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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当了解、研究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是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当代西方经济学更是以促进当代资本主义的最大利益为主要目的，但是，基于下述理由，我们应当了解、研究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经济学家对迅速发展的现代化市场经济的研究，有很大的进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提出了不少反映现代社会大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的新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其中不乏合理的、有益的成分，我们可以有取舍、有鉴别地加以利用，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服务，以期早日实现两个根本转变。
2.改革开放是我国既定的正确方针，在对外经济贸易往来中，我们的主要对手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经济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当代西方经济学是这些国家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理论总结。当代西方经济学表述并研究西方国家的企业和个人的行为准则和动机。熟悉西方经济学可以对西方国家的经济运行和活动方式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便于了解国际市场的规律、规章、惯例和内情，在交易往来中，做到知己知彼，争取主动。
3.当代西方经济学重视数量分析，尽管过度数学化已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家的忧虑，但是数理模式分析终不失为能对经济现象比较精确解剖的工具，正确地利用它，可以充实经济研究的内容，可以对经济变动的趋势作出比较透彻的观察，并由此而得出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建议。经济学是致用之学，研究经济问题不应只作演绎式的逻辑推理，而应有事实和数据依据，言之有物。美国大学中后起之秀的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把经济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定为：掌握基本经济理论；熟悉世界、特别是本国的经济情况；能借助量化手段分析实际经济问题。这一想法是不无道理的。
4.西方经济学是西方国家采取经济行动的指导原则和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它的演变往往是西方国家政策更替的先兆。在改革开放中，我们要同西方国家的政府联系交往，就不能不了解它们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意图和目的，为此，我们应当懂得西方经济学。
5.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长时期中，我国对西方经济学基本上是封闭的。翻译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很少，还往往限于内部发行，写出的有关西方经济学的文章一般是以批判为主的，涉及的有关理论往往是支离破碎而失去原形。结果，对本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新发展缺少了解，而一旦开放之后，西方经济学形形色色的理论大量涌入，一些人感到新奇而无选择地接受，并根据各自的理解去不恰当地联系我国的实际，以致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从这一后果看，不全面、系统地了解西方经济学也是不恰当的。
6.我们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应当无所畏惧地面对西方经济学，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剖析西方经济学，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从中吸取可以为我所用的成分。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写《资本论》时，阅读了大量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他遗留下来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文稿，便搜集了许多非无产阶级作家的论点。全书所引当时或较早时期作家的著作，据粗略计算，约有90余种之多。马克思主义就是在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向前发展。只有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吸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不断地用新观点、新结论来丰富自己，纠正被实践证明已经过时而需要更新的某些具体结论，马克思主义才能永葆青春，不终止地发挥其战斗力。
二、应当看清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性
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当代西方经济学中大部分理论属于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范畴，是与无产阶级思想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对此西方经济学家毫不讳言，他们当中有些人看来立论彼此尖锐对立，派别互不相同，但在这一点，他们是心心相通的。
例如，当代西方经济学家阵营中主张自由放任的代表人物哈耶克就诅咒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经济，贬之为“通向奴役之路”。而主张国家干预的代表人物凯恩斯在致哈耶克的信中说：“依我之见这是一部完美无瑕的书（指《通向奴役之路》——笔者），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谢你如此恰如其分地道出如此迫切地需要说出的话。你不会指望我接受书中全部有关经济学的权威性断言，但是在道义上和哲学上我觉得自己差不多赞同其全部观点，不但赞同，而且深深为之感动。……这一派人之所以需要计划，并不是为了享受计划的果实，而是因为在道义上他们所持的观点正好与你的相反，他们不打算为上帝服务而是替魔鬼效劳。……我们所需的是恢复正确的伦理思维——恢复我们的社会哲学中独特的道德价值。”〔1〕这段话， 生动地表明了西方经济学体系中对立的两派尽管在理论上和政策建议上是格格不入的，但是他们的伦理思维、社会哲学和道德价值是完全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意识形态同属一个阶级，因此，他们是心心相印的。
另一例子，从发展经济学的产生、演变和分歧，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的烙印何等鲜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何等激烈！
发展经济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体系中新兴的一门学科；它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学者，并不限于发达国家的主流派经济学家，也不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但是，国际上号称发展经济学家的大多数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经济学家，而且属于主流派。他们为什么有兴趣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呢？一位早期著名的美国发展经济学家作了明确的回答：“以1945年至1960年这段时期为高峰的非殖民化运动重新激发了对发展经济学的兴趣。许许多多的国家发现它们自己处于以追求国民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形势之下。富国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出口鼓励的利益以及大国势力的角逐，对这些国家发生了兴趣”。 〔2〕发展经济学兴起的头20年，论证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思路是结构主义思路。这一思路的特点是：认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在结构上不同于发达国家；资本积累和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由于迅速工业化的需要和市场有待培育，发展中国家应当实行经济计划化；鉴于穷国和富国经济实力的悬殊，发展中国家应当实行贸易保护和进口替代。
基于这种思路而选定的政策，虽然有畸重畸轻之弊并由此而产生一些不良的后果，但是当时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为了纠正偏向，60年代末期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陆续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实行了重大转变，从片面强调计划化转向重视市场机制，从片面强调工业化转向重视农业进步，从片面强调物质资本积累转向重视人力资源开发，从片面强调内向的进口替代转向重视外向的出口鼓励。这种转变与其说是前一阶段经济发展理论的错误，不如说是发展中经济自然而又必然演进的一个过程，也体现了发展中国家对如何发展经济这一问题认识的深化。
但是，西方正统经济学家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进行了猛烈抨击，认为它的要害是“背离了正统经济学”，是“拒绝了单一经济学的主张”，是“违背了自由放任的理想。”〔3 〕西方一位著名的正统经济学家哈伯勒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进行了全面的攻击。
首先，他认为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之所以重视剩余劳动力、失业和经济长期停滞问题是受了凯恩斯理论的影响，而“长期停滞论是对大萧条本质的一种严重误解。可悲的是，它被劳尔·普雷维什接受，并由此而对发展经济学造成了强烈的影响。……大萧条不应当像许多凯恩斯主义者和普雷维什认为的那样，归咎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和内生的不稳定性，而是外生的、不可避免的政策错误以及熊彼得所说的‘偶然因素’的结果”。〔4〕其次， 发展经济学中有一理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即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上的差异，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有继续恶化的趋势，从而加剧富国与穷国的发展不平衡，为此，发展中国家有必要采取贸易保护措施。这在理论上是有根据的，经济现实也曾证明如此。哈伯勒却说，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所谓的历史事实是缺乏根据的，其解释是有漏洞的，对未来的推断是轻率的，政策结论是缺乏责任感的。”〔5〕他还说， 这一理论错误地把大萧条对周期性的贸易条件恶化错误也解释为一种长期变动，“既然我们从另外一些统计数据（如利普西提出的）知道了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并未长期恶化，就不必再为所谓的种种理由（恩格尔定律，发达国家公司垄断和工会力量）而絮絮不休。这些理由不管怎么说都是不充分的，也不必再对影响深远的种种政策结论（导致‘平衡增长’，‘大推进’和通货膨胀的保护主义）加以评论。这些结论，说得委婉一些，也一定算是轻率的。”〔6 〕发展经济学中，还有一种“示范效应”理论，其意义是，由于运输、交通、信息的不断进步，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可以凭借其经济上的优势，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等传播工具，大肆宣传它们新产品的特点和优点，使发展中国家广大的消费者深受影响，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模仿发达国家的消费模式，把收入大量花费在进口商品上，以致降低储蓄倾向，使资本更难以形成。在生产领域中，示范效应的后果表现在资本密集型和高度机械化生产方式的被采用，这对于穷国的资源配置也十分不经济。示范效应在理论上说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发展中国家相当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但是，哈伯勒站在发达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对这一理论提出异议。其理由是，发达国家也同样深受其害，发展中国家不必为此而感到不平。他说，“示范效应并不特别地与发展中国家相关，我们所有的人（即使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也是如此）都处在十分强大的令人入不敷出的广告宣传压力之下，在任何地方我们都看到和读到我们想得到而又买不起的东西。分期付款实际上使我们随随便便地购买那些不该买的东西。”〔7〕言外之意，富国的人同穷国的人一样都受广告宣传的误导， 穷国的人又何必为此愤愤不平。
哈伯勒无视在旧国际经济秩序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非处于平等地位和两类国家结构上互不相同的状况，从根本上否定了发展经济学的存在。他说：“我的思想，一直是如人们通称的单一经济学的思路。在我看来，只有一种经济学，这就是包括国际经济在内的广义的新古典经济学。这种理论的主体是宽阔而灵活的，足以处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我反对主张有一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单独理论的双经济学的观念。”〔8〕
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在总的思路上虽有畸重畸轻之弊，但其中一系列理论和模式基本上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建国初期的主观愿望和客观要求，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有其实际意义。而哈伯勒却站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出发，一一加以猛烈攻击。他说：“我批评过构成发展经济学许多内容基础的观点，这些观点是，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集团脱离于发达国家并且处于不利地位；它们以严重的‘伪装性’失业为特征，其贸易条件有一种不可抗拒的恶化倾向（普雷维什—辛格理论）；它们受有害的‘示范效应’的支配；私人创造性和市场力量只能赋予不重要的地位；发展需要通过政府实行广泛‘计划化’以促成大规模的‘平衡增长’和‘大推进’。”〔9〕
不难看出，哈伯勒的上述议论是对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思潮的重新肯定。这一要害，他的同行科登一针见血地指出：“哈伯勒的一生都是一个按欧洲大陆意义界定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信奉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从来就不赞成主张干预的政策。多年来，尤其是在30年代时期，这样的观点不时髦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些观点在西德和在某种程度上的美国重新流行，但是同发展经济学家这一新领域中的传统常识是根本不相协调。”〔10〕芬德利说：“哈伯勒阐述的宏大主题，是作为20世纪一种经济教义的自由主义的命运，他认为30年代大萧条是一次巨大的过失，而不是资本主义制度某些固有的‘结构性矛盾’，……正如他把战后前期数十年间发达世界和发展中世界的种种困难视为凯恩斯主义异端邪说所带来的后果一样，他把最近几年——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同出一辙——看作是向理智和自由市场的回归，只有从凯恩斯积极行动主义的狂妄自大中解脱出来，西方才能为一个稳定而繁荣的世界经济提供条件。”〔11〕
另一位号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拉尔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作出了进一步的攻击，他从根本上否定了这门新兴的经济学科，宣布“发展经济学无人惋惜的死亡”〔12〕，因为它是“直接控制教条”的体现。他说：“许多发展中国家当前严重的扭曲，不是来自不可避免的市场经济不完善，而是来自不合理的国家干预主义造成的政策诱导性的扭曲。……最坦率地说，隐藏在所有国家干预主义背后的是家长制观念，它源于对第三世界贫穷的、未受过教育的普通民众的不信任（如果不是蔑视的话）。”〔13〕
平心而论，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并非对西方经济学一般原理的离经叛道，它基本上承袭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充分运用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只不过多多少少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外实际情况出发，并着眼于如何迅速推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如何早日改变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贫困落后的状况。它不过是西方经济学一般原理在特定环境下的应用，但是它并未脱离西方经济学的主体。公正地说，它不应当被西方经济学者看成是异端邪说，然而，一些号称自由主义者的西方经济学家都从固有的价值观出发，贬低它，责难它，甚至否定它的存在，宣布它的死亡！
西方经济学家对视为异己的理论从来都是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或轻蔑地不屑一顾的。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一直受到西方经济学主流派的攻击或嘲笑。
西方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性从全部西方经济学说史可以看出。一种新学说的兴起或一种旧学说的复活都不是偶然的，而是顺应西方国家当时的特定需要才出现的。近几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授予更突出地反映了西方世界意识形态的偏好。
在科斯1960年发表《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之前，西方经济学家在资源配置问题上，一般接受庇古关于外在性使市场经济不能进入帕累托最优状态，从而必须由国家采取一定行动的说法，但在科斯看来，即使出现外在性，国家也不必采取行动，只要产权明晰，“看不见的手”总会把经济导向帕累托最优状态。科斯理论在经济学说史上的意义是使西方经济学回归到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思想领域。而科斯之名大彰是因为他的理论顺应经济的变化和资本主义经济思潮的起伏。70年代以后出现在西方国家的“滞胀”问题使凯恩斯主义黯然失色，反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流派纷纷出场，自由主义重新抬头。80年代又是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政府失灵”的口号下把国有企业进行私有化的年代。到了80年代末期，东欧的旧经济体制解体，私有化之风愈演愈烈，在这种背景下，主张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科斯定理”自然受到了极力推崇，而科斯自然也被加上诺贝尔奖的桂冠。
关于累进所得税制，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家曾不断加以赞扬，以为它是缩小资本主义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和有效手段。例如，凯恩斯说：“自从19世纪末以来，通过直接税——所得税、超额累进所得税——这种工具，在缩小财富和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成就，在英国特别是如此。”〔14〕萨缪尔森反驳高税率会减少激励和影响工作的观点，他说：“80年代的美国（在供给学派影响之下）因相信降低边际税率会提高刺激和经济效率而出现了赋税革命。……税率对工作时间的影响并不清楚，因为收入和工资的替代效应以相反的方向变换工作。累进课税的结果，一些人选择较多闲暇而较少工作，而另一些人也许会更加努力工作以赚取他们的百万元。那些欣赏自己的工作以及工作所带来的权力观念或成就感的众多的医生、科学家、艺术家以及企业经理们将为＄80000就像为＄100000一样努力的工作。 ……供给经济学派的主要预言——随着边际税率的削减，工作和储蓄都将急剧地增加——到目前为止还未实现。”〔15〕尽管凯恩斯和萨缪尔森也都曾担心过高的累进税率可能影响资本的增长和流向，但是还未公然提出有利于富裕阶层而不利于贫苦阶层的单一税率。从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趋势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的价值观和道德标准的倾向性越来越明显。
三、应当肯定19年来了解、研究西方经济学的成果
不能不承认，在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西方经济学的了解、研究已基本上中断了30年。而近半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在其庸俗性并不消减的同时，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认识又在不断扩大和深化之中，而且一些比较贴近贫困落后国家经济现实的理论和学科已经建立起来，其中有不少可以为我所用、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的成分，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针的指引下，人们逐渐解放了思想，逐渐理解了下述这段话的真谛：“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6〕在了解、研究西方经济学中作出了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现分述如下：
1.在全国高校财经管理专业设立了11门核心课程的教学计划。这一计划的要旨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统帅，加强经济计量分析与电脑操作的训练，充实统计学和会计学两课的内容，在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贸易学中注意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实际和改革开放的需要，吸收西方经济学在这三个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操作技术，开设宏、微观经济学和借鉴西方经济发展理论联系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发展经济学两门核心课程。这个教学计划的大方向是对的，它符合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的精神，有助于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但是由于师资力量不足，在教学中未能很好贯彻计划的要求，这还待进一步努力。但取得的初步效果是良好的。学生们反映，思路拓宽了，比较之下认识了马克思主义是分析问题的最犀利的武器，同时也开始知道了如何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工具研究我国社会经济问题。
2.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考察经济问题时，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两个概念已成为通用语。人们已经熟知，宏观经济方面要注意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微观经济方面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是实现最大化的原则。国家在统计经济增长时已使用国际通行的GNP或GDP指标。此外，二元经济结构，农业剩余劳动，隐蔽性失业，人力资源开发，恩格尔法则，吉尼系数，金融深化等等西方经济学中的术语已在分析我国经济实际时经常使用。为了能比较正确反映股市行情和预测经济走势，一些媒体已在借鉴道琼斯指数、恒生指数等的编制原理和运作经验，着手编制中经指数，卡斯特经济评价中心利用经济周期分析原理和经济计量方法，编成景气先行合成指数以预报景气转折点和变化趋势，又编成一致合成指数以评价经济现行状况。尽管这些指数在编制方法上还可改进，在实践上还有待检验，但毕竟有助于对经济发展形势的了解并可供决策者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与国家统计局课题组联合编制的《1996年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秋季报告》中指出，近四年来由于贯彻中央的正确决策，加强宏观调控达到了预期目的，我国经济实现软着陆发展势头良好，明年经济发展存在着三种可能趋势，因此，宏观调控力求稳中求进，紧中搞活。这些评估意见和政策建议都是言之成理，有根有据的，应当说，这份报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充分利用西方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研究我国实际问题的可喜成果。
3.我国经济学界也开始以我为主，自成系统地写出有分析、有评论的西方经济学教科书。有的青年同志已经就如何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写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作出尝试。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学强调计划配置资源，虽然并不忽视计划调节的作用，但是将消费者、生产者和资源所有者的自由选择置于突出位置。另一方面，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相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更为强调宏观调控、计划指导与政府干预，特别是把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和共同富裕作为实现社会范围内最大限度平等的调节手段。这种看法具有一定新意。他们在书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劳动价值论，但也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需要，采用了西方经济学中各种行为学说和宏观、微观管理决策理论，构成了一种经济学教科书的新体系。这种不是从本本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的需要出发、勇于探索的精神是应当肯定的。
4.经济学界还从西方经济学一些理论得到启发，或者在努力建立新学科，或者把西方经济学的模式结合我国具体情况建立新的模式。例如，经济发展在基本产业结构变化上的表现是，第三产业的比重逐渐扩大，第一和第二产业特别是第一产业的比重逐渐缩小。这一点，作为古典经济学创始人的威廉·配第早已指出，300 多年来的世界经济发展史已证明其为真理。第三产业的兴旺是工农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反过来又大力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大小反映了一国发展水平的高低，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已接近或超过70%，而最不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处于20%至30%之间。由于改革开放的结果，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已由1990年的21%提高到32%。有的同志检讨了长期被忽视的第三产业领域的经济理论，提出建立第三产业经济学的设想。我国经济学者在充分认识二元结构模式重大意义的同时，不囿于刘易斯简单地把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是工业化资金累积的源泉的看法，而能结合实际提出我国要由二元结构经济转变为现代经济，要由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关键在于实现人口的合理流动和城镇化。经济学界还有人试图以经济发展理论的演变为脉络写出经济学说史。他们认为，毫无疑问，以价值理论为主线写成经济学说史是正确的，但是，为了不损历史人物的全貌，从以往的经济学说中广泛地去摄取有益的成分，以期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写出一部以经济发展理论为主线的经济学说史也是必要的。这样做，还可以深化对西方经济学庸俗性的认识，过去对西方经济理论的批判，一般集中在价值论和分配论，而事实上，西方经济理论中的庸俗性不仅表现在价值论和分配论方面，还表现在经济发展思想方面。以马歇尔为例，过去对他的经济学说的批评是：马歇尔以商品的市场价格代替了商品的内在价值；在生产要素的分配上，马歇尔接受了“三位一体”的公式。如果我们把视野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扩大到他的经济发展论，又会发现马歇尔经济学说中又一个缺点。马歇尔认为，经济发展过程是平稳的、渐进的和连续的；经济继续增长是可能而又可取的；经济增长的利益是会自动地扩散到各个阶层的。因此，在他看来，经济发展从来是不会产生突变的，而是通过边际的微调来推进的。这种边际的微调反映在价格机制之中，于是，价格机制是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自然机制、最佳机制，在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变化会出现自然秩序，私利角逐会自然产生调和，经济增长的利益将自然普惠广大人群。换言之，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所要求的仅仅是提供适当的刺激，完善市场机制并让其自由运转而已。显而易见，马歇尔对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的基本看法，理论上是形而上学的，实践上与各种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经验是不相符合的。正确的理论和客观的实践都证明：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不平衡、有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如果听之任之，则矛盾、冲突和不公现象不仅不会自动淡化和消失，相反，会循环累积地愈演愈烈。
以上所述，不过几个例子，但从中也可以看到，十九年来，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的鼓舞下，我国的经济学界、特别是一批中青年学者，努力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注意对西方经济学鉴别取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联系我国实际问题，分析我国的实际问题，提出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议。在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上，已基本上不再是单纯介绍或转述，而是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原则，勤奋求索，有所创新。这些成果虽然还不是很大，还不很成熟，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但是他们既非对西方经济学顶礼膜拜，更非对社会主义有意攻击。对他们努力钻研和积极思考的精神和取得的初步成果，应当肯定和支持，对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应当帮助和引导。
四、应当准确地理解西方经济学，正确地应用西方经济学
西方经济学中的各种理论和各派学说是顺应经济情况的变化和经济思朝的起伏而出现的，它们或更替，或消长，或属于一时性的对策，或较持久而又有变异，众说纷纭，真伪并存，我们在引进西方经济学时，理所当然地应当准确完整地理解。而我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虽然正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是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根本不同，在应用西方经济学分析我国经济问题时，理所当然地应当正确无误地结合实际。
在这方面，我从自己的经验教训中就深有体会。人们知道，在前期发展经济学中， “两缺口模式”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这个模式于1966年由钱纳里和斯特劳特共同提出，他们根据凯恩斯关于国民收入的宏观分析得出“投资－储蓄＝进口－出口”的公式，公式的左边表示投资与储蓄之差，右边表示进口与出口之差，如果投资大于储蓄，则国内储蓄出现缺口，这个缺口要由进口大于出口来平衡。1985年，在我撰写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发展经济学》中，我要对这个模式作出如下的解释：这两个缺口的相当是事后的相等，而在事前，投资、储蓄、进口和出口是独立变动的，其结果，投资超过储蓄的数额，不一定恰恰等于进口多于出口的数额。为此，发展中国家必须作出调节。如果国内储蓄缺口大于进口超过出口即外汇缺口，就必须削减投资或增加储蓄；相反，如果外汇缺口大于国内储蓄缺口，就必须削减进口或增加出口。但是，这种调节是从缺口本身的修补来考虑的，只是一种消极的调节，如果从缺口之外开辟财源，利用外资，则一笔外资对两个缺口都产生影响。因此，一箭双雕。因加紧动员国内资源以满足投资需求和加紧动员国外资源以冲销进口而出现的双重压力都可减轻。于是，我从这个模式得出的结论是：国内储蓄不足国外资源补，强调了外援和外资利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
近年来，我逐渐认识到对两缺口模式作上述解释并不符合模式的本意。因为在60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所强调的是结构改革、进口替代工业化和内向发展，当时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困难是外汇不足。作为持结构主义思路的经济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钱纳里提出这一模式的本意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外汇约束，要突破这个约束，必须进行结构改革，增加产出以扩大储蓄并强化出口能力，这样，两缺口模式的内涵就同当时经济发展相一致，并成为前期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当然，60年代末期以后，发展中国家逐渐认识到内向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的缺点，转向重视外向的出口鼓励以扩大外汇积累和利用更多的国外资源，又可以用两缺口模式作为经济发展新战略的理论依据，但这是人们赋予这个模式的新意而非它的原意。
总之，为了改革开放，为了实现两个根本转变，我们应当了解、研究西方经济学，而且19年来我国经济学界对了解西方经济学已作出了很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不能无视西方经济学含有的价值标准，同时，要注意我国社会经济的特点，准确地理解并正确地应用西方经济学。
有的同志说，中国的经济学家既受过马克思主义的良好训练，又在近十几年完成了对西方各种经济理论的补课。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乐观估计。但是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不艰苦学习和认真钻研，是难以掌握其要旨的，而西方经济学的新理论在不断出现，不作及时而全面的了解，就会不明是非。因此，要使上述估计成为现实，还任重而道远。
注释：
〔1〕哈罗德：《凯恩斯传》，第466—467页，商务印书馆1962 年，着重点是笔者加上的。
〔2〕雷诺兹：《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现实》，1977年英文版， 第24页，着重点和惊叹号是笔者加上的。
〔3〕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云南出版社，1992年。
〔4〕〔5〕〔6〕〔7〕〔8〕〔9〕〔10〕〔11〕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理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6—77页、第76—77页、第78页、第79页、第76页、第74页、第110页、第113页。
〔12〕〔13〕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2年，第148页、第143页。
〔14〕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一般理论》，1936年英文版，第373页。
〔15〕萨缪尔森和诺德豪斯：《经济学》第12版，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上卷，第1234—1237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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