的5年期平均值时，线性设定的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解释变量同式（1）中相同，被解释变量是前后两年人均GDP增长率的均值。Pattillo等（2011）采用3年期的人均经济增长率均值和10年期人均经济增长率均值，但考虑到对经济波动性的消除效果以及最大限度地保留有效样本数，本文采用5年期人均GDP增长率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2.二次项设定（Quadratic Specification）

      二次项设定允许我们检验外债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它可以估计出外债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开始为负时对应的外债规模，也就是最大化经济增长率的外债规模。

      采用当期的年人均GDP增长率做被解释变量时，二次项回归方程的设定如下：

      

      其中，解释变量集

和线性设定相同，外债规模变量不仅包括外债/GDP的比例，还包括了外债/GDP比例的平方项，用于考察外债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如果外债的二次项系数为负，一次项系数为正，则可以认为外债对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影响，二次曲线的顶点对应的外债规模就是最大化经济增长率的外债规模。

      当采用人均经济增长率的5年期平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回归方程的设定与式（3）类似，只是被解释变量相应地改变了。

      3.基本结果

      表2展示了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计得到的各变量的系数和一般关于经济增长的实证文献中的结论非常一致：人均收入滞后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证实了条件收敛假设；教育的系数显著为正，反映了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投资率的系数显著为正，反映了物质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财政平衡的系数是显著为正的，反映了宏观经济稳定性对总产出的促进作用；开放程度的系数也是显著为正的，反映了贸易开放对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贸易增长率项的系数为正，反映了外部正面冲击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通货膨胀率的系数显著为负，反映了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损害作用。

      表2的估计结果显示外债对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影响，最大化经济增长率的外债/GDP的规模大约在19%左右。对比两种被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使用5年期的人均GDP增长率平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时估计得到的各变量系数与其他实证文献中的估计结果更为接近，说明这种方法有效地减弱了经济波动性，从而解决了经济波动造成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文在之后的计量分析中均使用5年期的人均GDP增长率的均值作为被解释变量。倒“U”形影响说明，当外债规模超过一定程度后，外债规模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率有负面影响。这就要求政府密切关注外债的增长速度，保证外债规模处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

      4.稳健性检验

      

      基本的回归结果可能存在一些内生性问题。第一，在样本持续期内可能存在结构变化，例如全球风险因素的变化。外债积累可能导致风险的变化，同时全球风险因素的变化又会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忽视这种结构变化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出现严重的内生性。为了排除样本持续期内的结构变化，我们在二次项回归方程中加入时间效应再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的回归（1）。可以发现，各变量的回归系数与表2中的回归结果相差不大，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是显著呈现倒“U”形的。

      第二，可能存在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的爆发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负面冲击，同时也可能与外债规模相关——可能是政府应对金融危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导致外债的迅速积累；也有可能是外债规模过高引发了经济危机，例如2009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因此忽视经济危机的冲击可能导致估计结果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基准模型中通过使用人均经济增长率的5年期平均值来消除经济波动的影响，但危机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经济波动，仅通过平均经济增长率的方式不能有效地进行控制，下一步我们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控制危机虚拟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中的回归（2）。我们发现，各变量的回归系数变化不大，但经济危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线性的，这可能是由于外债规模与危机的爆发之间存在较高的共线性，影响了对这两个变量系数的估计。

      第三，公共支出的波动性可能导致基准回归存在内生性。Fatás和Mihov（2003）的研究显示，与应对经济周期无关的政府公共支出的高波动性会导致高产出波动性和低经济增长率。与此同时，政府公共支出的高波动性又可能会导致外债的积累。这也就是说，公共支出的波动性可能是使得外债规模与经济增长存在相关关系的原因。为了解决公共支出波动性造成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控制政府公共支出的波动性④，回归结果见表3中的回归（3）。可以发现，各变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本不变，公共支出波动性的增加显著损害经济增长，外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

      第四，基准回归中可能存在遗漏利率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外债规模的扩大会增加偿还风险，这可能导致利率提高，从而损害经济增长。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控制实际利率，回归结果如表3中的回归（4），可见实际利率的提高显著损害经济增长，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显著呈现倒“U”形影响。

      

      第五，很多关于外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中都包含了人口增长率作为解释变量，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也考察了这一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估计结果见表3中的回归（5），我们发现人口增长显著损害经济增长，外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

      根据表3，可以计算出对应最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外债/GDP比例大约在13%～24%之间。

      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债的经济增长效应比较

      根据前文对数据的简单分析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这种差异既表现在影响的程度不同，又表现在影响的趋势不同。

      考察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存在显著差异以及差异的程度。因此，我们在回归中增加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虚拟变量和外债规模的交互项，其中发展中国家虚拟变量是指当样本是发展中国家时，虚拟变量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交互项的系数表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发达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外债规模的系数表示；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由外债规模的系数和交互项的系数相加表示，估计结果见表4。可以发现，外债规模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发达国家的外债显著损害经济增长；交互项前面的系数基本显著，除了回归（3）中控制危机变量后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这说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表4的回归（1）、回归（2）、回归（4）和回归（6）中，交互项的系数都是显著为正的，说明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损害程度比发达国家外债的损害程度小。值得注意的是，回归（3）控制了危机变量以后，交互项的系数并不显著，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因为外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来源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外债对危机的影响不同，也有可能是因为外债规模与危机变量之间存在高度共线性，导致估计结果不一致。回归（5）中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发达国家外债对经济增长的损害程度低于发展中国家，这可能是因为发达国家通常都是大国开放经济，其外债规模的增加对利率的影响比发展中国家大，控制利率以后，发达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会分担到利率项上，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损害程度降低，反而低于发展中国家。观察回归（5）的结果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上升1%，经济增长大约下降1.1%，与其他几个回归的估计结果非常接近；而发达国家的外债增加1%，经济增长则大概下降0.66%，远远低于其他回归的估计结果，这恰好验证了我们的猜想。

      典型事实2表明，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呈现不同的趋势，但这只是对于不同外债规模所对应的人均GDP增长率均值的粗略比较，还需要进一步地分析。下面我们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分别考察他们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表5的估计结果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当外债规模较低时，外债规模的增加会提高经济增长率，当外债规模超过某一阈值后，外债规模的增加会降低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经济增长率时所对应的外债/GDP的比例大约为25.24%。发展中国家借外债，一方面是为了获得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获得外部资源，既可以填补暂时的资金缺口以平滑支出，又可以增加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是当外债超过一定规模后，外债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逐渐降低，还本付息的压力逐渐增加，导致国内收入和投资的下降，另外，偿付风险的上升也会导致投资的下降，而且外债的流入还会导致资源错配，从而降低投资效率，这些都会减缓经济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倒“U”形的。这说明发展中国家在借外债的时候要注意“适度”的原则，尽量避免外债规模过度增加会对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保证外债规模处在促进经济增长的范围内。

      

      根据表5，发达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外债规模增加1%，则经济增长率会下降1.28%。这是因为发达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超过了正面影响：发达国家无法通过借外债获得技术进步，其借外债主要是为了获得资源，这些外部流入的资源只有一部分被用于投资，另一部分则被用于消费，而外债扩张会导致还本付息支出增加，这会降低国内收入和投资，外债规模扩张造成的利率上升也会“挤出”投资；同时外债流入可能会导致发达国家的资本出现资源错配的现象，降低投资效率，这些都会损害经济增长。这说明在发达国家现有的利用外债的模式下，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有害的，因此发达国家在借贷外债时应该格外谨慎，并积极调整现有的外债利用模式，提高外债的投资效率。

      四、外债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

      外债影响经济增长的方式真的是我们上面分析的那样吗？这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

      本文采用增长核算理论来考察外债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根据C-D生产函数，经济增长有三个组成部分——人力资本的增长、资本积累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由于外债与人力资本间不存在直接的、有经济意义的联系，我们不考虑外债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影响经济增长，我们主要关注资本积累和全要素生产率这两条渠道。

      表6显示，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投资率增长率的影响是倒“U”形的，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外债被用于填补投资储蓄缺口，在外债规模较低时，外债的增加会导致投资率增长率的上升；但当外债规模超过某一阈值后，还本付息支出增加和外债偿付风险上升造成的投资下降更为严重，导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投资率增长呈现倒“U”形影响。发达国家的外债对投资率增长率的影响则是显著为正的，这是因为，在发达国家虽然外债扩张会通过提高利率“挤出”投资，以及增加还本付息支出而降低投资，但这些负面影响都小于外债被用于填补投资储蓄缺口时对投资的正面影响。

      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对外债积累的承受力更差，当外债/GDP的规模超过51.76%后，外债扩张对投资率增长的影响是负面的。这里主要有两点原因：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资源有限，基本支出可压缩的空间较小，当还本付息支出增加时，国民收入中较大比例被用于向外国债权人“交税”，国内投资会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外债规模的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偿付风险的影响更大，而且发展中国家抵抗风险的能力也比发达国家差，投资会受到较大影响。这就要求发展中国家政府加强对外债的管理，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以尽量降低外债对投资的不利影响。根据表1，目前发展中国家外债/GDP的平均值已经达到了63.66%，超过了我们得到的51.76%的转折点，此时发展中国家如果扩大外债规模，将会引起投资率增长率的下降。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外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增长的总体影响仍然是正的，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此时的投资率增长率高于不借贷外债的情况下的投资率增长率。从这个角度看，在一个相当宽松的临界值内，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投资增长的总体影响都是正的。因此，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需要过分担心外债对投资增长的影响，而更应该关注外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从表7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外债增加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这可能是因为外债流向了生产效率较低的领域，因此发达国家政府应当重视对外债资源的管理，采取有力措施引导外债资源流入生产性较高的领域，保证外债的利用效率。与此不同的是，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借外债带来的技术进步抵消了资源错配造成的负面影响。对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应该采取适当措施，鼓励借贷外债的企业充分利用随之带来的技术进步，并加强对外债资源的分配和管理，引导外债进入生产性较高的领域，从而提高外债的投资效率。

      五、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本文采用107个国家从1960-2010年的数据，在一个标准的增长框架下，通过线性影响和非线性影响两种计量设定，利用系统广义矩动态面板分析的方法，检验了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差异，并分析了外债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我们通过稳健性检验，关注和解决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如逆向因果关系、内生性问题等。

      本文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研究，得到了丰富的结论，并给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第一，本文研究了外债对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影响。我们设定了线性计量方程和二次项计量方程对外债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估计，并进行了多种稳健性检验，发现外债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倒“U”形影响，并且这一结论非常稳健，最大化经济增长率时对应的外债/GDP的规模大约在13%～24%之间。第二，本文比较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差异。我们通过加入交互项的方式考察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否有显著差异，发现在一般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损害程度显著高于发展中国家外债。这就说明发达国家在借贷外债时应该格外谨慎。我们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研究，发现发达国家的外债扩张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线性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倒“U”形的，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可能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第三，本文分别检验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并给出了相应的政策性建议。我们发现：发达国家的外债增加促进投资率增长，而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投资率增长的影响是倒“U”形的，在一个相当宽松的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对投资增长的总体影响都是正的；发达国家的外债投资效率较低，外债增加会降低全要素生产率，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带来的技术进步抵消了资源错配的负面影响，外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发达国家政府应该采取必要措施，加强对外债的管理，引导外债流向更有生产性的领域，以提高外债的利用效率。

      

      感谢数量经济与数理金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北京大学）提供的帮助。

      ①当一国的外债超过了它预期的可偿还能力时，外债负担存在。

      ②财政平衡指标是我们通过计算5年内公共支出/GDP份额的标准差得到的。

      ③此处我们对离群值的定义是到变量平均值的偏差超过5倍标准差的变量值。数据集中包含多个国家，同一变量在各国的平均值相差较大，因此我们对每一个国家分别剔除离群值。

      ④我们以5年为一期，计算政府公共支出/GDP份额的方差，以表示公共支出的波动性。

标签：经济增长率论文;  发展中国家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人均gdp论文;  解释变量论文;  政府债务论文;  发达国家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