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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28X(2010)12-0007-04
五四运动以后，我国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成立了中共早期组织，时间极短，却为中华民族复兴、中国共产党统一创建做了大量工作，其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领导广大群众积极从事中国社会的“脱胎换骨”工作
近现代百年的中国，经历了辛亥革命与八国联军侵华，完全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新阶段，成为新旧民主革命的分水岭。此后，中共早期组织登上了政治舞台，面向未来，继往开来。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6月在上海建立。主要成员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选举陈独秀为书记。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后，即开展各种活动，并积极指导各地建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从此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实践阶段。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沙滩北大红楼李大钊的办公室成立。最初成员为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3人。11月北京共产党组织召开会议，决定命名为共产党北京支部，李大钊被选为书记。会议决定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办《劳动者》，指导北方的工人运动，并派人到济南、郑州、天津、唐山等地帮助建立革命组织，为中共的成立作了重要的组织准备。
1920年秋，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成立。会议由刘伯垂主持，包惠僧被选举为武汉党的早期组织负责人。刘伯垂受陈独秀委托，从上海带回了一份手抄的中国共产党党纲。与会人员学习了《共产党宣言》，明确了共产党的奋斗目标、理想、主张和组织原则。会议研究了组织生活制度，决定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加强党在工人中的工作。
1920年11月底，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负责人是毛泽东。毛泽东1919年12月在北京和1920年5月在上海时，与李大钊、陈独秀有了直接的接触；7月4日长沙成立了文化书社、俄罗斯研究会等团体，稳妥地开展建党筹备工作，培养和集聚了一批马克思主义者。11月25日，毛泽东致信向警予、欧阳泽、罗章龙、李思安、张国基等，讲述他自湖南自治问题发生以来的想法：湖南的政治界腐败已甚，政治改良毫无希望；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新民学会应取世界主义，“以共谋解决人类各种问题”；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共同信守的主义，“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趋赴。”
陈独秀等在上海建立第一个中共早期组织后，函约谭平山等在广州建党。1920年12月下旬，陈独秀去广州，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在广东法政学校作题为《社会主义批评》的演讲，批评无政府主义，倡导科学社会主义。1921年年初，陈独秀将他起草的党纲交给广州“共产党”组织成员讨论，无政府主义者坚决反对党纲中讲的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等条文。经过几次激烈争论，意见不能统一。于是，陈独秀与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等商议，重新建立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由陈独秀、谭平山任书记。该组织成立了广州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确定以《广东群报》为党的机关报，开展革命宣传活动，派人到广州、佛山的工人群众中去，启发工人建立工会，开展斗争。
1920年夏秋，山东进步学生王尽美、邓恩明在齐鲁通讯社的读书活动中，结识了一批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学生，秘密建立了“济南康米尼斯特学会”（即共产主义学会）。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建立后，陈独秀函约王乐平在济南建党事宜。于是，王乐平推荐王尽美、邓恩明与之联系，由此发起建立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他们出版报刊，成立工人俱乐部，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展同无政府主义斗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进一步结合。
透过上面中共早期组织的问世情况，可以看到它们面对当年时代潮流的趋向和新旧势力的冲撞，在做中国社会的“脱胎换骨”工作时采取如下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革命”而不是“改良”。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一次比较完整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革命果实很快被袁世凯代表的北洋军阀攫取，中国社会又陷入四分五裂，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严重激化。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初期是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当时政府的卖国政策；后期由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参与，运动突破了学生、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爱国运动。因此，五四运动所要寻找中国救亡生存之路，历史地落在中共早期组织的肩上。这时出现了改良一番民国时代机构的议论，产生了鼓吹所谓“告别革命”的观点，而不是把正在进行的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进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继续推向前进。李大钊1919年7月13日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真正的解放》一文指出：我们要想得到真正的解放是不能依赖权威的恩典，要靠自己的力量，冲破牢狱“打出一道光明来”。
第二个选择是“马克思主义”。胡适于1919年7月20日开始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反响，以后他与李大钊等人论战中连续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否认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社会有指导意义，反对阶级斗争学说。1920年3月，李大钊、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我国最早比较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蔡元培借了两间房子给研究会，一间做办公室，一间当图书馆。图书馆取名为“亢慕义斋”图书馆，即共产主义的音译。12月16日，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已有会员50余人；1922年发展到150人左右，其中不少是产业工人。其主要活动是：1.收集和采购各种马克思主义著作，建立“亢慕义斋”图书馆，为会员提供研究、学习马克思主义用书。至1922年初已有马克思主义英文书籍40余种，中文书籍20余种。2.按专题分10个组进行研究，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剩余价值、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史、俄国革命与建设等，出现了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3.定期举行演讲会。每月聘请名人学者担任讲解。4.举行讨论会和辩论会。每周一次，从辩论中澄清思想明确真理。学习的同时，派成员到北方各地进行社会调查，输送进步书刊，建立进步社团，创办劳动补习学校等各类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
第三个选择是“中国共产党”。1920年中共上海早期组织，在陈独秀主持下，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份《宣言》，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者的目的”和“阶级斗争的最近动态”三部分，扼要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宣言》第一次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和主张，从思想上理论上武装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成员，促进了建党工作。同年8月13日，蔡和森在法国致信毛泽东，请其注意组织共产党。他认为，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有四种利器：党、工团、合作社、苏维埃。这四种利器中“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9月16日，蔡和森又致长信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等在国内“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在复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并告知蔡和森，陈独秀等已在组织共产党，指出“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你这一信见地便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二、适应20世纪世界革命潮流，贯彻列宁领导第三共产国际的战略意图，坚定地走俄国人的路
进入20世纪后，列宁继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主张的世界革命理论，把支持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作为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东方战略的重要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破产，列宁为团结各国的革命左派，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召开有21个国家的35个政党和组织的代表52人，参加的国际共产主义代表大会，宣告第三国际成立，其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团结各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推翻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而斗争。这样，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始终关注东方中国革命的动态，多次派人到中国指导工人运动，希望早日建立共产党组织。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发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俄国在中国的特权。宣言受到中国广大人民的热烈赞扬，全国几十个团体发出热情洋溢的复电，有几十家报刊予以转载并发表评论。
1920年3月，经第三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派维经斯基和他的妻子库兹涅佐娃及翻译杨明斋（俄籍华人，俄共党员）等人来华，考察能否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这标志着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开始。维经斯基首先访问了北京大学和李大钊，向许多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散发革命书籍。接着，李大钊介绍他去上海同陈独秀见面，商讨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之大计。这期间，维经斯基具体帮助中共上海发起组做了一些建党筹备工作，还接触孙中山及汪精卫、冯玉祥、蒋介石等当时中国的风云人物。
1921年6月22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出席大会的有48个国家、103个组织的605位代表。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列宁在大会上发言，指出“现在共产国际已经不只是一句口号，而真正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组织机构，它在各个最大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里都有了自己的基础，真实的基础。”中国张太雷在会上作了发言，阐明远东革命运动对世界革命的意义，呼吁共产国际和西方各国共产党更加关切和支援远东和中国的革命运动。
在共产国际“三大”开幕之际，荷兰社会活动家、反法西斯战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直接受命于列宁，作为共产国际代表，于1921年6月3日抵达上海，帮助筹备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几乎与马林同时抵达上海的俄共（布）党员尼克尔斯基，受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委派来华接替维经斯基工作。这样，他俩牵手指导和帮助中国先进分子召开了中共“一大”，选举了中央领导机构，向全世界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马林在大会上致词。会议进行过程中，密探突然闯入会场，他果断地建议休会，尽快转移人员，寻找新的会议地址，从而保障与会人员的安全，使会议善始善终，圆满地完成了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为中国人民干了一件永远名留青史的大事。
在俄国，如果从1883年普列汉诺夫在日内瓦建立马克思主义组织——“劳动解放社”开始，到1903年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这中间经历长达20年。在中国，如果以1918年李大钊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标志，在两年之后即出现了中共早期组织，三年之后成立了中国统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充分证明：上海之所以在极短时间内成为党的诞生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无限生命力，是20世纪20年代国际环境和中国实际相融合的结果，也是中共早期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的生动表现，是今天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大力弘扬的。
三、充分发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作用，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完成中国共产党的统一创建任务
1840年鸦片战争把中国从民族历史强行纳入世界历史发展的轨道，经济上逐渐成了资本主义掠夺资源的海外市场，政治上逐渐丧失了独立自主性，文化上逐渐处于“失范”状态。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中国几代志士如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通过向西方学习，从人间“天国”、君主立宪到资产阶级共和国，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最终都遭到了失败。1919年五四运动，涌现出一批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人们称他俩为“南陈北李”。他们在同实际结合、同群众结合的斗争中，很快成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率领大家为创建中国共产党作出无私的奉献。
一是积极寻找“中国化”的路径。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大多把“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目的，强调悟道、明德、修身。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西方适合或不适合于中国的思潮，都先后介绍到中国来。到20世纪20年代，人们对待引进外国学说的态度有所变化，力求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当时，“中国化”这个词是非常流行的。初生的马克思主义者经历了三次论战：第一次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实质是中国需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改良还是需要革命之争；第二次是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之争，实质是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之争；第三次是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实质是国家观与政权观之争。1920年底，恽代英在给刘仁静的信中说：“我们的任务，在寻求一个适合国情，而又合乎共产主义的方针来。”经过几年的探索，他在1924年写的《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一文中，明确指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1]
二是广泛向群众宣传建党理念。各地中共早期组织建立前后，首先抓紧的是主办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机构，其次是办报刊，写文章，活跃思想舆论阵地，决不放松意识形态领域的论争。据统计，五四时期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报刊上发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五四运动爆发后，湖南成立了学生联合会，毛泽东是实际领导者。1919年7月14日，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正式出版，他则成为该刊的作者、编辑和校对。在省学联领导下，长沙各校学生会出版了10多种刊物，宣传新文化、介绍新思想，其中有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新湖南》、周南女校的《女界钟》、高等工业学校的《岳麓周刊》、明德中学的《明德周刊》、长群中学的《长群周刊》、楚怡工业学校的《体育周报》等。《湘江评论》出至第5期，被军阀张敬尧查封。毛泽东接编《新湖南》（从第7号起），继承《湘江评论》的精神，坚持反对封建军阀，介绍革命思想……各地类似上述做法的事例很多，由点到面，遍地开花，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消息传遍中华大地，成为不可阻挡的一股潮流。
三是到工人群众中去，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在欧洲战场上进行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短时间内得到迅速的发展。1914年至1919年的6年间，新设厂矿379个，平均每年增设63个。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进一步壮大起来。据1920年统计，全国约有260万工人，其中上海有58万，占全国工人的四分之一。在上海的工人中，工厂产业工人为25万，其中在500人以上的大工厂工作的有15万。工人阶级是受压迫剥削最深重、接受革命理论最快，在革命斗争中也最坚决、最彻底。全国1912至1919年罢工次数达130次，超过前40年的罢工总次数。其中上海工人运动的规模最大，已由要求增加工资、改善生活待遇的经济斗争，发展到参加具有反帝反封建内容的政治斗争，诸如1915年上海工人反对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斗争，1919年6月上海工人首先起来参加“五四”运动的政治大罢工。正如上海造船所工人李中1920年在《一个工人的宣言》中所表示的那样，“我们少数同声同类的工人，再联络多数同声同类的工人，成一个大团体。由我们的大团体，再联络一个大团体，以成中国一大团体。由中国的大团体，再来联络他国的大团体，以成世界一大团体。”“工人的运动，就是比黄河水还厉害，还迅速的一种潮流。将来的社会，要使他变个工人的社会；将来的中国，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中国；将来的世界，要使他变个工人的世界……我们工人就是这个潮流的主人翁。”他号召工人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2]1920年12月，上海印刷工会成立，有会员1346人。该会创办《友世画报》，从主笔到投稿，都由印刷局的工人担任。它和上海机器工会的《机器工人》都是真正的工人出版品，办得有精神有色彩。
1921年“五一”劳动节来临之际，长辛店1000余名铁路工人在娘娘宫举行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天津、保定、张家口等地工人亦赶来参加。大会通过成立工人俱乐部的决议。从1920年5月至1921年5月，唐山工人连续举行9次罢工斗争。这次唐山几百名工人在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礼堂举行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会上，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作了讲演，号召工人认清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地位，并散发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送来的《五月一日》和《工人的胜利》两本小册子，宣读了《五月一日北京劳工宣言》。湖南工人、学生首次纪念五一劳动节，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礼堂举办一千多人参加的游艺会、讲演会。会后工人手执“劳工神圣”的旗帜，冒雨游行。广州数万人举行纪念大会，广州共产党组织谭平山、工界领袖和国民党要人发表演讲，会后游行。南昌工人和学生2000余人集会，首次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会上袁玉冰作了《劳工神圣纪念日》报告。
总之，中国工人阶级正是这样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化的。在中共早期组织引领下，马列主义不仅在知识分子中传播，也在工人群众中传播，产生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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