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独立前后的伊斯兰妇女政治参与
倪晓霞
当述及政治时，我们倾向于用中立的眼光对其研究，社会性别问题不存在于其中。但事实上，政治是受到社会性别高度影响的领域。政治与性别的关系首先表现在妇女参与政治上。妇女参与政治主要指妇女参与国家决策和政策执行，参与的主体既包括杰出妇女，也包括普通妇女。长期以来，由于父权制“二元对立”思维的存在，妇女始终是政治的“缺席者”。但是，随着女性主义的发展，特别是在二次女性运动之后超出社会学领域向其他各学科发展以及妇女参政意识的提高，女性也在政治领域逐渐发出自己的声音。
如果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发展；如果没有占人口半数的妇女的民主化，也就谈不上国家的民主化。对于被殖民国家，这一点尤为明显：她们感受到了在“二元对立”国际政治体制中沦为“女性国家”的悲惨命运——“落后就要挨打”。她们也感受到了要摆脱这种命运，妇女参与政治的不可或缺性。而印尼，这个最大的穆斯林国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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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尼独立前后的伊斯兰妇女政治参与情况
在印尼伊斯兰妇女政治活动史上，1945年是转折点，之前之后各显出自己的特点。在20世纪早期，现代伊斯兰组织涌现，其中妇女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在一些非政府组织中妇女长期是“失语者”，但在一些激进党派中，不少妇女起了主导的作用。不过在这些组织中，妇女更倾向于“在背后”反对荷兰的统治。在独立之后，妇女角色在宽容派中得以增强，妇女得到更大认可，她们的领导地位也得以增强。相反，自1945年后，激进派却不再在公共领域给妇女留下一席之地，因为他们认为这与伊斯兰教相悖。在全球化过程中，在中东的影响下，这种观念变得越来越明显。对于宽容派而言，全球化意味着开放和更加愿意接受更多的自由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观点，包括在性别问题上。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在诸如婚姻、教育和领导权等问题上，妇女做了大量斗争，并取得了成就。
（一）印尼独立前的伊斯兰妇女政治参与情况
在荷兰殖民统治时期，印尼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外国人统治，推翻这种统治是当务之急。因此，各个伊斯兰政治势力间的区分是模糊的，激进派和宽容派都将注意力集中在独立前而较少讨论独立后所要构建的国家的性质。事实上，大部分伊斯兰政治势力都可以被归为激进派，因为他们往往在殖民政治体系外工作，荷兰殖民者将他们称为“不合作者”。30年代，随着不合作运动的失败，许多伊斯兰政党转而寻求所谓的“合作”，即试图在现有的殖民政治体制下进行改革。
不论是在不合作期还是在合作期，伊斯兰妇女都通过加入伊斯兰政党或妇女运动而参加了这场反殖斗争。比如在亚齐战争期间，妇女就通过参加伊斯兰联盟（SI）及其继承党印尼伊斯兰联盟党（PSII）和其他一些更为激进的伊斯兰组织如印尼穆斯林联合会等抗击荷兰殖民统治，其中涌现了不少女领袖。20年代是“不合作”运动的顶峰时期，在荷属东印度，许多伊斯兰政党为了扩大影响和筹集资金，纷纷建立了妇女分支，因此，伊斯兰妇女也以各种形式涌现在了“不合作”运动的政治舞台上。比如，一些妇女加入了伊斯兰联盟的左翼，一些加入了印尼共产党（PKI）。1923年，“妇女伊斯兰联盟”成立，所有的领导者均为女性。同期，各方妇女也召开了第一批政治会议。在这一时期，妇女运动中体现着伊斯兰教义、民族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尽管在1926-1927的暴力抗争失败后，共产主义运动在殖民时期消弭了，但激进派仍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从20年代末期起，印尼伊斯兰联盟党就积极提升妇女分支的地位并允许妇女在公开会议上发言。比如，在1929年的印尼伊斯兰联盟党大会上就专列“妇女问题”这一话题进行讨论，一个叫Woro.Sumoadinoto的妇女进行了报告并倡导提高印尼妇女的地位，同时，她还指出，妇女有义务加入独立的运动。在1930年印尼伊斯兰联盟的一场会议上，妇女分支的代表就提高妇女的地位达到男女平等及一夫多妻、婚姻法的制定等问题做了发言。[1]在男性领导的伊斯兰组织之外，伊斯兰妇女也通过致力于妇女运动而加入到政治活动中来，并获得了民众越来越高的信任。在1928年的全国妇女大会之后，妇女组织联合委员会成立，并对之后的大会负责。一系列的伊斯兰组织加入了该联合委员会，如伊斯兰联合会、印尼伊斯兰联盟党、穆斯林妇女联盟以及印尼穆斯林联盟等。他们就一些问题进行讨论：女童教育问题、早婚问题、妇女选举权问题、一夫多妻制问题等。之后，妇女组织联合委员会取得了一系列成就，特别是在妇女选举权方面。[2]到1941年，殖民政府同意给予印尼妇女部分选举权。到殖民时代后期，人们已经习惯了妇女参与选举以及在公共场合就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进行演讲。在日本占领时期以及1945-1949年的革命时期的爱国运动进一步破除了对妇女参政的偏见，妇女也进一步加入到了国家独立以及塑造现代国民的过程中。
（二）印尼独立后的伊斯兰妇女政治参与情况
第四，在女性政治参与中缺失男性支持。
二、印尼独立前后伊斯兰妇女政治参与的局限
最后，与其他国家的女性政治参与相比，印尼妇女政治参与有自身的局限性。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大部分女性组织都是伊斯兰政党为了扩大影响而成立的分支、分部，其活动从属于这些党派。而且，特别是在独立之前，妇女就算是起主导作用，也只能通过男性将自己的声音传达出来。从个人的角度来看，许多杰出女性要有所作为，除了自身要具备一定的素质外，最重要的还是与男性的关系。比如，一些妇女组织的领导者是男性领袖的妻子；印尼民主斗争党总主席梅加瓦蒂是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女儿；曾任国防和安全部家属福利会秘书长、人民政协会议和国会议员、印尼妇女代表大会主席、职业妇女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妇女互助合作和睦会议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敏·苏甘迪，其丈夫是苏加诺总统的副官和印尼最高评议院副院长。[7]
首先，妇女参与决策的过程依附于男性。
互联网所引领的信息化潮流不仅是技术革命，更是涉及领导意识、组织文化和行为取向的思维革命，地方政府要将治理观念转变到 “互联网+”新思路上来，不断解放思想、创新治理理念。
印尼独立前后伊斯兰妇女政治参与推动了印尼的民主化、现代化和世俗化的进程，促进了印尼伊斯兰教的政治现代化和思想现代化。同时，伊斯兰妇女的参与也是一个自我赋权的过程，这个过程尽管阻碍重重，但也取得不俗成绩。
在伊斯兰妇女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取得成就的领域主要是集中在婚姻、家庭、教育等“低级政治”以及社会问题等方面。而对于国家安全、军队建设等“高级政治”方面，妇女几乎就没涉足。而在试图成为国家决策者方面更是困难重重。比如，在1999年的大选之后梅加瓦蒂的党派赢得了绝大部分选票。然而，伊斯兰三大党派却通过人民协商大会选举阿卜杜拉汗·瓦意得,使梅加瓦蒂无法担任总统一职。许多伊斯兰团体都宣布妇女不能领导穆斯林国家，而一些激进团体更是宣称政治应与妇女分离。[8]
第三，参与政治的主要是精英女性，而普通女性很少加入到其中来。
印尼妇女的政治参与有类似南亚女性参政的特点：继承政治遗产。这可以从对男性的依附和政治参与主要是精英女性这两点看出。而女性参政的一个重要指标是女性在议会中议席的占有率，精英妇女毕竟只是广大妇女的一小部分，这就造成了妇女参政的低下。而欧美国家的女性参政，其范围更广，普通女性的参与度更高，而且当权女性往往都是从基层一步步积累经验往上走的，她们自身也更能够感受到普通女性在政治中的作用。同时，这些国家也是女性主义发端较早的国家，是妇女获得选取权较早的国家。因此，普通妇女对自身政治参与度也就更敏感，也更愿意参与到政治中。
1945年后，激进派和宽容派由联合走向了分歧，并就不基于伊斯兰法律和泛伊斯兰主义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可行性问题争论不休。激进派的言行使其变得军事化和极端化，其在国内的支持也下降了。因此，独立后，激进的伊斯兰妇女领导者逐渐在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宽容派则逐渐向妇女政治运动敞开了大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从1955年以后，各伊斯兰政治党派都有妇女成为候选人。同时，一些非政治性的伊斯兰妇女组织也在一些政治议题上表现活跃。比如，在1955年的大选中，Masynmi候选人赢得了52个席位，其中女性占三个席位。而NU议会的45个成员中，有5人是女性。[3]在议会里，伊斯兰妇女在一些问题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在1957年的婚姻法的争论上，她们坚决反对不基于宗教的婚姻法。在50年代的议会民主制结束后，伊斯兰参政空间因苏加诺和苏哈托总统的政策而变得狭窄。在新秩序下，宽容派只能通过联合发展党成为议会的代表，而其独立性和伊斯兰精神也因苏哈托政府的干预及对单一意识形态的支持而受限。尽管议会本身受限，但在另一场关于婚姻法的激烈辩论中，仍听到了妇女的声音，并最终以双方妥协而告终。1974年的婚姻法保留了婚姻的宗教性质，但却又限制了穆斯林男子随意离婚和一夫多妻的权利。[4]然而，伊斯兰妇女政治活动真正的重大变化发生在新秩序末期的议会之外。非政府组织因不再直接挑战政府权威而获得了更多的发展自由。80年代，随着妇女受教育的增加和中产阶级的崛起，造就了一批具有参政意识的伊斯兰妇女。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她们对伊斯兰教保守妇女观的挑战。同时，她们也关注一些与妇女相关的问题，如生殖健康和家庭暴力。一些妇女组织涉足女性问题，有些则接受了外国资助，成为国际女性主义团体的一部分。在新秩序的后期，一些年轻的伊斯兰妇女成为了反对苏哈托的民主潮流的一员，一些新的妇女团体和政党也不断涌现。同时，随着伊斯兰妇女平等意识的增强和对性别问题关注的上升，女性也与支持妇女的男性联合起来，不断扩大伊斯兰女性主义思潮的基石。比如Rahima，这是一个致力于以伊斯兰视角向妇女赋权的组织，其管理层包括了印尼最知名的穆斯林学者和活动家。[5]1998年后，印尼民主回潮，政府控制的弱化给了妇女更多机会在公共机制中处理自己的问题，妇女运动也借此机会取得了一系列成就。比如，经过努力，在2003年，议会出台新选举法，要求在2004年的选举中，女性候选人的比例不得少于30%。同时，妇女组织也更关注易被忽视的、边远地区的和极度贫困的女性。[6]在新时期妇女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发展是越来越多的普通女性加入到了该行列。这主要归功于政府出台一系列措施，进一步赋权妇女（特别是梅加瓦蒂执政以来措施的签署）以及妇女运动得到发展，各类妇女组织不断涌现。这些与通俗文化糅合在一起，让广大的普通妇女愿意走出家庭，在社会事务上成为男性平等的伙伴。
在伊斯兰妇女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只有一些非政府组织的男性是真正支持女性政治参与的，而其他一些支持女性参与的行为更多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非是对妇女的真正支持。激进派的行为是最为明显的。在独立之前，为了扩大自己的民众基础，激进派发展妇女并提升妇女的地位。但在独立之后，则转向了反对妇女参与政治。
通过对伊斯兰妇女政治参与情况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妇女的政治参与是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过程，但综合来看，仍有以下几个局限：
这也是现实所逼。因为妇女要参与政治并对其弊端挑战时，其观点可能渗入了女性主义，非伊斯兰言论等，这在主流观点根深蒂固时，会遭到弱化。这就需要这些妇女不仅具备牢固的理论知识，也需要有坚韧的毅力。而男女不平等之下教育的缺失使广大普通妇女无法承担起该责任。同时，老式的妇女观在印尼也很普遍。许多女性都认为，作为女人，首先和首要的是做贤妻良母，如果不是首先看好家务，那么就没有妇女在政治上有为的空间。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参与的把握有两个方面：首先，政治参与是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直接管理国家事务，实现政治权利和人民民主的重要方面；其次，政治参与是普通民众对于政治事务的参与。从这一点上看，印尼妇女如果不能改变其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观念，那么，其政治参与也是片面的。
三、对印尼独立前后伊斯兰妇女政治参与的思考
其次，妇女参与决策的层面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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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是灌区建设的保障，可以有效提升灌区建设的质量，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后期维护管理的投入。因此，应扩大资金的来源渠道，加大资金的引进力度，使社会各界人士可以积极地参与到灌区建设项目的资金投入中来。
在“新秩序”后，印尼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民主和非集权化回潮以及进一步卷入全球化的进程中。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女性借此有了更多的政治活动空间。但另一方面，自由言论的增多会使男权思维再度泛起；男性主导的地方政府可能比中央政府更具男权性质，而地方自治的增强会使得女性问题更加得不到解决；全球化带来的“女性贫困化”和人口贩卖国际化等问题给女性活动者带来了新的挑战。
为保障学生科研相对平稳的进行，团队成员的配比应与学生科研特点相适应，一套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的纳新机制显得尤为重要。点加团队纳新分为递交简历-科研讲座-新生面试三个过程。在这三个过程中，点加团队和报名同学进行双向了解，从而筛选出具有自身特长且可与他人性格优劣互补的新成员。团队成员的专业界限相对模糊，以充分协调发挥各专业的优势，适应不同的科研课题。在后期科研小组的搭建时，便可根据科研课题从团队中选取相匹配的成员，在坚持学生共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掘其个性的潜力。
因此，在未来，印尼妇女不仅仍然面临之前就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要面临新的不确定因素，这些都需要她们进一步加强政治参与，进一步发出自己的声音。
综上，对法律监督介入民事诉讼的忧虑被无端地扩大了，扩大的原因一是基于审判权优位的理论路径依赖；二是缺少对审判权、检察权运行的实践考量。事实上，民事诉讼中法律监督并没有形成如学者所说的“检察优势”［1］378，相反，由于程序的缺失，其正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
参考文献：
[1]Susan.Blackburn,Indonisian Women and Poitical Islam: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8-02:87.
[2]Susan.Blackburn,Indonisian Women and Poitical Islam: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2008-02:88-89.
[3]Susan.Blackburn,Women and the State in Morden Indone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357.
[4]Sharon.Bessell,Women in Indonesia:Gender, Equity and Development, Singapore: ISEAS Publishing,2002:466.
[5]www.rahima.or.id.
[6]Susan.Blackburn,Women and the State in Morden Indones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539.
[7]佟应芬.东南亚穆斯林妇女的状况[J].东南亚,2001(01):56.
[8]Saba Mahmood,Politics of Pity:The Islam Revival and the Feminist Subject,Princton University Press,2005:227.
（作者单位：中共普洱市委党校）
责任编辑：李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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