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代“神人以和”的审美风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商代论文,神人论文,风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美学是和谐型的美学，这大抵是不错的，因为中国人以 和谐为美的观念既根深蒂固，又源远流长。但是，学术界在讨论和谐美的观念是何时形成的 时候，往往是把西周末年的史伯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注：国语·郑语）作为其发端。其实，最早 论 及和谐美的，应是《尚书·尧典》中的“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不过，尧、舜 之世年代渺邈，声采靡追，当时的人是如何追求“神人以和”的，于史无征。所幸的是，这 种“神人以和”的美学观念，不仅被商代人继承下来了，而且还形成了一种社会神美风尚。
众所周知，商民族是个“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注：礼记·表记）的民族，它具有早期民族泛神的共 性。从甲骨卜辞中可以得知，商人信仰多神，崇拜天神、地祗、人鬼，有着狂热的宗教感情 。尊神、事神，乃至于借助神权以加强王权的统治，都需要不断地请示神明，博取神明的欢 心与保佑，而这既是商代祭祀和占卜空前盛行的原因，也是“神人以和”的审美风尚得以形 成的基本条件。
青铜器可以说是商代宗教文化和审美风尚最典型的物质载体，其中青铜礼器用以烹煮和盛 装祭祀物品奉献给诸神；乐器则用以演奏祭神之乐以娱神。礼乐器凝聚了商代人尊神事鬼的 民族特性，也体现了他们对“神人以和”审美境界的追求。
首先，青铜礼乐器的功用不是给人实用，而是服务于鬼神。商代的青铜器不仅数量繁多， 而且品种齐全，但除一小部分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外，绝大多数都是在不同场合祭祀鬼神和祖 先 的礼乐器。以最重要的鼎为例，形状不同的鼎使用场合也有不同，主要是用于烹煮肉食、实 牲祭祀和宴飨。由于“礼不下庶人”的规定在商代尚未出现，所以中小贵族在祭祀时也可以 用一两件鼎，而王室贵族却可以用几十件。如妇好墓出土了各类鼎三四十件，大概都是主人 生前所用。普通人无力铸铜鼎，但可用陶鼎代替。总的来看，无论地位尊卑，其所用礼器均 非实用，而是实现“神人以和”境界的重要工具。
其次，器物造型和装饰成为沟通神和人的窗口。除鼎之外，仿生的鸟兽尊和
可说是商代青铜文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器物造型了。不言而喻，铸造仿生器物的技术要求，远 比一般几何状的器物要高得多。在刚刚跨进文明大门不久，生产力尚不发达，一切都靠手工 操作的商代，铸造复杂的仿生器物，自然不单纯是为了实用，同时也有审美的目的。值得注 意的是，商人的审美并不局限于“悦目”，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赏心”，亦即以“神人以和 ”为最终目的。而仿生器物的大量铸造，就与具有泛神论性质的原始图腾崇拜有关。
我们知道，商王朝是以商族为主体，兼容异族而建立的政权。王朝建立后，地域扩大了， 民族成分也复杂了，但文化上并未完全统一，各地、各族的祭祀与崇拜对象不同，其制造的 仿生器物造型也各有特色。如象尊的主人以大象为图腾，虎尊的主人以猛虎为图腾等，都有 沟通人神的用意。但把器物铸造成鸮的形状，在其它朝代的文物中尚未发现，为商代所独 有。由于鸮在商代以后一直被认为是不祥之鸟，深为人们所厌恶，故器物不做成鸮形是理 所当然的。然而，鸮在商代却大行其道，备受尊崇，在各种质地的文物中，以鸮为原型的 器物所在多有，这又是何原因呢？
众所周知，鸮是猫头鹰类的猛禽，其特点是昼伏夜出。在商代人看来，死去的祖先的灵魂 在白日的强光之下不能出游，只有在夜幕降临、阴气笼罩大地之后才可四处游荡。于是，商 人就把鸮与灵魂联系起来，认为鸮可以成为祖先灵魂的负载者，因而鸮自然而然地成为 沟通人神的媒介。如此一来，被后世所厌恶的鸮，在商代却有着特殊的崇高地位，并被铸 造成器物之形，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里还有一个颇耐寻味的问题，这就是商代器物文化中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人兽母题 。其基本造型是人处于一兽或两兽张开的大口之间，作被吞噬状。这类题材在商代文物中屡 见不鲜，如出土于湖南安化、现分别藏于法国巴黎博物馆和日本京都泉屋博物馆的一对虎食 人卣，虎的前爪抓住一人，张开大口正欲吞食；美国华盛顿弗烈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个三足觥 ，其后面两足的根部各有一个人形，两臂交挽置于体前，头上有张着大口的兽面纹；同馆的 藏品中还有一把大铜刀，刀背上的图案是兽口张开，含住一个侧面的人头；著名的司母戊大 方鼎，在两个把手的外侧各有一个兽形，都是口含人头，安阳小屯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件大铜 钺，面上也铸有两个兽形张开大口，当中夹着一颗人头；还有安微阜南出土的一件龙虎尊， 也有两个展开的兽形，口部中间夹着一颗人头，下连人体。可以推想，当时这类题材的器物 一定还有很多。
对于这类“人兽母题”，究竟应怎样理解呢？对此学术界的看法很不一致，多数人认为这是 在竭力表现奴隶主的威严，造型令人望而生畏，正反映了奴隶主贵族凶狠、残忍的本质。这 种看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假如我们再仔细审视的话，就会发现问题并非如此简单。请 看，无论是司母戊鼎把手上的图案，还是妇好钺上的花纹，包括龙虎尊和三足觥上的造型， 其 中的人头都是放在兽口之间，面部表情异常镇静、安祥；即使是那对著名的虎食人卣，尽管 虎的血口大张，利齿毕露，并且用利爪把人抓住作吞食状，也仍然看不出被食之人因恐惧而 挣扎、呼号事情的丝毫痕迹，相反，人的两足稳稳当当地踏在虎的两足之上，甚至两臂还拥 抱着虎，根本没有要挣脱的意思。此外，我们还分明看到，虎食人卣和龙虎尊上被食的人形 ，其服饰都十分华丽，两者的腿和臀部均饰有龙蛇纹，当为衣着讲究的贵族，根本不可能是 某些学者所说的俘虏或奴隶。因此，对这类“人兽母题”，仅仅从奴隶社会的性质和奴隶主 阶级的本质来分析，显然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在此不妨再稍稍扯远一点。过去有的史学家面对商代大墓中大量的杀殉现象，提出这是奴 隶社会制度的一种反映，认为奴隶主为了死后仍能奴役奴隶，不惜残忍地让大量奴隶殉葬。 受这类观点影响，有的艺术史家也把商代墓葬中出土的人体雕像一概视为奴隶或战俘的造型 。笔者认为，这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史实。诚然，商代殉葬之风盛行，奴隶主贵族死后殉葬 者多达几十人乃至几百人，这些殉葬者中有大量的奴隶和战俘是完全可能的，但也未必没有 贵族在内。从考古成果中我们不难了解到，在史前的仰韶诸文化中有一种族葬制，本氏族成 员“生不同生死同穴”，男女老幼最终都要归葬于同一坟穴。商代去原始社会不远，这种风 俗很难说会完全消失。果其如此，商代奴隶主墓中的一部分陪葬者就有可能是同族人。
另外，三代为奴隶主随葬的牺牲，虽然以战俘、奴隶和牲畜为主，但贵族也在从死之列。 直到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死时，从死者仍有177人，其中就包括奄息、仲行和鍼虎三位良 臣 。甚至到战国时还有这种从死的痕迹，如《战国策·秦策》记载：
秦宣太后爱魏丑夫。太后病将死，出令曰：“为我葬必以魏子为殉！”……庸芮为魏子说太 后……（太后）乃止。
既然时人感到连贵族都难以幸免的蛮俗无法继续下去，那么最好的替代办法，就是使用象 征性的人俑雕像了。商代妇好墓出土的跽坐人俑，衣着十分华丽，且有兽面纹饰，显然不是 奴隶和战俘的身份。而人俑的跽坐之状，却正是商代贵族标准的礼仪坐姿。因此，它事实上 就是远古时代的族葬制在艺术形式上的曲折反映。
从巫术文化背景来看，商代普遍存在着牲祭、人祭现象。商代人重祭祀。把它看得跟军事 同等重要，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注：尚书·蔡仲之命）。商人为了媚神，真可谓殚精竭虑，无所不 用其报。青铜礼器中占最显著位置的兽面纹（又称饕餮纹），就是作为祖神和图腾的象征， 每每要在不同的祭祀场合，象征性地接受人、畜牺牲的报祭，它反映的是时人回报祖先或神 灵恩赐的宗教情结，也是“神人以和”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对时人来说，青铜礼器不仅是 国家的权力、地位和财富的标志，同时也是神灵的化身。那些作为向青铜礼器上的神主奉献 的人、畜牺牲，自然是多多益善。当我们从甲骨文中了解到商人那么痴迷于杀人宰畜以供祖 先神灵享用时，往往觉得难以置信，但是在商代考古发现中，的确见到了不少这种现象。
如此说来，商代的虎食人卣等许多器物上的怪兽食人形象，其实正是对报祭礼仪的忠实记 录。虽然春秋战国时以人殉葬已遭世人谴责，但在“率人以事神”的商代，贵族献身于神灵 或祖神却毫无贬义，因为报祭的本义就是以奉献而获福消灾，所以人为“神”所食，无异于 殉神升天，达到“神人以和”的完美境界。
在商人看来，青铜礼器是沟通人神关系的重要媒介，上面的动物形象已经神圣化，成为神 灵和祖神的化身。而礼器上的怪兽食人图案和造型，体现的正是神人合一的抽象理念，表现 的是动物（神）与人的亲和关系，亦即“神人以和”的象征。
笔者认为，像安徽阜南出土的商代中期的龙虎尊图案，被虎所食之人既衣著华丽，又镇定 自若，更处在供祭的中间显要位置，因此不可能是普通平民，更不可能是奴隶或战俘，而应 该是身份尊贵、地位显赫的人，很可能就是商王。笔者作此推测，并非毫无根据，古史传说 中最有名的报祭例子，就是商王成汤以身祈祷于桑林的故事。据《吕氏春秋》、《尸子》、 《淮南子》等古书记载，商汤伐夏桀得天下之后，却遇上大旱，一连五年滴雨不下，庄稼颗 粒无收，百姓啼饥号寒，陷入绝境。为了求雨，巫师们曾千百次地跳舞祈祷，可老天就是不 给面子。商汤作为一国之君真是把抓柔肠，心急如焚，他决定“剪其发，即其手”，亲自到 桑林祈求上天赐雨。他命人铺好柴堆，决心把自己作为牺牲奉献给神灵。他不停地祷告：求 上天赶快降雨吧！如果是我一人的罪过，就不要连累百姓；如果是百姓有罪，就都算在我一 个人身上吧！可是，当大火就要燃起时，奇迹出现了，只见“四海之云凑，千里之雨至”， 大雨把商汤淋了个透湿，也把大地浇了个痛快，当年就获得了好收成。这段记载当然有巧合 与 加工的成分，未必完全属实，但商人为了尊神、娱神，不惜以身相殉，却是实实在在的。这 与后世佛经故事中的“舍身饲虎”、“割肉贸鸽”之类，真可以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总起来看，巫术文化时代的殷商，审美文化还只是巫术文化的附庸。由于它必须服从于宗 教巫术的目的，所以使青铜文化带有明显的神秘性和象征色彩。青铜礼器上的兽面纹也好， 怪兽食人的造型也罢，都只是商代人追求“神人以和”最高境界的象征。它们与整个宗教文 化氛围相谐和，既满足了人们对宗教目的的追求，客观上也适应了人们审美的需要。“神人 以和”的实质是媚神与自娱的统一，即是说，人在媚神的同时，也获得了心理上的平衡和情 感上的愉悦，亦即常言所说的鱼水之欢。可以这么说，商代的青铜文化，既是宗教化了的艺 术 ，也是艺术化了的宗教。
在浓厚的宗教的氛围里，人们必须恪尽职守，井然有序地生活。“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商代所有的政治和社会生活，都围绕着这一对冷峻和激荡的中心来运转和变化。这种神秘 的宗教力量，自然会大量地渗透到商代人的艺术创造之中。为了实现“神人以和”，他们调 动了一切艺术手段。在那些对称、均衡、统一的艺术形式里，神秘的幻象，化成了各种美妙 的主题。艺术家们既注重图式的规范与和谐，也注重形式的内在运动与变化。因此，商代的 造型艺术既是神祇的世界，同时也是人对自然生命及其运动的穷理和思索。
就商代青铜器的纹样而言，大多是根据器形的不同特点来设计的。具体言之，是先对器体 进行等分，主题纹样置于最大的器面上；然后再根据各细部形制的变化，饰以不同的纹样， 而主题纹饰又衬以各种不同的几何底纹。早商的青铜器始有简单的素面纹、乳钉纹；中商以 后，纹样渐趋复杂，有双重花纹；到了后期，大部分器物的表面几乎毫无例外地饰以异常华 丽、神秘繁缛的三重花纹。加之器具上不同部位饰以浮雕的动物，这就大大增加了纹饰的层 次感和立体感，形成了局部与整体、具象与抽象、象与意、实与虚相统一的艺术风格。
商代青铜器的纹样，大体可分为三类，即动物纹、几何纹和人体画像纹。动物纹主要是被 称为饕餮纹的兽面纹，其次是夔纹和龙凤纹等。动物纹有几十种组合形式，看似大同小异， 细 审则千变万化。在商代中期，兽面纹还比较简括，甚至是用线刻纹表示；到商代后期，兽面 纹就具有了突出醒目的浮雕特征。几何纹主要是云雷纹、波曲纹、涡纹、火纹、圈带纹、连 珠纹、四瓣花纹、斜纹等。至于人体画像纹，则几乎全是写实的绘画艺术。
青铜器的纹样，尽管形态各异，手法不一，变化多端，但有一个总的倾向，即绝大部分都 追求整一、对称、均衡的和谐美。比如运用最多的主题纹——兽面纹，大体上是以鼻梁为中 轴 ，正面器官清晰可见，眼睛和角处于突出的地位，呈左右对称之势。多数兽面纹的两侧，还 有变形的夔纹遥相对称，龙纹和凤纹也形成了两两相对的艺术构图。
龙和凤作为中国古老的图腾，其形象经过了无数次的具象、抽象的综合过程，早已成为灌 注了主体的审美情感、凝聚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审美理想的象征符号了。由龙和凤抽象 出来的文化现象，充分地显示出图腾崇拜对审美意识的强烈影响。艺术化的图腾，既是宗教 文化的积淀，也是审美创造的结果，它融宗教理念与审美情感为一体，因此，龙、凤这类幻 化 出来的神灵成双成对地出现于商代的青铜器上，恰好形成了“神人以和”的审美意象。
根据青铜器造型轮廓的变化而装饰的几何纹，更是形成了局部和整体的和谐美。这种抽象 性和概括性极强的装饰图案，往往是融几何性和具象性的主题为一体，采用对称与呼应、比 例与平衡、对比与调和、节奏与韵律、条理与反复、变化与统一等多种形式，创造了各种别 开生面的图形，实现了各种点、线、面的有机组合。这类丰富多彩的几何纹样，跟兽面纹相 辅相成，同样凝聚着巫术文化时代人们的社会心理和意识，成为融宗教理念与审美意识为一 体的象征符号。也是图腾、巫术和宗教理念的审美变形。这些具象和抽象相结合的纹样，巧 妙地利用了线条的表现风格，形成了虚实相间、对称和谐的结构，也形成了“象”和“意” 的统一。这种特有的“含蓄”，构成了“神人以和”审美趣味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这里，我们还要提到商人的嗜酒风习，因为它跟商人的宗教观念以及“神人以和”的审 美追求息息相关。很显然，商人毫不怀疑人神之间可以相互沟通，但在现实生活中，尤其是 头脑清醒时，人神沟通很难取得出神入化的满意效果，而洒正好可以帮助人们的醉眼朦胧、 神情恍惚之际，置身于与神共处的美妙境界。
商人之所以嗜酒如命，当然不只是满足一般的口腹之乐。从出土的商代青铜酒器来看，大 都造型考究，做工精细，并往往通体饰有神秘、威严的兽面纹，可见多是被用作礼器的。据 《博古图》卷十四记载：“盖爵为饮器为特小，然主饮必自爵始，故曰在礼实大。爵为附图 
器为至微，然而礼天地、交鬼神、和宾客以及冠、昏、丧、祭、朝聘、乡射，无所 不用，则其为设施也至广矣。”爵可以是商代青铜器中数量最多的一个种类，几乎所有的商 代墓葬中均有出土。从出土情况看，墓中陪葬青铜酒器，最低限度为一爵一觚，或一爵一斝。据《仪礼·特牲馈食礼》记载，也有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斝）组合的，不过出土的 以爵、斝组 合最为常见。《礼记·礼器》说，祭祀时，“尊者献以爵，卑者献以
（斝）”。这当然是 指礼制大备的周代的情况，事实上，商代礼器中最基本的组合单位，就是以爵、斝与鼎相 配。
在商代青铜礼器中，酒器所占比例之重，在整个青铜文化发展历程中独树一帜；以酒器与 最重要的食器——鼎相配，构成礼器中最基本的组合单位，也独此一家；酒器造型之生动， 变化之多端，更是空前绝后。由此可以推断，商人尊神事鬼并非只是一种外在形式，而是发 自于内心，来自于民族最深厚、最炽烈的宗教感情。
酒作为一种特殊的饮品，其馨香馥郁、令人迷醉的独特效力，与神秘的宗教感情正有着天 然的契合。在这方面，任何致幻剂都是相形见绌的。正是借助于酒的特殊功力，商人在用酒 祭 祖的同时，自身也往往陶醉在酒的浓郁滋味中“飘飘欲仙”。可以想象，在祭神祭祖的仪式 上，在巫祝大展法术的过程中，在“酒过三巡”之后酒力开始发作的状态里，人们确乎感到 已经进入了一种幻想的天地，达到了惟恍惟惚、妙不可言的境界。所谓神灵附体，所谓“神 人以和”，正此时也。这或许就是商人把酒与巫术祭祀活动连在一起的缘故了。的确，在商 代，酒器成了人人必备的东西，富者用铜制，贫者用陶制，地位身份有别，而嗜酒之风则一 ，其根本的原因，恐怕就是对“神人以和”境界的刻意追求。
“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是后人评价商文化区别于周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据历 史记载，几乎在每位商王的朝廷中，都有交通人神的大巫师，如成汤时的伊尹，太甲时的保 衡，大戊时的伊陟、臣扈、巫咸，祖乙时的巫贤，武丁时的甘盘等等[3]。就连商王本人 ，也是集政治领袖和群巫之长于一身。商代“神人以和”的审美风尚，就是在这种特定的神 秘文化氛围中形成的。这可以说是人类在结束了稚拙蛮荒时代，走向文明殿堂的过程中，在 审美领域中必然呈现的过渡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