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印度的“无形国力”（续）——兼论美国对印度的国际战略地位的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美国论文,国力论文,战略地位论文,评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国际上有关印度的著作、论文中较多地注视和评述印度的“有形国力”（其中也有若干值得商榷之处）。这里我仅就印度“无形方面”的国力的问题提出自己粗浅的看法，意在抛砖引玉。
一、国家凝聚力
国家凝聚力，是构成“无形方面”的国力的主要的决定性的因素，它是国家一切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在共同目标指引下凝聚而成的合力，是国家独立、安全和强盛的基本保证，是促进国家、民族、社会平衡发展和稳步前进的主要动力。
尼赫鲁及其后继者所领导的印度国大党和印度政府对于印度国家凝聚力的形成和增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今天的印度若与过去的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相比，令人有隔世之感。英国殖民主义入侵以前，印度前资本主义社会极端落后的生产方式、封闭、停滞的村社制度、包含着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种姓矛盾、教派矛盾的社会结构、远离现世，“梵我一如”的宗教化的文化心理取向，造成了印度民族致命的弱点：没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民族集团意识淡薄。印度社会“完全建立在它的所有成员普遍的互相排斥和与生俱来的互相隔离所造成的均势上面”（注：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恩全集》第9卷。），这样就使得外来的侵略者不必付出大的代价，采用“分而治之”、“用印度人打印度人”的手法来完成了对印度的征服和统治。如马克思所说，印度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征服者的历史，这些征服者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注：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恩全集》第9卷。）在印度民族解放运动已经兴起的本世纪20年代， 仍有不少人不相信印度民族具有团结战斗、挣脱殖民主义枷锁的力量。上台以前的希特勒不赞成德国为着反英的目的而利用印度民族运动，他认为：“英国如果不让异族去参政和不受强敌的武力压迫，是不会丧失印度的”，“即使印度反叛（英国），也是难于成功的。”（注：阿·希特勒：《我的奋斗》下编《民族社会主义运动》。）
以甘地主义为旗帜的现代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是印度民族觉醒和全国力量整合的新阶段。30年代以来，作为国大党主要领导人的尼赫鲁“把甘地思想的基本要点溶合到自己思想中去”（注：英·甘地：《甘地夫人自述》，（印）伊·波奇帕达斯笔录，时事出版社。），发扬甘地主义的积极面而淡化它的某些消极面，赋予印度民族民主运动以社会经济内容而更替了甘地主义的宗教道德内容，把甘地的民族传统文化和平等的社会思想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提升为民族传统文化与进步的社会改革思想和现代化发展思想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争取印度完全独立的政治纲领，摒弃了温和的“自治领”理论，这就促使民族共同体意识急剧高涨，在斗争中形成了空前强大的争取民族解放和复兴的现实力量。
从40年代末期开始，尼赫鲁民族主义的思想和实践，在建设和治理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不断地完善和充实。印度成为主权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激励和增进了印度人民的民族尊严与民族自信心。国家实体的建设，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生产力的发展，使印度的国家凝聚力不断增强。虽然，近半个世纪以来印度在前进的途程中历经不少风雨和波折，大乱少有，小乱不断，总的说来，它的国家凝聚力在第三世界各国中还是算较强、较持久的，这首先是由于印度的政权机构保持并加强了国家汲取和握有资源的能力、宏观调控能力、合法化能力与强制能力，基本上能把社会弊病和政治危机控制在国家有力加以调控而不致引起社会瓦解和国体崩溃的地步。美国国际关系学家卡尔·多伊奇认为印度是亚、非、拉美为数极少的“具有稳定的、民主的和守法的政府”（注：（美）卡尔·多伊奇：《国际关系分析》第1 部分《我们所要了解的是：国际关系的实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国家之一，如果以印度与处于个人独裁、寡头统治、军人专政甚至君主专制之下、动乱局面旷日持久、政变、内战不时发生的许多国家相比较，多伊奇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尼赫鲁时代”实施的重大的内外政策，诸如：废除封建土邦、统一行政区划，建立世俗民主共和国、实行议会民主制，建设“社会主义类型”社会，实行和平、中立、不结盟政策，等等，都在大体上和平与相对地稳定的环境中保持和延续了下来，即使在国大党因选举失利而下台的时期，执政的政党或党派联盟也没有对国家的宪法体制和基本政策方针大砍大动。印度也曾出现过某些上层人物企图通过合法途径修改宪法中有关总统、总理权限、中央与地方关系等条文的事，但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但是，印度在国家凝聚力的建设和运用方面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弱点和不足之处，它还缺少一些使物质凝聚力与精神凝聚力相互促进和相互转化的运行机制或中间途径。在现代印度政治思想领域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甘地、尼赫鲁的民族主义，产生于一个有“遗产”而无“历史”的民族。马克思说：“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注：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马恩全集》第 9卷。）印度近3 000年的思想文化遗产中， 没有中华民族这样的古已有之、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印度广大民众中缺少中国人民所拥有的普遍而强烈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复兴愿望。印度民族主义，不象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精华部分那样最先进的革命学说指导或影响之下的科学思维与理性创造的产物。印度民族解放斗争基本上是在非暴力道路上进行的，最后通过上层谈判和相互妥协实现了英印间的政权交接。独立后的印度事实上不曾卷入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之间的尖锐对抗或武装冲突之中，因而印度领导层在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与安全方面没有丰富而深刻的实践经验与人生体验以及对人民与民族（国家）、本国与外国的关系的深切认知，这也反过来印证了中国的一段古话：“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
研究民族主义问题的韩国学者李克灿认为，印度这类国家独立之后，“以抽象的言语高呼爱国，是根本得不到过去那样的热诚的。”（注：（韩）李克灿：《韩国的民族主义》中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通论》。）尼赫鲁就任印度第一任总理不久，国内社会矛盾和分治以后的印巴矛盾就已开始取代英印民族矛盾的位置，印回冲突与仇杀，甘地之死，不过是当时最突出、最有轰动效应的暴力事件而已。民族改良主义和社会改良主义路线的局限性，城乡有产阶级和特权集团的阻挠和扭曲，政府社会经济政策的缺陷与失误，社会和政界腐败风气的增长，销蚀、削弱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印度领导层未尝不想引导全民族每个成员“明确地认识本民族的命运和使命，树立为之奋斗的坚强意志和责任感”（注：（韩）李克灿：《韩国的民族主义》中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通论》。），可是，这哪里仅仅是一个宣传策略或演讲艺术的问题呢！
在出现严重困难和危机的民族主义国家，上层领导集团“为了把一般大众的不平和不满转向对外，以便造成巩固的民族一体感，就必须寻找外敌”（注：（韩）李克灿：《韩国的民族主义》中的一部分《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通论》。），李克灿把印度与巴基斯坦相互敌视视作人为地“寻找外敌”的典型例子。印度的主导南亚、控制印度洋、争当亚洲和世界强国的对外战略，尽管具有非理性的和不现实的成分，却得到印度各大政党和权势集团广泛的赞同和支持，它们的代表人物比较容易在这种不直接涉及权力和利益的分配与各自的社会基础的问题上达成共识，“一致对外”，甚至在印度核力量问题上也都支持政府对待核不扩散条约和全面核禁试条约的强硬立场，他们这样作是“相信这将从整体上加强印度在国际论坛上讨价还价的实力，特别是它会使印度不那么容易受美国施压策略所左右。”（注：（美）弗·弗兰克尔：《印美关系：未来即现在》，《华盛顿季刊》1996年秋季号。）试图采用这种手法把物质力量变为“精神力量”，是十分错误而有害的。
印度上层人士和“精英”分子对印度的国际角色和军事力量问题的一致态度，并不是印度国家凝聚力强固的表现。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期间，印度政府及右翼势力的国防政策和全国团结政策远未得到国内各方面的支持，当时掀起的反华浪潮只不过是“掠过社会这一潭死水上的一阵微波”，“对于印度的一些政治阶层来说，这种状态是自发的”，而且，“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通常会有的那种痛苦感”，在农村民众看来，“战争是遥远的事”，“国家是他们不怎么关心的一种概念”（注：（英）内·马克斯韦尔：《印度对华战争》第4章《边境战争》， 世界知识出版社。）。和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相似，“人们效忠的对象往往不是国家，而是与自己关系最近的集团、家族、村庄、部落，国家不过被看成是为这些集团服务的一个手段。”（注：（英）保罗·哈里森：《第三世界：苦难、曲折与希望》，世界知识出版社）。）直到80年代中期，印度军方人士依然为“大多数人民对国家的利害很少关心，这个因素削弱了抵抗外来侵略（？）的意志”（注：（印）萨·辛格少将：《印度防御战略的制定》，《印度三军学会杂志》1985年春季号。）而感叹不已。1989年，弗兰克尔教授在他的论文中已触及印度国家凝聚力不强的社会根源：印度独立以来，“社会的不平等日益表现为地区、种姓、教派的对抗。”（注： 弗·弗兰克尔：《1947 年以来的印度》， 《南亚研究》1989年第4期。）印度一位政治理论家告知西方国家，“支离破碎的印度是不能以西方社会为榜样加以改造的”（注：（印）V.R.梅达：《超越马克思主义：走向另一种前景》，引自美国《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美国亚洲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教授认为，与新兴工业化国家相比，“南亚的前景更不光明”，南亚各国能否克服由相互交织的社会经济难题所形成的“可怕的障碍”，“取决于领导者的选择。选择得当与否，结果也大不相同。”（注：（美）R.A.斯卡拉皮诺：《对亚太地区的看法》，福州《亚太经济》杂志1986年第5期。）拉·甘地总理下台以后， 从90年代国大党和非国大党势力执政的情况看，对于印度领导层说来，要在国内发展和改革的道路上作出有利于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战略性选择，是极不容易的。
如果参照约瑟夫·奈的国力评估标准（美国、中国、日本的国家凝聚力都属于“强”的等级），印度的国家凝聚力在现有政治、军事形势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可评为“中等偏弱”。
二、文化的全球性普及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同属东方文化的印度文化体系和中国文化体系与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和欧洲文化体系，构成了人类历史文化的四大体系。古代印度是世界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以史诗和造型艺术为代表的古代印度文化蜚声世界，印度艺术的印记遍布于东亚。以佛教为主的印度宗教文化历经长期的发展，佛教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和东亚的主要宗教。历史上的印度是东西方经济贸易与文化交往的中转枢纽，在英国殖民主义入侵以前，印度的工艺、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规模居于世界的前列。印度的独立揭开了现代条件下印度文明复兴和文化、科学发展的新时代。今天印度在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方面处于世界较先进的地位，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尤为突出。印度的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正在为本国和世界的发展与进步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对于追求世界大国、强国地位的印度领导层说来，曾经闻名世界的印度文化并没有成为它的有价值的软力量资源，更谈不上如同约瑟夫·奈所说的那样，把“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吸引力”变成“对其他国家的同化性力量”（注：（美）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第三部分《新的挑战》，军事译文出版社。）了。
印度文化之所以难于在当代世界产生超越国界的同和平与发展潮流相适应的积极影响，其自身的原因在于：
（一）古代印度文化是一种宗教化的文化，其哲学思想常与宗教迷信、神话想象、对典礼仪式的信仰粘连在一起，宗教与哲学一直没有完全分离。印度文化中强调主观内省、神秘主义与个人体验的非理性主义倾向，远离现实世界、走向天国乐园的“梵我同一”、“轮回解脱”思想，偏重普遍性规范、用抽象概念取代现实事物的崇古性格，早已与近现代的人文主义、科学理性和社会变革思想相互矛盾，也与印度的民族民主运动和现代化进程相互抵触。宗教道德型的甘地主义吸取并利用了印度的历史文化遗产，但实际上并未进行批判地继承和实质性改造。“圣雄”甘地受到世人的敬仰和赞颂，而主张“真理就是神”与非暴力主义的甘地哲学是根本离不开印度社会的土壤的，它无法被移植到其他任何民族或国际运动中。
（二）古代印度文化存在对客观世界秩序的观念淡薄的缺点，人们缺少实事求是、寻根究底的现实人生态度与积极进取创造革新的奋斗精神，它的自然科学颇不发达，在观念态文化中无视客观自然规律，古代所盛产的神话、诗歌几乎成了任凭空想和幻梦自由驰骋的疆域，许多作者醉心于玩弄文字游戏。古代印度人很少有时间观念，没有记载年月的习惯，没有给后世留下史册。由于重普遍，轻特殊，重抽象，轻具体，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等记述性和应用性的学科没有什么发展。印度文化一向存在民族（国家）意识淡薄的弱点，近现代有关印度民族、社会、国家的学术研究与理论成果，在不同的程度上缺乏宏观的本质上的历史真实性、学术规范和学理的科学性与学科知识体系的成熟性，某些较有名的著作为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大国观念与宗教思想所浸润，致使其积极的精神因素、学说的内在统一性与理论的逻辑力量受到严重的影响。因而，现代印度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水平总的说来还没有能达到先进的前瞻性的理论要求，难以积极回应和主动适应世界发展和进步的主潮。
（三）作为印度主要宗教文化的印度教文化与落后的生产方式和保守复古倾向有着难以割断的天然联系，现代社会与它互有生疏、隔阂之感。这种“类型保持型”的思想学说主张“原典神圣不可改动”，不同学派、教派“并行发展”。“互不交合”，这与一向按“和而不同”的原则吸收、包容、融汇多种思想观念和文化形态的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华夏文化颇不相同。既不“同”又不“和”的传统阻碍了印度教文化与其他文化形态相互渗透、融合，达到和谐一致，它自身的变革、改造、创新更是困难重重。在民主化、现代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包袱颇重的印度教文化难以迈出新步，缺少反省、觉醒、追踪、跟进的精神和能力，它的某些代言人似乎还抱着“以不变应万变”的念头。今天的南亚缺乏改造和重建印度教文化的社会氛围与现实力量，印度教本位主义的“围城”仍颇坚固，它在南亚以外的区域却没有多少吸引力和竞争力，甚至很难与其他类型的文化作相互间深层的理解和交流。单就这一点而论，它明显地落后于博大精深、气度恢弘、肯接受世界文明的影响、同其他民族文化交流、合作的华夏文化。
如果参照约瑟夫·奈的国力评估标准，（在文化全球性普及方面，美国被评为“强”， 中国、 日本被评为“中”）（注：这是约瑟夫·奈1991年所作的评估，此后，包括约瑟夫·奈在内的美国军政界、外交界、学术界、舆论界人士在自己的言论、文章、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全球性普及程度的提高与在国际机构中作用的增长时有反映。）印度在文化全球性普及方面，只能被评为“弱”。
三、国际机构中的作用
约瑟夫·奈把“国际机构中的作用”列为“无形方面的国力”，可以推想，他也许并不认为一个国家仅仅依靠军事、经济、科技等硬力量就可以自然而然地换来它在国际机构中的与之“等量”的地位。
作为仅次于中国的第三世界大国，印度是联合国这个世界最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国家间组织的重要成员国之一，是不结盟运动及其机构（仅次于联合国的国际性政治组织）的主要倡导者和成员国之一，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成员国中最大的国家，也是英联邦在亚洲的最大的成员国。印度在各个国际组织中的工作和活动是较频繁的，其劳绩与成效也不可抹煞。但是，在多数情况下，印度在国际机构中并没有扮演一个起重大的实质性作用的角色，它也很少通过国际机构对本国或其他国家的关键利益和重大利益与谋求利益的行为方式产生有力的影响，下面对这种现象作初步的分析。
影响印度对外政策决策的外层环境因素：印度所加入的国际组织没有一个是超国家的一体化组织，也没有一个是紧密的经济联合或安全合作组织。在两极、“大三角”、“一超多强”的格局中，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往往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在经济上属于“坚定内向型”（注：印度早在1948年在名义上加入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但从经济发展方针、贸易政策和税制来看，印度实际上仍留在“关”外。）、外交上奉行不结盟政策、主要致力于处理国内问题和南亚地区问题的发展中国家缺乏一贯的充分的关注与照顾，国际机构的决议和措施与印度的特殊利益和需求没有较深的契合。
印度政府制订对外政策的内层环境因素与决策模式是最值得重视和最需要研究的。
印度对外政策的决策受到它的独特的历史因素、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深刻影响。印度领导者和上层社会对现代世界的看法与对外政策思想，例如尼赫鲁的“大印度帝国观”，如同西方世界的政策理论家所批评的那样，“它更多地属于舆论、政治意志和象征性政治的领域，而不属于带有合理性的那个世界。”（注：引自荷兰《政策科学》杂志1984年第16期。）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思想支配着印度在国际机构中工作与活动的风格、方式和具体目标。尼赫鲁所确定的和平、中立、不结盟政策，大体上讲，是有利于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也比较合乎印度和南亚各国的民族利益。然而，在印度的外交实践中更多地是力争自身在东西方的竞争和较量的空隙中立住足，为一已之利跟不同的国际力量联系和合作，均势策略与政治交易的色调甚浓。印度的一些颇有声势的使自己载誉的外交活动与对外宣传较多地属于意向性的或一般化的提案，或是原则性的或口号式的宣言，一般地都没有引起印度与相关国家的地缘政治关系、经济利益关系和安全战略关系的基本格局的调整或变动。在拉·甘地，尤其是拉奥执政以前，印度在运用对外政策手段谋取国家经济利益方面作得是不够的。
“尼赫鲁时代”国大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与外交官员，在殖民地时期接受过英语文化、英式教育与英印当局的文官制度的培育、训练和薰陶。
较早加入联合国并力争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印度，在联合国内经常表现出“反帝、反殖、反美”的激烈姿态。以1985年为例，印度在联合国支持美国的次数不足9%，比当时的蒙古人民共和国还要少（注：理·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第9章《第三世界战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虽引来美国官方的不满和怨言，但并未危及印美间正常的友好的国家关系和经贸关系，里根总统仍然认为美印两国“一致远远超过分歧”。联合国大会一再通过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要求苏军从阿撤退与要求越南从它所占领的柬埔寨撤军的决议，印度没有投赞成票。英·甘地说，“与其说我们有意支持苏联，倒不如说苏联支持了发展中国家和亚非国家的立场。”（注：英·甘地：《甘地夫人自述》，（印）伊·波奇帕达斯笔录，时事出版社。）而当时联合国内大多数亚非拉美成员国在国际斗争中所持的立场正是反对苏、越对阿、柬的占领。印度是当时在被外军占领的阿、柬首都设有大使馆的极少数国家之一。这只能表明，“苏联老谋深算的政策和印度的地区利益相结合，从而使新德里倾向莫斯科。”（注：（美）R.A.斯卡拉皮诺：《对亚太地区的看法》，福州《亚太经济》杂志1986年第5期。）
印度在参与倡导的不结盟运动中实际上把自己定位为联络中心和国际讲坛，实事干得不太多。在两极对峙、美苏争霸时期，印度向苏联方向倾斜，加深了不结盟运动的分歧，影响了印度的国际威望。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升至主导地位的“冷战后时代”，印度政府没有切合时宜地调整工作方针与策略，以求在变革南北关系和发展南南合作的过程中保持和加强印度同不结盟国家的团结与合作。1996年10月，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竞选中遭受“令人震惊”的失败，“几乎一半自认为是不结盟的国家抛弃了印度， 使人们对它自称的领导产生了怀疑。 ”（注：1996年10月22日美联社联合国电。）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实际上还是一个分量轻、质量差、软弱、松散而缺少实效的国际组织。它在促进南亚经济、科技合作与解决印度同邻国关系中的问题方面取得一些成绩，正处在比较缓慢的渐进过程中，但远未形成真正的区域经济协作与合作体系。1996年12月，印度德韦·高达总理为南亚地区能“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作用”而感到高兴，还提到南亚特惠贸易协议可比预定日期提前两年（1998年）达成（注：1996年12月19日法新社新德里电。）。可是，高达总理还应当考虑到南盟内现有贸易仅占各成员国贸易总额的3%，且有数千种商品未被涉及（注：1996年12月19日路透社新德里电。）。由于南盟按《宪章》规定不过问两个成员国间的争端，它难以消除被称作“第三世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注：理·尼克松：《1999——不战而胜》第9章《第三世界战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之一的印巴冲突，而如同巴基斯坦外长雅各布汗所讲的，“在世界任何地区，和平与安全对于经济发展是必不可少的”（注：1996年12月19日路透社新德里电。），南亚岂能例外！印度在经济合作方面使纳·拉奥前总理所说的南亚这“一池死水”稍微活了起来。但是，在发展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正确对待西方世界、促进亚太各国间和亚欧之间平等交流和互利合作等方面，印度在南盟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与东盟、亚太经合组织中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其代表人物是马哈蒂尔、李光耀）相比，还是有一段差距的。从总体上看，印度在本国范围内的发展和改革中也没有在认识和处理传统、西方化、现代化的关系、个体与群体（集团）的关系、宗教与世俗化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等方面，创造出可供南盟其他成员国学习、借鉴的成功经验。
如果按照约瑟夫·奈的国力评估标准（美国、中国、日本在国际机构中的作用，分别被评为“强”、“中”、“中”）（注：这是约瑟夫·奈1991年所作的评估，此后，包括约瑟夫·奈在内的美国军政界、外交界、学术界、舆论界人士在自己的言论、文章、著作中对中国文化全球性普及程度的提高与在国际机构中作用的增长时有反映。），那么，印度在国际机构中的作用大致介于“中”与“弱”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