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魂、中体、西用”论研究综述
肖忠沁
（四川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四川 雅安 625014）
摘要： 21 世纪以来，方克立先生在新的历史形势下持续思考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问题，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马魂、中体、西用”论具体表述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该理论提出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对“马魂、中体、西用”进行了讨论：一是对其由来的阐释，二是对其基本内涵的分析，三是对其理论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探讨。
关键词： “马魂、中体、西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西方文化
“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方克立先生针对现当代中国文化道路选择而提出的一种学术思想、文化立场和文化主张，具体表述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2019年，距离“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提出已有13 年，它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对于它的讨论可见于各学术刊物之中。关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研究主要分为两大板块：一是方克立先生本人对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阐释分析；二是其他学者对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阐释分析。两大板块的研究重点略有不同，方克立先生本人主要以“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学理阐释为主，其他学者则主要是在方克立先生学理阐释的基础上深入阐发并讨论其意义和价值。
通过多种途径搜集、查阅了以“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文化体用观”等为关键词的大量文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整合、归纳，形成了“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研究现状及趋势。本文的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来源于中国知网（http：//www.cnki.net/）截止至2018 年收录的公开发表的学术资源，包括“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等在内。二是来源于目前公开出版发行的相关著作，包括专著、论文集、报告等。三是国家和地区主要新闻媒体公开发行的报刊文献。
一、对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由来阐释
（一）张申府、张岱年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和“文化综合创新论”
方克立先生在2006 年纪念张岱年先生逝世二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申明了“马魂、中体、西用”论是以张岱年先生的思想为基础。[1]张申府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思想和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与“马魂、中体、西用”论有着直接的继承、延伸和发展关系[2]。
众所周知，文化体用论这一命题在中国由来已久。“体用”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能表现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特点的范畴之一。张岱年先生厘清了中国古代哲学中“体”、“用”两个范畴的两种不同含义。一方面，“体”指的是实体、实在，“用”指的是作用，“体用”便是实体与作用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体”指的是原则、“用”指的是应用，“体用”便是原则与原则应用之间的关系。张岱年先生的文化体用观中的“体”指的是文化的最高指导原则、“用”指的是实现原则的具体应用[3]。近代以来，传统文化体用观中的“明体达用”、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中体西用”论、李泽厚等人倡导的“西体中用”论等，各家声音此起彼伏，中西文化体用之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这些理论都没有超越中西对立、体用二元的思维模式，很难把问题彻底讲清楚，难以真正解决现当代中国文化道路选择问题。1987 年，张岱年先生正式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论”，并对其内容做了简明扼要的说明：所谓文化综合创新，即在马克思主义原则为指导思想下，以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来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实现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4]。
(2)为克服群体意见冲突对群决策结果的影响，模型提出基于PD-HFLTS的群体意见冲突检验与调整算法，该算法的检验与调整过程较为便捷，收敛性好，且能最大程度维护决策专家的原始意见。
同时，学者陆信礼从历史的角度对方克立先生的文化体用观——“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由来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述评：在学术探究上，方克立先生对“体”、“用”两个范畴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考察。以“体”、“用”两个范畴的起源和演变为切入点；然后，厘定了“体”、“用”两个范畴的双重内涵；最后，深入分析了中国哲学史上围绕着“体”、“用”的哲学之争。在思想争鸣上，方克立先生评述了“中体西用”说和“西体中用”说，大力支持了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最终，在理论建构上，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5]。
在对待儒学的关系上，高秀昌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并不对立，且方克立先生认为儒学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儒学具有“智慧性”，蕴含中华民族丰富的人文精神和民族智慧；另一方面，儒学具有“意识形态性”，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长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维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皇权统治[15]。因此，方克立先生所倡导的对儒学的“扬弃”，扬的是儒学的“智慧性”，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过程中的马克思主义必须从儒学中汲取智慧资源；弃的是儒学的“意识形态性”，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主导意识”、反对“以儒化马”、“以儒代马”等思潮。同时，李翔海认为方克立先生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论包含了对中国文化的新进境的正确认识，主要囊括了三个方面：一是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化的整体性，即统一的、一脉相承的“文化生命整体”；二是肯定了中国文化这个统一的“文化生命整体”至今仍然充满了生命力；三是既坚持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民族主体性，又体现了开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文化心态[16]。三个方面之间相辅相成、有其内在逻辑。
（二）经济学界关于中、西、马关系问题的讨论
2004 年，著名经济学家杨承训先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一文，率先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这一概念。文中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中，“马学为魂”中的“马学”即马克思主义，旨在用马克思主义的精髓统领中国经济学，保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经济学中的主导地位；“中学为体”中的“中学”是中国化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其基本内容；“西学为用”中的“西学”指西方经济学，旨在善于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的理论和方法[10]。方克立先生表示，受到经济学界关于中、西、马关系问题讨论的启发，认为似乎可以把张岱年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和“文化综合创新”论概括为“马魂、中体、西用”论[1]。但需要指出的是，方克立先生对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阐释与杨承训先生并非完全相同。杨承训先生所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论针对的是中国的经济领域，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经济领域的具体运用。然而，方克立先生提出的“马魂、中体、西用”论针对的是中国的文化领域，是在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精神指导原则的前提下，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出发，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探讨的是如何协调好马、中、西三种文化的关系，以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方克立先生认为，即便是张岱年先生的“文化综合创新”论也没能彻底摆脱体用二元思维模式的束缚。于是，在杨承训先生的启发下决定用“马魂、中体、西用”的三元模式思考现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问题[2]。
方克立先生本人在探讨“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意义时，重点讲述了“马魂、中体、西用”论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系，强调了“马魂、中体、西用”论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宗纲[17]。2013 年8 月19 日至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此次讲话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8]。习近平总书记旗帜鲜明的指出并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与“马学为魂”的内涵是一致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此次讲话中提到了四个“讲清楚”，四个“讲清楚”深刻地说明了：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和基本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要走符合自身特点的文化发展道路，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过程中，格外强调了“中学为体”，尤其突出了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往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孔子研究院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北京纪念孔诞大会上的讲话，以及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等各种场合，都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了高度评价。但值得注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讲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时，总是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强调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样就把“马学为魂”与在历史实践中发展着的中国文化的“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接受主体”地位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既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扬弃”，同时又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充实和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此次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到了对世界各民族文化的态度：主张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一切有益成果。党的十九大报告在“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部分也明确指出：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19]。换言之，即“西学为用”。
二、对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内涵阐释
（一）“马魂、中体、西用”论内涵的具体阐释
东辛复杂断块油藏套损原因及预防措施………………………………………张卫东，王建龙，杨 勇，刘新华，张艳增（2.24）
再次，“西用”既“西学为用”，指以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为学习、借鉴的对象。在谈“西学为用”时，有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本是一种外来文化，是否可以归入“西学”的范畴呢？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民主制度、管理经验等“西学”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这种“西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先进文化，它对主体文化的发展能到起到指引方向的重要作用，决定了中国新文化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所以，马克思主义应该属于按照精神指导原则之“体”，而其他的“西学”则属于“用”的范畴[2]。同时，方克立先生所讲的“西学为用”与清末洋务派所讲的“西学为用”要划分界限。清末洋务派所讲的“西学为用”是十分有限的，仅限于科学技术，而将西方的民主制度、现代思想文化等拒之门外。方克立先生所谈的“西学为用”包括了西方文化和其他民族文化中的一切积极成果、合理成分，具有极大的开放性和包容性[11]。另外，在关于什么是“西学”的问题上，张允熠指出了100 多年来对“西学”的解读大致经历了五次嬗变：最开始，“西学”仅指明代耶稣会士传来的所谓“质测之学”；然后，“西学”即洋务派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坚船利炮、洋炮洋器等实用技术；而后，“西学”涉及了西方的法律、政治等制度；再者，“西学”包括了西方的哲学、逻辑、政治、经济、社会科学等；如今，“西学”是西方的近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总汇[6]，包含了西方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其次，“中体”既“中学为体”，指以有着数千年历史积淀的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的中华民族文化为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和接受主体。方克立先生所讲的“中学为体”与清末洋务派所讲的“中学为体”要划分界限。这里的“中学为体”不是某种精神指导原则，而是指中华民族文化的主体性。“运作主体”、“生命主体”、“创造主体”、“接受主体”四个概念即强调了其“自强不息”的能动创造之义，也强调了其“厚德载物”的海纳百川之义。需要注意的是，“接受主体”这一概念是对于西学和马克思主义而言的。同时，方克立先生还指出谈“中学为体”必须从中国文化的整体性出发，“中学”或者中国文化不是某种特定的文化，而是中国文化生命整体[2]。
（二）“马魂、中体、西用”论内涵的综合阐释
SAE可克服传统神经网络容易陷入过拟合的缺点，预训练中使特征提取更具有普遍性，而Softmax分类器可以使概率分布更接近标准结果，交叉熵损失减小。故采用SAE进行特征选择和降维，而后使用Softmax分类器进行分类，整个系统框架如图2所示。
李毅和寇清杰认为方克立先生是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有力支持者、阐释者和继续发挥者。“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方克立先生深入思考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文化观对当今中国文化发展意义后的概括所得，是方克立先生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新思考[6]。周德丰和杜运辉也认为“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综合创新”论的深入和发展，是“综合创新”论的最新理论成果。周德丰和杜运辉讲到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20 世纪30 年代的“创造的综合论”萌蘖初生阶段到20 世纪80、90 年代的“综合创新”论及其阐明弘扬阶段，再到“综合创新”论的最新成果——“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形成和不断充实阶段[7]。杜云辉还以“三流合一”思潮为切入点，对20 世纪中国文化的融通和超越之路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考察。他指出方克立先生科学总结了张申府、张岱年先生的中、西、马“三流合一”和“文化综合创新论”。同时，方克立先生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之间的关系是“主导意识”和“支援意识”的关系。张岱年先生的“主导意识—支流意识”模式和方克立先生的“主导意识—支援意识”模式共同奠定了“马魂、中体、西用”论一元主导、兼容多元的基本理论框架[8]。之后，杜运辉也再次提到“马魂、中体、西用”论是方克立先生通过“接着张岱年先生讲”而创新发展的一个光辉典范[9]。
这10篇论文总被引716次，占被引总数的29.82%，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意义。被引频次前三名的论文发表时间较早，包括对网络信息行为内涵、特征、类型、影响因素等理论问题的定性分析，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马魂”既“马学为魂”，指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为指导原则。“马学为魂”是对张岱年先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中国新文化建设的社会方向”思想的概括。方克立先生指出，日本近代文化中的“和魂洋才”中的“魂”与张岱年先生体用观中的文化最高指导原则之“体”大致同义，引进“魂”这个概念是为了强调在一个文化体系中，必须有一个根本性的精神指导原则，以区别于实体之“体”。与此同时，以“马学为魂”的原因是什么呢？方克立先生从两个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一方面，这是根本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这个规定是尊重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亦是尊重历史的选择。另一方面，从学理上，马克思主义不仅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坚持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的价值立场[2]。
从哲学创新的角度，刘仲林指出了张岱年先生哲学上的综合创新中的“中国哲学创新四要素”，“四要素”贯穿了创造精神、归结于创造精神，也就是将创造精神视作中国哲学创新的最根本要素。并认为“马魂、中体、西用”论深得这一宗旨，而且指出了必须以创造精神为其重要内涵和根本要素[6]。从对理法，即辩证法的视域出发，陈卫平对“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内涵进行了三个方面的解读：一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倚重与发挥；二是如何选择西方文化中“活的”与“死的”和怎样将其“活的”深入；三是“中、西、马”三种文化的长短和互补[6]。同时，从文化发展路径的角度上，张世保把一百多年来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选择归纳为四种：一是“以西律中”，即以西方解释中国，主要代表为“全盘西化”论；二是“以中释中”，即以中国解释中国，主要代表为“中体西用”论；三是“姓资姓社”、两军对垒，对资本主义的所有事物都采取排斥的态度；四是“综合创新”论，强调中学、西学、马学等各种文化的有机互动。而“马魂、中体、西用”论正是“综合创新”文化观的实现机制。“马魂”是精神指导原则、“中体”是强调民族主体性、“西用”是把“西学”这种“他山之石”为我所用[12]。洪晓楠则对各种不同的文化体用论做出了理性的评述，并指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论把古今中西的四重关系拓展到了古今中西马的五重关系。具体来说，“魂”即原则，相当于主导性之“体，而原来的“体”的含义转变为文化的民族的主体性，“用”即指的是对原则的应用[13]。关于具体内容上，刘东超提到了两个关键之处，一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的综合是“综合创新”论和“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核心；二是将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区分开来是关键[14]。
三、对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意义阐释
1．现代学徒制企业师徒关系是职业教育的延伸。现代学徒制的学徒具有双身份，首先是学生，然后是学徒，学徒培养需要从思想、文化、道德和技能等全方位进行培育，企业导师的指导是对职业学校教育的补充，是促进学徒扎实掌握职业技能的有效途径，也能够促进学徒的自我发展，因此，现代学徒制企业师徒关系是职业教育的延伸。
从文化意义来看，李翔海从两个方面论述了“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文化意义。第一，“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以“体用”模式讨论文化问题有关主张的继承和变革。变革具体体现在将“马学”、“中学”、“西学”三个范畴融入一个范式之中，并引入了“魂”的概念，打破了原来传统体用观的二元固定模式。第二，“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张岱年先生“综合创新”论的进一步深化。不仅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指导，而且充分凸显了民族主体性，并对民族主体性做了进一步的说明[20]。杜运辉则从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两方面谈了自己对“马魂、中体、西用”论看法。从理论价值上，“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对“文化综合创新论”的发展和深化，其准确定位了中、西、马三者的关系、是文化体用论的范式创新；从现实意义上，“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当代中国文化的现实发展道路，其与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指导方针具有高度一致性[21]。
其中，有必要对多位学者都提到了的学术研究范式作出说明。所谓学术研究范式（学术范式）是指特定学术共同体开展研究时所认可并遵循的学术立场、价值取向、基本规范及研究方法。谢青松认为“马魂、中体、西用”论开创了中国学界一种基本且具有主导性的学术研究新范式，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当代中国学者立足中国实际、牢牢把握时代要求、融汇“中学”与“西学”，建立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新范式的文化自觉[22]。除此之外，谢青松还指出了“马魂、中体、西用”论的其他几层重要含义：一方面，“马魂、中体、西用”论是当代中国学者探索中、西、马关系问题的重要文化理论创获；另一方面，“马魂、中体、西用”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指导性方针[23]。杨翰卿认为，在当代中国文化建设中提出和确立“魂、体、用”三元模式，确实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意义。文化生命必须“魂、体、用”兼备或“魂、体、用”统一才能成为活的文化机体[24]。
从当下社会实际出发，刘伟、陈寒鸣解读了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时代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正确处理不同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方克立先生的“马魂、中体、西用”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参照：一是要“和而不同”的态度，反对“文化冲突论”；二是要找寻中国古代哲学和优秀文化传统对现代文明的积极意义。“马魂、中体、西用”论适应了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的需要、顺应了当代中国的时代呼唤、体现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为“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难题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合理的回答[25]。另外，谢青松还指出“马魂、中体、西用”论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想和文化主张，同时也有着深刻的政治意蕴[2]。无论是从道路选择的角度、理论建构的角度，还是制度建设的角度来看，“马魂、中体、西用”论均为其提供了具体内涵。
在系统论述了近代中西文明的冲突与融合后，张允熠总结性地指出从马、中、西“三流合一”思想到“马魂、中体、西用”论，从“综合创新文化观”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百多年来中西“二元文化”的碰撞、冲突和融合，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逐渐成为“三元文化”的互动、冲突和融合，最后，形成中、西、马“三流合一”的文化格局。这种文化格局是坚持“马魂”原则下创造性综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即“马、中、西”三派文化辩证地综合于“一”。什么是“一”？“一”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26]。换言之，近代以来，“马、中、西”三派文化漫长而激烈的互动、碰撞、冲突与融合，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新生，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的繁荣发展和伟大复兴。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无疑是“马魂、中体、西用”论最大的意义和价值。
最后，在接受《中国社会科学报》的记者访问时，方克立先生深切地谈到“马魂、中体、西用”论已经成为一个集众智的学术思想，相较于“中体西用”、“西体中用”、“全盘西化”、“复兴儒学”等思想，它更好地体现了时代先进性和民族主体性、历史继承性与综合创新性的统一。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去了解、认同和自觉践行“马魂、中体、西用”的学术范式，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27]。
引言：全球经济的日益繁荣，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也愈加激烈。随着经济的发展趋向一体化，我国顺利加入WTO，企业之间的竞争氛围有了重大改变。要想在竞争中取胜，成本管理是关键，成本竞争优势是全球竞争的核心。成本管理作为互联网行业内部管理的一项核心内容，是实现管理目标的过程中必须要完善的。经济发展越快，成本管理的重要性就越来越明显，有时甚至成为生存和发展的关键。我们需要更加重视成本管理，积极探索一种切实有效的成本管理方法。
四、“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目前，对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研究的文献数量仍然较少，与其直接相关的期刊文献不超过30 篇。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对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研究的学者大多是经验丰富、学术能力较强的专家学者和高校教师。这些专家学者和高校教师充分发挥了自己的理论水平优势，取得了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虽然已有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但还存在重局部轻整体、重理论轻实践等方面的不足。大多数学者专门针对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研究形成专著还很少，研究成果大多散见于各类期刊之中，研究尚缺乏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很多学者对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的研究停留在历史溯源和哲学学理的层面，缺乏与新时代话语体系的结合，没能与当前中国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向结合，轻视了实践维度。例如周可真提出了“中国文化思维方式如何向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转化”这一问题[28]。这个问题也是“马魂、中体、西用”论尚未解决、亟待解决的问题，是该理论进一步向前发展所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方克立先生本人也研究了“马魂、中体、西用”论与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关系，但大体上还停留在学理层面和思想观念层面，没有把二者关系从学术探讨上升到实践维度。另外，许多学者就中国文化道路建设提出了方法和建议，但所提出的一些方法和建议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可操作性。
所以，对于“马魂、中体、西用”论研究必须在这些方面进行创新，有所突破。这些既有成果和空白，为今后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借鉴和支持，也为今后学者的研究提出了难题、找到了方向。在党的十九大以后，如何把“马魂、中体、西用”论学理层面的研究转化到实践探索层面；如何把“马魂、中体、西用”论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话语体系转换；如何把“马魂、中体、西用”论和“四个自信”中“文化自信”的要求向契合；如何在真正把握“马魂、中体、西用”论内涵的基础上，将理论成果运用到具体实际中来更好地推动文化道路建设、解决当前所面临的文化冲突；如何处理好马、中、西三者关系以及古、今二者关系，推动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等一系列问题，是今后该领域研究的趋势，也是学者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可见，“马魂、中体、西用”论作为一种年轻的学术思想和文化主张，仍然需要学者们继续研究和探讨，使其不断完善、不断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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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Theory of "Marxism as Soul, Chinese Culture as Basis and Western Culture as Subsidiary"
XIAO Zhongqin
(School of Marxism, Sichu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Ya'an 625014,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21st century, Mr. Fang Keli has continued to think about the realistic road of Chinese cultural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historical situation, and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Marxism as Soul,Chinese Culture as Basis and Western Culture as Subsidiary". The specific expression is "Marxism as Soul,Chinese Culture as Basis and Western Culture as Subsidiary, three streams integrate together, and comprehensive innovation." After the theory was proposed, it has received extensive attention from academia circles. Scholars have discussed“Marxism as Soul, Chinese Culture as Basis and Western Culture as Subsidiary" mainly from three aspects：the first 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its origin, the second is the analysis of its basic connotation, the third is the discussion of its theoretical value and cultural significant.
Key words： the theory of "Marxism as Soul, Chinese Culture as Basis and Western Culture as Subsidiary"; Marxism; Chinese culture;Western culture
中图分类号： G0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标号： 1672-2094（2019）04-0078-07
收稿日期： 2019-03-26
作者简介： 肖忠沁（1995-），女，四川宜宾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2017 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周哲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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