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市现代语言形态的产生原因和理论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洛阳市论文,形态论文,意义论文,原因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洛阳市现代语言形态的典型性
1.中国20世纪下半叶向现代化前进的过程中，与许多现代民族类似地，出现了一个重要的语言现象：民族标准语——普通话的正式确立和逐步推广。经过近半个世纪的演变，中国逐渐形成了三类语言文化区：①方言区。包括绝大多数县城和广大农村，少数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部分城区。②混合区。绝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处于普通话和方言混合使用的状态之中。近半个世纪以来，普通话由少到多或由无到有，逐渐渗透到大中城市的大部分城区和各个阶层，并正在取得自己的优势的地位。③普通话区。一部分新兴城市和一些大中城市的个别城区，出现了一些普通话占绝对优势的城区。其主要标志是第二代人或年轻人几乎全部使用普通话作为主要交际语言。大部分年轻人不说或不会说当地方言，总人口中讲当地方言的比例也较低（一般不超过30%）[1]。
虽然方言在农村将长期存在，但中国城市的整体趋势处在由①→②→③的发展过程中。这一趋势近10年来明显地加快了。
2.由于洛阳市特殊的地理背景和经济文化因素，上述三类语言文化区50年代以来在洛阳市的三个城区中各自完整而相对独立地生成：①以洛阳方言为主的带有较明显的传统文化特点的老城区；②以普通话为主的带有较明显的现代工业文化特点的涧西区；③处在两城区之间的两类语言文化交相融合的西工区。这三个城区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三类语言文化区的缩影。这三种类型在一个中等城市中各自完整地生成与存在，在全国城市中是罕见的现象。研究这三个城区的语言文化形态及其形成的原因和转变的趋势，对研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语言、文化转变的规律，对探索普通话的发展、演变特点，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3.为了研究洛阳市的语言文化形态，我们在1990、1992年两次调查的基础上，于1995年7—9月进行了两个半月的语言文化调查。包括：①20所中小学调查。共调查了40个班级1867名学生，并采用旁听、问路、问事等方法，记录了20所学校校园内学生语言使用情况，每校记录10组累计200组。②洛阳市1‰人口语言文化形态调查。共抽查了20个居民区200户居民。并在每个居民点采用旁听、问路、问事等方法，记录20组居民的自然语言形态，累计记录370组。③三大城区居民籍贯、文化程度调查。通过18个派出所的户籍微机管理系统，统计了52万5947人的籍贯、文化程度等情况，占三城区居民总数的90%以上[2]。④九大厂矿调查。搜集了洛阳市九大厂矿（涧西七大厂、西工棉纺织厂和玻璃厂）以及机车工厂、五七一五厂的厂志、厂史资料，访谈数百人，并通过五个工厂（河南柴油机厂、第一拖拉机厂、洛阳热电厂、棉纺织厂、五七一五厂）的计算机管理系统，统计了57,608名职工的籍贯、文化程度等情况。⑤三大城区调查。搜集了洛阳市三大城区的区志、文史资料、统计年鉴以及湹河区、郊区的区志和文史资料，洛阳市统计资料、文史资料，访谈数十人。⑥商场、集贸市场、电汽车调查。记录了500余组（人）的语言使用情况。通过这些调查，基本摸清了洛阳市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状态。调查结果表明，老城区中小学生河南方言的使用比例高达93%，而涧西区学生则相反，普通话比例高达95.23%；老城区成年人河南方言比例在家中高达97.5%，在社会上则为100%，而涧西区成年人则分别为30%和41%，普通话使用比例高达58.75%和49%（另有10%左右用外省方言）。西工区的比例处在两城区之间，表现出语言混合区的突出特点[3]。
二、洛阳市现代语言形态的形成背景和原因
4.<1>地理背景 洛阳三个城区不同的语言文化形态的形成，与三个城区的地理分布有一定关系。洛阳属带状城市而非团状城市，三大城区由西向东像糖葫芦一样被一条15公里长的中州大道串起。涧西被河床很深（深达10—20米的深沟式U型河床）的涧河隔离在城市西部，仅凭中州桥与西工、老城相通，联系受到很大限制。50年代末在西工建设棉纺织厂，主要考虑之一是解决涧西各大厂职工的婚姻问题，但由于涧河阻隔等因素，这一良好愿望基本未能实现。由于这种地理背景，使涧西区成为独立性很强的一个城区。再加上西工区的隔离作用，涧西工业区与老城区的交互影响很小，使两区的独特个性得以较完整地保存下来。
<2>经济背景 洛阳市工业区是在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利用国家的力量建设起来的国营工业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苏联援建的156个大中型项目，有5个建在洛阳工业区（第一拖拉机厂、轴承厂、矿山机器厂、铜加工厂、柴油机厂）加上热电厂、耐火材料厂，俗称涧西七大厂。1994年发展到29.8万居民，11万产业工人。西工区中央投资建设的大型工厂只有两个（玻璃厂、棉纺织厂），职工2.3万人[4]。其余多为市属的中小型工厂和党政机关。老城区没有中央投资的企业，市属的工厂也极少。洛阳工业区的中央计划经济背景，反映了全中国近半个世纪来工业化建设的重要特点，与欧美、日本各国的市场经济背景下的工业化过程迥然不同。这是产生洛阳市现代语言形态的重要因素。
5.老城区语言文化形态完整保存的其它因素 由于洛阳市解放后新城区的建设远离老城，工厂大都建在涧西，机关则大都在西工，而使老城区原有的居民成分、文化传统乃至语言形态得以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成为研究传统语言文化的“活化石”，而未像郑州那样因大量机关、工厂、学校的挤插、渗透而发生较大变异。此外，洛阳作为九朝古都，有着较为深厚的文化传统和人文意识，使老城居民能够较顽强地抵御外来语言、文化的侵袭。
6.西工区语言文化形态形成的原因 西工区处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语言文化区的中间，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两类语言文化交相融合的形态。西工区有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①各种语言形态共生并存，水乳交融、犬牙交错，是三大城区中最为复杂的；有许多有研究价值的“语言岛屿”，是解剖过渡时期语言文化形态的“活标本”；②在传统与现代、方言与普通话相碰撞、相交流、相融合之中，从语言文化的角度看，西工区有一个明显的“此消彼长”的趋势。从60年代到90年代，逐渐由洛阳方言占优势转变为普通话占优势。这是中国现代语言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
7.涧西普通话区形成的具体原因 这是我们调查、分析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容易回答，认真研究却发现是非常复杂的。
<1>涧西区的形成及其居民成份 涧西区原是一片农田，生活着四乡一镇17个自然村[5]的数千户农民。50年代初工业区始建后，这些农民除少数青年人被招收进厂外，绝大部分迁往工业区外。1994年涧西区29.8万居民基本为非本地原始居民。其中第一代人（即成年后进入涧西区工作的人。由50年代至90年代进入涧西区，只要不在涧西区出生、长大，都归入第一代人范畴）除极少数北京人[6]外，均来自不同的方言区。根据我们对8个派出所271,407人的籍贯统计，河南籍为178,837人，占65.89%。第一代河南籍的比例应与此接近。根据我们调查，河南籍第一代人大多数维持乡音不变，而外省人方言大多有不同程度的改变，但并非向河南方言靠扰，而均向普通话靠拢。其原因，河南方言不改变并不妨碍交际（因涧西地处河南，在河南方言的包围之中，区内又有65%的河南人），而外省人不改变则不同程度地妨碍交际（尤其南方人），而语言又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同时，由于50年代普通话地位的确立以及电台广播的影响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推广等原因，使外省方言向普通话靠拢而不向河南方言靠拢。第一代涧西人，据我们匡算，约占1994年涧西区总人口的45%，其中河南人占30%。这个比例，与我们语言调查中获得的涧西区河南方言的使用比例基本一致。第一代外省人，约占15%，与语言调查中的比例也是接近的（其中约5%讲普通话，10%带一定程度外省口音）。
涧西区的第二代人（即在涧西区出生、长大的）占总人口的55%，约16万人[7]。涧西现象的特异性即在于：涧西区的第二代人从一开始（50年代末）即选择普通话为自己的交际工具[8]，由此而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形态（以及文化、心理形态）。我们研究涧西普通话的形成原因，实际主要是研究涧西区第二代人选择普通话作为主要交际语言的原因。
<2>“外省人多”与“涧西现象”对“涧西现象”的最常见解释是“外省人多”，而外省人中哪一省都不占优势[9]，其子弟自然选择普通话为交际工具。但调查结果表明，涧西区外省人远没有本省人多，仅为总人口的34.11%（其中拖拉机厂仅为28.36%）！为什么比例为60—70%的河南人的子女都不说河南话而选择普通话呢？此外，根据我们对西工区6个派出所159.113人的籍贯统计，河南籍为120,061人，占75.45%，外省籍占25.55%，与涧西区相差并不大，但据我们了解，在60—80年代，西工区学校却是河南话占绝对优势，并未出现“涧西现象”[10]。很明显，虽然“外省人多”（老城区外省籍仅为9%）与涧西普通话的形成有密切的关系，但我们并不能简单地以此来解释“涧西现象”，而必须进一步考察涧西普通话的具体形成过程。
<3>“厂矿子弟学校”与“涧西现象” 涧西区36所小学中，有24所是厂矿子弟学校，1994年的23,582名学生中，区办小学仅有6,446人，厂办小学有17,136人，占72.66%[11]。中学19所，厂办中学11所，学生占65%[12]。“涧西现象”首先在厂矿学校中产生（一般均为建校时即产生），逐渐蔓延到社会学校。有人据此解释涧西普通话是厂矿学校特有的，厂办学校是产生普通话的环境和原因。但是，据我们调查发现，西工区的棉纺织厂中小学（俗称纱厂中学、小学）在六七十年代却均未产生普通话现象，而是通行纱厂话[13]。“纱厂现象”说明，厂矿子弟学校并不一定必然产生普通话形态。
<4>“工业区规模效应”与“涧西现象” 有人提出纱厂子弟学校之所以未能产生普通话形态是因为孤立于西工区河南方言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未像涧西那样工厂林立，产生一种“规模效应”，从而导致了“纱厂现象”。但是，洛阳玻璃厂中学、小学与纱厂中小学一样同处于西工区（且与老城距离更近），而据我们调查，它们从建校时期即出现与涧西类似的普通话形态。“洛玻现象”[14]说明了，“规模效应”也不能充分解释“涧西现象”。此外我们还发现，郑州市中原区如洛阳市涧西区一样，也是工厂林立的工业区，拥有五大纱厂6万余工人[15]，但它的子弟中、小学六七十年代通行的却是郑州方言，并未产生普通话[16]。这也证明了“规模效应”也不是“涧西现象”的根本原因。
<5>涧西区普通话形态产生的根本原因与具体过程——涧西区的“初始状态” 涧西区的七大厂均为技术密集型企业，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工程技术人员的比例也较高。根据七大厂厂志中的资料，七大厂建厂投资合计为11.55亿元；1985年共有职工94,411人[17]，人均建厂投资为1.22万元。而郑州中原区的五大纱厂建厂投资合计为1.76亿元，1985年共有职工44,440人，人均建厂投资为0.39万元[18]。1985年涧西区七大厂有工程技术人员6,642人[19]，为总人数的7.03%，而郑州五大纱厂工程技术人员为773人[20]，为总人数的1.73%。比例仅为涧西七大厂的24.60%；管理人员和技术工人的比例也大致同上。而50年代中国旧工业基础均在沿海地区，建厂初期的工程技术人员、技术工人大都来自沿海旧工业地区，管理干部大都来自原属华北抗日根据地的各个省份（山西、河北、山东等省），而非河南本省。拖拉机厂1953年开始筹建，到1956年底共集结干部3,245人，1957年总人数为6,921人（除3000余干部外，其余3000余人多为技术工人），这6000余人大都来自外省。1958年起拖厂开始在河南省大批招工，1966年底，拖厂职工达到23,060人[21]。除1957年前的6000人外，其余1.6万余人基本来自河南本省。但是这1.6万余河南本省人均为青年工人，大部分到60年代中期才结婚，而1953—1957年集结的6000余干部和技术工人则大多已在50年代结婚生子。这种状况就决定了拖拉机厂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初始状态”，即在50年代中叶到60年代中叶的10年中，仅占拖厂职工总数29%的外省人的子女却占了拖厂中小学学生的大多数。而拖拉机厂的外省人来自全国30个省区，没有一个省的人数占优势（较多的为江苏4.81%，山东3.53%，河北2.91%，上海2.17%，浙江1.75%，辽宁1.78%，吉林1.3%），五方杂处的结果，其子弟便自然而然地选择普通话作自己的交际工具了。而六七十年代当河南籍子弟逐渐长大进入拖厂子弟学校时，由于不是突然涌入而是“添油式”地逐渐进入，因此尽管到七十年代拖厂子弟学校中河南籍子弟占了大多数，但他们已不能改变拖厂子弟学校的初始状态，而是均被这种初始状态所同化，一致地选择了普通话作为自己的主要交际语言[22]。拖厂如此，涧西其他各大厂（热电厂因规模小，没有自己的子弟学校，除外）亦均如此。这样，主要由初始状态所决定，尽管涧西区外省人仅占34.11%，但仍然出现了第二代人选择普通话为主要交际工具的“涧西现象”。而郑州中原区的五大纱厂因属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干部、技术工人的比例甚小，在初始状态中即为河南省人占绝大多数，因此第二代人仍使用河南方言，未产生“涧西现象”。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一个新兴工业区是否在第二代人中产生普通话形态，并不决定于总人口中外省人是否占优势（一般总是本省人占优势），而决定于初始状态（即建设初期）外省人是否占优势。而这种优势的取得，又与工厂的性质（技术密集型）和经济背景（中央计划经济）[23]密切相关。
三、语言扩散理论与洛阳市的“语言岛屿”现象
8.语言学史上关于语言的扩散与发展有两种影响较大的理论：一种是施莱哈尔1863年提出的谱系树理论，一种是施莱哈尔的学生施密特于1872年提出的波浪说理论。前者着眼于时间的演变和突发性的变化，后者则着眼于空间上的渐进性的扩散[24]。这两种理论，虽然对我们分析洛阳市的现代语言形态都有局部的帮助[25]，但又都在整体上不甚吻合。比如洛阳市普通话形态的出现是空间上的扩散，但却不是渐进性的而是突发性的，不是波浪式的推进和渗透，而是跳跃式的“占领”和“诞生”。波浪说的同言线理论可以比谱系树理论更好地描绘出洛阳市现代语言形态的静止状态，但却不能解释其产生的原因，而且同言线理论偏重于描摹语言的边界而不能很好地反映它的中心区状态[26]。
洛阳市的现代语言形态是在中央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出现的，与西方市场经济状态下的工业化过程中的语言演变、扩散情况迥然不同。波浪说理论适合于后者而不完全适合于前者。为了更好地解释洛阳市的现代语言形态，我们尝试提出“跳跃说”和“语言岛屿”理论，以期解释中央计划经济背景下工业化过程中的若干语言现象。“语言岛屿”理论可以更准确、形象地解释洛阳市的许多语言特异现象（我们称之为“语言岛屿现象”），而“跳跃说”理论则可以较准确地解释洛阳市种种语言岛屿现象产生过程的突变性[27]。
9.所谓“语言岛屿”，系指一城区或一居民区与周围地区的语言形态截然不同，形成鲜明对比，像“岛屿”一样浮现在周边地区的语言形态之中，这种现象，我们称之为“语言岛屿”现象。“涧西现象”即是一个典型的语言岛屿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有着十分有趣的、深刻的经济、文化、历史背景，而对其发展趋势的分析，也可以导出许多有趣的经济、社会、文化的话题。洛阳市除“涧西现象”外，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别具特色的“语言岛屿”现象，值得我们深入分析。本文限于篇幅，只作一些简单的轮廓性的描述。
10.“洛玻现象” 洛阳玻璃厂位于西工区，是我国最大的浮法玻璃生产厂，始建于1956年，1964年建成投产，现有职工1.3万人，累计投资5亿元[28]，人均3.8万余元，属技术密集型企业。建厂初期由大批外省人形成了它的初始状态，与拖拉机厂近似[29]。据笔者1990、1992、1995年在玻璃厂幼儿园、小学、中学所做的调查，该厂第二代人从建厂初期至今，基本均使用普通话为主要交际工具，形成与涧西区类似的普通话形态，而浮现于周边河南方言之中，形成“语言岛屿”现象。这是单独一厂出现的普通话形态。“洛玻现象”的特殊意义在于，它证明了普通话形态的出现并不依赖于厂矿集团，而关键在于工厂自身的性质和初始状态。它为我们研究和发现在全国大量存在的单独一厂的普通话形态提供了线索和样板，开启了我们的思路。
11.“纱厂现象” 洛阳棉纺织厂（俗称“纱厂”）也地处西工区，与洛阳玻璃厂一西一东，相距约两公里。筹建于1956年，1959年建成投产，现有职工9,541人[30]，累计投资0.57亿元[31]，人均0.59万元，仅为玻璃厂的1/6，属劳动密集型企业。根据《洛阳棉纺织厂厂志》记载，建厂初期（1958年）从郑州五个纱厂调入老工人523人（内档车工363人，保全工262人，技术工人98人），内中除少数建国初期从江苏调郑州的南方工人外，基本都是河南人（郑州人占多数）。而干部除从郑州调来一小部分外，其余均从洛阳市调入，基本均为河南籍人[32]。这就形成了纱厂的初始状态，与涧西各厂和玻璃厂的外省人占多数完全不同，因此纱厂第二代人未选择普通话作主要交际工具，而是与第一代人一样使用带有明显郑州、开封等豫东地区口音的“纱厂话”，形成特殊的“纱厂现象”。仔细考察，“纱厂话”虽然也是河南方言，但与洛阳话的硬、直有较明显区别，卷舌音多，尾音长，相对较柔软动听。这一方面是郑州、开封话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因纱厂女工占绝大多数而产生的带有一定女性特征的语言现象，从而明显区别于周边地区的洛阳方言，也形成了自己的“语言岛屿”形态[33]。“纱厂现象”的特殊意义在于，它证明了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由于技术工人比例极小而难以构成外省人占优势的初始状态，因此建国以来在内地建设的此类企业（特别是纱厂）均有可能不出现普通话形态而维持当地方言形态。由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多是轻工企业尤其是轻纺企业，女工常常占绝大多数，因此“纱厂话”有女性化的弱、柔现象出现。
12.“机车工厂现象”与“五七一五厂现象”[34] 这两个工厂与前述工厂的区别是非在洛阳始建，而是1970年前后因备战等原因从东北整体搬迁到洛阳的。两厂在东北均有几十年的历史。分别搬迁到洛阳东郊和西工区中心后，在洛阳方言的汪洋大海之中，两厂子弟（包括迁洛后在洛阳出生的）都拒不采用当地方言，也不采用普通话，而是顽强地保持了自己的东北话形态，即使走出厂区与外人交际，也仍带有很重的东北口音，甚至能同化进入本厂尤其是本厂子弟学校的河南人的子弟，形成引人注目的东北方言岛屿。本文不拟详细分析这种现象，只举出两个较显著的原因：一是东北人来自经济较发达的东北地区，相对于洛阳人来说有一种自豪感，把保持东北口音与自己的身分意识联系在一起；二是东北口音与普通话相对较接近，对语言交际没有多大妨碍，容易保持下来。“机车工厂现象”的重要意义在于，当一个工厂整体搬迁到另一地区（尤其是经济相对不发达地区），这个工厂的第二代、第三代人很可能不采用当地方言或普通话，而是保持自己原有的语言形态[35]。
13.“水泥制品厂现象”[36] 洛阳水泥制品厂是1954年从上海迁入洛阳市西工区的，现有职工600人。与机车工厂和五七一五厂不同的是，水泥制品厂的第二代人几乎全部采用洛阳方言为自己的主要交际语言，而未采用父辈的上海话，许多人甚至基本不会说上海话。其原因有三个：一是规模过小，迁入职工只有几百人；二是上海方言与东北方言不同与普通话差异太大，当地人难以听懂，交际困难；三是水泥制品厂亦属劳动密集型企业，技术含量很低，劳动强度大，因此很快被当地人渗透并同化，而未能形成自己的语言岛屿。与此相比，五七一五厂的规模也不过几百人（迁入时为569人），但由于是军工厂，且为高度保密的高技术工厂，因此长期维持了自己的语言岛屿形态[37]。
四、总结：由“语言岛屿”现象引出的“跳跃说”和“语言岛屿”理论的若干定理
14.定理一：在一国工业化过程中，在计划型经济或中央政权干预的背景下，当在某一工业不发达地区建设一个技术密集型企业，须从全国各个较发达地区调集大批技术干部、技术工人从而形成外地人比例占优势（但任何一地的外地人都不占优势只是整体上对当地人占优势）的初始状态，且此企业达到一定规模需要并能够设立自己的幼儿园、子弟小学、中学时，即出现第二代人均抛弃父辈方言及本地方言而采用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语言岛屿现象”即“洛玻现象”。
15.定理二：当在定理一的同一背景下，但建设的是劳动密集型企业，外省人员甚少形不成外省人占优势的初始状态时，即选择当地或本省的工人来源地的语言为主要交际语，同时由于此类工厂多为纱厂，女工甚多，常常产生某种女性化的语音变异，从而出现“纱厂现象”。
16.定理三：当在国家调整工业布局或战争威胁的背景下，从沿海发达地区向内地不发达地区整体搬迁工厂，且工厂又具有一定的规模、有内部凝聚力，那么，此工厂搬迁后的第二代人甚至第三代人能够较顽强地保持自己父辈的语言形态，而不被当地方言同化，形成语言岛屿即“洛阳机车工厂现象”。当此工厂为保密性、独立性、技术性较强的军工厂时，则即使达不到一定的规模，也能较长期地保持自己的语言形态，形成语言岛屿即“五七一五厂现象”。
17.定理四：当定理三中的工厂规模甚小且不是独立性、技术性较强的军工厂而属于劳动强度较大，技术含量甚低的劳动密集型工厂时，便较快地被当地人同化，第二代人采用当地方言为主要交际语言，尤其当此类工厂从语言差异较大的方言区迁来时（如南方迁北方），更易如此，即“洛阳水泥制品厂现象”。
18.定理五：当定理一中的工厂连片建设形成新的工业区时，即出现范围更大、普通话标准程度更高、价值观念、文化观念的独立性更强的“语言岛屿”和“文化岛屿”现象即“涧西现象”。
19.定理六：当定理五中的工业区建设在一古老城市的附近，两者之间有相当的距离（或中间有一较大的隔离区一混合区）且联系通道甚少的情况下，即出现普通话区、混合区、方言区三大城区并立的“洛阳现象”。洛阳现象和以上所分析的各种语言岛屿现象[38]及其所引出的各个定理，对认识计划经济国家工业化过程中语言、文化、经济的演变规律及特点，显然有深刻的社会学、文化学和历史学的意义和较高的认识与研究价值。
（本课题在立项、调查过程中，得到了河南省教委、洛阳工学院各级领导和洛阳市各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与帮助，谨表衷心的感谢。）
注释：
[1]1990—1995年，采用作文方式，在洛阳工学院的学生中，收集题为《我的家乡普通话和方言使用情况》的报告3000余份，反映了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语言形态。
[2]城乡结合部如徐家营、安乐、邙岭、道北、南关等派出所未统计。
[3]关于洛阳市三个城区语言形态的描述，详见《洛阳市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布与使用情况》一文。
[4]西工区1993年底为235,532人。见《西工区统计年鉴·1993》
[5]《洛阳市涧西区志》第12页。
[6]根据拖拉机厂和柴油机厂的电脑资料，两厂北京籍职工的比例均为0.6%。
[7]涧西区第二代人数计算方法：将涧西区1958—1994年每年的出生人口数（资料来源：《涧西区统计年鉴·1994年》—1958年以前无统计）相加共为123,440人（其中1966、1967、1968三年的数字是根据前后年的数字估计的），再加1964年小学在校生数18,964人（资料来源：《涧西区志》）即1958年前出生的人数，再加1958—1994年随父母迁入的未成年人口数（估计数）及1964年中学生人数（估计数）合计1.5—2万人，总计约16万人。
[8]资料来源：涧西区一百余人的访谈资料及课题组10余人的亲身经历。
[9]根据我们在拖厂的调查，人员来自31个省、市、自治区，除河南省为71.64%外，其它任何一省最高不超过5%。
[10]“涧西现象”即一新兴工业城区第二代人一致抛弃祖辈方言选择普通话作为主要交际工具，并在同龄人交际中以普通话为认同的标准，排斥方言和讲方言的同龄人这一特异现象。
[11]资料来源：《洛阳市涧西区统计年鉴·1994》。
[12]资料来源：《洛阳市涧西区志》1986年版。
[13]据考察，“纱厂话”是一种河南方言，但与洛阳方言有一定区别，而与郑州、开封话较接近。“纱厂现象”是一种重要的语言文化现象，本文第三部分将专门讨论。
[14]“洛玻现象”与“涧西现象”有所不同，是孤立的一厂出现的普通话形态，在全国也是有代表性的，本文第三部分将专门讨论。
[15]见《郑州纺织志》，郑州市纺织公司1986年编印。
[16]据笔者调查，80年代末郑州纱厂子弟学校才开始普及普通话，比涧西区晚了一代人。
[17]《洛阳涧西区志》1986年版。
[18]《郑州纺织志》
[19]《洛阳涧西区志》
[20]《郑州纺织志》
[21]《一拖厂志》，第220、339、347页。
[22]另一原因是工业区内老人少，家属少，子弟从小在幼儿园、小学中长大，语言环境主要是幼儿园和学校而非家庭。因此受家长的影响较小，受学校的影响较大。
[23]中央计划经济是外省人员大量调集的决定性因素。由此可以理解为何建国前的老工业区及西方各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几乎未出现“涧西现象”。限于篇幅，此点未展开论述。
[24]参见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2、218、222页；及R·A·赫德森《社会语言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9、54页。
[25]例如我们可以画出洛阳市各个方言的谱系关系图。但这并不能很好地描述出洛阳市的语言形态。
[26]关于语言同言线理论，详见徐通锵《历史语言学》和R·A·赫德森《社会语言学》。《历史语言学》译为同语线，义同。
[27]这种突变性已在本文第二部分作了较多的分析与描述，故第三部分着重分析与描述“语言岛屿”现象，附带对其突变性作补充说明，进一步验证“跳跃说”。
[28]《古都十强》，1993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76页。
[29]我们没有获得玻璃厂职工的籍贯资料，但根据玻璃厂所在的唐宫路派出所的微机统计，河南省籍居民比例为71.18%，与拖厂所在的长安路派出所统计的河南省籍为69.02%近似（拖厂计算中心统计的职工河南省籍北例为71.64%）。
[30]《古都十强》第288页。
[31]《洛阳西工区志》，1988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第205页。
[32]据该厂厂志，1958—1966年该厂又从豫东及郑州、开封、洛阳等地招工3000余人。
[33]据我们在纱厂访谈的结果，“纱厂人”对“纱厂话”颇有一种“自豪感”，而似乎不大瞧得上“洛阳话”，认为洛阳话粗、硬，不中听。
[34]类似的还有六冶、七二五所、曙光机械厂等。
[35]五七一五厂的意义还在于证明与外界相对较封闭、隔绝的军工厂容易出现语言岛屿现象。
[36]类似的还有西工区的国泰服装厂。
[37]洛阳市还有一些其它类型的语言岛屿如解放军外国语学院、洛一高和一些军队、科研大院。兹不赘述。
[38]据我们观察，方言岛屿（如东北话、纱厂话）第三、四代人渐渐弱化而转用普通话，普通话岛屿则逐渐加强并有向周边地区扩大的趋势。兹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