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论争（上）——记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的起因、背景和动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明权论文,韩国论文,起因论文,学者论文,背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几年来，时常有出版印刷界的同仁问及：“印刷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证据充足，早成定论，如今又冒出个‘韩国起源说’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印刷术的发明是一个长期的演变过程，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物质、技术基础，大量文献、文物为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提供了充足而又无可争议的证据，韩国部分学者仅以唐印本《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以下简称《无垢经》）在韩国出土这一孤证就大肆宣传《无垢经》是世界最早的印刷品，是在韩国印刷的，大有志在必得之势，这到底是为了什么？”有的甚至带有埋怨的口气说：“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由来已久，而且愈演愈烈，你们这些研究印刷史的学者如果早一点站出来，讲明事实真相，或许不会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看来，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这件事，在出版印刷界已引起普遍关注和强烈反响，但大部分同仁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并不清楚，应《中国出版》杂志之约，我写了这篇介绍性文章，向出版印刷界关心这件事的同仁汇报一下情况。既然是介绍性文章，自然是详于陈述而疏于研究和论证。对研究和考证有兴趣的同仁，请参阅其他相关论文。本文仅就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论争”，对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的起因、背景和动态以及其他相关问题，作简要论述。
一、印刷术起源于中国，证据充足，早成定论
“印刷术起源于中国，证据充足，早成定论”，乃所有“有关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问题”询问者的共同信念，反映出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学术界的共同心声，无一例外。其实何止在中国，即使在世界范围内，韩国部分学者的意见也只能使一些不明真相者产生些许疑问，难以动摇中国作为印刷术故乡的起源国地位。远的不说，就在韩国部分学者在世界舞台上大肆宣传是韩国发明了印刷术时，一些世界级名人领袖还曾站出来给中国发明印刷术以高度评价和赞誉。例如：美国前总统布什在“美国印刷工业”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赞扬中国在造纸、印刷和排字方面为世界作出历史性贡献，并说“这一贡献确实可以说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再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中国为她访华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声称：“我们历来认为，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对世界文明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时，公然站出来给中国发明印刷术对世界文明的历史性贡献以高度评价和赞誉，集中反映出世界舆论对此所持的态度和立场。
再看证据。仅以与韩国出土的唐印本《无垢经》同时代的唐朝为例。众所周知，唐朝处在印刷术发明后的推广应用和初步发展时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中国现存有关印刷术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多达数十种，而且有几种还早于韩国出土的唐印本《无垢经》。例如：1906年在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带有“武周制”字的《妙法莲华经》，便是早于《无垢经》的印本佛经，现藏日本书道博物馆；1974年在西安市郊唐墓出土的梵文《陀罗尼经咒》，其随葬品皆为唐初或隋朝遗物，陕西省考古单位鉴定为唐初印刷品；明朝史学家邵经邦著《弘简录》载唐贞观十年（636年）唐太宗令梓行《女则》事，比《无垢经》早了约70年；唐冯贽著《云仙散录》引《僧园逸录》载玄奘法师于京师（今西安）大慈恩寺，“以回锋纸印普贤菩萨像，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早于《无垢经》约半个世纪；……一句话，中国发明印刷术的文献、文物证据，多种多样，时间上也连绵不断，可谓证据充足，令人信服。让人费解的是，面对证据充足、世界公认的印刷术起源国，一个印刷术发明后数百年间半点有关印刷术的蛛丝马迹都没有的韩国的个别学者，仅凭一件在韩国出土的唐印本《无垢经》，怎么可以提出世界最早的印刷品是韩国古代印刷的，并要求世界公认呢？要弄清个中原委，还需从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的“起因”谈起。
二、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的起因
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起自1966年。起因是：1966年10月14日，在韩国庆州佛国寺释迦塔的修复过程中，发现在塔身的第二层有一个长宽各50厘米的舍利洞，洞里放着一座房子形状的金铜质外函，金铜外函里面是一个长方形的金铜质舍利盒，一卷用绸缎袋套装着的佛教经卷《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就平放在这个金铜利盒之上。这一经卷，长8厘米，直径4厘米，中间木轴两端涂以红漆，发现时虫蛀腐蚀严重。修复后的《无垢经》全长665厘米，由12张纸粘接而成。版面上下单边，每行7～9字不等，卷末题名《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无垢经》出土后，韩国学者以庆州佛国寺释迦塔始建于公元751年和庆州皇福寺石塔中刻有公元706年将《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纳入塔内供养的铭文为据，推断此经卷刻印于公元706～751年间。
韩国出土的唐印本《无垢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印本佛经之一。它的出土，既是韩国学术界对古印刷文物发掘与整理的一大贡献，又是中朝友好文化交流历史的新鉴证，意义重大。一些韩国学者也因之欣喜异常，遂于《无垢经》出土后短短几天的时间里，在没有进行深入考证的情况下，便频频发表文章，通过新闻媒体向世人宣称：“韩国发现了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在尔后的岁月里，韩国部分学者又有意地把这件所谓的现存世界最早印刷品与印刷术的起源联系在一起，这便是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的缘起。
三、一场本不应该发生的论争的背景
通常人们把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和我方从学术角度予以反驳，称作“中韩之争”。这种提法并不准确。确切讲，所谓的“中韩之争”中，韩国是“争”，中国是“卫”。试想，印刷术发明权原本属于中国，中国还争它何来？实质上这是一场争夺与捍卫之间的论争。说这场论争是本不应该发生的，是因为导致印刷术发明的物质、技术准备是在中国本土完成的（这一点是韩国学者迄今所一致承认的），中国作为发明印刷术的文明古国，不仅有大量文献、文物为据，而且早已为包括韩国在内的世界所公认。这就是说，印刷术起源于中国是历史事实。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是后人所难以改变的。因此，韩国部分学者争我印刷发明权是徒劳的、不可能成功的。这样的论争自然是不应该发生的。
说它不应该发生，可它毕竟是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而且有时争论得还相当激烈。何以致此？仔细分析，实为下述背景所使然。
1.唐印本《无垢经》出土于韩国是发生这场论争的基础
唐印本《无垢经》出土于韩国，是这场论争中的一个基本事实。作为出土国的学者，面对在自己国土上出土的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物，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先民制作并遗留下来的，这是正常的、合乎情理的。在尔后的岁月里，引经据典、深入考证，期望证明它确是本国先民所制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大量文献文物证明在韩国出土的这卷《无垢经》是唐印本，是从韩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传入的。这也是这场论争中的基本事实。研究历史首先要尊重历史，要实事求是。个别韩国学者因《无垢经》出土在韩国就不顾历史事实，硬把它说成是韩国古新罗朝刻印的，不能不说是引发这场论争的因素之一。
2.韩国部分学者强烈的民族意识是发生这场论争的主因
在这场本不应该发生的论争中，我们对韩国学者所表现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表示理解和敬佩。他们为争得这个发明权，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真可谓不遗余力。然而，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是一回事，历史研究和学术研究是另一回事。如果像“个别”韩国学者那样，仅凭强烈的民族意识去试图改变历史，那么这样的民族意识岂不过于狭隘？韩国江南大学曹炯镇教授说得好：我们进行学术交流“不要搞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要搞学术主义，要实事求是”。遗憾的是，韩国清州大学校人文大学文献情报学科教授金圣洙先生居然撰文提出，要由政府文化体育部、教育部、外务部主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下，由韩国书志学、文献情报学和考古美术学界共同举办“国际学术大会”，以便使①《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的刊行年代得到世界公认；②使《无垢经》为现存最早的木版印刷本得到世界公认；③使韩国木版印刷起源年代为世界最早印刷本的刊行年代得到世界公认。一句话：让世界公认印刷术起源于韩国而不是早成定论的中国。正是这种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而超出学术研究的做法，直接引发了这场论争。
3.韩国部分学者研究印刷术起源问题的方法和观念还存在一些问题，是发生这场论争的诱因
正如一位著名的台湾学者指出的：“韩国的印刷史研究还处在初级阶段”。这句话的涵义是深刻的，也是现实的、清楚的。
其一，韩国学者的印刷史研究，从基本观点和方法上，迄今仍持中国印刷史学界几十年前的做法，把印书史同印刷史混为一谈，将印书之始视作印刷之始，故而把韩国出土的“印本”佛经《无垢经》，说成是现存世界最早的“印刷品”。殊不知，印刷术发明之初只能印些简单的单张印品，不可能用来印刷像《无垢经》这样的整卷佛经；印书是印刷术发明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出现的。印书之始绝非印刷之始。（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