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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苏联社会主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苏联社会主义在过去几十年中，曾经走在时代的前列，创建了轰轰烈烈的业绩：在十月革命之后，取得了国家工业化的巨大成就，在二战中打败了法西斯，战后在欧洲推进了社会主义事业。这是苏联社会主义兴盛发达的时期，战后一段时间达到了顶点。
苏联社会主义由盛转衰的变化，开始发生在战后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几年。
反法西斯世界大战胜利的结局，使苏联的世界地位根本改观。苏联成为战后世界两大超级强国之一；在东欧出现了一批追随苏联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之后，中苏结成同盟，苏联的地位更为加强；此时苏联又拥有了核武器，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这是战后苏联取得一连串胜利的辉煌时期。
伴随苏联的辉煌胜利，斯大林的威望达到了顶峰。不幸的是，个人迷信登峰造极，苏联的长期痼疾教条主义更加泛滥。这样，光辉的胜利却同时成为导致最后失败的转折点。
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利用战争胜利造成的有利形势和较为宽松的国际环境，一方面深入研究和充分估计战后资本主义开始出现的新变化，处理好同西方国家主要同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苏联自己应联系战争造成的灾难，对战前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进行实事求是的反思和认识，以便进行适应新情况的改革。
然而在一片欢呼胜利声中，个人崇拜一浪高过一浪，苏联领导人骄傲和不清醒了，认为苏联过去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于是战前已滋长起来的教条主义倾向更加严重发展起来。有许多战前实现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和措施，实质上是为了备战而采取的措施，包括指令性计划经济，强制的农业集体化，权力过分集中的中央集权体制，不仅全面肯定，而且都上升为理论，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斯大林在1946年2月对选民讲话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证。在这篇讲话中：第一，强调“苏维埃社会制度是比任何一个非苏维埃社会制度都要优越的社会组织形式”。苏联的国家制度是“多民族国家的典范”，而且“民族问题和民族合作问题解决得比任何其他多民族的国家都好。”第二，全面肯定了短期内以高度集中的计划手段聚集资金实现工业化的路线，并把它提高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道路”；全面肯定了短期内以强制手段实行的农业集体化路线，后来提高为社会主义国家农拥发展的共同道路；在这个讲话里，还把农业集体化、国家工业化的路线肯定为“社会主义的道路”，否则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赞扬苏联在战争中武器供应的成绩，实际上是全面肯定苏联战前实施的备战型经济。第四，为保障苏联“不会发生意外事件”，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更长时间，把工业水平提高到战前水平的三倍。强调增产钢铁、煤炭和石油，即继续备战，同时还暗示苏联科学家在最近期间在核武器方面可以赶上和超过西方。
讲话中虽然说：“对胜利者是不能评判的，这话不对，对胜利者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评判，这样就可少骄傲一点，多谦逊一些”。但按照讲话对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评价看，是全面肯定的，实际上还是如斯大林经常说的：“对胜利者是不能评判的”。既然苏联政治、经济体制都是成功的、正确的、最好的，当然也就不准备进行任何改革了。
以这篇讲话为开端，苏联在理论上的教条化，内外政策的僵化趋向愈益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1946—48年，在哲学、历史、经济学、语言学、文学、艺术、生物学等领域，广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一大批学者、作家被批判。批判文章都以斯大林的论点为依据，实际上仅仅是斯大林著作，尤其是战后两篇著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诠释。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西方学说的批判，更为荒唐。当时片面宣扬苏维埃爱国主义，反对所谓世界主义，对西方科学成就盲目排斥和否定。苏联理论界当时流行的论调是“帝国主义时代的垄断资产阶级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阻碍自然科学理论的广泛发展”，“帝国主义时代的科学，已进入危机时期，”“现代资产阶级科学的特征是它的整个派系都变成了伪科学。”[①a]把孟德尔、摩尔根主义称之为“唯心主义”、“反动的伪科学”。直到1953年控制论还被否定，说是“为反动资产阶级服务的”。苏报刊大反“世界主义”，攻击那些主张同外国科学家共同建立世界范围的一般生物学的苏联科学家是“媚外”、“无耻”，是“在反动的外国文化面前卑躬屈膝”，是“反爱国主义”，“培植人们意识中资本主义残余的温床”。[②a]这就使苏联学者没有可能同外国学术机构或个人保持学术联系，从而使苏联自然科学在许多领域都孤立于世界发展之外，成为苏联科技发展落后于世界新科技革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1949年对E.瓦尔加1946年9月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一书进行了批判。瓦尔加此书对战后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些新看法，如战后资本主义不会马上出现经济危机，生产还会继续增长；由于战时资本主义技术的革新，可能在战后使劳动生产率“有更新的急激的跳跃”；战时资本主义国家机器起了决定性作用，资本主义生产是有一定计划的，而战后国家对经济作用还将增大；同时认为帝国主义国家尽管有矛盾，但不至发生战争；还认为“资本主义各国和苏联的关系将不会象战前那样”，不会轻易地发生武装冲突”。这些观点都被大批特批，认为是“改良主义”、“非马列主义”；批评者认为，“资本主义无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期，决无计划可言”，说资本主义有计划，就是站在改良主义立场上；认为作者过低估计帝国主义国家矛盾的意义，是“严重错误”的，是“对列宁斯大林帝国主义战争不可避免论的修正”等等。战后正是需要对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关系的新变化进行研究的关键时刻，这种打棍子、扣帽子式的“批评”，使一些有价值的见解刚刚露头就被扼杀。从此，苏联理论界对资本主义现状的研究，再无什么有价值的新见解出现。
第三，1947年6月美国提出马歇尔援欧计划，苏联同东欧国家拒绝参加，认为这是通过援助从经济上奴役欧洲的计划。1947年9月九国情报局成立，发表宣言称美国是主要敌人；苏联除同东欧各国广泛签订一系列贸易协定外，在1949年1月25日与东欧国家一起成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随后，斯大林1952年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提出统一的世界市场已瓦解，出现了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观点，并且进一步断言，资本主义国家夺取世界资源的范围和销售市场都将缩小和恶化，美英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企业生产量将减缩，认为这就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深化的表现。后来的实际发展证明，这些论点完全错了。同东欧国家一起搞经互会，同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立，虽是暂时解决经济困难的方法，但从战略全局上看，违背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对外封闭，得不偿失。
第四，不能容忍南斯拉夫的“异端”。因南不接受苏联模式，苏联先是与南激烈争论，最后宣布南“背离马列主义”，“反苏”，“走上民族主义道路”，号召南共“健康力量”推翻南共领导，两党、两国关系完全破裂。苏南冲突反映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地走适合本国情况的道路的趋势在发展，这是战后社会主义运动的时代要求，同时也反映出苏联在坚决走自主道路的国家面前无能为力。
第五，农业中小组承包制改革受批评。1950年《真理报》发表长文“反对对集体农庄劳动组织的歪曲”，坚决反对在农庄中普遍推行小组责任制，点名批评苏共中央书记安德烈也夫和库尔斯克州委书记多罗宁关于小组承包制优越性的论点。安发表文章认错，随后被解职。
第六，1952年斯大林发表新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提出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和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系列理论观点。在这本著作中，有些是老观点，有些是老观点的引伸或发挥，有些是比较新的观点，如断定世界统一市场分解成对立的平行的两个市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将缩减等。由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此书的理论完全脱离现实。这本书的发表，标志着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理论更为完备，更为系统化，同时也更为僵化、固定化，更加脱离现实。
第七，开始了新的一轮包括东欧国家领导层在内的清洗和镇压。
以上若干表现，显示出斯大林当政最后几年，理论上的教条化，内外政策的僵化，社会主义体制的僵化，实际上成为苏联社会主义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二、苏联由盛转衰的时代根源
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继任。他在个人崇拜和破坏法制等方面批判了斯大林，并在某些理论和政策上作了调整。但他并没有足够的政治和理论水平从总体上突破斯大林的教条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模式的框框。勃列日涅夫则根本不想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作任何改革。包括后来短期执政的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他们都是基本继承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模式和教条主义理论、路线。斯大林之后30年间，苏联不断宣扬苏联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成就，宣扬苏联政治、经济制度如何优越于资本主义，宣扬苏共如何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但如果把苏联战后政治经济发展的实际放在战后新时代历史条件下加以考察，就可看出：在经济上早期的震惊世界的苏联高速度工业化已经为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并最后陷于停滞的衰落景象所取代；在军备竞赛方面可以同美国相抗衡的暂时成就并未能挽救经济的下降和停滞，反而更加速了停滞局面的到来。在政治上，曾经为人们敬仰，看作是解放者和人类希望的苏联社会主义，声誉一落千丈，变成了一个到处扩张、肆意干涉他国他党内政的霸权主义国家。在理论上，苏联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生气勃勃的局面，已经让位于远离实际，僵硬的死气沉沉的教条主义。
这是一种从经济、政治到理论的全面的衰落，这种衰落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不久苏联很快走向崩溃和解体准备了条件。种种衰落其实都植根于战后新时代一系列发展之中，其根源就在于，苏联经济、政治、政府几个方面，都背离战后新时代的要求，同新时代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经济方面的衰落。苏联经济在战前曾以工业化的高速度震惊世界。战后初期，一度有过高速增长。但随后速度越来越下降，从70年代到80年代，进入了所谓“停滞时期”。
苏联经济速度放慢情况，可见下表：
以上是苏联官方统计数字，虽也能显示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趋势，但还不够确切。据苏联学者谢柳宁和哈宁合写的一篇文章，实际上年平均增长率要低得多。他们在文章中列举不少例证，说明苏联长期以来官方统计数字就有虚假。他们提出的苏联经济1960—85年年平均增长率见下表：
如果对照戈尔巴乔夫在1987—88年几次中央全会上谈到的70年代苏联“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出现了“停滞”和“危机现象”；“经济发展速度减慢”，“达到了危机点”，“在差不多四个五年计划期间没有提高国民收入绝对增长额，80年代初这个指标甚至开始下降”等说法，这两位作者统计的数字无疑是更为接近实际的。
苏联经济发展逐渐放慢以致陷于停滞，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备战经济的后果。苏联在战后时期，出于推行同资本主义世界对立的实力政策的需要，仍然继续优先发展重工业、军事工业。当反对苏联的世界大战实际上已难以打起来时，苏联却依然加紧军备竞赛，维持一个庞大的备战经济。这就导致经济的严重失调，工业生产中生产资料比重长期保持在80—85%左右，其中很大部分是军事生产；[③b]消费资源比重过低；农业则在备战经济严格控制下，长期处于严重落后状态。国内生产总值中用于个人消费的比重，据称不到40%，[④b]战后恢复时期，缺乏消费品，人们还可忍耐一时，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放慢。
第二，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落后于时代要求。苏联长期以来依靠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主要通过粗放经营方式实现增长。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这种依靠扩大生产规模，更多投入资源、人力来增加生产的粗放经营方式，已走到尽头。当西方国家广泛运用电子技术于生产过程，大大降低物质消耗与能源消耗的时候，苏联仍在继续坚持重工业为主的发展，虽然钢铁、煤、石油、水电等占世界首位，但由于缺乏高技术的支持，原料、燃料耗量过高，浪费严重的问题得不到解决，新的能源、原料产地又日益东移，开采日益困难，劳动力也更加不足，这些成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不日益放慢的又一重要原因。
第三，苏联对外封闭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日益落后于战后广泛发展起来的国际经济联系。从赫鲁晓夫到勃烈日涅夫，他们对苏联僵化的计划体制，搞了点改革，只不过是对中央集中的权力放放收收，并未触及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实质。他们对有的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搞市场经济改革，畏之如虎，先是大批特批“市场社会主义”，最后竟不惜动用武力，以遏止经济改革向市场经济发展的势头。由于固守封闭政策，苏联对外贸易的50%以上是局限在苏联控制的小圈子里，即经互会国家之间进行。由于脱离国际市场竞争，产品质量、品种都低于国际水平。在这种封闭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之下，苏联对外贸易呈现萎缩趋势。1960年苏外贸占世界贸易总额4.2%，1980年降为3.6%。而且出口大部分是燃料和原料，制成品比重很小。缺乏国际交流，以致经济缺乏活力，科技水平落后，产品质量低下，导致大量产品积压。这成为苏联经济增长速度越来越低的又一重要原因。
政治方面的衰落。主要表现在，苏联这个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作为解放者受到世人崇敬和敬仰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战后时期却逐步沦落为一个凭借武力肆意干涉他国他党内政的霸权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形象黯然无光。其根源就在于苏联领导人背离了战后新时代的要求。
战后开辟了社会主义运动的新时代。这是一个各国独立自主地以多种模式、通过多种途径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苏联领导人对战后这种重大变化视而不见，硬是要把苏联模式当作社会主义唯一模式强加给各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要求这些国家服从于苏联的利益。因而，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发生。首先是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冲突。其次，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随后又发生了中苏冲突。中苏冲突有多种原因，而最根本的原因是苏联依仗自己的大国大党地位企图控制中国，要中国服从于苏联利益，而遭到中国的抵制和拒绝。中苏争论由意识形态分歧发展到国家关系的恶化，最后发展到苏联撤退专家，断绝援助，并在边境陈列重兵，从经济、政治、军事方面对中国施加压力和包围。而苏联霸权主义面目暴露最突出的事件，则是苏联为遏止捷克斯洛伐克的市场经济改革，竟悍然对一个盟国捷克斯洛伐克出兵实行军事占领。从苏南冲突、中苏冲突到对捷出兵，把苏联名为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实际却是霸权主义国家的真面目暴露无遗。
苏联领导人不顾战后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稳定的形势，一再宣扬资本主义总危机进入新阶段，认为资本主义“今后也将发生严重危机”，“今后几十年内帝国主义链条必将一节节地不断脱落”，[①c]从而在反帝和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旗号之下，推进他们心目中的“世界革命”。他们首先在亚非国家到处扩张势力范围。从60年代中到70年代，苏联利用亚非国家人民对发展经济和对社会主义的响往，对许多国家输出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奉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称号，同时使用“军援”开路，大批派遣军事人员，还在一些国家中帮助建党，力图对这些国家进行严密控制。1979年5月，苏联《共产党人》杂志把安哥拉、埃塞俄比亚、阿富汗等十几个国家定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①d]由于苏联这套理论脱离实际，一些国家政局变化多端，苏联在控制阿富汗的企图遭到失败后，竟直接出兵进行军事占领。苏联所谓的社会主义和自称的第三世界国家“天然盟友”也就声誉扫地了。
理论方面的衰落。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俄国具体环境，探索前进，经历过不少曲折。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就犯过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列宁发现了这个错误，并很快加以纠正，转而实行新经济政策。斯大林过早结束了新经济政策，开始实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并开始实行指令性的计划经济。这是在地跨欧亚的俄罗斯广袤国土上进行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试验，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伟大的社会实践。虽然在实施中犯过许多诸如强迫命令，甚至专权滥杀等严重错误，但是，在战前时期，在探索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尽管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倾向已在抬头，但总体说来，马克思主义仍然显示出了生命力。战后，随着卫国战争的胜利，随着个人崇拜的发展，教条主义的倾向愈来愈突出，终于占据了统治地位，充斥报刊的都是些脱离实际的、僵化的、对人民群众毫无吸引力的枯燥说教，马克思主义生气勃勃的局面完全消失了。
苏联理论上的衰落，主要表现在理论脱离实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密切联系实际，当理论脱离实际的时候，就必然丧失生命力，不能不趋向衰落。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估计，一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形势的估计。
在苏联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苏联领导人一直奉行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这种超越历史阶段的倾向，战前实际上已经存在。在苏联工农业生产力还处于很低水平的情况下，1936年斯大林在苏联新宪法报告中，已宣布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到1938年苏共十八大，又宣布已建成无阶级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向共产主义过渡。不过当时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在理论上出现某些片面和失误是在所难免的。问题在于，到战后时期，这个理论被固定化了。战后苏共十九大重申，已建成社会主义，正向共产主义过渡；到苏共二十一大，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全面开展共产主义建设，并把20年建成共产主义写在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里。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的提法稍作修正，提出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但仍提向共产主义过渡，实质上同赫的思想是相同的。勃列日涅夫之后，安德罗波夫把苏联已建成发达社会主义改为苏联“正处在发达社会主义漫长的历史阶段的起点”，认为苏联在本世纪最后几十年中所面临的任务，是完善发达的社会主义。安德罗波夫的这一提法，虽说是在苏联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上一次比较重要的变化，但就“发达”这个概念来说，不论从经济方面，或从社会方面，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苏联的差距还是很大的。即使是这个后来修正的“完善发达社会主义”提法，还是没有真正摆脱苏联根深蒂固的超越历史阶段的错误倾向。这种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不仅完全脱离了苏联的实际，也背离了战后新时代的要求。
处于战后新时代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要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而苏联的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却决定了苏联不可能进行实质性的改革。既然是建设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自然只能追求生产关系的高级化，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从而一再限制个人副业，强调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多方限制商品流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多方限制企业的自主权力。这是苏联多年来所谓改革只能走走过场，半途而废的最深刻的理论根源。处于战后新时代条件下的社会主义，要发展就要对外开放。而苏联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也决定了苏联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对外开放。当苏联把建设共产主义或发达社会主义作为主要任务时，当然不能允许通过对外开放，让那些与共产主义、发达社会主义本性不相容的外国资本以各种形式在苏联出现。超越历史阶段理论使得苏联共产主义建设只能关起门来进行，采取封闭经济政策，把自己孤立于战后新时代正在广泛发展的国际经济联系之外。超越历史阶段的理论实际上也成为苏联长期来实行封闭政策的重要理论根源。
对世界资本主义的估计严重脱离实际的理论表现，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已陷入总危机而且不断深化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论。
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论是斯大林在战前提出的，战后又作了新的发挥。强调两个世界体系的对立，强调资本主义总危机是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在内的全面危机，而且不断深化，战后这个总危机又进入了新阶段，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则提出又进入了第三阶段。这个理论在战前对资本主义作这样估计，虽有某些根据，但已有些夸大；战后时期仍如此估计，则主观主义色彩更浓，更加脱离实际了。战后时期社会主义在欧洲的扩展和在亚洲中国革命的胜利，当然沉重打击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增大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困难，但科技革命首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蓬勃发展，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调节能力的增强，以及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比较迅速，都说明资本主义仍有较强的生命力，还可推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事实上战后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和比较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也是社会主义在对外开放中吸取资本主义资金、技术和有益经验并同资本主义既合作又斗争的竞争共处时期，这个共处时期将是相当长的。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还将经过一个长期的较量才能见分晓。苏共领导人不去研究战后世界变化的新情况、新问题，而是从政治需要出发，从僵化的教条框框出发，不顾事实，极力夸大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他们运用手中的权力，对理论界有关资本主义比较实事求是的研究，大加批判，要求苏联理论界同党的最高领导人的教条化理论口径一致，向过时的教条看齐。这就使苏联对资本主义的理论研究长期陷于衰落境地。
苏联著名的经济学家瓦尔加研究战后资本主义的三本书前后论点的变化可以作为苏联理论趋向衰落的典型例证。瓦尔加研究战后资本主义的第一本书是1946年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由于对资本主义提出了一些与传统观点不同的比较实事求是的新见解，遭受到尖锐的批评。瓦尔加在1948—51年写了第二本专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基本问题》，据作者卷首声明，此书将经济分析与政治分析密切结合，是为了纠正以前写的一部书里把经济同政治分离开来而发生的错误。作者还声明，此书在1952—53年又根据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共19大文献作了修订。这本书共50余万字，可说是煌煌巨著。但从内容看，却无新意，只不过是斯大林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特别是《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有关论点的讲解与阐明。斯大林的几个后来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论点，如资本主义不会再有新的高涨，形成两个平行的对立的世界市场，资本主义国家间战争不可避免性等，在这本书中得到特别起劲的发挥。它预言1952年资本主义经济“显然正处于新的经济危机的前夜”。还预言“危机将是极深刻和持久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的大爆发”，“将使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低于战前水平”。[①e]作者在本书中还对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引起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变化》一书中的所谓“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到1961年，瓦尔加又出版了《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一书，此书是在1960年11月莫斯科会议后出版的。《莫斯科声明》中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已发展到新阶段（第三个阶段）的提法成为这本书的主调。但是，二战后，直到本书出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象作者预言那样，发生世界经济危机，反而这些国家工业生产有了迅速增长。本书作者只好解释说，“这不是资本主义市场正常的扩大”，又预言，“现在市场扩大已结束……，资本主义生产增长速度将大为降低，越往后，生产过剩危机将大大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拉向后退”。[②e]本书根据苏共二十一大的文献，宣称在本世纪“苏联要在经济方面超过美国，并成为世界上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国家”。然后宣告：“20世纪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最后世纪。到这个世纪末，将根本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只剩下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残余。”“20世纪将作为资本主义灭亡和共产主义胜利的世纪而载入人类史册。”[③e]很显然，这些论点连一点科学分析的影子也没有，只不过是对苏共文件和莫斯科声明某些论点不太高明的宣传而已。
70年代到80年代，苏联仍然继续坚持资本主义总危机进入新阶段（第三阶段）的论点。在这种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情况下，自然谈不上对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和新问题进行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更谈不上对外开放，借鉴、学习资本主义的长处和经验。
苏共的两大理论口号：一是向共产主义过渡，建设共产主义；二是资本主义陷入总危机，而且不断深化，即使从战后苏共十九大算起，也已经喊了30多年。在资本主义世界，所谓陷入总危机而且不断深化的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垮台，而且战后经济却有了较大的发展，劳动者生活也相应地得到改善；而苏联不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前景渺茫，而且苏联人民的生活并没有显著改善，理论与现实如此严重的反差，自然使人民群众，首先使广大党员和干部产生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景的怀疑，和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的动摇。苏共长期推行教条主义的失败，成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错误改革中走上放弃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苏共随之瓦解的思想条件。
苏联在理论、政治、经济几个重要方面由盛转衰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种变化逐渐动摇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信念，侵蚀了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各民族间的凝聚力，失去了广大人民对苏共、对苏联政府的信任，这是苏联这个表面上看来的庞然大物，却在很短时间内就猝然崩塌的最深层的原因。
注释：
①a《斯大林语言学著作中的哲学问题》论文集，三联书店1953年版，第360、361、382页。
②a《论苏维埃爱国主义》论文集，作家书屋1951年版，第414—415页。
①b苏联1985年国民经济年鉴，第38页。
②b谢柳宁和哈宁：《虚假的数字》，苏《新世界》，1987年2月。
③b《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1990年第1期，《经济问题》，1991年第8期。
④b安德斯·阿斯隆德：《俄罗斯怎样转为市场经济》，1995年版，第44页。
①c苏联《经济报》，1979年第22期。
①d“论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国家”，《共产党人》，1979年第11期。
①e瓦尔加：《帝国主义经济与政治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第724页。
②e、③e瓦尔加：《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三联书店，第117、1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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