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历史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道路论文,贡献论文,过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毛泽东在1956年开始提出的。经过20年的曲折发展，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才逐步确立了一条成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功绩，薄一波同志曾经深刻而简明地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始于毛，成于邓”①。
一、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过程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支持和领导了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8年底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果断地决定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从党的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的战略决策，同时对改革开放作了重大部署。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们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为成功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随后，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就一再告诫全党：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政策和措施。在1979年3月，他首次提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命题，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②1980年1月，他又提出，在发展经济方面，要“寻找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和科学命题，并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含义作了经典性的表述。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和科学命题，既是总结我们党长期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又是我们党在新时期的理论主题和实践主题；既是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局面的逻辑起点，又是整个新时期的历史起点。
党的十三大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确立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作了准确表述。报告指出：“在中国这样落后的东方大国中建设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照搬书本不行，照搬外国也不行，必须从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⑤
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的精神，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方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十四大报告对邓小平对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功绩作出高度评价：“邓小平同志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⑥
在党的十五大上，由邓小平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大理论成果——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被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且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十五大报告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作了高度评价和系统总结。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⑦“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⑧十五大还将邓小平理论写进了新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二、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其首要前提和核心是要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邓小平围绕这个中心问题进行科学探索和解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选择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形成奠定了基石。邓小平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成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奠定思想基础
新时期我们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是实现拨乱反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逻辑前提和历史起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为了冲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新局面，邓小平同志在1977年4月致当时党中央负责同志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推向前进。此后，邓小平一再强调，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并亲自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和路线，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准备。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准备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报告中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⑨并且强调：“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⑩这个报告实际上确定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开创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宣言书。
邓小平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强调是一以贯之的。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都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反对“两个凡是”，在1978年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从而使全党摆脱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使改革开放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1992年，在改革开放遭受了一系列挫折而停滞不前的时候，邓小平再次重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而解决了困扰中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不仅如此，邓小平理论中的一系列重要观点都贯彻和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一国两制”论最能体现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维特点。正是在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后，邓小平才做出了中国的社会主义还不够格，还处于初级阶段的论断。同样在实事求是地考察了世界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后，邓小平提出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大大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在深刻考察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和现实后，提出了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都是配置资源的方式，而不是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特征的重要论断。正是基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中国与世界关系(特别是中国与英国、葡萄牙、美国、日本等复杂关系)的理性考察以及利弊得失的辩证分析，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正是基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生机的法宝。”(11)而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并列，并且将之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首倡者正是邓小平。邓小平在党内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奠定了思想基础。
2.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大战略思想
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重大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他们通过比较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它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不同特征，并且从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的意义上非常谨慎地预测、描绘和揭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一般特征。
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成现实，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的探索，苏联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历程。邓小平在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这就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12)他还强调：“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13)针对人们思想上的困惑和疑虑，邓小平强调要解放思想，要把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与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具体道路、运行机制等具体做法区别开来。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苏联搞社会主义，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算起，已经六十三年了，但是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14)针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及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极影响，邓小平特别强调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强调要走自己的路：“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15)他还强调：“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16)“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政策。”(17)
3.确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和基本政治前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以后必须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深刻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18)
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基本含义有两层：其一，就社会性质而言，我们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因而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道路，而不能倒退回去搞“新民主主义”、搞私有化，也不能搞什么“全盘西化”和补什么“资本主义的课”。任何倒退和走回头路的企图，任何“改旗易帜”、偏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倾向，都是与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不相容的。因此，邓小平始终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在1979年3月30日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明确提出了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邓小平指出，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他还特别强调：决不允许在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20)之后，邓小平始终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前提和思想基础。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21)其二，从发展程度而言，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成熟程度还很低，生产力还很不发达，仅仅处于初级阶段而不是较高阶段。所以，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22)并且反复强调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23)“发展才是硬道理。”(24)
总之，“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确立，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和基本政治前提。对此，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中深刻而简明地总结道：“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25)
4.系统论述改革开放的思路和政策，找到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动力和途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关键，是找到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动力。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动力、最根本的决定力量。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运用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创立了人民内部矛盾论，阐述了社会基本矛盾学说，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得到解决，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动力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和各种复杂的国内外原因，毛泽东后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损失。
邓小平强调，革命不只是搞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生产力方面的变革也是革命，而且是最重要、最根本的革命。他强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只能通过改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6)所谓改革，就是变革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环节和部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而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改革的中心环节，是在把单一的公有制的社会经济结构调整为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还配套地进行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教育体制等方面的全面改革，从而进一步解放了生产力，使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了生机和活力。邓小平还特别强调：改革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两个重要原则，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问题，改革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是“三个有利于”等等。
5.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三步走”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邓小平提出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发展“三步走”的总体构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邓小平提出到20世纪末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的战略目标和分前后两个十年两步走的战略部署。20世纪80年代中期，邓小平又在小康目标和两步走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新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和战略部署。他指出：“我们确定的目标不高。从一九八一年开始到本世纪末，花二十年的时间，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就是年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八百到一千美元。在这个基础上，再花五十年的时间，再翻两番，达到人均四千美元。那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到下一个世纪中叶，我们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27)党的十三大依据邓小平的构想，明确了我国经济建设“三步走”的战略部署。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部署，从更深刻的认识层次上和更长远的历史跨度上，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
6.提倡继续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制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方针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是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一个基本点，也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一贯强调和坚持的方针。邓小平在认真总结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经验，深入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基础上，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倡导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强调：“我们一方面实行开放政策，另一方面仍坚持建国以来毛泽东主席一贯倡导的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28)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29)党的十三大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方针，概括进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之中，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在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借鉴吸取国际经验的基础上，立足于改革开放新的伟大实践，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证明，由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富国之路、强国之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注释：
①《就毛泽东的探索和邓小平的业绩：薄一波答中央文献研究室问》(1994年10月11日)，载《党的文献》1995年第1期。
②《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3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页。
④《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页。
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⑥《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14页。
⑦《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页。
⑧《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页。
⑨《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⑩《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11)《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39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0-251页。
(1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页。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2页。
(17)《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3页。
(1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2页。
(19)《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4-165页。
(20)《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
(2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
(2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0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5页。
(2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7页。
(2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50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4页。
(28)《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06页。
(2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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