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民族地区大开发战略的多重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开发论文,民族地区论文,西部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章编号：1003-6636(2000)06-0057-04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意义深远，关系十分重大，任务非常艰巨的世纪性大工程。西部民族地区实施这一重大工程，制定并有效实施优化战略是最关键的环节。而就目前为止的实践看，尽管西部民族地区的大开发战略体现出不少新观念、新思维和新举措，但也还存在不少有待进一步优化的问题，譬如社会经济系统的重新构建问题、新的经济发展观的深刻理解与科学运用问题、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合理分工问题等等。为此，笔者就其中几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做些分析，以供有关政府决策部门参考。
一、打破超稳定的封闭保守的社会经济结构状态，以人的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变革为核心，构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吐故纳新机能强大的新型社会经济系统。
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社会经济系统与社会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一方面，社会经济持续不断地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经济系统的不断变革和发育；另一方面，社会经济系统的不断变革和发育又为社会经济不断进步提供了可靠的平台和极其重要的动力。考察20世纪以来各国的实践，我们不难，发现那些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国家或地区，其社会经济系统的变革与创新亦相对较快。我国迅速地改变一穷二白的社会面貌，经济实力、综合国力迅速增强，政治安定，文化繁兴，又何尝不是极大地得益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变革！
西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低下和相对缓慢乃是与其社会经济系统发育的严重不足与走向现代化进程的缓慢紧密相联的。迄今为止，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系统仍然是一个超稳定的较为封闭保守的系统。对此，理论界已有共识。西部民族地区这种超稳定的较为封闭保守的系统，不利于新的思想观念和理论的传播，不利于新的生产资料和管理手段的推广应用，不利于新的生产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的采取，不利于引进外部的资本、技术和人才，不利于高技术产业的建设，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不利于内、外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互换，不利于市场空间的拓展等等。这就不难理解，同样的改革开放政策，同样的人、财、物力投入，在西部民族地区所产生的效应总也比其它地区为差。因为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经济系统，即使有中央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投入，其大开发的绩效也将大打折扣；如果社会经济系统仍然是发育不良的，将难以引进大批的外部资金、技术和人才，难以使外来的投资者及其投资在西部民族地区长期驻留，难以形成良性的内、外部交流融合机制；如果社会经济系统的封闭保守的状态不能迅速改变，将丧失许许多多国际经济一体化大趋势所带来的发展机会。然而，并非西部民族地区都已完全认清这一点，在不少地区的大开发实践中，社会经济系统的变革与发育尚未被摆放到应有的位置。
因此，西部民族地区实施大开发，必须把其社会经济系统的加快变革和发育置于极其重要的战略高度来对待，要根据国际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客观要求和西部民族地区的“区情”及其大开发的形势，彻底打破其超稳定的封闭保守状态，尽快将其构建为全方位开放的、吐故纳新机能强大的新型系统。
构建新型社会经济系统，核心是重构支撑和操作该系统的活动主体——人。因为制度是“死”的，措施是“死”的，政策是“死”的，机制也是“死”的，只有人是“活”的。由同样组件组成的社会经济系统，如果由具有不同意识、不同观念、不同思维方式和不同行为方式的人类群体支撑和操作运行，结果将大为不同乃至完全不同。现实中，西部民族地区许多人的意识和观念仍然具有十分突出的小农特征，许多人的思维和行为仍然依循着较为传统而古老的方式、习惯，这些都与现代市场经济、开放社会、知识和信息主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时代的客观要求格格不入，因而成为妨碍社会经济加速发展的巨大障碍。而且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机器设备运转中的障碍较为容易被察觉从而较为容易获得解决，而人的意识、观念、思维和行为中有碍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相对隐蔽而较易被忽视。这就是为什么西部民族地区往往更清楚地认识到物质资本的不足而不能清楚地认识到人力资本同样不足甚至更为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进步，学者们对资本的理解已超越传统的范畴。过去人们所讲的资本只是指的物质资本，而今天经济学所讲的资本既包括物质资本又包括人力资本。经济学还认为，就一国或一地区以至于一个企业的发展而言，人力资本所起的作用要比物质资本所起的作用更大。从这种观点出发，“重构”西部民族地区的人，就是提高其人力资本的质量，就是为其大开发积累高质量的人力资本。做好这一工作的意义和作用，要远比争取到一定数额的中央投资和引进一定数量的外资大得多。
实现西部民族地区的人的“重构”，必须实施大力发展教育、加强各种各样的培训、建立各种有利于促使人们转变意识、观念、思维和行为的制度规范、加强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的宣传等等措施。总之，要着眼于在西部民族地区开展一场思想领域和行为领域的革命。而开展这场革命则要抓好两大重点：一个重点是决策者这个群体。首先，对于西部民族地区而言，其大开发的成败直接与决策者的决策相关，决策者决策稍有不慎，将可能延误其大开发的进程。其次，决策者是公众人物，其意识、观念、思维和行为怎样，对广大人民具有非常巨大的影响。所以，应在西部民族地区大开发战略中，把决策者意识、观念、思维和行为的改变置于特殊的位置来对待。另一个重点是理论工作者、机关公务员、生产技术骨干、科技人员、企业管理人员等社会群体，他们也是影响力和作用力巨大的群体，其意识、观念、思维和行为的转变也非常重要，也应在西部民族地区大开发战略设计上予以高度重视。
二、摒弃传统的经济发展观，代之以可持续发展观，既要避免“重物轻人”，又要避免“重人轻物”，为民族地区社会经济的恒久发展打好基础。
传统的经济发展观认为，经济的发展就是经济总量的扩大和经济结构的演进，因而评价经济发展与否的指标主要是国民（内）生产总值、人均国民（内）生产总值和产业比例等。它没有或至少基本没有考虑生态和环境问题，没有或至少基本没有考虑经济发展赖以存续的资源条件的有限性问题。因而，在这种经济发展观支配下的经济发展，不断扩大对生物圈平衡状态的破坏，不断扩大对地理环境的毁损，不断扩大对可利用资源的耗减，把人类社会自身推向越来越危险的边缘。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观则弥补了前述观念的重大缺陷，它强调经济的发展必须考虑到社会、资源和环境的问题，必须使得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之间绐终保持和谐状态，必须使那些遭受威胁和破坏的资源与环境能够得以补偿，必须是在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要的基础上实现发展。显然，西部民族地区大开发，应当也必须确立持续发展观念。
目前，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被破坏的程度较为严重，对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已构成较大威胁，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令人担忧。然而，还有更让人担忧的是，致使破坏程度加深的主要因素——传统经济发展观仍十分盛行。比如，大量的旅游资源开发，往往只重视游客的招徕和旅游收入的增加，而旅游设施的建设，或缺少环保设施，或对旅客缺乏规范约束。又比如，产业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和评估，“钱衡效应”唯上，“非钱衡效应”、“社会效应”和“环境效应”往往被忽视。再比如，城市化建设中，垃圾、污水、废气、废料的处理十分随意。还比如，滥砍滥伐严重，不注意森林植被再造和水土保持，等等
现在讨论大开发，许多人把目光集中在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上。以西部民族地区的资源禀赋，自然资源的确丰饶，将这些丰饶的自然资源转化成现实可用的社会财富，确实很能在短期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筹划，错误地选择了开发的时间、数量和方式，过分地耗减资源，甚至浪费资源，破坏了生态和环境却又缺乏补偿机制，可能经济产值会暂时大幅上升，收入会在短期快速增加，但却潜伏着深重的危机，给社会的良性持久发展造成隐患。所以，资源导向型战略，一定要在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来安排实施。在新的发展观指导下的资源导向型战略，至少必须注重：1.开发某种资源现时是否可行要视目前的技术状况；2.以多在规模开发某种资源要看资源的稀缺程度和属性；3.某种资源是否应开发既要考察其产品的市场前景又要考察由此可能形成的生态、环境和社会代价；4.资源开发要选择合理的组织管理形式和适当的开发主体；5.要把资源开发和经济资源开发、人力资源开发、知识资源开发等有机结合起来。
总之，在西部民族地区大开发战略思路上，必须遵循既不“重物轻人”又不“重人轻物”的原则。所谓“重物轻人”就是只重生产不重生活，只重物质财富增加不重精神财富增长，只重物力资本形成不重人力资本形成、知识资本形成和管理资本形成。“重人轻物”则相反，只看重人的需求而忽视物的存续，只追求人的空间的无限扩大而忽视各种生物和植物也拥有的空间。“重物轻人”会逐步消减人从事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经济发展变得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在失去了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之后，经济也难以继续发展。“重人轻物”会破坏物质世界的均衡状态，导致天地循环反常，自然灾害频繁，不仅造成人民生命财产趋向不安全，而且将逐步毁灭人类社会存续的基础条件。
三、重新审视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社会分工，赋予其正确的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各个社会经济活动主体的特长，塑造高效能的社会经济活动主体。
社会分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社会经济越发展，其对社会分工的要求越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经济体制下，社会分工应当有所不同乃至完全不同。但是，不论不同阶段、不同体制下社会分工多么不同，它都不能不遵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每种角色的承担者都能发挥自身所长，所有角色的共同演绎能够产生最大化的社会经济发展效率。
在宏观社会分工的理论研究中，最值得研究的是政府、企业和个人的社会分工。因为，政府、企业和个人三者具有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运作机制、不同的有效范围、不同的能量和作用力、不同的效率衡量基准等。从西部民族地区过去的实践和今天的实际情况看，三者的角色定位很不适当，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经济发展。因而，研究、制定其大开发战略，这也是一个应予高度关注的重大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依据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所建立起来的西部民族地区社会分工框架，政府是计划者、组织者、生产者和管理者，几乎一切大小社会经济事务均由政府承担，从公共产品领域到私人产品领域，从物质领域到精神领域，从生产过程到非生产过程，政府无所不在、无所不揽，而企业和个人则被置放在完全从属的位置，基本上没有自主活动的范围和空间，一切行动都得听令于政府，不能自主决策，只是作为执行者而被动地行动。这种分工，既导致了政府不堪重负、效率低下，又导致了企业和个人的依赖性。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政府的角色得到调整，减少了其所承担的社会经济事务特别是直接的生产事务，逐渐趋向于着重抓事关全局的大事务，加强了公共服务职责，而企业和个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自主活动范围与空间，有了决策权，有了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和责任心。这种改变，大大增强了政府、企业和个人各自的机能，社会经济运作和发展的效率显著提高。但是，与东部发达地区乃至西部较发达地区比较，西部民族地区政府、企业和个人社会分工框架的调整显然滞后。至今，西部民族地区政府还承担着大量的直接的经济事务，行政干预经济的机制还较强，间接调控经济的职能显弱，国有经济还居绝对优势，社会基础设施、社会经济规制、环境保护和公共信息等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企业和个人所承担的经济职责还较少。
西部民族地区政府、企业和个人社会分工的调整，关键是政府职责的调整。所以，这里着重讨论政府的角色问题。首先，西部民族地区政府角色分工应遵循三个基本原则，即：必须与其所具有的财力相适合，必须与政府机能发育状况相适合，必须与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相适合。就财力方面，西部民族地区政府财力十分薄弱，不可能支撑政府承担过多的职责，特别是不可能支撑政府在经济投资方面承担过多的职责。就政府机能发育状况而论，其人员素质总体水平、系统规范完备程度、系统拥有的技术手段和运行机制等等都还显示出较低的机能状况，难以有效承担过多的职责。就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论，一是其加速发展要求尽快改变公共产品供给短缺且质量不高的状况；二是其加速发展要求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同步增长并与需求保持平衡状态，这使得政府必须加强不能、不可能或不应当由非政府部门承担的公共产品供给能力。
其次，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的具体职责，应根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西部大开发的起点和目标以及制约西部大开发的主要障碍来确定。笔者认为，主要应包括如下职责：1.保持社会经济秩序良性化；2.保持稳定的政策和经济环境；3.保持各个社会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4.保障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和基础产业的发展；5.保障社会安全；6.推动对外开放；7.促进人力资本形成；8.调节贫富状态；9.提供公共信息；10.保护生态和环境平衡；11.推动社会保障系统建设等。此外，西部民族地区政府还应成为保护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主要角色。
四、冲出所有制认识误区，大胆确立以非国有经济为主的所有制基本结构目标模式，走主要以非国有经济高速发展推动整体经济发展的道路。
党的十五大报告确认了非国有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实践不断深入所带来的重大成果。十五大已经过去两年多，全国各地对所有制的认识已统一到十五大报告的精神上来，再无人否认非国有经济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是，人们对所有制的认识是否已十分深刻全面？笔者认为还不能充分肯定。其一，国内经济学界对所有制的认识还在不断深化，而且对所有制方面的许多问题至今仍争论很大；其二，不同地区、不同群体对十五大报告中关于所有制的论述在理解程度上存在差异。就西部民族地区而论，其对所有制的理性认识及其实践探索明显不足。表现之一是，仍然坚持国有经济占绝对优势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观点，不能充分地正确把握所有制结构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因而其调整国有经济战线，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收缩、改组和改造的步伐迟缓；表现之二是，虽然强调要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但在做规划时所确定的发展速度、规模和目标比重仍较为保守，这些目标值甚至低于近20年东部许多地区非国有经济发展所达到的实际指标水准；表现之三是，给予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的政策、待遇仍有诸多不公平之处；表现之四是，不注重西部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与全国的巨大差距，以全国所有制结构目标模式作为自己的目标模式等等。这种认识的不足，无疑将对西部民族地区大开发的战略抉择和成功实施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
那么，西部民族地区大开发进程中所有制发展战略如何选择？笔者认为目标模式应是以非国有经济为主，路径则是两条，一为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一为对国有经济加快战略性改革和调整。理由在于：其一，国有经济这种先进的生产经营组织形式，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非常滞后的西部民族地区运作和发展，缺乏成熟的基础条件和环境支撑，难以产生高效率。其二，实践证明，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在大多数情况下非国有经济比国有经济更富有经济效率。其三，西部民族地区政府财力预期仍很弱小，难以承担大规模的国有经济运作和发展的资金要求。其四，西部民族地区政府相关系统的机能发展状况使之在较长期尚难经办过多的经济事务。其五，大开发要求迅速改变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落后的状况，要求建立良好的社会经济秩序和运行机制，要求保护和改善生态及环境，这都需要政府财政予以财力保障。其六，大开发必然需要大投资，但是西部民族地区大投资的主渠道不能定位于政府，而应该也只能定位于非政府部门，这就必须给予非国有经济广阔的活动范围和空间，必须为非国有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良好的软、硬环境和条件。其七，西部大开发必将伴随着我国加入WTO，西部民族地区应着眼于大规模利用国外的资本和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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