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奉官”与明成化时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时代论文,明成化论文,传奉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明代前期的“严肃冷酷”和后期的“自由奔放”，① 是二十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课题。但是，这两个时代之间的过渡，却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致使明代史的研究出现了中期断裂。明宪宗成化时代是一个几乎被研究者遗忘的时代，但恰恰又是明代历史由严肃冷酷到自由奔放的转型时代。本文所讨论的“传奉官”，也是一个被研究者所忽视的问题，但它却反映出成化时代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明代社会的历史走向。②
一 成化时期的“传奉升授”及其结局
明天顺八年(1464)二月十七日，也就是宪宗成化帝即位的第26天，司礼监太监牛玉“传奉圣旨”：升工匠姚旺为文思院副使。③ 这是明代第一位既不由吏部选任、也不经大臣举荐、更不是皇帝简选，而是通过宦官“传奉圣旨”的方式任命的官员。“传奉官”之名即由此而来，这一方式也被称为“传奉升授”，或简称为“传奉”、“传升”。
文思院是工部下属的一个机构，掌管制造金银犀玉诸工艺品、金彩绘素等装饰物，以及皇室舆辇器服等。这里集中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技艺高超的匠人，所生产的器物构思精巧、做工精致，但机构品级甚低，大使正九品、副使从九品。由于所授为品秩极低的匠官，而工匠授官在永乐、正统时已有先例，④ 所以，姚旺的传升在当时并未引起任何关注。八天之后，再次由宦官“传旨”，为太医院御医施安、医士黄瑞等11人升官加俸。⑤ 由于太医院专业性强，历来由医家子弟供职，根据资历和功劳升迁，施安等人在英宗病重期间出了力，所以虽然一次传升多人，也无人在意。
但接下来的一次传升开始引起人们的疑惑。成化元年(1665)八月，太监傅恭“传奉圣旨”，升文思院副使李景华、陈敩、任杰三人为中书舍人、御用监书办。姚旺传升是品官中级别最低的匠官，施安等人是在本系统内升迁，李景华三人则通过传升实现了两个突破：一是由从九品的文思院副使到从七品的中书舍人，一次升了四级；二是文思院副使属“杂职”，为技术匠官，中书舍人是“清要”，为文学侍臣，二者之间不啻天壤。如由吏部铨选，这种事情基本不可能发生，但经过传奉升授，则“以杂流躐升清华之职”。⑥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或许人们仍然不会去关心姚旺、施安乃至李景华们的升迁。但事态的发展，令时人瞠目结舌。
姚旺之后，成化二年十月，传升工匠徐瑞为锦衣卫所镇抚、朱贵为营缮所所丞。⑦ 文思院、营缮所、锦衣卫从此成为工匠通过“传奉升授”获取职位的三个主要机构或系统，其中又以文思院为甚。成化六年十月，一次传升御用监工匠杨玘等16人为文思院副使；八年七月，更一次传升工匠张定住等30人为文思院副使。⑧ 传奉匠官成了京师一大奇观。
天顺八年十月，传升道录司左正一孙道玉为真人。⑨ 成化十一年十一月，传升道士胡守信等15人官，其中既有在道录司任职的道士，也有京师灵济、朝天、延祐等宫观的道士。⑩ 成化十二年十一月，传升京师大隆善护国寺番僧班卓儿藏卜为灌顶大国师，大能仁寺番僧结瓦领占为禅师、锁南舍辣为右讲经。(11) 传奉番汉僧道官也成为京师奇观。
成化二年十月，多年来在内阁及御用等监为书办的儒士凌敏、汪容等11人分别传升为尚宝司、光禄寺、大理寺等官。(12) 成化八年十二月，命儒士杜昌于内府写书，不久即传升为鸿胪寺序班。(13) 传奉升授成了读书人在科举之外的又一入仕途径。
成化六年十一月，传升司礼监太监怀恩之侄马瑛为锦衣卫百户。(14) 成化八年五月，传升武骧卫勇士陈逮等三人为试百户，腾骧、锦衣诸卫千百户武海等八人世袭带俸。(15) 宦官家人及军士、军官的传升遂难以遏止。
成化三年七月，传升监察御史章璠为太仆寺少卿。(16) 这是进士出身的官员传奉升授的首例。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司礼太监怀恩“传奉圣旨”，同时传升掌管官员选任升授的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尹曼和儒士出身的传奉官中书舍人杜昌，前者为太子太傅、后者为文华殿书办。(17) 十天后，又由怀恩“传奉圣旨”，升户、礼、兵、刑、工五部尚书及都察院都御史为太子少保。(18) 对传奉授官持反对态度的士大夫脸面扫地。
传升之风日盛，传奉官队伍迅速膨胀，吏部尚书尹旻等人竟“无旬日不赴左顺门候接传奉”，(19) 形同吏曹。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初一日傍晚，发生了明朝开国以来罕见的一次被称为“星变”的陨石雨。(20) 星变引起了朝野上下的恐慌，成化帝不得已下诏求直言。应诏言事的吏、礼、兵、工四部及六科十三道不约而同将主要矛头对准了传奉官，称其为“招天变之甚者”。经各有关部门统计，现任传奉官总数近3700人；如果加上传奉官中的勋戚、功升、荫授录用者，总数为4300人左右。其类别见表1。
对于这近3700名传奉官，成化帝表示将采纳各部门提出的方案进行处置：(1)文职记名放回、武职冠带闲住，均待缺取用；(2)匠官艺精者留用，支半俸，其余放回；(3)法王、佛子、禅师、国师及其他番僧均减一半供给，汉人冒充番僧者革之。(21) 但最终的处理结果令人沮丧：503名武职传奉官中，“御笔”点留了394名，“冠带闲住”者仅109名。1328名传奉匠官除因“老疾”清退35名外，其余均属“艺精者”，支半俸留用。番僧均支半俸，留慈恩等三大寺供职。清除较多的是文职传奉官，514人中“御笔”只点留了61人，“记名放回”者453人。但舆论抨击最为猛烈的李孜省、邓常恩等人，却均在“点留”之列。(22)
这样，成化二十一年初因星变引起的对传奉官的清除中，被清除的文职和武职传奉官只有562人，连同匠官共597人。但这些人大都滞留在京师，等着“取用”。果然，星变的恐慌尚未完全消散，太常寺少卿掌钦天监事康永韶便“进言”说，陕西等处近来发生灾荒，星变已在灾民身上得到应验，不必再为此担忧。康永韶因此被传升为礼部右侍郎，仍掌钦天监事。(23) 这是星变后第一位得到传升的官员。此后，传奉官被罢黜的大多被起用，降职的大多复原职，减俸的大抵复原俸，又传升了一批新的传奉官。传奉升授的势头甚至比星变前更为迅猛。成化二十二年，见于记载的传升有43例、650人，超过星变前的任何一年。
成化二十三年八月，成化帝去世，弘治帝继位。按惯例，新君即位的第一件大事，便是革除前朝积弊，传奉官再次成为清算的目标。据吏、礼、兵三部统计，传奉官数量较前又有增长，若加上勋戚、功升、荫授录用者，传奉官数量在4700人以上，见表2。
关于弘治初对传奉官的处置，《明史·孝宗纪》载：
(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丁未，斥诸佞幸侍郎李孜省、太监梁芳、外戚万喜及其党，谪戍有差。
冬十月丁卯，汰传奉官，罢右通政任杰、侍郎蒯钢等千余人，论罪戍斥。革法王、佛子、国师、真人封号。
《佞幸传》也说：“宪宗崩，孝宗嗣位，始用科道言，尽汰传奉官。”但这些记载并不确切，且导致了一定程度的误解。(24)
当然，误解并非只是由清修《明史》造成。万历时期沈德符就说：“传奉官莫盛于成化间，盖李孜省等为之。至孝宗而釐革尽矣。”(25) 而此前，弘治二年(1489)七月吏部奏称：“前此传奉官员，本部因科道交章论劾，已奏汰五百六十余员。”(26) 十二年九月吏部又奏：“皇上即位之初，患京官冗滥，凡革去传奉乞升文职官五百六十四员。”(27) 实则在玩弄数字糊弄皇帝。
按成化末文职传奉官总共为564人(勋戚、功升、荫授录用者除外)，并未全都“革去”，而是采用了不同的处理办法：任额之内管事者留任、任额之外并在文华殿书办者降级仍旧办事、原有职位而传升者降级、由传奉起家者降边远任杂职。只有受科道官抨击最为激烈的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顾经、曾克彰、黄大经、江怀、李成、顾纶、成复亨、萧崇玉、吴猷等14人，才因“罪恶尤大”被谪戍甘州等卫。(28) 被《明史》点名的任杰，以及当年和他同在御用监办事，又同时由文思院副使传升为中书舍人的李景华、陈敩，只是由正三品右通政或太常寺卿降为正六品都司经历。(29)
武职传奉官的背景复杂，故留用者更多。如16名皇亲，降职留用12名；8名保姆亲属、14名女户，均降职留用。宦官子侄共131人，或原职留用或降职留用，未被清退1人。匠、艺、舍人、旗校、勇士、监生、军民人等，也多因有背景或一技之长，降职带俸差操。(30)
对番僧采取了降职的办法，各回本土或本寺，或命在边境居住。教坊司的韶舞、司乐、俳长、色长等，则根据员额量留。
至于1372名匠官，皆因“技艺精通”降职留用。与任杰同时被《明史》点名的工部右侍郎蒯钢，也并未“论罪戍斥”，而是降为顺天府治中，照旧管事，(31) 不久复为工部带俸郎中。
可见，虽然弘治初对传奉官的革除比成化二十一年相对严厉，但并未像《明史》所说的那样“尽汰”，而是充分考虑各方面的利益进行“量汰”或“降黜”。明廷通过这一方式扼制了传奉官的膨胀，特别是对李孜省等最为社会关注的传奉官及梁芳等对此负有责任的宦官的处置，收到了“大快人心”的效果，并成为“弘治中兴”的重要理由。大多数传奉官则通过降职留用的处罚，其任职由以前的不合法转变为合法。
弘治四年五月，御药房太监覃文传旨，升传奉官御医徐生为太医院院判。(32) 这不仅是弘治时期第一位复职的传奉官，而且是采用传升方式恢复职务的传奉官。有了徐生的榜样，文华殿书办杜昌等人也请求复职。(33) 弘治六年，又传旨接回被安置在四川彭县光相寺的法王领占竹(已降为国师)。(34) 据吏部统计，从弘治四年五月至十二年九月，传奉官已达540余人。(35) 正德初，被“奏黜”的文职和武职传奉官达700余人。(36) 可见，虽然弘治时期传奉官的数量不及成化后期，但也十分可观。
比起成化、弘治时期，正德是一个更没有规矩的时代，传奉官的人数却大为减少。故嘉靖初吏、礼二部奏革的正德间传升乞升文职及僧道官、教坊司官仅492人。(37) 不仅远远少于成化末，也少于弘治末。虽然兵部先后清出锦衣等八十卫所及监、局、寺、厂、司诸衙门旗校、勇士、军匠、人役等达17万余人，(38) 但并不属传奉官性质。
此后，传奉官仍然间或一见，但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却在折腾了六十年后逐渐消亡。所以万历时任江西饶州府管理厂务通判的沈榜说：“肃皇帝(按：指嘉靖帝)以来亦四十年，未有传奉之官。”(39)
二 传奉官的社会身份与职业特征
在“目睹”了成化时期传奉升授的“盛况”及其在弘治、正德时期的延续之后，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到底是哪些人真正在传奉升授中受益？他们又是由于什么原因获得传奉升授甚至多次传奉升授？为什么虽然不断受到舆论的抨击并在成化二十一年星变时及弘治初、正德初传奉官被部分降黜后，传奉升授仍然得以持续？抑或真像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这完全是由于万贵妃个人的喜好所决定？为何包括传奉官在内的许多在时人和后人看来都是显然不合理乃至荒唐的事情，在当时却能大行其道？其间是否也存在着时人和后人所未曾察觉或不愿承认的合理性？
虽然当时的社会舆论对传奉授官不经吏部而冲击正常的铨选制度、对传奉授官导致冗官泛滥而使财政开支大幅膨胀进行了持续的批评，但最为集中、最为猛烈的批评，还是针对传奉官的社会身份以及他们所从事的不符合朝廷命官身份的职业。所以，这些批评充斥着市井庸流、穿窬小辈、逋逃赃吏、奸邪小人、执鞭贱隶、西番腥膻等人身攻击和奇技淫巧、琴棋书画、扶鸾召鬼、受箓修斋、左道异端、庸医假药等职业歧视的字眼。虽然不免意气用事，却不失为解读传奉官现象的重要信息。
在成化末年的官方统计中，传奉官达4000余人，但在《明宪宗实录》中有明确记载的传奉升授，只有263例、2581人次，共涉及2170人，他们第一次传升时的身份如表3。
根据表3“员数一”，参考表1、表2，《实录》中有明确记载的传奉官人数与成化二十一年、二十三年的统计数字相比，工匠(匠官)分别少653人、697人，文职官少318人、368人，武职官少323人、534人；番僧比成化二十三年少1041人，道士(道官)少7人，汉僧(僧官)少73人。而表3所列画士儒士等477人、舍人余丁等149人，通过传升后部分为匠官，大多为文职官和武职官；医生(医官)在吏部的统计中被列入文职官。如果考虑这些因素，则有明确记载的文、武职传奉官在1000人以上，这个数字与成化二十一年文、武职传奉官的总数大致相当，比二十三年稍少。可见，《实录》对于每次传升缺记的主要是番僧和工匠。也就是说，除了番僧和工匠，其他人员的传奉升授在《实录》中大致都有记载。因此，通过这些数据对成化时期传奉官的身份和职业进行具体的分析，至少不会有大失误。
从表3可以看出，传奉官成分之复杂，几乎可以囊括当时所有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但是，表3所显示的还只是传奉官的公开身份，以及部分传奉官的职业。在这些公开身份或职业的掩盖下，不少传奉官另有其特殊的职业或本领。一般来说，只有具备了特殊的职业或本领的传奉官，才有可能不止一次地得到传升，成为传奉升授的真正受益者。表3“员数二”即为各类身份的传奉官中有过两次乃至两次以上传升经历的人数，具有重要影响的传奉官，多在这批人当中。这一栏所显示的各类被传奉者人数的多寡，不仅大异于表1、表2显示的吏、礼、兵三部的统计，其态势也不同于表3“员数一”的数据，但它更能反映出到底是哪些职业或本领为皇室所需要、到底是哪些人员处于传奉官的核心地位。
表3列出的《实录》中有明确记载的2170名传奉官，其中258人受到过两次或两次以上的传升(含降黜之后的复职)。其中，传升三次者53人，四次者18人，五次六次者各3人，共77人。又，成化十九年十二月，因科道的强烈要求，于宝等4人被降职、刘珣器等9人被革职；成化二十一年二月裁汰传奉官，成化帝“点留”了陈敩等61名传奉文职官，并点留了“为事妄冒”的传奉官李孜省等5人；成化、弘治易代之时，科道集中抨击了僧继晓等24名传奉官，又有李孜省14名因“罪恶尤大”谪戍边卫。除去重复，以上各项涉及的传奉官共127人(见表4)，他们可以说是成化时期传奉官的核心人物或者代表人物。成化后期最引人注目、地位最为显赫的传奉官，也大抵在这批人员之中。下文对传奉官身份和职业的分析，将主要围绕着这批人展开。
上述127名核心传奉官，其公开的社会身份可分为13类，而从事的实际职业或真实身份则可归为11种。其间有相吻合者，也有不相吻合者，关系见表4。
表4显示了这样的信息：不少核心传奉官所从事的职业或真实身份与他们的公开身份并不一致。如50名士人出身的传奉官，只有37人从事文书工作，另有13人的真实身份或职业却是书画家、器物鉴赏家乃至术士。再如7名军人(含军官)，真正的军官只有2人；另外5人中，有3人是画家，1人是外戚，1人为外戚家人而且也是器物鉴赏家。而7名文官出身的传奉官，有3人因器物鉴赏、1人因医术而得到传升。核心传奉官如此，其他传奉官也多类此。
表4也进一步强化了表3的信息：尽管在全部传奉官中工匠和番僧占有极大的比重，但在核心传奉官中，士人则为主要成分，其次是医生和道士，以下依次为军官(含军人)、文官、工匠、舍人、乐舞生、番僧、吏员，以及义官、术士、僧人，另有5人《实录》中没有传升的记载，身份不明。他们用自己的职业或专长为皇帝、贵妃及其他皇室成员以及在宫中服役的宦官、宫女和相关衙门乃至普通民众提供各种服务，传奉升授正是对他们的服务给予的酬劳。按表4所列人数的多寡，核心传奉官的职业或专长主要有以下数种：文书、医术、方术、道术、书画、器物、异术、天文等。下文将结合传奉官的身份对这些职业进行逐项分析，以明了传奉官到底在从事何种服务。
在核心传奉官中，从事文书工作者最多；在全部传奉官中，他们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其社会出身主要是儒士、监生、生员，属“读书正途”；也有在职或罢免的文官，还有被称为“杂流”的义官、工匠、胥吏和各类社会闲杂人员等。但同是文书工作，性质却有两类。一是在内阁、内监或部院等衙门为书办，可称为书办官。这些衙门的书办本来多由中书舍人充任，但随着事务的增多，遂选儒士、监生、生员等任之，一些“杂流”也被传升为中书舍人。成化时期，这一类传奉官见于记载者约有150人。二是在内府御用监等衙门办事，在仁智等殿专事抄写改编小说、经书及词曲、歌谣之类，见于记载者约200人。如成化十二年十月司礼监太监黄赐“传奉圣旨”升授的监生李英及儒士顾经等共20人，他们“俱冠带，中书科食粮，御用监办事”。所办之事，是“取释老书及小说不经之语，缮写成帙，标为异名以进”，做得好的，可“骤至美官”。(40) 再如成化十七年二月司礼监太监李荣“传奉圣旨”升授的儒士华岳等11人，“悉与冠带，中书科食粮，仍旧办事”，所办之事，也是在御用监“传录道书佛经及词曲小说”。(41) 这类传奉官其实是通俗小说、传奇杂剧或民歌时调的作者或改编者，其中一些则是佛经故事的翻译家，可并称为文学官，其真实身份或职业可以归类为民间文学家或艺术家。如果说前一类的书办官尚属政府各部门的公职人员，后一类文学官则完全是为皇帝、后妃及宦官、宫女提供娱乐服务，但也不能排除他们的作品流传社会为大众服务。当然，书办官和文学官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书办官一旦调入仁智殿或武英殿编写小说词曲，便成为文学官，而文学官也同样可转为书办官。如周惠畴，先在大慈恩寺抄写经书，继入武英殿编写小说杂书，后来才入内阁为书办，(42) 也因此成为明代传升次数最多、职位最高的传奉官之一。
虽然在全部传奉官中人数单薄，但在核心传奉官中，以医术而获得传升者却占有很大的比重。成化二十一年被成化帝“点留”的61名文职传奉官中，太医院院使、院判就有10人；成化二十三年秋，被点名批评的传奉官中，也有太医院官多人。但其中不乏名医。如钱宗嗣、钱宗甫，都是江南名医，钱宗甫更对传统医学的发扬光大有所贡献。(43) 再如方贤，为明朝第一位出身“杂流”而在显赫衙门带俸的高级官员，(44) 虽然屡遭科道抨击，但在医学的理论和实践上确实有造诣。(45) 再如弘治时复职的徐生，虽然科道官认为是“夤缘求升”，但反对传奉升授态度最为坚决的文官首领吏部尚书王恕却称其“颇通脉理”，又称同是传奉官的孙泰、许观、黄绶、钱钝、陈公贤等“明通脉理”。(46)
与医术同源异流的职业是方术和道术。虽然表4分列了“方术”、“道术”两类职业，但除了当事人的身份之外，二者之间的界限实难区分。无论在核心传奉官中还是在全部传奉官中，这两类人物都居于重要地位，其能量以及所引发的争议也最引人注目。成化时期传奉官赖以获得传升的方术或道术主要有：祈祷术，代表性传奉官有顾玒及其子顾经、顾纶等；星命术(阴阳卜筮可归此类)，代表性传奉官有江怀、万祺、周琎等；符箓术(五雷法、扶鸾术等可归此类)，代表性传奉官有李孜省、高宗谅等；房中术，代表性传奉官有邓常恩、僧继晓等。当然，这些方术也是相通的，如李孜省不仅擅长符箓术，也同样精通祈祷术、房中术，所以受宠为其他传奉官所不及。虽然刑部员外郎林俊上疏专论继晓“以秘术得幸”，(47) 沈德符也说邓常恩传升太常寺卿“不过以房中术得之”，(48) 但不满的只是其得官手段的不正，对其“秘术”和“房中术”本身的效果并不怀疑。《明孝宗实录》在李孜省死后为其作传，也是既抨击孜省及其侪辈邓常恩、赵玉芝等以“邪术”求进干政，又承认其法术的应验：李孜省“以祈祷术见先帝，试之验”，并获赐金冠、法剑及图书印二枚，其文分别为：“忠贞和直”、“妙悟道玄”。邓常恩则“以符愈孝肃太后疾”，也获赐图书印一枚，文曰“橐籥阴阳”。《实录》还特别记载，李孜省成化十三年就见了成化帝，经过近两年的时间，“试之验”，才在十五年传升为太常寺丞。(49) 可见，诸如祈祷术、符箓术、星命术、房中术等“法术”尽管受到诟病，今天也视其为“迷信”，但当时的人们却深信不疑。其中的一些方术或道术，在当时堪称先进的科学技术。比如，行祈雨术者必然对气象的变化规律有长期的观察和研究，祈雨的成功其实就是一次准确的天气预报，而不成功则是预报的失败，这在现代天气预报中也是常见的，只是准确性的概率更高而已。再如行房中术者，至少是治疗性生理疾病和性心理疾病的专家，当然，成功与否也不仅要看术士或道士治疗水平的高低，还要看接受治疗者的心理和生理条件。
与这两类职业相类似的，是可以视作专业技能之士的人员：天文生和钦天监官员，他们对天象进行观测并发布预言，同时负有修订历书以指导农事的职责；阴阳人，他们通过察看风水为人选择宅基坟地、预言吉凶为人提供祸福信息；乐舞生和太常寺官员，他们通过歌唱舞蹈进行祈祷祝福并与上天对话。他们的职业与术士相近，身份也会相互转化。如邓常恩等人出身都是道士，精通方术，但传升后便在太常寺供职；再如顾玒等人出身是乐舞生并为太常寺官，但又以巫术而知名。不同的是，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不仅得到政府的许可并向国家领取俸禄，而且主要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及王府提供服务，身份则大多为世袭。
从事器物制作和工程建筑与装修的工匠，是成化时期传奉官的最主要来源。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吏部奏列匠官达1328名，兵部奏列的武职传奉官中，也有260名“技艺工匠”。(50) 虽然缺载过半，但《实录》中有记载工匠和匠官出身的传奉官也仍占总数的近三分之一。但在127位核心传奉官中，仅有6位出身于工匠(见表4)。而且，从事器物制作者仅2名，另外4名虽然也是工匠出身，但主要在仁智殿从事书画创作。虽然从事器物制作的核心传奉官仅2人，从事器物鉴赏和采买的却有10人。著名的有丘伦及黄大经、黄钺父子，均出身儒士，又有外戚万通的家人徐达等。在成化时期引起高度关注的两个人物：出身进士因精于篆刻而由刑部主事传升为尚宝司少卿的郭宗、本为御用监匠人因擅长制作奇巧玩物并进献宝石而传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的章瑾，也都是器物鉴赏专家。工匠出身的传奉官在绝对数字上占有极大的比重，但核心传奉官中却多器物采办而少器物制作，说明随着全国性的商品流通和市场的活跃，皇室所需要的诸多器物特别是精美奇巧的器物，已经由自给自足转变为市场采购。
精通书画也是成化时期能够被传奉授官的重要因素。见于记载的187名画士足以说明书画家在传奉官中的分量，但传奉官中的书画家远不止这个数字。以成化二十一年闰四月初五日恢复全俸的17位锦衣卫传奉官为例：都指挥使倪端、张玘，都指挥同知殷偕、袁林，都指挥佥事刘俊、周全，指挥同知董永昌、李璈，指挥佥事赵福、殷顺、刘节、毛祥，正千户张俸，这13人出身各不同，公开身份为锦衣卫及其他京卫的军官，但职业都是画家。其中倪端工山水人物，周全工画马，殷谐专攻花果翎毛，均名贯当时。指挥使李应琪、指挥佥事李杰，二人的真实职业是银匠，为银器制作高手。正千户蒋茂、副千户高明，二人为字画装裱专家。同时恢复全俸的文思院大使张靖、副使杜林也都是画家。(51) 这一批人的实际职业，昭示了他们不断得到传升的真正缘由。
在传奉官中，数量仅次于匠官的是番僧。“番僧”是元明时期站在汉人立场上对活动在内地的藏族僧人的称呼。八思巴既为元世祖尊为“帝师”，番僧出入禁帏、长住内地遂成习以为常之事。明兴，虽说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但仍然遣人招谕番僧，赐以封号。《明史·西域传》说，明太祖招徕番僧，目的是为了“化愚俗，弭边患”。番僧在加强中原与藏地的文化交流、增强藏民及西北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上，也确实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元至正间及明宣德、成化时期皇帝及贵族对番僧的礼遇，更重要的原因却是番僧身怀“秘法”或“异术”。《元史·奸臣传》载：“哈玛尔尝阴进西天僧运气术媚帝(按：指元顺帝)，帝习之，号延彻尔法。延彻尔，华言大喜乐也……其法亦名双修法，曰延彻尔，曰秘密，皆房中术也。”沈德符云：“西僧以秘密教得幸……考秘密法，即胡元演揲儿法也。元顺帝以此宠信淫秃，致乱天下。至是番僧循用其教，以惑圣主(按：指明成化帝)……至孝宗而仍还京师。岂秘密法真如元人所译，为大喜乐耶？”(52)《元史》所说的“延彻尔法”和沈德符所说的“演揲儿法”都称“大喜乐”，均为房中术。与汉人方士不同，番僧传授的房中术讲究男女双修，因而更具有刺激性。这也是番僧在成化时期比汉僧更受宠、传升番僧的数量远远超过汉僧的重要原因。在核心传奉官中，有领占竹等四位“法王”、“佛子”级的番僧，应该都是“异术”或“秘法”高手。此外，元代以来藏传佛教在内地特别是在宫中的流行、藏传佛教本身的神秘感，以及番僧在健身修行、配药治病、建寺修庙、诵经荐福等方面的功夫，也都是番僧得以传升的重要原因。
当然，还有一些传奉官笔者未能考察出其真实职业。如成化二十一年与李孜省一道被科道官斥为“为事妄冒者”而又被成化帝“点留”的于宝、杨缵，前者由致仕知县传升为太常寺少卿，后者由儒士予冠带。再如任福建同安县丞时被称为“明练政务”的刘珣器，(53) 成化十七年八月传升为太仆寺丞，两年后被夺职竟使“朝市翕然称快”。(54) 他们传升后从事哪些活动，史无明载，但应该不会超出以上列举的职业范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传奉官特别是核心传奉官主要由以下人等构成：擅长书法通达文字的士人、热衷文学爱好词曲的艺人、精于医术通晓药理的医生、能够制作精美器物的工匠、能够识别并采买骨董玩物的鉴赏家、具有一定造诣并能交流技艺心得的书画家、善观天象谙熟地理特别是能驱神捉鬼并精通房中术的术士、以祛病消灾修炼来世祈祷太平自诩的番汉僧道，以及其他能够证实自己有特殊技能的各色人等。在各自的职业领域里，他们可能是当时顶尖的专家。他们用自己的专长为皇室提供服务，但除了部分书办官、专业技能官及番汉僧道所进行的常规祈祷外，与国家管理事务并无直接关系。
三 传奉官与成化时代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
从传奉官的社会身份、职业特征以及所提供的服务，可以看出当时以皇室为代表的上层社会的需求，以及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成化帝及其宠妃的个人喜好。但是，如果对明代从正统到成化时期社会风尚的变化有所认识，就不难看出，上层社会的所有需求和喜好，除了程度不同之外，与正在发生的大众需求和喜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或者说都是作为普通人的正常需求和喜好。从一定意义上说，恰恰是大众的需求和喜好、民间的风尚和追求，影响和刺激了皇室的消费和追求。
天顺元年，刑科都给事中乔毅等上疏，言及京师富豪的追求：“近来豪富竞趋浮靡，盛筵宴、崇佛事，婚丧礼文，僭拟王公。”(55) 这种风尚很快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成化六年户科给事中丘弘等人上疏说：“(京师)近来风俗尚侈，亡论贵贱，服饰概用织金宝石，饮宴皆簇盘糖缠，上下仿效，习以成风……射利之徒屠宗顺等数家，专以贩卖宝石为业，至以进献为名，或邀取官职，或倍获价利。”(56) 类似的变化也在各地发生。嘉靖《永丰县志》记载了一个中等经济水平的南方县城从正统到成化间的风气变化：“先是男子……仕非达官，员领不得辄用苎丝。女子服饰视贫富以为艳朴……今不以分制，而以财制。侈富逾节者，亦即多也。先是燕会果肴以四色至五色而止，果取诸土产，肴用家畜所宜，聊且具数而已。于是遇节庆，远亲近邻无弗会者。今一会或费数十金，为品至数十，剪彩目食之华，宛效京师。”(57) 儒士王锜则亲身体验到家乡苏州从明初到成化时期的变化：“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之据，天兵所临……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阊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58)
服饰的讲究、宴会的排场、器物的玩赏、市井的繁华，在成化帝即位之前或者即位之初已经在各地悄然发生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而这些都是以物质财富的逐渐积累和政治环境的趋向宽松为前提的。社会风尚的变化在通过物质消费表现出来的同时，也通过文化消费即文学艺术的传播表现出来。正统时任北京国子监祭酒的李时勉在一份奏疏中说：“近年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59) 当时在社会流行的明人小说，除了瞿佑的《剪灯新话》，还有李昌祺的《剪灯余话》等。但这些还只是文人作品，读者群也主要是市民中的读书人。大量面向普通市民的文学作品，这时也通过书面的或口头的、版刻的或表演的方式广为传播。景泰、成化间著名的学者和政治家叶盛以当时人记当时事：“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伪为小说杂书，南人喜谈如汉小王、蔡伯喈、杨六使，北人喜谈如继母大贤等事甚多。农工商贩，钞写绘画，家畜而人有之；痴
女妇，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为《女通鉴》，有以也。甚者晋王休徵，宋吕文穆、王龟龄诸名贤，至百态诬饰，作为戏剧，以为佐酒乐客之具。”(60) 一直口头传播的民间时曲，这时也被版刻发行。迄今发现的明代最早时曲刻本，便是成化七年北京书林金台鲁氏所刊的《新编四季五更驻云飞》等。(61) 这不仅说明时曲传唱的普遍性，也说明有人正在从事这方面的收集、整理和创作，同时还说明“淫词荡曲”的版刻、发行已不受限制。东南地区本来就是传奇的发源地，此时正在兴起“海盐腔”。陆容《菽园杂记》卷10记：“嘉兴之海盐、绍兴之余姚、宁波之慈溪、台州之黄岩、温州之永嘉，皆有习为倡优者，名曰‘戏文弟子’，虽良家子不耻为之……其赝为妇人者名‘妆旦’，柔声缓步，作夹拜态，往往逼真。”
虽然陆容将“戏文弟子”的表演称为“南宋亡国之音”，丘弘也要求对“尚侈”之风“严加禁格”，李时勉更请求严厉查禁小说并拘捕创作者、传播者及收藏者，但是，正如《明史》作者所说，当社会财富逐步积累、社会风俗趋于奢侈、政治环境日渐宽松之时，对于这些现象，非不欲禁，是“不能禁”，(62) 即无法禁也。叶盛根据自己的体会，道破了当时的实际情况：“有官者不以为禁，士大夫不以为非；或者以为警世之为，而忍为推波助澜者。”(63) 在“不以为非”乃至“推波助澜”者中，就有曾经的翰林院侍讲后来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虽然李时勉在正统时要求查禁《剪灯新话》，但他在永乐间为翰林侍讲时，却为同乡也是同年好友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作跋，极尽赞美之辞。(64) 当然也包括成化帝及其父正统帝。天顺时乔毅的疏中说了五件事：敦忠孝、黜贪污、举荒政、息刁讼、禁奢侈，正统帝只是“特允”前两项，对于包括禁奢侈在内的后三项只是象征性地表示“令所部斟酌以行”。(65) 而刑部尚书陆瑜提出拘捕屠宗顺等人以为贡献宝石者戒时，成化帝也是反应冷淡，“姑置不问”。(66) 这种反应一方面是主观上的敷衍，另一方面也是客观上的“不能禁”而致。政府颁布的有关禁令，在一定意义上只是为了表示姿态和导向而已，其作用甚至是替这些作品做免费广告。
不仅如此，被丘弘等人视为应当禁废的亡国之音、淫巧之术、不经之书、尚侈之俗，正迅速为最高统治者所接受。在这方面起重要作用的，是成化传奉官的先辈。他们通过提供各项服务，已在前朝和本朝前期或者悄然或者强势地获得升迁。其著名者，如木工蒯祥、石工陆祥，先因技艺高超并能制作精巧器物同时升营缮所副，继因督工修城有劳同时升工部主事，成化初又同时因考满升工部左侍郎。(67) 再如书办官兼书画家任道逊，12岁时以“奇童”荐，宣宗命入国子监读书，后为文华殿书办，景泰元年与朱奎、凌敏、汪景昂等同时升中书舍人，成化初已为尚宝司丞。(68) 再如术士万祺，本为南昌县学书吏，先因善星命擢为鸿胪寺序班，继因在英宗复辟的“夺门之变”中指明了“天意”而升迁，成化时已官至礼部左侍郎。(69) 著名画家张靖、倪端、周全等人，也是始“以匠役供绘事御用监”，景泰时已分别升锦衣卫千、百户。(70) 而丘弘点名批评、陆瑜提请拘捕的“射利之徒”屠宗顺，早在景泰时就因为“专献宝石以规利”升锦衣卫千户，其子屠芝升百户，并予世袭。(71) 任道逊、朱奎、凌敏、汪景昂、万祺、张靖、倪端、周全等人，在成化时更通过传升成了传奉官。
以上列举的都是单个“例子”，但却是密切相关的。正是这无数单个而又相互关联的例子，构成了代表着人的基本需求和社会基本潮流的现象。这些现象均发生在传奉官出现之前，或者发生在传奉官刚刚出现但尚未形成影响之前。也就是说，即便没有传奉官，传奉官所从事的职业、所提供的服务也早有人以非传奉官的身份在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传奉官的发生及其所提供的服务，有其社会的和时代的合理性。
然而，上述所有现象或“例子”的发生可以说都是渐进的、顺乎自然的。即便是成化前期的传奉升授，虽然最多的一次传升工匠达30人(成化八年)，也仍然可以视为渐进性的，甚至可以说是零星的。但从成化十一年开始，传奉升授发生了骤变。一是传升的次数和人数迅速增加。从天顺八年至成化十年的11年间，见于记载的传升共21例、129人；而成化十一年至十五年的5年中，见于记载的传升达42例、199人；自成化十七年开始，每年传升均达数百人。二是传奉官的身份和职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前11年中，传升的主要是在内府各监局工作的工匠、英宗病重期间参与治疗的医生，以及长期在文华殿、武英殿及仁智殿为书办的儒士。但在成化十一年，传升的几乎全是医生和道士。接下来的成化十二年，开始大批量传升番僧；至十三年，召福建泉州府惠安县知县康永韶至京并传升为钦天监监正；十五年，传升兼有祈祷术、符箓术、房中术的听选官李孜省和专门擅长房中术的僧继晓。这一期间也传升了大批的士人，但与前一时期主要传升资深书办官不同，此时传升的主要是从事小说词曲创作的文学官。同时，也传升了大批的工匠和锦衣卫官，大多数工匠仍然在从事器物的制作和工程的营造及装潢，但锦衣卫官除了宦官与外戚的家人之外，大多为书画家。
严格地说，传奉官引起时人的关注，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现象，正是从此时开始。在明前期被压制而转入地下、正统至成化初大量浮现并正在为上层社会所接受的社会时尚和民间喜好，也通过传奉官的活动而涌动、翻腾，先是在北京继而扩散到外地，形成波澜壮阔的社会风潮。处于这个浪潮核心的人物，自然是传奉官的特殊服务对象成化帝及其宠妃万氏。
弘治时修《明宪宗实录》，将当时的政治弊端和社会问题都和万贵妃挂上钩，并且特别指出：“中贵用事者一忤妃意，辄遭斥逐。而佞幸出外镇守、内备供奉者如钱能、覃勤、汪直、梁芳、韦兴辈，皆假以贡献买办、科敛民财，倾竭府库而不恤；委以行事，擅作威福、戕害善良、弄兵构祸而无已。皆由妃主之也。”(72)《明史·宦官传》也说，宦官梁芳、韦兴、钱能、王敬等人千方百计搜寻奇玩珍宝，并引进方术技艺之士，都是为了“悦妃意”。近人孟森《明清史讲义》全文照录了《明史·宦官传》对万贵妃的批评。(73) 受到这些著作的影响，《剑桥中国明代史》的作者断言：“几乎一切可以追根溯源到成化时期的以后明代政府的堕落倾向必须归因于万氏的影响。”(74) 将女人视作祸水本是中国传统政治和社会舆论的习惯做法，西方的汉学家同样接受了这样的理念。暂且不论万贵妃是否真的有如此大的能量，其广泛的爱好和刚烈的性格，而且能够让成化帝在立后不到两个月便废后，完全有理由相信她在传奉官问题上的作用。但是，就像正史立了《奸臣传》后皇帝的一切劣迹均由奸臣承担一样，成化帝的作用也在史学家的描绘中转移到了万贵妃。其实，成化十一年以后传奉升授的骤变，很大程度正是由成化帝本人人生经历的转变而造成。
成化帝即位时，明朝立国已近百年。经过太祖、太宗的长期经营，以及洪熙、宣德、正统时的政策调整，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政治体制和管理模式；土木之变后，蒙古瓦剌部势力迅速分化，北边无强敌压境，东南的倭寇也尚未形成气候；经过军事力量的打击和因时因地制宜的安抚，闹腾一时的荆襄流民和广西瑶民也得到平息。可以说，这是一个既无内忧也无外患的时期，成化帝继承的正是这样一个太平家业。况且，国家的事情有司礼监宦官和以内阁为首的外廷文官代劳，其唯一忧虑的是家事，主要是子嗣之事。据现有史料，成化帝一生共有14子：成化二年二月万妃生第一子，未及一岁而夭；五年四月柏妃生第二子祐极，立为太子后不久于八年正月而亡；六年三月纪妃生第三子即后来的弘治帝祐樘，但直至十一年五月方为成化帝所知。也就是说，从成化五年四月皇二子祐极出生至成化十一年五月，整整六年，成化帝其实是在对自己性功能的怀疑中度过的，故年方而立便有“老将至而无子”之叹，且“中外皆以为忧”。(75) 但从成化十二年七月开始，短短的十年时间里，邵妃、张妃、姚妃、杨妃、潘妃、王妃便为其生了11个儿子，而且个个长成。(76) 成化十一年五月三子祐樘被发现和当年年底邵妃怀孕的惊喜，构成了成化帝人生的一大转折。正是这个转折，使其人生态度发生了变化，对番汉方术的效果更加信服，对自己的身体状况特别是性功能更有信心，因而也更有兴趣沉溺于个人喜好之中。
成化时侍讲东宫的翰林院官程敏政称：“我宪庙以天纵之资，笃意经史……于燕闲之余，游心释典，虽考阅缮写之责，亦不轻畀。乃一时供奉之臣，仰副渊衷，多克以材艺自见者。”(77) 正德、嘉靖间的著名文人李开先则说：“宪庙好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殆尽。”(78) 崇祯时汪砢玉评点历代书画，称成化帝所作山水小景：“潇洒出尘，宛胜国气韵，盖圣能天纵。”(79) 喜读书、乐戏曲、昵方术、擅书画、好收藏，一切太平天子喜欢的东西成化帝都喜欢而且学有专长。这些喜好或专长，大多是由传奉官培养出来的，或者说，是因为有了和传奉官的交流和激发，这些喜好才带来成功的喜悦。但是，也因为他和宠妃们的这些喜好，造成了传奉官的泛滥，并且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一方面是上有所好，下必趋之，迎合或效法皇帝及后妃兴趣爱好蔚然成风，而且这种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功利性的；另一方面，出身底层却身居上层的宦官在皇室贵族和基层社会之间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成了一切技艺之士的经纪人，中饱私囊自不可免，于是，千方百计打通宦官关节遂成一时之风气。
前文多次提及的李景华、任杰、陈敩，在文字功夫上必有过人之处，但他们是“以夤缘内侍”才能入内府的；精通巫术的道士顾玒，同样是“夤缘中官以达内庭，遂得幸”；(80) 因精通房中术而受到猛烈抨击的“妖僧”继晓，其进由宦官梁芳、首辅万安；(81) 而方士邓常恩、赵玉芝之进，则由太监陈喜、太监高谅；(82) 因颇通方术而被称为“妖人”的王臣，进见成化帝是得到太监王敬的推荐；(83) 而以识别和采买宝石见长的工匠章瑾之进见，则是梁芳的引荐。(84) 即使是万贵妃三个兄弟中最财大气粗的万通，也要“内则仗内臣梁芳，外则富民争庀工制为新巧”，才能不断得到传升和奖赏。(85) 李孜省是成化时期影响最大也是孝宗继位后第一个被处置的传奉官，给事中韩重等称其：“始则交结太监梁芳、韦兴、陈喜，以为援引之谋。继则依附外戚万喜、万达、万祥，以通幸进之路。”(86) 但史馆为其作传则说：“因太监钱义、柯兴以祈祷术见先帝，试之验，传授太常寺丞。”(87) 其实，李孜省到底是由宦官梁芳、钱义抑或外戚万喜引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一位身怀绝技之士要想接近皇帝或贵妃、要想通过传升的方式获得职位，就必须走宦官特别是皇帝和贵妃贴身宦官的路子。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作为传奉官引荐人或经纪人的，并不只是一两个当权的宦官或外戚，而是一批宦官和外戚。也就是说，只要动脑筋，是可以通过多条路子接近皇帝和贵妃以获得传升机会的。在其中发生作用的，首先固然是技艺，即必须“试之验”，同时也需要通过金钱打通关节。万通家人徐达的传升即具典型意义。
徐达本为游民，其妻貌美，万通见而悦之，遂收徐达为家人而纳其妻。不久，徐达以万通家人的身份被传升为锦衣卫带俸百户，并受万通的委派往两淮贩盐，获取暴利，同时兼营宝石玩物。可见既有商业头脑又能识别器物。万通死后，徐达将获利的巨资及搜罗的宝石器物上下打点，不到一个月即传升为实授正千户；三年后，传升为锦衣卫指挥佥事，并予世袭。而万通的兄弟万喜、万达虽然分别传升为锦衣卫都指挥使、指挥使，却仅为“带俸”。(88) 从游民到锦衣卫实授指挥佥事并世袭，其间仅五年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徐达进行了两场交易：第一场是和外戚万通之间的色权交易，第二场是和当权宦官的钱权交易。
这些范例无疑给全社会提供了一种强烈的信息：官可以技得、可以钱得。英雄不论出身，只要能够为皇帝、后妃、宦官提供满意服务，并走通宦官的路子，都可以在科举、军功之外通过传奉升授的方式获得职位、得到升迁。因传奉升授而导致的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也由此而起，并迅速由京师辐射到全国各地。
由于“奸民”屠宗顺在景泰时已因进献宝石得官锦衣卫千户，成化时期的传奉官中也有一批人专事器物制作、鉴赏及采买，采买及奉献之风遂因为他们的活动而扩散。游民王臣、御用监工匠章瑾正是被这股风潮掀出，通过贡献宝石玩物并“贿赂中官”而得到传升。传升之后，王臣随太监王敬“采药于湖湘、江右、江浙、京东诸郡”，“从以无赖二十余辈，专以攫取财物”，“所过需索财物，括掠玩器及诸珍怪之物”，因而继续传升为锦衣卫千户。(89) 章瑾开始以工匠传升为锦衣卫镇抚，其后变本加厉地采办搜罗，遂传升至本卫指挥使。(90) 器物制作和采买的事情本来多发生在江南，但巡抚甘肃右副都御史罗明在奏疏中却说：“甘肃镇守分守内外官，因近有传奉不次之擢，竞尚贡献，各遣人于所属边卫，派取方物。”(91) 可见搜寻珍奇器物以谋求传升之事在各地都有发生。
由于僧道术士可能接近当权宦官甚至宠妃及皇帝并通过传奉升授的方式获得职位，所以竞购度牒私造度牒为僧为道也蔚然成风。一道度牒，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售价可达数十上百两白银，相当于官价的几倍乃至十倍。(92) 一些熟悉藏语者更“习学番教”、伪为番僧，以求得更大的传升空间。在京法王、佛子、国师、喇嘛等，也“多诱中国军民子弟，收以为徒”。(93) 按明初定制，僧道总数不超过37090名。(94) 鉴于僧道日多，成化二十一年重定僧道数为7万名。(95) 虽然这个数字已是明初的两倍，但据成化十五年十月监察御史陈鼎奏称，仅成化二年至十二年，十年间已度僧道14.5万余人。(96) 而据时任兵部尚书的马文升估计，从成化二年至二十二年的二十年间，所度僧道当不下50万人。(97) 几乎每20名在册成年男子中就有1人在此期间合法度为僧道。但这仅仅是政府能够掌握的数字，而“私造度牒者尚未知其数”(陈鼎语)，“其军民壮丁私自披剃而隐于寺观者，又不知其几何”(马文升语)。
由于不断有冠带儒士、监生、生员及其他人员因在内府或寺院或为书办或抄写经书、编写小说词曲而得到传升，内府及寺院又需要大批人员从事文书事务，社会上又兴起一股争捐冠带、争为书办的风潮。《明宪宗实录》如实记载了这一现象：“时内府各监局及在外诸寺观皆有书办人员，传录道书佛经及词曲小说，所至有近幸内官一二人领其事，书成上进，侑以珍玩，随其轻重，辄得恩典。”(98) 王锜称其家乡苏州：“近年补官之价甚廉，不分良贱，纳银四十两即得冠带，称‘义官’。且任差遣，因缘为奸利。故皂隶、奴仆、乞丐、无赖之徒，皆轻资假贷以纳。凡僭拟豪横之事，皆其所为。长洲一县，自成化十七年至弘治改元，纳者几三百人。”(99)《明武宗实录》中也有“江南富室子弟多谋为文华殿书办……皆传奉授官”的记载。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嘉、万时期。(100)
因奉献宝石珍玩而传升、因僧道方术而传升、因书办文学而传升、因宦官外戚家人僮仆而传升，毕竟都得通过当权宦官，而一旦为宦官且得宠，则不仅本人富贵，还可能带动家人富贵，于是自宫也成为时髦。明人的自宫现象从永乐时开始引起重视，但直到英宗天顺年间，自宫仍然只是零星发生，而且此时自宫者多为逃避兵役的军人。(101) 但到成化时期，情况大变。其一是自宫者身份和目的的改变。自宫者不再以军人为主，而多为“县民”即普通百姓。其目的既不是逃避兵役甚至也不是逃避徭役赋税，而是“求进”即希望进宫为宦官。以《明宪宗实录》记载的最初两例为证：“成化元年七月丁巳，直隶魏县民李堂等十一名自宫以求进。”“成化元年八月己丑，山东即墨县民于旺等71人俱自宫求进。”都是“民”而非“军”，且都是“求进”。既然是求进，所以用不着像以前那样躲躲藏藏，“自首”求赎，而是成群结队地到礼部衙门“喧诉求进”。(102) 其二是自宫人数急剧增加。成化六年二月，有206位自宫者到礼部“求进”。十年十一月，已经被遣送到边卫充军的314位自宫者集体潜回京师，“复希进用”。十五年二月，自宫以求进者两千人“群赴礼部，乞收用”。二十三年六月，有自宫者三千余人“妄引敕谕事例，在部告扰”。(103) 这也是明代有记载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宫者聚众滋事。其三是不仅自宫，而且开始阉割幼童：“京畿民家，羡慕内官富贵，私自奄割幼男，以求收用……习以成风如此。”(104) 以成化十八年十二月求进的391人为例，134人不满15岁，59人不到10岁。(105)
可以说，整个社会当时正经历着一场中国古代社会前所未有的专业人才、各色人等通过各种方式谋求进入仕途的狂潮。而这一狂潮的形成，传奉官在其中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
四 成化时代与后成化时代
虽然说在传奉官身上集中体现了正统成化年间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的共同喜好和需求，但传奉官的发生特别是其泛滥，却纯属偶然。如果不是成化帝略带自卑的内向性格而又有口吃的生理缺陷，(106) 如果不是成化帝长年不接见大臣并以宦官作为联络外廷、联络社会的唯一途径，(107) 也就不需要宦官频频“传奉圣旨”，那么即使出现传奉升授的方式及传奉官，也不至于弄出一个庞大的传奉官阶层，更不可能形成带有辐射效应的传奉官现象。可以说，是一个内向口吃却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皇帝，一个兴趣广泛且敢作敢为的贵妃，一群懂得讨好皇帝和贵妃并同时为自己谋利的宦官，一批能够通过种种办法令皇帝贵妃宦官高兴并从中获得利益的三教九流之徒即传奉官，共同上演了一出闹剧，一出传奉官的闹剧。
一些“深孚众望”的士大夫对于传奉升授持激烈反对态度，并非只担心一个皇帝和一群后妃的奢侈，也并非只担心一批不经科举没有军功的“杂流”进入官场，而是担心这种奢侈和升授的方式所带来的后果将影响整个社会、将使价值观念变得更为功利、将使社会风尚变得更加奢靡、将使官场变得更加腐败。事实证明，他们的担心很快变成了事实。从这个角度说，限制最高统治者及其宠妃的个人喜好对于政治的清明和社会的有序具有积极意义。
但是，社会的发展又充满着矛盾。社会风尚的转变，社会制度的变革，恰恰需要有洪水猛兽般的异端力量和荒诞举动以冲击原有的理念、打破原有的秩序，传奉官及其引发的种种社会现象，客观上已经成为明朝从前期的严肃冷酷向后期的自由奔放转变的加速器。
在传奉升授这种不合理的方式及其引发的荒唐可笑的社会现象背后，反映出突破科举取士传统、各类专业人才进入政府的合理要求。在这种社会要求之下，大批来自南方的技艺方术之士，与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一年一度的南漕北运共同构成了持续的南风北渐运动。北京的繁荣、社会风尚和价值观念的更新，正是在这一运动中得到实现。
前文提及的正统至成化前期因技艺或方术入仕的著名人物，大都来自南方特别是当时经济文化发达的南直、浙江和江西。如工匠蒯祥、陆祥，前者为南直吴县人，后者为南直无锡人；(108) 书画家任道逊为浙江瑞安人，汪景昂为浙江萧山人；(109) 儒士朱奎为南直上海人；(110) 术士万祺为江西南昌人。(111) 而争买度牒为僧道、争为义官书办的“富户”，也多出于江南。
成化时期的127名核心传奉官中，已知籍贯者40人，按明朝科举的南、北、中三榜进行地域划分：“南榜”地区28人，其中南直9人、浙江6人、江西5人、湖广5人、广东2人、福建1人；“北榜”地区10人，其中北直5人、山东3人、陕西1人、河南1人；“中榜”地区2人，贵州、四川各1人。从中可见“南人”特别是南直、浙江、江西、湖广人在传奉官中的地位。而在北直隶的5人中，有顾玒、顾经、顾纶父子3人，其先人似为永乐时由南直或浙江强行北徙并附籍北直大兴县的富户。(112) 如果是这样，则核心传奉官中“南人”所占比例更大。已知籍贯的核心传奉官，其所处地域与所操职业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一般来说，从事文学、书画、医生等职业的传奉官多来自文化底蕴深厚、文学艺术发达的南直、浙江；(113) 而从事方术、道术活动者，则多来自同样具有深厚文化底蕴但又盛产僧道术士的江西和直接受江西文化影响的湖广。(114) 9名文书官中，有3名来自南直，他们是上海朱奎、歙县杜昌、吴县周惠畴；1名来自浙江，萧山汪景昂。(115) 5名医生中，4名来自南直，丹徒钱宗甫、钱宗嗣，武进蒋宗武，江宁黄谦。(116) 3名书画家中，2名来自浙江，瑞安任道逊、鄞县金溥。(117) 12名方士、道士中，4名来自江西，庐陵萧崇玉(崇一)、周琎，南昌李孜省、丰城邓常恩；2名来自湖广，江夏僧继晓、均州雷普明。从事于器物鉴赏与采买的4名核心传奉官则分别来自于湖广和浙江，麻城黄大经、黄钺父子，浙江龙岩丘伦、仁和孙佐。(118) 这些大都是成化时期赫赫有名的人物。核心传奉官中来自福建和广东的虽然不多，但也不乏重要人物，如广东番禺术士赵玉芝、琼山医生刘文泰，福建莆田术士吴猷等。而将这些人物介绍给成化帝的宦官，如梁芳、韦兴、陈喜、覃昌、张敏等，则主要来自广东、广西和福建，由于地域的关系，他们或许更熟悉南方所发生的变化。
核心传奉官所表现出来的地域特征以及地域与职业的关系在普通传奉官中也同样表现出来。占传奉官三分之一以上的匠官，大多来自南方，尤其是南直、浙江和江西。明代工匠有民匠、军匠、官匠三类，而民匠又分轮班、住坐两种。由于住坐匠长年在内府工作，与管事宦官稔熟，所以传奉匠官中又多为住坐匠。表1所列1328名传奉匠官中，除33名隶工部外，其余均在内府各衙门工作。但是，住坐匠主要并不是来自北京当地而是来自南方各省。(119) 武职传奉官中的技艺工匠则多为军匠和官匠。他们的身份多为世袭，其先人也多在永乐、正统间随着锦衣等京卫的北迁由江南迁至北京。
工匠在通过各种途径北上的同时，也将正在南方复兴或产生的新观念、新式样、新技术带到北京，对明代北京的城市繁荣起了重要作用。张瀚《松窗梦语·百工纪》说：
今天下财货取于京师而半产于东南，故百工技艺之人亦多出于东南，江右为夥，浙、直次之，闽、粤又次之……闾里之间，百工杂作奔走衣食者众。以元勋、国戚、世胄、貂珰极靡穷奢，非此无以遂其欲也……余尝数游燕中，睹百货充溢，宝藏丰盈，服御鲜华，器用精巧，宫室壮丽，此皆百工所呈能而献技，巨室所罗致而取盈。盖四方之货，不产于燕而举聚于燕。其物值既贵，故东南之人不远数千里乐于趋赴者，为重糈也。
张瀚记载的是嘉靖、万历时的北京，但几乎就是成化时期的写照。传奉官及宦官们的鼓动与引导，“元勋、国戚、世胄、貂珰”特别是皇帝和贵妃的“极靡穷奢”，竟然成了工匠建设北京、繁荣北京的动力。张瀚特别指出：“九重贵壮丽，则下趋营建；尚方侈服御，则下趋组绘；法宫珍奇异，则下趋雕刻。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传奉官们为皇室提供的服务、皇帝及后妃的需求和喜好所引发的社会风尚和价值观念的变化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如果说工匠、匠官的贡献在于物质财富的创造，那么，文学、艺术、方术之士的贡献则在精神财富或者说文化财富的创造。成化初期至嘉靖初期，既是传奉官产生、泛滥、延续及消亡的时期，也是明代文学艺术在前期基础上取得突破性发展的重要时期。
在《驻云飞》等时曲由坊间版刻之时，有传奉官参与的官方时曲编撰也在进行之中。虽然成化时期没有留下官方时曲编撰刊刻的记载，但据《明史·刘珝传》，教坊司所上奏本中，却夹着一支时曲，名《刘公子曲》，唱的是大学士刘珝的儿子刘熔出入青楼的轶事。弘治十六年，由传奉官周惠畴、李纶领衔纂修的《诗海珠玑》完成，为此，他们再次得到了传升。参与此项工作并同时得到传升的传奉官还有华英、仝泰等。(120) 正德时期，更为著名的《盛世新声》也被刻印。这是迄今所知明代最早的一批民歌时调及散曲选集。成化末弘治初李梦阳寓居开封，有求学者，梦阳让其去街市学《锁南枝》、《山坡羊》，赞其“可继《国风》之后”。(121) 可见时曲不仅北京流行，各地也在流行。因此，明代最为著名的散曲高手如杨循吉、王磐、徐霖、陈铎、康海、王九思、金鸾等也都出现在这一时期就不足为怪了。
继《驻云飞》等时曲版刻之后，《花关索传》、《包待制出身》等13种现今所知的最早的说唱词话刊本也出现于成化时期的北京书肆，随后刊刻的说唱词话还有《金统残唐记》、《三国志》、《水浒传》、《西游记》、《封神记》等。这些词话是元代讲史平话向明代长篇演义小说演进的重要过渡。而被人们认为元末明初问世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其成书也很可能是在成化至嘉靖时期。(122) 据曾任司礼太监的刘若愚记载，内府司礼监的书版有164种，大量的当然是经史诗文、政府法令，但也有《四书白文》这样的儒家经典通俗读本、《三字经》这样的浅易启蒙读本、《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样的讲史通俗小说，甚至还有《山歌》、《四时歌曲》、《词林摘艳》等大众喜闻乐见而又有“诲淫”之嫌的作品。(123) 虽然无从考索其中是否有文学传奉官的作品，但大批本来就是民间文学创作者、传奉升授后仍然专门从事小说词曲编写的文学传奉官，与这一现象的发生无疑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过程中，文学艺术作品总是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起着推波助澜乃至攻坚执锐的作用。小说戏曲固然都在宣传和表彰明君贤相、忠臣孝子，但一有机会也行讥讽嘲弄之能事；而民歌时调从来都是煽动男欢女爱之情，其中不乏“诲淫诲盗”之词。维系社会秩序及等级观念的权威、尊严、禁锢、传统，往往就在这嬉笑怒骂、挑情逗乐之中被冲塌。当成化帝、弘治帝、正德帝通过传升的方式将大批文学之士召入宫中编写乃至演练词曲小说、翻译佛经故事时，自然不可能预见到这种效果。
传奉官及其引发或与其有关的一切现象，无论是时人或今人看来是有悖于常规的现象还是代表着社会进步的现象，在当时都得到一种正在形成的社会心态的认同，即全社会从上到下所表现出来的宽容或者说包容态度。这种包容既是对洪武、永乐乃至正统、天顺时期严肃冷酷的矫枉过正，也是国家承平日久人们的普遍心态。一方面，经过百年的休养生息，社会财富积累了，于是追求物质享受的奢靡之风兴起；社会生活安定了，于是追求强身健体的养生之风兴起；文化生活丰富了，于是追求精神享受的玩物之风兴起；社会环境宽松了，于是追求政治地位的求官之风兴起。人们都打着自己的算盘，追求物质和精神的享受。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心态也同时在最高统治者身上体现出来。成化帝和弘治帝是两位性格不同却都酷爱艺术的皇帝，其为政之宽松早已为时人所赞许。而正德皇帝的酷爱戏曲和胸怀豁达，也与其行事的荒唐同样著名。在这种气氛下，人们往往将矛盾掩盖，社会上下表现出其乐融融的和谐景象。除了少数视捍卫传统道德为己任的士大夫如王恕等外，只要不涉及自己的根本利益，人人都表现出超常的包容态度。从这个角度出发，似乎更能够合理地解释，为什么人们对那些在洪武、永乐时期甚至是正统、天顺乃至成化初期看来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事情表现出漠然、超然乃至欣赏的态度，为什么彭时、商辂这样的“君子”可以和万安、刘吉这样的“小人”长期和平共处。
当然，这种社会心态一旦形成，它就是不分青红皂白、不问善恶美丑的。对文学作品包容，便不管这些作品是褒奖忠孝节义还是渲染安逸奢侈；对民歌时曲包容，便不管这些作品是传播民情风俗还是教唆男女偷情；对僧道术士包容，便不管他们是在祈祷太平消灾治病还是在装神弄鬼骗人钱财。人们一直都在试图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分离，但事物的发展从来都是精华与糟粕并存，荒诞和变革共生。无法设想，如果没有成化时代对传奉官、对奇技淫巧、对安逸奢侈、对异端邪术、对番汉僧道的包容，在后成化时代怎么可能出现王艮、李贽、何心隐等人的异端思想，怎么可能出现更为离奇的《西游记》和更为越轨的《金瓶梅》，怎么可能有北京正阳门外和南京秦淮河畔的繁荣以及比之“天堂”的明后期的苏杭，怎么可能有宦官马堂引利玛窦进献“大西洋”方物，更毋论钦天监中出现西洋传教士并帮助中国制订出在当时堪称先进的历法。
然而，虽然说是包容，但成化、弘治时期最终仍然没有包容一个人，这就是对传奉官一直持反对态度、并且是众望所归的王恕。不仅成化帝厌之，弘治帝也厌之；不仅成化时的大学士万安、刘吉等人容不得他，弘治时的大学士徐溥、丘濬等人也容不得他。原因是王恕本身表现出太多的不包容，总是将人人都认为不足挂齿的小事危言耸听地说成关乎国家命运的大事，影响大家好心情，弄得人人不高兴。
而王恕等人一直反对的传奉官和传奉升授最终也没有被社会包容。一方面，传奉官突破了社会的包容度，每年几十次、数百人的传升，总数超出在京常额文职官的两倍，因传奉官而发生的直接和间接开支成了政府难以承受的重负。虽然传奉官任职的衙门均为“闲曹”，传奉官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冗官”，但传奉升授对正常铨选制度的冲击、传奉官挑起的地域间的派系斗争，却打破了政局的平静和平衡。另一方面，由于上述各种因素而导致的成化二十一年初及弘治初、正德初、嘉靖初的反复革除，既使传奉官在声誉上严重受挫，也使人们认识到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仕途的风险而选择放弃。(124) 随着社会财富的进一步积累、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传奉官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因传奉官现象而发生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也更加广泛地为社会所接受。所以，虽然在嘉靖以后仍然有不少技艺之士像成化、弘治时期传奉官那样为皇室及其侍从人员服务，并获得一定的职位和薪俸，但更多有真才实学的技艺之士已经不屑于通过向皇室提供特殊服务来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直接面向社会，既少了政治上的羁绊，又多了个性发展的空间；他们自身固然可能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及更高的社会声望，后成化时代也因而产生出一大批特立独行的伟大的散文家、戏曲家、书画家、医学家、药学家、科学家、思想家、器物制作及鉴赏家。
客观地说，与传奉官有关的所有社会现象和社会风尚，像成化帝那样有多方面个人喜好的皇帝，都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发生过，并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明代社会也仍然沿着原有的轨迹行进。但是，传奉官及其引发的社会风潮，不管它是正剧还是闹剧，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以说，传奉官的发生和泛滥搅动并冲塌了因严肃冷酷而造成的心理桎梏，社会对这一现象的长时间包容则培育了见怪不怪的平和心态，而传奉升授方式的被抛弃，更激发了意气用事追求个性的洒脱精神。正是这种心态和精神，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道，催生了后成化时代的自由奔放。而且，这种自由奔放不限阶层、不分地域，席卷整个社会，成为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新气象。如果不是明末的种种意外，更大的社会变革也未必不可能发生。
注释：
①傅衣凌教授《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一文认为：“在万历时代是自由奔放的，有较多的新气息。而到了雍乾两朝则严肃冷酷，闻不到人们的笑声。”见《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页。明前期之严肃冷酷，较之雍乾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②事实上，一些重要的有关明代历史的著作也对成化时期的传奉官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如孟森：《明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牟复礼、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张书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中古时代·明时期(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但限于体例和篇幅，都未能进行深入讨论。
③《明宪宗实录》卷2，“天顺八年二月庚子”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53页。
④《明太宗实录》卷232，“永乐十八年十二月癸亥”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2244页；郑晓：《今言》卷1之87，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5页。
⑤《明宪宗实录》卷2，“天顺八年二月戊申”条，第55—56页。
⑥《明宪宗实录》卷20，“成化元年八月辛卯”条，第404—405页。
⑦《明宪宗实录》卷35，“成化二年十月丁巳”条，第701页。
⑧《明宪宗实录》卷84，“成化六年十月癸酉”条，第1644页；卷106，“成化八年七月丙午”条，第2067—2068页。
⑨《明宪宗实录》卷12，“天顺八年十二月壬辰”条，第264页。
⑩《明宪宗实录》卷147，“成化十一年十一月丙午”条，第2691页。
(11)《明宪宗实录》卷159，“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条，第2904—2905页。
(12)《明宪宗实录》卷35，“成化二年十月丁巳”条，第701页。
(13)《明宪宗实录》卷122，“成化九年十一月庚子”条，第2350页。
(14)《明宪宗实录》卷85，“成化六年十一月丁丑”条，第1645页。
(15)《明宪宗实录》卷104，“成化八年五月癸卯”条，第2032页。
(16)《明宪宗实录》卷44，“成化三年七月丁丑”条，第908页。
(17)《明宪宗实录》卷258，“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壬辰”条，第4358页。
(18)《明宪宗实录》卷258，“成化二十年十一月壬寅”条，第4361页。
(19)《明宪宗实录》卷159，“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条，第2904—2905页。
(20)《明史》卷27《天文志三》追述了当时发生的情形：“有火光自中天少西下坠，化白气，复曲折上腾有声。逾时，西方有赤星大如盌，自中天西行近浊，尾迹化白气，曲曲如蛇行良久，正西轰轰如雷震。”(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19页)
(21)《明宪宗实录》卷260，“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条，第4389—4406页。
(22)按：吏部奏列的除勋戚功升荫授外的514位传奉官似乎并没有包括全部的传奉文职官。《明宪宗实录》卷262“成化二十一年二月己未”条载：“吏部奏列传奉升除者，除勋戚功升荫授录用外，通得五百十四人。”又载：“吏部又疏传奉官为事妄冒者，御笔点留五人，余免归。”这五人为：上林苑监左监丞李孜省、尚宝司司丞丘伦、太常寺寺丞于宝、中书舍人邬存敬、冠带儒士杨缵。(第4435—4436页)
(23)《明宪宗实录》卷264，“成化二十一年四月丙辰”条，第4474页。
(24)如牟复礼、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根据《明史》的说法进行了如下表述：“2000名不合法地任命的官员被断然罢官，另外还有近千名原来受朝廷庇护的佛僧和道士也落得同样的下场。”(第385页)张显清、林金树主编《明代政治史》也说：“经过一番整顿，前朝弊政扫除殆尽，而正人君子充斥于朝。”(第840页)又，包括《明实录》在内的各种史料有将“梁芳”为“梁方”者，为避免歧义，本文均记为“梁芳”。
(25)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1《吏部·传奉官之滥》，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80页。
(26)《明孝宗实录》卷28，“弘治二年七月壬戌”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607页。
(27)《明孝宗实录》卷154，“弘治十二年九月甲戌”条，第2743页。
(28)《明孝宗实录》卷2，“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丁未”条，第28页；卷4，“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条，第55—56页。
(29)《明孝宗实录》卷4，“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丙子”条，第77页。
(30)《明孝宗实录》卷5，“成化二十三年十月戊子”条，第90—91页。
(31)《明孝宗实录》卷4，“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条，第57页。
(32)《明孝宗实录》卷51，“弘治四年五月辛卯”条，第1014页。
(33)《明孝宗实录》卷51，“弘治四年五月癸卯”条，第1021页。
(34)《明孝宗实录》卷80，“弘治六年九月戊午”条，第1531页。
(35)《明孝宗实录》卷154，“弘治十二年九月甲戌”条，第2743页。
(36)《明武宗实录》卷64，“正德五年六月壬辰”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1400—1401页。另按《明武宗实录》卷4“弘治十八年八月戊寅”条载，吏部奉诏查传升乞升官，共763员，留17人，裁革746人。(第142页)
(37)《明世宗实录》卷3，“正德十六年六月壬寅、丙午”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142—143、149页。
(38)《明世宗实录》卷4，“正德十六年七月丙子”条，第202—203页。
(39)《明神宗实录》卷345，“万历二十八年三月丙寅”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6437页。
(40)《明宪宗实录》卷158，“成化十二年十月辛未”条，第2885页。
(41)《明宪宗实录》卷212，“成化十七年二月戊申”条，第3685页。
(4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9《内阁·仁智等殿官》，第249页。
(43)参见李东阳：《怀麓堂集》卷25《文稿五·赠御医钱宗嗣序》，四库全书本，第1250册，第260页上；倪岳：《青溪漫稿》卷16《卷庵记》，四库全书本，第1251册，第198—199页。
(44)《明宪宗实录》卷148，“成化十一年十二月戊寅”条，第2709页。
(45)《明史》卷98《艺文志三》(第2447页)及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14《医家类》(四库全书本，第676册，第380页)均记其撰有《奇效良方》69卷。李时珍《本草纲目》更将其与张仲景《伤寒论》、孙思邈《千金方》等历代医学名著并列为“引据古今医家书目”(四库全书本，第772册，第315—319页)。
(46)王恕：《王端毅奏议》卷13《议太医院缺官奏状》，四库全书本，第427册，第669页。
(47)林俊：《见素集·附录上·编年纪略》，四库全书本，第1257册，第576页下。
(4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7《释道·僧道异恩》，第684页。
(49)《明孝宗实录》卷8，“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卯”条，第178页。
(50)《明宪宗实录》卷262，“成化二十一年二月己未”条，第4438页。
(51)《明宪宗实录》卷265，“成化二十一年闰四月乙酉”条，第4487页。
(52)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补遗》卷4《释道·劄巴坚参》，第916页。
(53)李清馥：《闽中理学渊源考》卷12《怀忠苏宣甫先生缄》，四库全书本，第460册，第201页。
(54)《明宪宗实录》卷247，“成化十九年十二月丙戌”条，第4188页。
(55)《明英宗实录》卷277，“天顺元年四月己酉”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本，第5917页。
(56)《明宪宗实录》卷86，“成化六年十二月庚午”条，第1676—1677页。
(57)嘉靖《(广信)永丰县志》卷2《风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本，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4年，第13—14页。
(58)王锜：《寓圃杂记》卷5《吴中近年之盛》，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42页。
(59)《明英宗实录》卷90，“正统七年三月辛未”条，第1813页。
(60)叶盛：《水东日记》卷21《小说戏文》，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213—214页。
(61)参见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87页。
(62)《明史》卷180《丘弘传》，第4771页。
(63)叶盛：《水东日记》卷21《小说戏文》，第214页。
(64)瞿佑等：《剪灯新话(外二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261页。
(65)《明英宗实录》卷277，“天顺元年四月己酉”条，第5916—5917页。
(66)《明宪宗实录》卷86，“成化六年十二月庚午”条，第1676—1677页。
(67)《明英宗实录》卷153，“正统十二年闰四月己卯”条，第2999页；《明宪宗实录》卷32，“成化二年七月丙戌”条，第638页。
(68)朱谋垔：《画史会要》卷4《明代》，四库全书本，第816册，第528页；《明英宗实录》卷195，“景泰元年八月壬申”条，第4110页；《明宪宗实录》卷86，“成化六年十二月戊午”条，第1664页。
(69)《明宪宗实录》卷248，“成化二十年正月甲寅”条，第4206—4207页；《明英宗实录》卷354，“天顺七年七月己酉”条，第7084页。
(70)《明英宗实录》卷267，“景泰七年六月庚子”条，第5665页。
(71)《明英宗实录》卷261，“景泰六年十二月戊辰”条，第5589页；卷268，“景泰七年七月辛巳”条，第5683页。
(72)《明宪宗实录》卷286，“成化二十三年正月辛亥”条，第4830—4831页。
(73)孟森：《明清史讲义》上，第167页。
(74)牟复礼、崔瑞德主编：《剑桥中国明代史》，第382页。
(75)《明史》卷113《孝穆纪太后传》，第3521页。
(76)参见《明史》卷119《诸王传四·宪宗诸子》及《明宪宗实录》、《明孝宗实录》、《明武宗实录》。
(77)程敏政：《篁墩文集》卷29《应诏挥毫诗序》，四库全书本，第1252册，第508页。
(78)李开先：《李开先集·闲居集》卷6《张小山小令后序》，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第370页。
(79)汪砢玉：《珊瑚纲》卷36《名画题跋十二·宪庙御制》，四库全书本，第818册，第685页。
(80)《明宪宗实录》卷240，“成化十九年五月丙申”条，第4062页。
(81)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2《殿学·华盖殿大学士万安》，四库全书本，第452册，第147—148页。
(82)《明孝宗实录》卷8，“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卯”条，第180页。
(83)王锜：《寓圃杂记》卷10《妖人王臣》，第83页。
(84)《明孝宗实录》卷11，“弘治元年二月甲子”条，第266—267页。
(85)《明宪宗实录》卷225，“成化十八年三月丙申”条，第3869—3870页。
(86)《明孝宗实录》卷2，“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丁未”条，第26页。
(87)《明孝宗实录》卷8，“成化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卯”条，第178页。
(8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5《勋戚·万通妒死》，第138页；《明宪宗实录》卷225，“成化十八年三月丙申”条，第3869页。
(89)陆容：《菽园杂记》卷10，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4页；王锜：《寓圃杂记》卷10《妖人王臣》，第83页。
(90)郑晓：《今言》卷3之205，第117页；《明宪宗实录》卷233，“成化十八年十月丙戌”条，第3973页。
(91)《明孝宗实录》卷17，“弘治元年八月己亥”条，第411页。
(92)《明宪宗实录》卷260，“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条，第4406页。
(93)《明宪宗实录》卷226，“成化十八年四月丙午”条，第3875页；《明孝宗实录》卷4，“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条，第56—57页。
(94)马文升：《马端肃奏议》卷3《陈言振肃风纪裨益治道事》，四库全书本，第427册，第734页。
(95)《明宪宗实录》卷269，“成化二十一年八月戊戌”条，第4550页。
(96)《明宪宗实录》卷195，“成化十五年十月庚子”条，第3444页。
(97)马文升：《马端肃奏议》卷3《陈言振肃风纪裨益治道事》。
(98)《明宪宗实录》卷212，“成化十七年二月戊申”条，第3685页。
(99)王锜：《寓圃杂记》卷5《义官之滥》，第40页。
(100)《明武宗实录》卷176，“正德十四年七月甲寅”条，第3427页；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9《内阁·仁智等殿官》，第249页。
(101)《明英宗实录》卷208“景泰二年九月壬戌”条载：礼部奏：“近日首自宫者，率多军役。”(第4483页)
(102)《明宪宗实录》卷136，“成化十年十二月癸卯”条，第2561页。
(103)分见《明宪宗实录》卷76，“成化六年二月己巳”条，第1464页；卷135，“成化十年十一月辛未”条，第2536页；卷187，“成化十五年二月戊申”条，第3349页；卷291，“成化二十三年六月丙子”条，第4925页。
(104)陆容：《菽园杂记》卷2，第19页。
(105)《明宪宗实录》卷235，“成化十八年十二月辛卯”条，第4012—4013页。
(106)陆深：《俨山外集》卷10《溪山余话》：“我朝君臣隔绝，实以宪庙口吃之故。”(四库全书本，第885册，第55页)《明史·宦官传一》载：刑部员外郎林俊上疏论梁芳及僧继晓下狱，成化帝欲诛之。司礼监太监怀恩固争，“帝怒，投以砚曰：‘若助俊讪我！’”(第7777页)怕人笑话的自卑心理溢于言表。
(107)关于这方面的情况，陆容《菽园杂记》、王锜《寓圃杂记》、郑晓《今言》、王世贞《弇山堂别集》、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等明人笔记及清人赵翼《陔余丛考》等多有记载，虽然其间不无掩饰也不无传闻。另见方志远：《(明)成化皇帝大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4年。
(108)分见《明宪宗实录》卷74，“成化五年十二月辛亥”条，第1421页；卷213，“成化十七年三月辛丑”条，第3710—3711页。
(109)分见韩昂：《图绘宝鉴续编》，四库全书本，第814册，第627页；《明孝宗实录》卷75，“弘治六年五月辛未”条，第1405页。
(110)雍正《江南通志》卷135《选举志·荐辟》，四库全书本，第511册，第16页。
(111)《明宪宗实录》卷248，“成化二十年正月甲寅”条，第4206—4207页。
(112)按万历《明会典》卷19《户部六·富户》：“洪武二十四年，令选取各处富民，充实京师。永乐元年，令选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四川、广东、广西、陕西、河南及直隶苏、松、常、镇、扬州、淮安、庐州、太平、宁国、安庆、徽州等府无田粮并有田粮不及五石殷实大户，充北京富户，附顺天府籍，优免差役五年。”(万有文库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册，第517—518页)大兴县有顾姓自此始。又按：据雍正《畿辅通志》卷61、62《选举志·进士》(四库全书本，第505册)，整个明代北直隶顾姓进士仅四人，均为大兴县人：天顺丁丑科黎淳榜顾正(第451页)、成化丙戌罗仑榜顾福(第452页)、辛丑王华榜顾景祥(第455页)、弘治乙丑顾鼎臣榜顾瑄(第462页)。但除了顾正之外，雍正《江南通志》卷122《选举志·进士》(第511册)于顾福(第588页)、顾景祥(第593页)，雍正《浙江通志》卷131《选举志·进士》(四库全书本，第522册)于顾瑄(第452页)三人均有记载，且分别与《畿辅通志》同榜。也就是说，对于“充”京师者及其子弟中的中试者，《畿辅通志》记于附籍的大兴县下，《江南通志》和《浙江通志》则分别记于原籍，如南直吴县、长洲县和浙江平湖。笔者尚无确切的资料可以证实三顾为江南人，但顾氏为江南大姓而明代大兴顾氏多由江南迁徙却毫无疑问。
(113)参见方志远：《从现存版刻看明代市民文学的地域分布》，《明史研究》第6辑，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
(114)参见方志远：《明清湘鄂赣地区的“讼风”》，《文史》2004年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
(115)分见雍正《江南通志》卷135《选举志·荐辟》，第511册，第16页；王世贞：《弇州续稿》卷119《中顺大夫杭州守初庵方先生墓志铭》，四库全书本，第1283册，第669页；王锜：《寓圃杂记》卷9《周中书冢树》，第75页；《明孝宗实录》卷75，“弘治六年五月辛未”条，第1405页。
(116)分见倪岳：《青溪漫稿》卷16《卷庵记》；李东阳：《怀麓堂集》卷25《文稿五·赠御医钱宗嗣序》；雍正《江南通志》卷135《选举志·荐辟》、卷122《选举志·进士》。
(117)分见韩昂：《图绘宝鉴续编》；卞永誉：《书画汇考》卷30《书三十·明人合卷》，四库全书本，第828册，第267页。
(118)萧崇玉、周琎、李孜省、邓常恩、僧继晓、雷普明、黄大经、黄钺、丘伦、孙佐，以及下文的赵玉芝、刘文泰、吴猷，宦官梁芳等人的原籍，据宪、孝、武三朝《实录》及相关地方志和文集。
(119)万历《明会典》卷189《工部八·工匠二》说：“凡住坐人匠。永乐间设有军民住坐匠役。宣德五年，令南京及浙江等处工匠，起至北京者，附籍大兴、宛平二县，仍于工部食粮。成化间额存六千余名。”(第34册，第3805页)
(120)《明孝宗实录》卷204，“弘治十六年十月甲寅”条，第3798—3799页。
(121)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5《词曲·时尚小令》，第647页。
(122)参见方志远：《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第149—150、191—194页。
(123)刘若愚：《明宫史·土集·内板书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92—105页。
(124)《明孝宗实录》卷204载：弘治十六年十月甲寅，因《诗海珠玑》成而传升诸文学官周惠畴等22人，当时即有光禄寺卿张骏等13人以“传升非美事”而拒不接受传升。(第3798—37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