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道德教育危机的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德教育论文,美国论文,教训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道德教育在培养年轻人人性上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因此，从西方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到东方的孔子等哲学家，都主张道德教育必须是学校教育要审慎实现的目标。
今天道德教育面临着危机。在美国，这一危机于1960年爆发。有幸的是，美国的教育工作者在走过了许多弯路之后，近来已经采取了某些建设性的做法来纠正过去的失误。
道德共识的丧失
个人的道德在家庭里、学校里以及社会中形成。这三种场所为个人提供了道德学习所需的整合性背景、互相支持，就像凳子的三条腿一样。现代社会令道德教育难以施行的社会现象之一，就是道德学习的上述三种场所之间丧失了道德共识。
家庭是社交学习的第一所学校，儿童的人格在此大致成型。德国有一项针对10到18岁学生而进行的学术研究显示，母亲、父亲以及祖父是他们行为举止最常援引的榜样，远超过歌星、政治人物、体育明星以及宗教楷模等所产生的影响。
学校历来起到代替父母亲的作用，给予儿童一种强化家中父母价值观的连贯的道德训示。今天则常常要求学校承担起额外的责任：在教育家庭破裂的学生时，学校得顶替那些丧失双亲或没有道德格调的双亲的位置；学校能否胜任这种责任实在令人怀疑。
一个人的道德成长持续他（或她）的一生，因此道德成型受到社会的制约。亚里士多德教导说，人们通过参与道德社会的生活而变成有美德的人，人不仅在社会里受生活训练所支配，而且人的人格在社会里被流传故事和理想所塑造。
然而，上述这三种场所的密切结合，要求父母、学校以及在校学生之间达成道德共识。假定社会价值观与家庭、学校所教诲的一致，这三种场合共同给予单一的道德训戒，那么就会形成统一的行为环境。很不幸，正如W.威廉·戴蒙所写的：“那种和谐一致性在美国社会里绝大部分是特例而不是常规”，因为美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
道德共识的瓦解对学校系统立意善良的道德教育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使家庭面临严重的困难。戴蒙将各处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描述如下：
孕妇咨询专家对学校青少年性教育课程提出质疑，认为课程内容倡导“松弛的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在艾滋病觉醒日活动当中邀请的校外演讲者则公开批评学校负责品德教育的行政人员“无包容心”。从学生的观点而言，上述互相抵触的信息造成的结果是，好则漠不关心，坏则玩世不恭。
这种问题不仅限于美国等现代国家，而且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也都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现代化的过程难以避免使传统价值观与现代价值观产生冲突。
道德共识的瓦解毁掉了最热诚的道德教育工作者的辛勤努力。
正当中国教育工作者面临着文化与社会变迁现象横扫全国而竭尽全力，以便有效果地教导下一代良好的道德标准时，或许可以从美国过去的经验里、从他们的错误与成功中学习到有益于中国的教训。
美国传统道德教育的衰败
今天美国正规学校教育关注的焦点乃在于向学生传授计算机时代复杂工作所需要的技巧与知识，而道德教育则被忽略。与此同时，学校却为普遍的道德危机苦恼着。为要深入了解道德衰颓到怎样的地步，让我们把目前学校所面临的问题与40年以前让学校困扰的问题加以对比。在40年代和50年代，学校行政人员面临的问题是不按秩序抢先讲话、嚼口香糖、制造噪音、在室内奔跑、不好好排队、服装不合规定以及乱丢纸屑等。到了90年代，学校的问题则包括滥用毒品、喝酒、怀孕、自杀、强奸、抢劫与人身伤害。
美国公立教育从30年代背离传统道德的关注中心，但是60年代广泛的文化变迁与对传统价值观质疑的现象出现之后，此种趋势发展的步伐加快了。的确可以认为，某些传统的价值观应该批判。美国人支持反对白人社会种族主义的民权运动以及检讨越南战争的道德标准都做得对。另一方面，60年代年轻人的叛逆虽然受理想主义的驱动，但染上了享乐主义和自我陶醉的判断力，结果变成社会与文化变迁的催化剂。由于社会文化开始赞扬年轻人，年长一辈的道德威信降低；由于社会文化称颂人人自由与平等的价值观，于是容忍甚至赞扬越轨行为，其结果是道德相对主义广为蔓延，许多人开始相信，追求个人满足而不顾社会责任与家庭责任是正确的，因而自私心增强。
如此，在6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当中，培育学生道德的善意的努力是在道德相对主义以及怀疑传统价值观的文化大气候下进行的。对于道德教育有强烈使命感的教育工作必须在“价值中立”的课堂气氛的约束下设法施行道德教育。在这种趋势下，教师们进行道德教育时都必须采用无指导性的方法，这种方法被称之为价值观净化法。
价值观净化法
70年代价值观净化法开始被引进教育界并受到极为普遍的接纳。有一本推广价值观净化法实际教学策略的手册售出量超过60万本，这对于讨论教育法的教科书而言可说是史无前例的。然而，到了今天人们认为价值观净化法是一次失败。
价值观净化法吸取了人文心理学的观点，而人文心理学倡导以更敏锐的心态把学生当作个别的学习者来对待。过去数十年期间教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其观点在反对学校里工厂式的教学气氛（把教育看作对学生进行知识填鸭，凭考试分数测定学习成绩）方面，产生了有益的作用。
价值观净化法是诊疗性的，也就是把在心理诊疗所里证实为有效的方法用于课堂。然而，把这种无指导性的诊疗性方法应用在儿童的道德教育上则回避了一个重大的哲学问题。假定此法的前提是，儿童有作为道德因子的很强的天生发展倾向，而且不用学习社会的道德规章就能够靠自己的洞察力发展为成熟的道德存在，那么他们不需要被社会矫正和社会规范引导的劣根性。此种哲学通常被称为“浪漫主义”，源于法国哲学家卢梭。卢梭深信儿童天生善良，在自然状态下他们会自然成长而拥有天然美德。他认为儿童自己的感受就是值得信赖的向导，而外部强加给他们的社会责任只会有损于他们的完整性。现代流行的“个人真实”以及“与自己的感受搭线”等说法的核心正是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把个人从其所从属的社会环境中抽离，然而，良知岂不是在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吗？今天大部分的美国道德教育工作者都主张儿童应学习道德规范的内容，同时也培育他们自己的天赋智慧。
对学生们而言，价值观净化给予他们的启示是，他们应当与自己的感受搭上线并将自己的价值观建立在这个基础上，而不是顺从理性的指示，哪种行为于人于己最为有益就探讨哪种理性的论据。
再者，如果容许学生自定的价值观高于社会传统的对与错的标准，他们就明白了他们自己就完全能成为自己所作的道德抉择的唯一裁决者。如此，价值观净化法鼓励个人主义观点，同时否定社会背景的重要性。
就老师而言，其角色就是担当学生进行选择的促进者，即使不成熟的学生可能作出不明智的选择，老师也必须抑制自己想要指导学生改变选择的冲动。
如此，价值观净化法对传统的道德智慧源泉产生破坏效应，连父母的教育角色都受到了破坏，甚至故意破坏。由于父母的指导是从外面强加的价值观，儿童学习父母的价值观，但不是儿童自己的价值观。这些教科书明确地说：“他们的主要影响力向来是你们父母亲的态度与行为……你们可能已经学习了某些相当传统的想法……许多人（教育者）认为此等传统态度妨碍一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因为它们限制了多种可能性”。“如果你们觉得父母对你们保护过度……你们或许觉得必须避而不听他们的声音”。
价值观净化法所以失败，是因为它的最初动机在于害怕将价值观强加于人（除了自由与容忍的价值观之外），在于它以隐含的方式强加于人。价值观净化法在教导这两种价值观时倒相当有效，但无论是多么好，单靠自由与容忍也无法构成健全人格的完备架构。
互动式教学方法的魅力
当价值观净化法60年代末首次引入教育界时，许多美国教师反应热烈。此法所以有吸引力倒有几种原因。第一，如前所述，它被60年代影响美国的深刻文化变迁精神所感染，吸取了有关年轻人天生善良、反传统价值观以及自由表达与个人主义精神的浪漫主义观点。其二，受到当时科学界，尤其是人文心理学领域的支持。然而，下面就会说明，科学继续发展，不利于此种理论的证据正与日俱增。第三，由于避免将规范性价值观强加于人，似乎提倡对待持不同价值观的人的容忍价值观，而这在美国这个多种族社会里则是一种重要的美德。第四，它提倡新的互动式教学法，实际上这在促进学习方面是有益而且有效的。
互动式方法就是让学生参与自己的学习过程。传统说教式的讲课可能产生使学生单纯地模仿老师的结果，但是参与式练习则刺激学生对于课业进行深入的思考，并且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学生们被这种方法所吸引，积极地参与学习过程。此法使学生的知识和经验充分发挥，使课业跟他们的生活产生关联。因此这种方法可以成为有效的学习手段。
关于自尊心的种种误区
价值观中立以及无指导性的诊疗观点还对美国的教育实践产生了更持久的影响，其中之一的正确性直到现在才开始受到质疑，那就是培养自尊心的教育目标。
心理学家说，自尊心很弱是一种人格缺陷，会导致犯罪甚至自杀。没有人会怀疑珍惜且尊重自己是健康人格的一部分。问题是，自尊心与人格发展有什么关联呢？人们可以在各种各样与道德无关的事物（如学习分数高、受同辈的欢迎、在校园里打架占了上风、征服了异性）中发现自尊心，道德教育工作者宁可倡导一种自尊心的健全含义，即具有完善人格的诸多方面（如正直、仁慈、忠诚等所体现的那种含义）。
关于自尊心的几种误区已经在现代学校教育里扎根。其中之一是，认为自尊心是人的绝对权利。教育工作者有责任保护并且鼓励学生的自尊心，甚至不惜以压制任何责难或诚实的批评为代价，以免对自尊心构成威胁。今天的道德教育工作者对这种误区的反应是：自尊心不是一种权利，而是必须通过实际成就和别人承认才能获得的。
第二种误区是高度的自尊心可以防止行为问题与社会问题的发生。
事实上，因果关系通常颠倒过来：追求美德的内在动机对自尊心产生积极效应。儿童喜欢认为自己是好人。通常，由于良知而自责，道德行动会助长自尊心。如果教育工作者鼓励学生具有与善良的动机或行为无关的自尊，实际上便有可能减少学生按道德要求行事的动机。
第三种误区是要保护自尊心免受负罪感的侵犯。负罪感被认为有损自尊，会造成失调的人格。道德教育工作者提醒我们：健康的负罪感和羞耻感可以引导人不做违背良心的事。当这些消极情绪产生了强化正当行为的作用时，便会给自尊心建立一个牢固的基础。
认知道德发展法
在价值观净化法失去魅力之后，许多教育工作者转向劳伦斯·科尔伯格所开拓的认知道德发展（道德推理）法，科尔伯格追随发展心理学家的研究发现，人的道德思维从婴儿到成年有几个截然不同的发展阶段。他对认知道德发展阶段的论述是对道德心理学界的一项重要贡献，是他永恒的遗产。研究者肯定，这些发展阶段是世界各种文化的普遍现象。
然而科尔伯格把他的道德发展理论应用到道德教育中时却没那么成功。他创立了所谓“公正社区”高级中学，其中学生与老师组成自治的民主社会。每个老师与学生在制订与执行约束社区生活（除确定课程外）的各种规则时皆同样享有一票。这样给学生加重了责任，鼓励他们积极面对涉及正义与公平的问题。其设想是，让学生们处理社区里发生的实际道德冲突与选择困境，以培养学生的集体责任感和民主参与感。“公正社区”学校的核心是对于道德选择困境所进行的讨论。科尔伯格主张，为使学生往更高层次的道德思维发展，应当让学生面临道德选择困境和复杂情况，迫使学生在几种合理的方案中寻找出最佳方案，从而刺激他们的思维发展。
在“捐躯者晚会”困境里，要求学生假想自己是向西进发的移民群的一员，被大雪困在山上而面临两种选择：饿死或吃人肉。在“救生艇”困境里，让学生处在正在沉没的旅游船船长的位置，必须在具有各种不同才能的一群人当中决定谁上救生艇，谁留下淹死。在“药店”困境里，学生扮演穷人海因茨，为了要救活即将死去的妻子他必须决定，是否该偷一付可以救命但买不起的药。
正如价值观净化法一样，道德发展课程并不支持特定的道德内容，而是帮助每个学生发展其作为能思维的道德原动体的内在能力。上述的道德困境演练并没有正确与错误的答案，而是思维挑战本身成为认知道德发展的催化剂。
然而，到了今天，除了少数几家以外，在过去20年当中运作于美国与欧洲所有的“公正社区”学校全都关闭了。此种方法失败的一个理由是实际问题：要使这种学校保持运作需要很多时间、精力和财力的投入。
我们现在谈谈认知道德发展教育法的某些理论问题。与价值观净化法比较，此教育法的一个优点是至少能认识各种道德价值与动机的水准。譬如，一个公民相信遵守法律是公民的责任，另一公民守法只因为害怕被逮捕，前者表现出较高的道德判断。此种教育法也承认，可能有不遵守法律的较高道德形式的情况，但是，科尔伯格的道德选择困境仍然被道德心理学家用作测度人的道德发展水平的研究手段。
然而，这些道德选择困境都是些极寻常的情况，与人们日常经验相距甚远，实践中经常降低为知识竞赛游戏。此种演练给学生的印象是道德准则很复杂，要辨别对与错不是轻易办得到的，就好像“伦理领域里的每件事不是模糊不清就是争议性颇大”。
当学生在内心还缺乏坚定的道德原则时，让他们面对这类选择困境，经常是提高了他们的纯诡辩能力，提高他们为明显不道德立场辩护的争论技巧。一个人对道德选择困境进行思维时若要从中获得任何收益，就需先有好的人格以便评估要害所在。
道德发展法也错在只靠理性思维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好像知道什么是正确的就必然选择正确的去做。事实上，人们经常知道什么正确却缺乏实行的勇气。
人格教育运动
今天在美国公立学校里最具前瞻性且最流行的道德教育法是人格教育。人格教育向来被定义为“教导学生于个人有益，于社会也有益的核心美德，以培养良好人格的审慎的努力”。人格教育运动反对下述观念，那就是教育者必须避免提倡特定价值观。
为了替人格教育提出有利的立足点，其拥护者首先得克服一种广泛流传的假设，那就是：有意向地教导道德价值观是文化霸权或宗教教条的体现。他们必须证明某些道德价值观事实上是带有普遍性的。
60年代以来，随着基督新教对美国文化垄断的衰落，美国人开始承认自己是一个多元社会，接受了各种文化与宗教信仰。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学校要教导价值观，自然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即该教谁的价值观？正是由于缺乏共同认可的普遍价值观，前一代教育工作者采取了“价值中立”立场。
今天，道德教育工作者对于肯定道德价值观的普遍性不再沉默。道德价值观所以有普遍性，是因为这些价值观受到古今每一种文化的珍重。普遍道德价值观有一个例子，出现在世界上每一种主要道德体系里，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格言。大多数人凭常识便知，这是合理正确的行为方式。其他受到普遍赞赏的道德价值观有诚实、荣誉感、尊敬他人以及勇敢等美德。
今天在美国存在着施行人格教育的巨大推动力。尽管人格教育课程迟至1990年仍然罕见，而今天每5 家公立学校就有一家在施行人格教育。
研究人员现在正着手评估人格教育大纲在改善年轻人道德与行为上的成果。一项为期5年的研究已于1989年完成，加上后续研究， 显示出几个方面可以测度的改善：（1）自尊心；（2）移情（empathy ）及怜悯他人；（3）自发与社会亲善的行为；（4）人际和谐；（5 ）关心公正与平等；（6）解决冲突的技巧。 对犹他州奥格登市的蒙德堡中学的调查发现，自从该校实施整体性人格教育以来，4 年来学业能力倾向测验（SAT）的分数几乎提高了一倍；六年级学生中有90 %的阅读分数至少提高了一个年级的水平；作弊、破坏公共财物、暴力以及其他行为问题大为减少；学校过去看到学生打架是常事，现在每个月只有一两次。
注重个人人格是一个弱点
美国人格教育的个人主义可能是一个理论上的弱点。
尽管整体性人格教育使用的方法经常集中在人际关系上——譬如，在教室里营造道德社区，或者学习解决冲突技巧——但目的和理由是改善个人的人格。这正是理论的弱点所在，影响课程的实施，因为正确的人际关系的规范仍然模糊不清，没有充分的理论基础。其结果是，这种社会方法不一，取决于地方教师或学校校长的信念和才能。
尽管如此，在美国的环境里，注重个人美德是道德学习的一个适当的出发点。上述美国社会里对家庭规范以及社会规范的争论可能使课堂上传统的道德讨论政治化。该讨论可能变成枯燥无味的对当今社会问题的辩论，而不再是影响学生个人道德与行为的功课。在把个人人格当成主要的教育目标后，学习经验就被引进更有结果的自我反思及培养个人责任感的通道。
然而，伦理学家早就知道个人美德只是事情的一半，道德不可避免地表现在社会环境里。道德不仅包含具有美德的个人，也包含严守正确的社会规范。
当然，培养有善良美德的个人就会有益于个人所参与的社会单元，有美德的个人会成为更好的丈夫或妻子、更好的公民、更好的邻居、更好的工人。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会问，将教育关注的焦点放在个人美德上能否提供充分的指导。道德教育工作者迟早都必须提出道德规范，不管有没有支持这些规范的充分的社会共识。
价值中立、无指导性教育坚守的据点
确实，在青少年卫生教育的领域里坚持价值中立、无指导性教学法，仍是主要的教学方法。强调使用避孕套的“整体性性教育”的主要课程就是使用了价值中立教学法。尽管他们提供学生关于性生理构造、性卫生与性交做法等大量的信息，却煞费苦心地对道德问题采取中立的立场。他们假定学生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在什么状况下去进行性行为，要求教育工作者向学生介绍各种性道德观点，不得倡导其中任何观点，帮助学生在评估各种方案和后果之后发展成自己的道德指导原则。在这个道德教育的重大领域里我们可以看出价值观净化法的基本信条，虽然已经换了不同的名称。此种方法之所以仍然流行，正是因为在青少年卫生教育领域里，教育当局不能也不愿采取这样的立场，即这里存在着应该遵循的普遍价值观与规范。
此外，完整性性教育的理论基础跟我们前面谈到的价值观净化理论的基础同样都是浪漫主义。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浪漫主义相信年轻人的天生冲动都是善良的，因此，应鼓励其自然发展不受社会的人为约束。按照这样的推理，完整性性教育工作者认为青少年性行为是天生的生理性功能，跟人的食欲一样不应加以限制。
世界卫生组织于1997年提出一份报告，综合了对此类性教育课的效果进行调查的53篇学术报告，发现超过一半，即27种课程对于延缓青少年性行为、减少性伴侣或降低意外怀孕、降低性病感染等现象没有作用。另外22篇表明某些积极效果的报告显示，参与此类性教育课程的青少年与未参与者之间的差异往往极小。更糟的是，由计划生育与领取组织所资助的学术调查显示一种适得其反的效果：实际上增加了性活动，因为此种性教育课程的破产已经明显。某些国家，主要是瑞典与美国，跨出了最初的几步，对青少年卫生教育采用新方法，也就是以下述前提为基础：小心地把性当作道德问题来对待。
实现普遍道德规范的障碍
如上所述，价值观中立教育法对于青少年卫生教育的吸引力与一个意识形态问题相关，那就是支配性行为的普遍道德规范是否存在。这个问题跟90年代初期人格教育工作者想要在道德教育工作上推行有指导性的、积极的教育法时所面临的障碍几乎一样。人格教育的支持者论证了培养良好人格的明显优势，面对并击败了道德相对主义的挑战。
青少年卫生教育领域则落后了5～10年。 尽管过去世世代代一直按照传统的性规范生活，但在这个领域要克服道德相对主义仍然是件难事。
女权运动对传统婚姻的批判
女权主义者首要打击目标之一就是传统婚姻制度，该运动的重要作家贝蒂·弗里丹《女性的神秘性》以及西蒙·德·波伏瓦《第二性》批判了历史久远的双重标准：希望女性保持贞洁却允许男性养情妇或嫖娼；好的妻子得容忍丈夫的缺点而且无怨无悔地养育儿女；男人行房是为了欢愉而女人行房是职责所在。这些作家批判这种婚姻制度是家庭暴力和虐待的渊薮，是奴役妻子的借口。
女权主义的解决办法是将妇女从性束缚中解放，允许妇女像男人一样行事。我们并不否认，女权主义者指出传统婚姻双重标准里的不平等与压迫这一点是正确的。一个公正的社会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制度，男人握有主管妻子的权力，要求妻子忠诚和服从，而他们却放纵自己。因此，不能指望传统的婚姻规范在现代社会中能被接受。
与此同时，在所有各方面都像男人一样行事的妇女的独立自主、自我实现等女权主义的理想，也受到女权主义者们本身的质疑。变得完全像男人一样之后，她们开始为此后悔，令成功妇女苦恼的心理与社会问题开始出现在各种报道里。苏珊·法努蒂写道：“女权主义追求独立的误区已经把她们这一代转变成没有爱、没有欢乐的权位新贵，因专业生涯和性别不定而失去人性。”
这些女权主义者不再要求妇女独立，而是呼吁与男人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其特点是互相帮助、互相依存和信守婚约。妇女独特的生理天性与心理构造使她们有教养和生育的需要，这种需要在婚姻里与关爱她的忠诚丈夫相伴的情况下得到最充分的满足。
同性恋权利运动
同性恋权利运动有某些值得称赞的目标，那就是终止对同性恋者的歧视以及保护他们的公民权利。除此以外，他们有个极有争议的目标，就是把同性恋合法化，使它成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生活方式，据称与异性恋有同等价值。譬如，在新罕布什尔州于1988年编写的性教育手册引起了争辩，因为写进了有争议的话：“男、女同性恋的青少年是完全正常的，他们对同性成员的性吸引是健康的”。
尽管同性恋婚姻近来令人瞩目，但是大多数活跃的同性恋者在表现性行为时是以脱离婚姻与家庭为前提的，因此，仅仅把性行为看作个人选择的不严谨的道德相对论，容许性教育工作者在“多元文化敏感性”的名义下迎合同性恋运动的要求。然而，取消对同性恋行为的任何道德抨击，也就打开了闸门，允许任何一种即兴的异性性行为。婚姻（加上养育儿女这一后果）是性行为唯一正当的前提，这个基本道德规范却已消失而且被人遗忘。正是这一理由使我们认为同性恋运动妨碍道德规范的建立。
结论
不止是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中，人们在与破坏传统生活方式与传统习俗的急剧社会变化进行斗争。现代化向各国提出挑战，需要着眼于新的社会条件，重新诠释他们继承的价值观。从这层意义来看，美国道德教育的危机是典型的世界性危机。当然，其他国家可以从美国教育的经验中获益，但各国也要与不同的教育与社会问题作斗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其他国家可以避免美国的错误，即摒弃无效而且失败的价值观净化法。XX周绍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