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的大屠杀纪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法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破坏力最强的一场战争，它留给人们的不仅是那些天文数字的伤亡、对人性极限的挑战，还有对战争的彻底反省。在法国，这一反思还包括对维希政权、反犹主义与共和模式的认识。围绕着这些问题产生的争论，其敏感性，即使在现在也足以使这个国家陷入分裂的泥潭。① 与此相关，“二战”反思的复杂性同样体现在大屠杀纪念日的确定上。在法国，大屠杀纪念日至少有三类，一类是国际纪念日，即1月27日的“国际大屠杀受害者纪念日”②。第二类是国家层面的纪念日，包括4月最后一个星期日的“集中营受害者国家纪念日”和7月16日的“法兰西国家种族主义和反犹行动受害者及社会公正纪念日”。第三类是针对个别事件或地方层面的纪念日，包括6月10日的“奥拉杜尔大屠杀纪念”③。本文着重对第二类国家层面的大屠杀纪念日进行探讨，这不仅因为相对于国际纪念日，国家纪念日的确定体现了更多的法国特殊性，还因为相对于地方性纪念日，国家纪念日是全国所有政治争论和社会派别角力的结果。本文将梳理法国大屠杀历史的重建，在此基础上考察大屠杀国家纪念日的选择、确定及其根据，最后分析大屠杀纪念之复杂性背后蕴含的社会和文化因素。 大屠杀历史的重建 法语中有许多词表达大屠杀，一般意义的大屠杀是Massacre；而Holocauste源于希腊语，指犹太教中的一种宗教献祭仪式，英美学界用这个词来指“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残障人士、政治和宗教反对派等犯下的罪行和进行的屠杀；Shoah在希伯来语中意为“灾难”，后被用来代指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种族大屠杀。考虑到以上两个词与犹太教的密切联系，法国历史学家更喜欢用Génocide这个词来指死亡集中营里或纳粹进行的针对全人类的大屠杀，部分史学家用Judéocide来专指“二战”中纳粹对犹太人进行的大屠杀。④大屠杀词汇的丰富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屠杀本身的复杂性。 对大屠杀和集中营的认识，在战后法国国家历史的建构中，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有学者认为有三个阶段，分别是1945-1947年，记忆的稀释；1948-1984年，集中营与抵抗运动；1984年至今，将对大屠杀和集中营的认识上升到人权的高度。⑤有观点认为对犹太人种族大屠杀的认知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在这段时间内，法国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和社会的重建，这就要着力建构一个抵抗运动的神话，因此人们避免提及战争中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就犹太人自身而言，他们也不愿意作为种族主义的受害者而与抵抗运动的英雄们相区分开来。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受害者们，包括犹太人开始加强了对自身身份认同的研究。战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开始研究自己民族的历史，因而这个阶段主要是诉说和倾听。20世纪90年代，法国从对犹太大屠杀的承认转向民族记忆的重构。进入新世纪，大屠杀纪念的重点从颂扬英雄主义和纪念受害者转向记忆的世界化。⑥也有学者重点分析了90年代初期到中期，法国社会和政界在反思大屠杀上取得的重要进展。⑦无论三阶段还是四阶段，可以肯定的是，战后法国社会对大屠杀历史的认识，在各派力量的角逐中，经历了从建构、推翻到重建的转变。 这一认识过程始于对抵抗运动神话的建构。根据这一神话，维希政权是法国一小撮投降派创立的，他们是纳粹德国的应声虫和合作者，法国大部分人站在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抵抗运动一边，戴高乐的自由法国才是法国正统的政权，抵抗运动是正统法国的延续，维希政权是不值得一提的插曲。⑧确实，法国本土解放后，抵抗运动是戴高乐政权合法性基础的最强证明，也是其用以凝聚人心开展战后重建的最有力号召。因而与抵抗运动的神话相对应，戴高乐派在大屠杀记忆上选择的是一种英雄主义的记忆。比如1945年11月11日在瓦莱里安山(Valérien)为15位在“二战”中牺牲的烈士举行了葬礼。值得注意的是，这15位死难者中有为法国而战的埃及人、意大利人、突尼斯人、摩洛哥人、塞内加尔人，有空军也有海军，还有抵抗运动的参加者，基本涵盖了参加战斗的所有群体，却唯独没有普通的平民。 法共对“二战”的回忆五味杂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法国普通民众为保护法共党员而遭到屠戮，使得法共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战后的东西方冷战格局，也影响到法共大屠杀纪念的策略。法共同样选择了一种全民抵抗的记忆⑨，只不过是将其放在工人运动和民族记忆的框架下，突出工人阶级的牺牲。他们最终选择了在拉雪兹公墓中的公社墙来举办纪念活动，意在唤起人们对巴黎公社运动的记忆。⑩ 20世纪50年代，大屠杀历史的重建取得了重要的进展。1955年，反映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纪录片《夜与雾》上映，获得巨大成功。(11)但是在法国的维希研究专家亨利·鲁索看来，1954-1970年间，法国社会是有意对维希历史避而不谈。据他分析，50年代中期，法国处在战后光荣的30年经济增长期中，同时法军在越南节节败退，一直被视为法国本土自然延伸的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抗法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法国社会在战争问题上已经出现了分裂。此时，对维希那段并不光彩的历史的触碰势必雪上加霜，导致更大的分裂。(12) 到了1968年，这一分裂不可避免。年轻一代们开始对他们的父辈们清算旧账，父辈们出于各种原因(愧疚、仇恨、悲伤)遮掩起来的伤口被一层层撕裂开来。这些年轻人不仅包括犹太裔知识精英，还包括非犹太裔的青年人。他们意识到有责任将父辈们的记忆挖掘出来。1969年，电影《悲哀和怜悯》上映。该片记录了法国克莱蒙-弗朗镇在纳粹占领时期的历史。片中出现了对德国军官、法国合作者、抵抗者和普通老百姓的采访，再现了德军占领下法国社会的真实情景。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帕克斯顿的著作《维希法国》(13)出版，在法国一石激起千层浪。该书从学术的角度系统地剖析了维希政权的全貌，开启了重新审视维希法国历史的序幕。抵抗运动的神话在社会、学界和电影界的共同推动下，开始被逐步解构。新的观点认为最初大部分法国人支持维希政权，维希的一些措施也不完全是出于德国方面的压力，甚至在反犹方面也是如此。维希其实是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内部保守主义和新法西斯派力量的延续。(14) 与此同时，为维希和反犹主义辩护的声音从未消失。(15)1978年10月28日，维希犹太问题总警监路易·达基耶尔(Louis Darquier)在接受法国《快报》访问时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被毒气杀害的只有虱子。”这一言论极大地刺激了民众的情感，引发了法国社会对被占领时期的历史真实问题的激烈辩论。1985年6月，亨利·罗克(Henri Roques)在南特大学成功地以一篇论述库尔特·格施泰因(16)的论文通过了论文答辩。1992年4月，巴黎上诉法院对保罗·图维耶做出免予起诉的判决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反应。(17)6月，请愿者们要求总统承认在维希法国时期，法兰西国家对屠杀犹太人负有责任。但时任总统密特朗坚持认为“1940年的维希法国并不是法兰西共和国”，不能要求共和国为这段历史负责。(18)直至1995年，希拉克才以共和国总统的身份正式承认法国对屠杀犹太人负有罪责。(19)从1945年到1995年的半个世纪里，在政府、学界、影视界及社会各方面的共同作用下，大屠杀的历史被建构、推倒、重建。进入20世纪以来，随着欧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对大屠杀的纪念增添了更多欧洲化和国际化的色彩。 纪念日的纪念 在1月27日国际大屠杀纪念日确定之前，法国已经有两个大屠杀国家纪念日，分别设立于1954年和1993年。为什么在已有一个国家纪念日的基础上，时隔40年后又设立一个国家纪念日呢？这两个纪念日有何区别？法国人在纪念日会举行何种仪式？ 1953年11月，法国部分参议员建议将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规定为集中营受难者国家纪念日，该法令经参众两院一致批准，于1954年由总统签署颁布。(20)这一国家纪念日的批准直接得益于两个民间协会组织“遣送集中营难民、集中营拘禁者及失踪者家庭协会全国联盟”(UNADIF)(21)和“记忆网络”(Reseau du Souvenir)(22)的不懈努力。1952年2月，UNADIF副主席里凯(Riquet)神父向协会办公厅提出建议，提议将每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定为集中营受害者国家纪念日。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是因为它和每个集中营的解放日都很接近，且不会与复活节假期冲突。设立这个纪念日的目的则是“启发后代们进行反思，为宗教信仰者提供一个祈祷和哀悼的机会”(23)。这一年的4月27日，在FNDIR、ANFROM(24)协会的组织下，在巴黎的犹太教堂和天主教堂分别举办了纪念仪式。5月，著名的天主教作家保罗·克洛代尔(Paul Claudel)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封写给法国犹太教大拉比的信，号召天主教徒和犹太人联合起来，对大屠杀这一人类的浩劫进行救赎。(25)在大屠杀面前，两大宗教达成共识，设立国家纪念日的时机业已成熟。最终向议会提交立法建议的参议员大多来自“记忆网络”协会。他们既是曾经的集中营难民，也是政府的官员，拥有相当的政治权力和资源，所以这一纪念日的设立多少具有一定的政府背景。 在纪念日的组织上，随着各个时期对大屠杀记忆的侧重点的转变，仪式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法共的FNDIRP在1954年单独组织了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遗址的朝圣之旅，并发布了《布痕瓦尔德白皮书》，用大量的证据还原了集中营当时的地下网络。(26)1957年前，国家纪念仪式主要在圣罗克天主教堂、巴黎圣母院、瓦莱里安山的地下墓穴和凯旋门下的无名士兵墓举行。之后，纪念仪式增加了三个纪念场所，分别是犹太无名烈士纪念碑、战斗法国纪念碑和集中营烈士纪念碑。其中西岱岛上的集中营烈士纪念碑是“记忆网络”协会主持修建的，1962年戴高乐为其揭幕。纪念碑从一开始就被定位成所有为法国而牺牲的集中营难民纪念碑，用以纪念那些在“二战”的纳粹集中营被关押和杀戮的所有法国人，不论他是犹太人还是吉普赛人，或是其他普通的民众。这样，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二战”记忆都被整合进了一部法兰西民族国家抵抗纳粹法西斯的历史。(27)1963年开始，在瓦莱里安山举办的纪念仪式成为各派争夺的要地。一场关乎记忆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悄然打响。战争的双方，一方主张不分种族和人群，纪念全部集中营难民；另一方主张突出抵抗运动在“二战”中的作用，纪念因参加抵抗运动而牺牲的集中营难民。两派都试图在纪念活动中体现自己的意图。最后妥协的结果是，在纪念仪式的第二部分——纪念游行中，由双方派代表轮流担任火炬手。(28) 到80年代，集中营纪念仪式的组织形式基本固定下来，分为四个部分。在4月最后一个周六或周日的早上，各省首先开始地方性或团体性的纪念，由各地的行政首脑或各团体的代表主持。此外，在德朗西举行被关押犹太难民纪念仪式，在罗亚利奥(Royallieu)举行抵抗运动纪念仪式，在蒙特勒伊·贝莱(Montreuil Bellay)纪念吉普赛难民，在圣罗克教堂纪念集中营难民中的基督徒，在弗雷瑞斯(Fréjus)纪念在日本集中营中关押的法国难民。每个仪式上都有大致相同的程序：首先是敬献花圈，然后是一分钟的默哀，诵读诗文，吟唱《沼泽之歌》(29)，最后是点燃火炬。在这六个地点点燃的火炬在纪念日这天16点传送到巴黎，开始第二个部分的纪念。第二部分是在巴黎的犹太无名烈士纪念碑，首先仍然是在纪念碑前的草坪上敬献花圈，然后是鸣钟向死难者致意，默哀一分钟。随后纪念仪式转到地下墓室，为逝者念诵犹太教祈祷文，在名册上签名留念。此后，人群静默地向集中营烈士纪念碑行进，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是共和国军乐队和6名火炬手。到达目的地后，先在纪念碑前的广场上，退伍军人事务部部长从6名火炬手手中采集火焰；同时，由集中营难民幸存者和少年们一起升起象征着14个集中营的旗帜，共和国卫队唱响《沼泽之歌》。在地下墓室，人们还是照例敬献花圈，鸣钟默哀，向死者致敬。最后在纪念碑前的广场上，献上三色花环，聆听诗文诵读和《游击队之歌》。(30)将纪念活动推向高潮的是第四部分在凯旋门的无名烈士纪念墓举行的添加火焰仪式。这部分仪式照例由退伍军人事务部长主持。(31)当然并非每年的纪念日都会严格按照这套流程组织，但大致的内容基本一致。在某些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也会有共和国总统等这样重要的政治人物来主持仪式和发表讲话。略显戏剧化的仪式是必要的，正如德国学者J.C.吕尼格所说：“形象化的印象在平民百姓中……要比用以启智讲理的语言具有更大的影响力。”(32) 第二个大屠杀国家纪念日的确定发生在法国犹太人群体要求清算维希对犹太人的迫害这个背景下。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一系列维希战犯审判、维希犹太人档案事件(33)过后，1992年，迎来了“冬季赛车场大搜捕事件”50周年纪念。50年前的7月16日、17日，13152名犹太人被维希警察抓捕，关押到今天巴黎15区的冬季赛车场，后被遣送至奥斯维辛集中营，绝大多数人惨死在那里。(34)1992年7月16日这天，密特朗总统出席了在冬季赛车场举行的悼念活动并敬献了花圈。国民议会财政委员会主席、社会党人让·勒加雷克(Jean le Garrec)向国民议会提出立法动议，建议将7月16日定为维希法国迫害犹太人国家纪念日。这项提议得到了社会党和共产党人的支持。终于，在各方的努力下，1993年2月4日，密特朗总统颁布总统令，确定设立“‘维希法国’(1940-1944)种族迫害和反犹行动受害者国家纪念日”。这一决定在媒体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从左派的《世界报》到右派的《十字架报》，纷纷给予高度评价。也有质疑认为，总统此举是为了竞选而向选民特别是犹太裔选民和左派人士抛出的橄榄枝，甚至这一纪念日的设立会削弱之前的集中营国家纪念日的地位。法案的支持者则指出，7月16日并不是对集中营受难者国家纪念日的复制，而是补充。 随着法国社会对维希历史认识的进一步深入，2000年，“‘维希法国’(1940-1944)种族迫害和反犹行动受害者国家纪念日”被更名为“法兰西种族主义和反犹行动受难者及社会公正国家纪念日”。这一名称的变动之重要意义在于：其一，“维希法国”中的“维希”被去掉，维希的历史不再被遮遮掩掩，而是成为法国历史的一部分。其二，增加“社会公正”这样的字眼意在向在灾难发生时勇于挺身而出救助受害者的法国人致敬，从而倡导社会的正义之气。 社会和文化根源 如何看待法国在大屠杀纪念方面展现出来的复杂性，特别是对大屠杀的否定和刻意回避？按照年鉴学派的三段论，在短时段上，我们可以讨论不同时期的法国政府对大屠杀的认识、去殖民化战争的影响，或者总统选举的需要。中时段内，例如在战后，法德和解，特别是经济建设的需要促使法国对大屠杀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从长时段来看，对大屠杀的否定有着根深蒂固的思想来源。在法国，人们把那些否认纳粹大屠杀的人称为“否定主义者”(négationisme)。(35)否定主义的思想主要源自于反犹主义、极右思潮和穆斯林群体。 首先，欧洲反犹主义的传统古已有之，作为“天主教的长女”，法国在历史上多次充当了反犹的急先锋。中世纪，法国国王约翰二世曾多次驱逐过犹太人，但后来又因为财税收入的需要，将犹太人召回。法国大革命被认为是犹太人的第一次解放，法国共和传统也由此开启。此后虽然历经曲折，总体原则并无二致。共和模式的精髓是契约精神，即人们通过契约组成国家，将自己的部分权利让渡给国家，并认同国家的基本立国原则——自由、平等和博爱。但这又造成了一种两难，即在共和模式中，个人对共和国的认同优先于传统上的个人对某一特定的宗教或社会团体的认同。共和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负有一种同化的使命。格雷瓜尔神甫曾经在1787年的一本著作《犹太人的身体、精神和政治的再生产》中阐发过要最终使犹太人同化，消融在法国市民社会中的观点。(36)犹太团体因其对共同体生活的强调，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种对自身特殊性的坚持。这就形成了一种紧张。现在法国穆斯林的社会问题频发也与这种共和模式自身的特殊性相关。一方面是共和模式以其程序方面的开放性，接纳了越来越多的外国移民。20世纪30年代，法国人口中的外国移民比例达到了5%。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法国是西欧犹太人最多的国家，境内生活着大约35万犹太人。(37)另一方面是犹太人在表面上享有共和国公民身份，同时与这个社会仍有隔阂。这种隔阂在一些特殊时刻，容易被民粹主义者放大。 其次是极右翼传统。法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蒂博岱(Albert Thibaudet)把法国的政治思想分为六个流派，分别是传统主义、自由派、工业主义、社会基督教派、雅各宾主义和社会主义。传统主义在他看来是一种思考的模式、行动准则和政治态度。这种态度注重效仿和延续过去，尤其尊重旧法国的君主和教会，强调家庭、既有财产、军队建制、法兰西学院、上流社会的风俗这些要素，认为这些要素有助于解决社会问题、进行阶级间的和解和培育人道主义的文化精英。但是这一切都是在反动和守旧的名义下进行的。(38)勒内·雷蒙(René Rémond)在《法国的右派：从1815年至今》中将法国右翼势力分成了三个派别：正统主义者或曰反革命者、奥尔良主义者和波拿巴主义者。每个派别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占据主导地位，也自成为一套体系。比如，他认为戴高乐派就是波拿巴主义者，他们是些需要一位有权威领导人的独裁主义者，他们的运动也呈现出更多的民粹主义性质。而正统派指的是那些在19世纪拒绝接受共和国体制的保王主义者，20世纪初期的“法兰西行动派”和勒庞党(国民阵线)可以归入此类。总的来说，极右翼思想强调回归土地、回归传统(包括天主教的传统)以及坚持种族的纯洁性。这也是20世纪30～40年代民族革命思想的主要内容。极右翼因这部分内容而与反犹主义者不谋而合。他们不仅仅反犹，还反对外来人口(如法国在1893年出现的反对意大利人的事件)，反对同性恋者及反对所有被传统、被天主教教义禁止的行为。值得一提的是，“二战”的大屠杀受害者中还有相当多的同性恋者。近年来，对“二战”中受迫害的同性恋群体的研究也在兴起。在官方层面，2001年法国总理若斯潘和2005年总统希拉克都在官方的演讲中承认了占领时期对同性恋者的迫害与屠戮。纵观“二战”后的法国历史，保守主义、极右派势力从未远去。每逢经济危机、外来移民问题凸显的时候，往往也是保守主义的呼声最为高涨的时候。近年来，法国的极右派势力不断在全国和地方选举中获得较高的民众支持率，呈现出上升的发展趋势。根据鲁索的判断，对维希问题的认识和态度取代了曾经的德雷福斯事件，成为法国左右翼新的分水岭。(39) 第三，穆斯林群体。19世纪30年代，法国在北非部分地区开始殖民活动。“一战”中，北非殖民地青壮年大量充实到法国军队里，为法国获得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殖民地的士兵们为法国而战，为法国牺牲。“平等地去战斗”本应换来“平等的公民权利”，但和平回归时，法国却完全忘恩负义，并没有信守其承诺。20世纪50年代，由于阿尔及利亚国内的局势日益紧张，再加上法国战后建设对劳动力的需求，出现了大量穆斯林举家移民法国的浪潮。法国政府也为此采取了一系列包括修建低租金住宅在内的措施来改善阿尔及利亚移民的生活条件，并吸引了其他“法兰西联盟”的移民。(40)后来，随着劳动力市场的饱和、70年代经济危机的出现，移民政策的弊端显现出来，延续至今。目前，法国人口中的穆斯林人口已经占到其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法国还有五十多万犹太人。法国同时拥有欧洲最大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群体。一方面是在人口中占相当比例的穆斯林，另一方面是富甲一方、在法国的政商高层都十分有影响的犹太人。穆斯林与犹太人的恩怨情仇既是宗教的，也是历史的。中东地区的一举一动，巴以地区的每一次冲突都牵动着遍布世界各地的穆斯林和犹太人的神经。2015年1月发生在巴黎的“查理周刊事件”中，犹太人的杂货店也在穆斯林极端分子一系列的袭击事件中成为被袭击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的大屠杀记忆、对大屠杀的反思和纪念，必然要综合涉及各个群体的情感。 一个国家的历史书写往往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国家意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在不同的党派执政时各有侧重。一向被认为是与国家相抗衡相对立的市民社会，不排除在特殊时刻，也会与国家意志达成某种默契，与政府一起携手上演“罗生门”。抵抗运动的神话最早正是这么构建的，大屠杀的历史最早也是这么被选择性遗忘的。历史真实在国家利益、民族团结、民众心理创伤的恢复面前曾经如此无足轻重。所幸的是，历史或历史学家不再能垄断对过去的话语权(41)，因为还有“记忆”。在对大屠杀的认识上，在维希历史的重建上，正是集中营受难者的记忆，被逮捕羁押的犹太人的记忆，同性恋者的记忆……这些集体的记忆将历史的真实抽丝剥茧后，呈现出来。且“记忆”的崛起，一方面在历史学内部引致作为历史学分支的“记忆史学”和“公共史学”(42)的革命。如法国记忆史学的先驱人物之一的菲利浦·茹塔尔(Philippe Joutard)所说，今天“记忆不仅是历史学最得宠的题目，而且在公共领域和政治界甚至有取代历史学的趋向”(43)。另一方面“记忆史”还引发了对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重新思考。(44)如果说以上这些由大屠杀纪念和记忆史研究所引发的学科效应还停留在科学研究的层面，那么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的结果，都是关乎人类对世界的根本认识——何为善？何为恶？要做一个怎样的人？如何去做？大屠杀的纪念并非总是救赎和谅解，也有仇恨和审判。对过去的反思和审判，是为了更好地面对现在和未来。对大屠杀历史的认识和纪念，作为民主价值观的一部分，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俨然成了一条准入标准。(45)在历史不断远去，记忆的见证人逐渐离世，青年们不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对政治怀抱热情的今天，对于大屠杀的纪念，树立正确价值观显得尤其必要而紧迫。 ①如2015年初发生的查理周刊事件，围绕着“我是查理”和“我不是查理”所展开的关于宗教信仰与民主共和模式的思想论辩。 ②2005年11月1日，第60届联大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将每年的1月27日(即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时间)定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 ③1944年6月10日，党卫军在法国中部小村庄奥拉杜尔(Oradour)进行大屠杀，杀死642名无辜村民，其中包括200多名儿童。整个村庄只有6人幸免于难。这样的大屠杀还有很多，但奥拉杜尔大屠杀因其惨烈性有着特殊的地位。半个多世纪以来，奥拉杜尔村一直拒绝一切与德国的官方交往，直至2013年9月，德国总统高克在法国总统奥朗德陪同下访问了该村大屠杀遗址，标志着法德和解达到了一个历史新高度。 ④参见薛建成编译《拉鲁斯法汉双解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版。 ⑤Serge Barcellini,"Sur deux journées nationales commémorant la déportation et les persécutions des 'années noires'",Vingtième Siècle,Revue d' histoire,No.45,Jan.-Mars.,1995. ⑥Nicole Lapierre,"Le cadre référentiel de la Shoah",Ethnolog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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