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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94年11月，我写的《领导工作基本规律》脱稿起，我就思谋着应当构建民主集中学派，推动我国各级领导者在合乎领导科学规律的基础上，提高领导艺术、领导水平。1995年1月，上海《现代领导》杂志重新发表了江泽民总书记《各级领导干部要研究领导科学》的讲话，增长了我动议构建民主集中学派的信心。
构建民主集中学派，不仅有了可能，而且是客观世界的迫切需要。之所以有了可能，原因主要有三：一、人类治理社会或国家的各种学派、各种模式，可供比较；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社会主义国家兴衰的经验教训，可供理论上的总结与提高；三、我国领导科学研究15年成果的汇集，可供提炼与综合。之所以迫切需要，为了走出前苏联瓦解造成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低谷，为了迅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重振世界社会主义雄风，我们都应当建立人类治理社会或国家的社会主义模式，即在民主集中学派理论的基础上，既批判地继承和发扬人类治理社会和国家的优良传统，杜绝人类治理社会和国家中的错误思潮对我国领导者的侵袭，又不断完善以民主集中为特色的社会主义治国理财模式，使它对人类社会的进步，真能有所贡献。
一、对于这个问题，我们首先从历史高度考察
（一）从人类治理社会或国家模式的比较来考察，人类治理社会或国家的模式可以归纳为四种：1.原始民主模式，2.神授、世袭、集权的专制模式，3.普选、分权、少数人民主，对多数人专制的管理模式，4.民主集中的领导模式。对这四种模式从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又可区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第一种模式下，民主与集中相互结合，这种结合，尚处于萌芽状态，处于初级阶段。第二阶段，即在第二、第三种模式下，尽管治国模式，有的偏重于绝对集权，有的偏重于绝对分权，但它们有共同的特征，即民主与集中脱离，集权与分权脱离，他们对劳动人民都实行专制。第三阶段，即上述第四种模式，即民主集中模式，它在更高的水平上，逐步完善民主与集中的结合，集权与分权的结合，在领导工作的不同侧面、不同过程、不同层次，都出现了民主集中互相结合的新形式，使这种结合，日趋完善，最终成为社会主义治理社会和国家的最佳模式。
上述人类治理社会或国家始终沿着民主与集中的相互分离或相互结合的历史轨迹，证明民主与集中的完美结合这一领导规律是合乎历史逻辑发展的合理结论，是我们建立民主集中模式的历史佐证。
在人类历史上，治理社会和国家有君权神授说，有分权制衡说。他们只认识民主与集中，集权与分权关系中的某一侧面，从总体上又把它们对立起来，因而不能从规律上得出正确的结论，只有民主集中学说，才能说清楚人类治理社会和国家的规律。
（二）从民本思想与民主管理的比较角度进行考察：在东亚经济崛起中，世界管理丛林中逐渐垂青于我国古代杰出思想家在治国理财中的民本思想。这当然值得炎黄子孙自豪，然而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在长达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有几家帝王实践过民本思想？即使像封建社会中最开明的皇帝唐太宗，也只不过怕水能覆舟，才采取有利于人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达到水能载舟，皇权巩固的目的。当然，这种状况，并不应妨碍对我们祖先这一杰出思想发展史的研究。我国从商代开始，就有吏为民主之说。这一思想向两极发展。1.既然吏是民的主人，就可以长期骑在奴隶头上作威作福。这是吏为民主思想向右的发展。2.吏为民主思想向左的发展，在我国最通俗的说法是，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白薯。这种清官，佳话代代流传。由于吏为民主思想可以向两极发展，也有更杰出的思想家用更深刻的言简意赅的语言表达，其中亮度最强的光点，要数唐柳宗元官为民役的说法。毫无疑问，这些思想都应当发扬光大。但是我们必须批判地吸收与继承。因为所有这些语言表达的先进思想，与我们共产党人的唯物史观，与我们主张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实现人民群众有权力管理各个层次的国家机关和一切企事业单位的论点，都截然不同。
在我国实现人民群众管理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权力尽管形式多种多样，但都贯彻民主集中制。走上领导工作岗位的共产党人，不认真做到这一点，就不是好的领导者，也不是好的共产党人。从以上分析又可以看出，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乃我们祖先治国理财杰出思想的最强音，当我们古为今用的时候，切勿忘记把握这一基本点。
二、构建民主集中学派，还要从系统的角度进行考察
领导是一项社会的巨大系统。在这项巨系统中，一般又可分为四个大系统：
（一）领导自身系统：这包括领导体制、领导机关、领导集体、领导者。在这一系统中，领导体制的完善，领导素质的提高是关键。只有领导体制能发挥各级领导者的才能，才能使整个领导自身系统发挥巨大的功能。
（二）领导者、管理者与人民群众之间所组成的干群系统。其中特别要着重研究群众组织程度、觉悟程度、文化技术素质，民心民力以及干群之间的关系，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功能的发挥程度。
（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作为主体与外部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作为客体之间所组成的主客系统。其中要特别着重研究世界科技、经济、政治的现状与趋势，我国的现状与差距，人民群众的赶超意识，赶超能力、智慧、经验与问题，领导者如何组织领导群众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
（四）世界上对自然与社会的发展，已经作出的科学预测，从我国现实出发，如何达到先进目标之间所形成的目标系统。其中重点是各个层次的政府，企业、科研单位、经济部门所采取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战略措施。
每一领导系统，只有从动态上把握好上述四大系统，正确地处理好各大系统内部众多系统中的层次、要素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才能做好领导。非常明显，处理好上述关系，只有领导者深入群众的生产实践、社会实践与科学实践，达到领导者正确的决策，并使群众接受领导者的决策，达到认识的统一，使人民群众按照战略目标，统一行动，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才能由始至终地做好每项领导工作。而上述过程，恰恰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集中指导下进一步发扬民主的过程。民主与集中，是贯穿在方方面面的领导，领导工作的方方面面，完成每项领导工作过程的由始至终的、反复出现的、普遍存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而上述联系，在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民主与集中相脱离、集权与分权分离状态中的统治者无法办到，只有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领导者，才能办到。这又足以证明，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乃社会主义领导者能够自觉遵守的规律，以及符合这一规律的、人们主观制订的民主集中的领导制度与领导工作原则。
三、从经验教训的角度考察，领导者必须使自己的领导行为，符合民主与集中完美结合的规律
我们党和政府，始终坚持民主集中制，在领导工作中始终努力寻求民主与集中的完美结合与统一。
（一）我们党始终坚持在民主的基础上正确的集中与决策，始终坚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集中统一的指挥下，扩大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允许地方、下级、基层、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因时制宜，因地制宜。
（二）在同级党委，人民代表大会与政府之间，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把党的政策与政府的规划、计划，提交人民代表大会通过，成为国家与人民的意志，交政府执行。党领导政府的行政工作，但不包办代替。政府有权实施行政领导，上下左右，都贯彻民主集中制。
（三）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上级与下级之间，都实行战略集中指挥与战役、战斗分散指挥相结合的原则。在全局问题上，上级战略集中指挥，下级协同作战，收集中统一协调之效。到此之止，凡属战役、战斗指挥权限内的事，上级只在政策上统一部署，制订规范，让下级按照民主集中的程序办事，以发挥两个积极性。
（四）在战略指挥问题上，反对放权，应宜统则统，大权上揽，下级不能擅权。在战役战斗指挥问题上，反对上级包办，下级无自主性。既反对绝对的集中主义，又反对绝对的分散主义。打仗是如此，建设也是如此。
（五）决策前，坚持把主要精力用于调查研究，广泛搜集信息，在决策时，要集体决策，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在现代决策中，还要依靠外脑，依靠智囊团，帮助自己研制决策方案，选择可行方案。要力求决策民主化，体现民主与集中的统一；要力求科学化，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力求现代化，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与方法。
（六）在决策执行中，要坚持为人民服务，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把广大干部与人民群众的觉悟，提高到党的政策水平，以积极的行动，为实现党的决策目标，坚持不懈地奋斗。
（七）在领导过程中，要实行各种对机关工作人员的严格监督，尤其人民群众自下而上的监督，保证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认真执行党的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如有错误，能勇于纠正。
（八）在我党历史上，也有偏离民主集中制的时候，凡偏离民主集中制，革命和建设事业都要遭受严重损失与挫折，使革命和建设事业陷入低谷，甚而像国际共运中，出现苏联解体那样大的曲折。偏离民主集中制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集中过多，一言堂，容不得不同意见，对待异议者，动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党历史上两次大的错误，都与领导者在全局上长期有上述错误有关。一次是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弄得白区党的力量100%的受到损失，红区党的力量也损失了90%。第二次是“文革”十年内乱，也由于一言堂，一个人说了算，离开了民主集中制，弄得党的组织一度瘫痪，政府机关难于运转，经济几乎走向崩溃的边缘。伴随一言堂，绝对集中主义，常常是极端民主化抬头，无政府主义泛滥，绝对分散主义猖獗。“文革”十年派别林立，内战不已，到处打砸抢，就是明显的例证。幸赖我们党和国家久经民主集中制的锻炼，克服了上述错误，又使民主集中制焕发了青春。党的14届4中全会决议，又号召我们完善民主集中制，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纠正各种离开民主集中制的偏向，如当前某些对上级政策搞对策，对下级又专断、不讲民主的偏向，就应当彻底纠正。
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寻找民主集中制新形式
在我党历史上，随着形势的变化，经常改变着民主集中制的形式。如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阶段，转向抗日战争阶段后，政权的阶级构成和民主集中制的形式，都有了变化。工农民主共和国，转变为人民共和国。当然，我们党的这些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只能在根据地实现，然而它对全国起着示范和推动民主运动向前发展的作用。在抗日根据地内，政权实行三三制，对抗日各阶层的利益，起了良好的调解作用与推动全民联合抗战的作用。
在今天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中，也必然出现民主集中制的新形式。这就是宏观调控有序与微观经济搞活相结合。宏观调控有序，就是加强中央与上级机关的集中，协调、统一与综合平衡；微观经济搞活，就是要使企业有经营自主权，扩大民主。微观经济，接受宏观调控的指引，才能避免盲目发展和出现无政府状态；宏观经济调控，只有能为企业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促进微观经济运转机制能良性循环，自我经营、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宏观调控才有坚实的基础，才能有权威性与长效性，使我国市场经济，从宏观、中观与微观，都处在集中、统一、协调、有序、灵活与高效运转之中。
1995年2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重要报导，题目是《宜统则统，宜放则放》，介绍宁波敦煌集团公司改革的经验。这条经验，说明企业集团，也应有宏观领导调控与微观管理搞活的结合。他们的基本原则是：“大统一，小分散。”投资决策权、产品外销权、技改战略、科技队伍，归集团公司掌握。在完成集团公司计划前提下，在保证国有资产增值的原则下，基层企业有经营自主权。这一经验证明，大型骨干企业、企业集团或公司，也应当实行宏观调控与微观搞活这一经济领域中民主与集中完美结合的新形式。
五、在瞻望未来的高度上，在制度上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制，在工作程序与方法上，进一步完善民主与集中的统一
在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陈云给当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李先念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毛主席晚年的错误，是一个人说了算。他建议新的党中央，要恢复与完善民主集中制，实现毛主席生前的遗愿：既有民主，又有集中，既有自由，又有纪律，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那样一种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他还说，只有这种政治局面出现，才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贡献。
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一文中，针对“文革”中及其以前一段历史时期中集中过多的弊端也说过两段话：1.把那些中央或上级领导“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制订规范，通通交给下面，按照民主集中制的程序去办理”。这段在一定时间、地点和历史条件下的话，和我们党历史上战略上集中指挥与战役战斗上分散指挥相结合的领导原则与精神完全一致。2.把发展生产力、安定团结与完善民主集中制、多出人才快出人才人才辈出等三条，作为领导制度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进行领导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与验收领导制度改革是否完善的标准。
以江泽民为首的党中央，在14大4中全会决议中，又重新提出完善民主集中制的领导制度。
所有这些，都向我们提出一项庄严的历史任务：在瞻望未来的历史高度上，以向历史与未来高度负责精神指引，从制度上去努力完善民主集中制，从领导工作程序与方法上，去完善民主与集中的结合与统一，从学派上去进一步完善民主集中学说，既显示我们在治国理财上，比封建的绝对集权与资本主义的绝对分权好得多，又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在实践中绽开出人类历史上最美丽的鲜花。改革开放十几年的成就，已引起世界上人们对中国的瞩目。然而，对未来来说，这还只不过是小焉者也，未来会更加星火灿烂，光如日月。
1995年1月，上海《现代领导》发表江泽民的《各级领导干部要研究领导科学》中说：“领导科学就是指领导工作中合乎规律性的东西。”只要我们学好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学好科学技术，又学好领导科学，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就能实现江泽民在上文中的殷切期望：使领导工作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不断地提高领导艺术与领导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