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谏”风波与陕西文坛之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陕西论文,文坛论文,风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几句极其正常的文学批评言论，居然能引出一场风波，这样的事恐怕只有在陕西文坛才会发生，也只有置身陕西文坛的人才能够理解、接受，而且心安理得地被卷入。因此，我相信我正在谈论的，是陕西特殊的文化藤蔓结出的一种陕西独有的现象。对于我这个同样置身陕西、同样从事文学批评、却与陕西文坛没有太多纠葛的人来说，这种现象则是一种病态、一桩怪事。
一
我估计，除了陕西，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会有人把文学批评行为称为“直谏”。人所周知，汉语中，“谏”是指臣民对君王的规劝。李建军对陕西两位作家的几句依据学理、且破例保留着客套和委婉的批评，居然被称为“直谏”。权不管何“直”之有，仅一“谏”字就已表明陕西作家的奇怪身份及其与批评家的病态关系。一个人写了几部作品，难道就成了皇帝老子？批评家，这个出现过别林斯基、罗兰·巴特、金圣叹、王国维、胡风的职业，什么时候变成了作家的臣民？世界上有许多批评家批评过曹雪芹、鲁迅、卡夫卡、海明威，有谁用过哪怕是与这个“谏”字近义的词来指认这种批评？
当然，陕西没有哪一位作家果真以“皇帝老子”自居过，“直谏”一说出自媒体。但媒体为什么会用“直谏”这个词呢？难道媒体不懂得批评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作家与批评家理应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吗？我想，身居陕西的人一定会懂得媒体用心之良苦，也一定理解这个词的真正所指。其实，拿出这个词儿的绝不是媒体，而是陕西文坛这个无形而奇怪的场。
问题是，“直谏”一词所透露的不仅是谏者的卑微，更是被谏者的悲哀，是陕西文坛乃至整个陕西文化的悲哀。
二
所谓直谏，会让人产生两种想象，一是忠世奏本，二是冒忤逆不道之险。李建军不管算不算陕西作家之臣，所奏确为忠言，此“忠”实乃出自一个批评家的良知、理性和职责。而让其空担忤逆不道之名，乃至招致口诛笔伐，实在是比窦娥还冤。
我相信李建军对陕西文学之病的诊断是有所保留、比较客气、留足了面子的。这让我想起了两千多年前给齐桓公看病的那个扁鹊医生，他告诉陕西作家的只是肌肤之病，而当陕西作家真正病入膏肓的时候，李建军恐怕早就像扁鹊那样跑得不见了踪影。而事实上，陕西文学之病绝不仅仅浅在肌肤。如果人们真的不想让陕西作家病入膏肓的话，如果陕西作家还真的需要真诚和爱护的话，就不应该继续讳疾忌医，而是直接亮出自己的舌苔。
陕西作家最致命的病根远远不止是“狭隘民族主义”，而是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的隔膜，是潜伏在陕西作家文化心理中解不开的“村庄情绪”，是工商业文明强力冲击下的农业文化的自卑、自闭和自大心态。我并不否认那些关于村庄的发黄的老故事具有特殊的文学价值，也不认为随着农业文明的即将终结，作家就应该一窝峰地去写现代都市、写工商业文明。谁都明白，在现代艺术的视野中，农业文明的情景似乎比工商业文明更具魅力，而且，深受工商业时代人性异化这苦的现代人对农业文明的怀恋，是一个具有世界性和现代性的文学母题。但问题在于陕西作家始终没有找到讲述村庄故事的现代角度和背景，而这个背景正是作家们所处的这个与村庄具有强烈美学反差的时代。因此，陕西作家只能在对现代工商业文明缺乏深切体验的情况下，以一个旧式农民，充其量以一个老秀才的心态来描述正在消逝的农业文明。或者以农业文明的乌托邦来描述工商业社会。因此这些村庄故事都好像是村庄里的那些老农，或酸秀才讲出来的，而不是当今作家的作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场由一个报社女记者策动的“陕军东征”，才被叫做“村民暴动”。
陕西作家最欠缺的也不仅仅是“人道情怀”，而是建立在现实生存体验和终极关怀基础上的理性精神，是建立在想象力和直觉能力基础上的诗意灵光，是升华现实的艺术能力。
陕西没有直面终极、抒写心理史的张承志，甚至没有直面现实生存，执着于当下的、此在的，哪怕是形而下真实的王朔。陕西拥有的只是既无端取消终极关怀，又对这个时代的现实知之甚少的作家，这样的作家自然很难建立真实而不伪善的现实关怀，而不具备起码的现实关怀的终极关怀，即使有也只能是虚妄的。因此，也就不可能建立起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强大理性精神。
陕西文学总体上是一种缺少诗意的文学。一种缺少诗意的文学就像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因为诗性才是真正的文学性，一种语言最终成为文学的惟一理由就是它具备了诗性的持质。诗性的缺失并不仅仅是以陕西文坛对诗歌这种文体的普遍漠视为标志的，而是表现在陕西文坛最引以为豪的小说普遍地缺乏诗意地面对现实生存和历史文化的想象力和颖悟力，表现在李建军所希求的“人道情怀”的缺失，表现在陕西文学缺乏超越和穿透现实能力的现实主义传统中。
从柳青、杜鹏程、王汶石到路遥、陈忠实，都号称写出了史诗式的作品，但这些“史诗”却是有史无诗，只有现实纠葛和世俗趣味，而缺乏诗意的穿透力。这些“史诗”，包括《废都》几乎都是现实的简单临摹，以至其中每个人物都可以找到现实原型，且与原型相差无几。《创业史》不仅在陕西，而且在整个中国当代文学中，都被作为一部史诗式的巨著，并以其高超的临摹术对后来的作家，尤其是陕西作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就是这样一部作品，没有超过二十年就遭到了历史的无情质疑，从“包产到户”到农村改革，一步一步锐减了人们的阅读热情，甚至锐减了作者柳青的续写激情，尽管一届一届的大学师生仍然以到蛤蟆滩寻找梁生宝的模特为乐事，但这部煌煌巨著眼看着只剩下前几十页值得一读了。我不否认柳青如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真实，也不想奢望柳青能完全超越那段历史。但假设如果柳青能够具备更加坚实而宏阔的理性精神，具备穿透和超越现实的诗意情怀，或许他可以为我们留下理解和感受那段历史的更多的角度（就像《红楼梦》那样）。同样的问题出现在了与柳青同时代的杜鹏程、王汶石身上，也出现在其后的路遥身上。《人生》与《平凡的世界》尽管充满了感人的世俗情感，但作者显然缺乏诗意地穿透现实的能力，本来陕北独特的文化性格可以作为这种穿透力的一个支点或出口，可惜作者始终只停留在现实纠葛和生活哲理的层面上，未能为人物和故事找到文化性格上的理由和原因。使人们不得不将高加林本来具有更大创作空间的人物，简单地划在了于连和陈世美等这样一些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可以出现的类型化的人物之中。陈忠实的《白鹿原》虽然在艺术视野上要开阔多了，但仍然不能达到我所期望的理性的厚度和诗性的穿透力，李建军指出的“人道情怀”的缺失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表现。总之，理性和诗性的双重缺失，使陕西作家像断了双翅的鸟，始终飞不出现实的时空。
陕西作家表现出的中气衰竭的根本原因，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江郎才尽的问题。而是与其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有关。陕西作家大都生长在农村，且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能在本省的院校读个非正规大学的基本上就算是最高学历了。因此陕西作家在形成了自己一定的优势，如朴实、勤奋、熟悉农村生活等的同时，也存在致命的不足，如缺乏哲学根基，文化、艺术视野较窄，表现为对异己的艺术经验和思想方法的本能抵制、妄自尊大和妄自菲薄的矛盾统一、判断能力和选择能力的不足，以及对理论批评的拒斥等等。别说像“五四”以来的那批作家那样学贯中西，就连读懂古汉语的作家都为数不多，至于像韩少功那样可以翻译米兰·昆德拉的作家，甚至能读懂外文原著的作家几乎没有（我根本不相信用汉语阅读外国作品的作家能够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这种状况决定了陕西作家有可能在文学发展的某个初级阶段，会获得引人注目的成就，而在高级阶段则会纷纷落马，就像在万米跑道上，有些运动员可能在前两圈遥遥领先，而到了冲刺阶段却赶不到前面一样。一个作家的耐久力是由他的知识结构和文化素质决定的，就像一个运动员的耐久力是由体质决定的一样。
陕西作家的差距也不止是与多半个世纪前的肖洛霍夫，或者与西方现代作家的差距，而是与同时代的中国作家的差距。陕西号称小说大省仅仅是就数量而言的，陕西作家无论是在精神领域，也还是在文体和语言领域的探索都与国内处于前沿的作家有着相当大的距离，对大部分的陕西作家来说甚至还没有起步，反而还要夜郎自大，自以为是。陕西作家的差距不应该被理解为他们写了农村生活，反而应该理解为他们将都市写成了村庄，将小说写成了论文，还应该理解为他们叙述方式的陈旧和文体意识的不自觉。我们不能说中国小说在总体上已取得多高的成就，但至少当今国内一批较优秀的小说作家是陕西作家无法可比的，如王小波、韩少功、王安忆、余华、苏童等。我不能认同那种用风格的差异来抹煞艺术上的差距的说法。陕西作家与国内较优秀的作家的不同，绝不是在一个共时平面的“创作风格”上的差异，而是在一个历时的递进序列上的差距，是初级阶段与中高级阶段的区别，是甲A和甲B的区别。有些作家明明是留在六、七十年代的感觉中写作，或是在更早的古时候写作，却认为自己是九十年代的一个独特流派，自成一体，殊不知你这一体早已是昨日黄花了。就在全国的实力而言，我认为几年前就已浩荡东征的文学“陕军”，还比不上陕西足球的“国力队”，公平地说，陕西作家还没有达到可以去冲A的实力。
三
“直谏”风波产生的效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正打歪着。
李建军的枪口对准了陈贾二作家，而真正被打中的却是评论家。奇怪的是，枪响后，出来认领尸体的又是评论家，而不是作家。
本来，李建军这一枪的意义不在于他瞄准了哪个人，也不在于打中了还是没打中，其价值在于打本身，在于他打了。我的意思是说，李建军“直谏”的真正意义是给评论家提供了一次自醒的机会。他的潜台词在告诉人们，陕西作家出了问题，评论家们干什么去了？或者说陕西作家的问题，评论家应负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表面上看，陕西拥有一支数量不少知名度不小的评论家队伍，但这支队伍到底有多少战绩，到底说出了多少真话实话有见地有影响的话，到底是否比那支庞大的作家队伍在知识结构、文学观念、理论根基、艺术视野和能力上更好一些，则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问题。单从“直谏”引起的反应，就可以看出他们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如果几句正常的文学批评言论，就可以被看作不正常的“直谏”的话，那么他们平时所进行的自认为正常的文学批评，就只能是一种与“直谏”相反的行为了，而与“直谏”相反的行为恐怕就只能是“曲意逢迎”了。此外“直谏”不仅没有引发他们的自省，反而成为他们口诛笔伐的对象；不仅没有成为他们反思陕西文学的一个契机，反而成了他们表演自己学理、良知和真诚的匮乏程度的一个舞台，这是陕西文坛的悲哀，也是他们自己的悲哀。更奇怪的是，他们不仅不去疗治悲哀的伤痛，反而去卖弄自己的悲哀。这是多么大的一个黑色幽默！
文学批评之病当然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九十年代以来，国内文学批评的主要形态一种是“红包批评”，一种是“骂派批评”。前者是高逑式的，只要送红包，不管你是不是作家，也不管你写的是不是文学作品，他都乐意去参加你的作品研讨会，并在会上大吹特吹；后者是李逵式的，拿起板斧排头砍去，泄一己之愤，图一时虚名。这两种批评看似相反，实则殊途同归，从正反两个方面摧毁了文学批评的良知、尊严和职责，共同构成了文学界的学术腐败。
人们真正应该反思和讨论的是“直谏”所暴露的评论家的良知问题，是“直谏”所开启的对陕西文学更深层次的追问，而不是该不该“直谏”，或具体观点的准确与否。媒体应尽快将这种正打歪着的讨论，引向对陕西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更深层次的反思和检讨。只有这样，李建军枪响之后，继之而来的射击才算是打中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