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经国”思想对日本平安时代官学教育的影响
王树义
(保定学院外语系， 河北保定071002)
[摘 要] 在全面移植和模仿中国文化的日本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前期，不仅魏文帝曹丕的“文章经国”思想成为其统治者的兴邦治国理念，且官学教育中的汉诗文教育也盛极一时。随着中国文化影响的削弱，“文章经国”思想受到日本文化本土化风潮的冲击，并最终导致官学教育中的汉诗文教育的衰落。这昭示着日本文化和教育民族独立进程的开始。
[关键词] 文章经国；平安时代；日本官学教育；汉诗文教育
在平安时代(794-1192年)前期的唐风文化全盛期，在中国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中国古代的“文章经国”思想也受到日本统治者的推崇，成为当时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以汉诗文为主要内容的“文”被赋予了经世治国的政治意义，以为国家培养官吏为目的的日本官学大学寮文章道的汉诗文教育也日渐兴盛。但是10世纪中期以后，日益盛行的以国风文学为代表的国风文化，却对“文章经国”思想产生了冲击，汉诗文的政治意义和实用价值、社会价值被削弱，直接导致大学寮文章道的汉诗文教育由兴盛走向衰落。可以说，“文章经国”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日本官学教育的盛衰，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日本古代由盛而衰的一个缩影，它也昭示着日本文化和教育民族独立进程的开始。
一、“文章经国”思想成为平安时代前期日本的治国理念
7世纪以后，日本开始不再经过百济，而是通过不断地向中国派出遣隋使及遣唐使直接大规模地引进、吸收中国文化。645年大化改新后，日本模仿唐朝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并进入对中国文化全面移植和模仿的时期。奈良时代(710-794年)后，日本更是全面地吸收中国唐朝文化，这一时期的日本文化也因此被称为“唐风文化”。
唐风文化发展到平安时代前期迎来全盛，并因嵯峨、清和两天皇的年号而得名“弘仁·贞观文化”，唐文化的影响渗透到日本文化各个领域，形成了“唐风一边倒”的局面，表现在文学上，就是以嵯峨等天皇为首，贵族文人们对汉诗文推崇备至。
各能源子系统优先级为：地源热泵直供>冰蓄冷融冰>冰蓄冷直供>常规冷水主机。供冷的协调控制流程如图2所示。
嵯峨天皇“不仅奖掖汉诗文创作，而且以诗文独步当代”[1]286，是“弘仁期诗坛的主宰者、第一诗人”[2]23。814年，由他下令编撰的日本最早的敕撰汉诗文集《凌云集》的序文中，甚至载有魏文帝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名句，[3] 371这“在广义的文化上来说，是将文学(主要是汉诗)艺术放在首位”[4]120。可见，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嵯峨天皇不仅热爱以汉诗为主的汉文学，而且他将文学与国家治理联系到一起，“文章经国”思想成为平安时代前期日本统治者的治国理念，显示出统治者要通过繁荣文艺来繁荣国家的政治理想。
二、“文章经国”思想的盛行与官学汉诗文教育的兴盛
(一)“文章经国”思想影响下的汉诗文的盛行
宝玉爹与宝刚爹，不像宝玉爹与二狗伢一样，合作了一辈子，也斗了一辈子，直到两人先后过奈何桥，去阎王爷那里报到，中间的结还没解开。宝玉爹和宝刚爹两人，则是没见红过脸，吵过架，关键时刻还互有帮衬，一起渡过难关。
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知得失。故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伦之叙，穷理尽性，以究万物之宜者也。……魏文《典论》之智，经国而无穷。是知文之时义大矣哉。[5]140
2.2 Hp感染与家庭生活情况的单因素分析 本次调查Hp感染检出共389人，Hp感染检出率为27.95%(389/1392)。其中，性别比较感染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014，P<0.05)，不同家庭饮水来源和父母有无胃病史的壮族高中生Hp感染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399；χ2=3.862，P<0. 05) ；而在不同居住地、父母职业的壮族高中生之间Hp感染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χ2=10.704，P>0. 05) ，见表1。
文章道的毕业生更易授官，成为文章道压倒大学寮其他科目的原因之一，大学寮生们逐渐转向文章道。尽管文章道对身份低微的低位贵族子弟门户也是开放的，但是他们被称作“白丁文章生”，在大学寮中受到排挤和歧视。820年，大学寮进一步规定，文章生只招收三位⑤以上贵族的子弟，文章道遂为上层贵族所独占，上层贵族子弟多聚集于此。上层贵族对文章道的独占也在客观上抬高了文章道的地位，使文章道受到不同于其他科的特别对待。一方面是希望进入文章道学习的大学寮生快速增多，另一方面是此时纪传道与文章道已经合并，文章道无法接纳所有志愿学习的大学寮生。于是很多志愿到文章道学习的上层贵族子弟先是进入大学寮明经道学习汉文阅读的预备知识，然后再参加“文章生试”的诗赋考试来进行选拔。
1.1一般资料选取我院2017年5月—2017年8月期间所收治的40例老年患者为临床研究对象,所有患者均符合实施社区护理干预的诊断标准,按照随机的方式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观察组与对照组各20例。40例患者中接受优质护理的20例为观察组,该组患者男性10例,女性10例;年龄范围为56—66岁,平均年龄(62.3±1.3)岁;接受常规护理的20例为对照组,该组患者男性9例,女性11例;年龄范围为57—67岁,平均年龄(62.7±1.2)岁;两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可以进行比较,P>0.05,无显著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作下一步研究。另外,本次研究的所有研究对象都签署了知情同意书,皆为主动参与。
(二)官学汉诗文教育的兴盛
701年日本颁布的《大宝律令》规定，在中央设大学寮，在地方设国学(“国”是日本古代的一种行政区划)。以此为标志，日本的官学教育正式发端。受唐文化的影响，无论是《大宝律令》，还是依此建立的官学大学寮，都是模仿唐朝的产物。因此，日本的官学教育从一开始就是以汉学为主要内容的。而这时期的汉学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儒学，一是汉诗文。伴随着平安时代前期唐风文化的兴盛，以汉学为主要内容的日本官学教育也迎来了全盛，先是大学寮明经道的儒学教育盛极一时，“文章经国”思想作为治国理念得以确立后，高超的文章写作才能成为官吏所必需。于是，大学寮中的文学训练和文章道受到重视，文章道汉诗文教育继儒学教育兴盛之后在大学寮一枝独秀，其兴盛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1.大学寮文章道的设立
奈良时代的728年，大学寮进行首次改革时首设文章博士1人，并招收文章生20人，主要内容是学习《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等中国历史及汉诗文。文章博士，是指导文章的学官，其设置是由于受到中国唐代尊重文章风气的影响。从日本现存最早的汉诗集、成书于751年的《怀风藻》序文中可以发现，日本统治者对于“文”的重视早已露出端倪。如关于设置大学寮等学校的目的，《怀风藻》序文中曾有如下叙述：
调风化俗，莫尚于文；润德光身，孰先于学。爰则建庠序，征茂才，定五礼，兴百度。[5]139-140
很显然，“文章经国”思想成为日本的治国理念，使贵族们对“文”也就是汉诗文的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提高，以此作为高深的教养，从而使大学寮的教育内容，由重视明经道儒家经学知识，转而重视与汉诗、汉文学相关的教养，文章道在大学寮盛极一时，程度大大超过了曾经的儒学明经道。
也就是说，无论是为兴邦治国还是为个人出人头地，“文”(也即学问)都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为此而建立了学校。尽管当时还没有上升到“文章经国”的认识层次，但是很明显，大学寮文章道的设立从一开始就是缘于历代统治者对“文”的重要性的认识和广泛认同，是一直以来移植和模仿中国文化在教育领域的必然反映。
大学寮本是日本律令国家为培养律令官吏而设的官学，在唐风文化全盛期，由于律令制中央集权政治力量对儒学的支持与提倡，明经道的儒家经学在大学寮中曾一度占据正科地位。但是“文章经国”思想成为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后，儒家经学与官吏必备教养并不一致，因为官吏办公时需要的是高超的文章写作才能，儒学不长而娴于文藻者，照样可以通过秀才考试晋升官位，于是大学寮官学教育开始重文轻经。
2.文章道对儒学明经道的全面超越
在RNS协议中，首先A生成随机数RA以及A和B的身份信息用密钥EA_S加密后连同A的身份信息一起发送给B；接着B将生成随机数RB和B的身份信息以及刚刚收到的EA_S密文和B选择的时间戳TB用EB_S加密后发送给S；然后S解密EA_S，EB_S密文并生成A，B间的会话密钥K，用EA_S加密K,RA,TB和B的身份信息，用EA_S加密K,TB和A的身份信息，将密文和RB发送A；最后A解密EA_S密文，用K加密RB连同EB_S加密信息一起发送给B。
812年，嵯峨天皇在发布的诏敕中对进入大学寮学习的王族、贵族子孙明确提出“经国治家，莫善于文，立身扬名，莫尚于学”[3]371，对大学寮再次进行了改革。此后，又以“文章”作为大学寮改革的目标和方向进行了多次改革，文章道取代明经道成为官学大学寮的中心学科。
在儒学教育兴盛期，不仅大学寮的学习是以儒家经典为主，官吏录用时也同样如此。尽管大学寮的教育非常严格，但是毕业后也不能直接为官，还要参加国家考试——贡举。贡举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文章生在日本又被称作进士)、明法、书、算六科，难度最大的是秀才。秀才考试要就方略策——政治、政策的根本方略进行作文，归根结底长于文藻者能够过关，考试合格即可比其他科的人更容易得到高位官职。“不入学校长于文章者，亦为出世之端绪”[7]77，基于这个原因，志愿学习文章道的学生迅速增多，而以教授儒学经典为中心的明经道的学生人数大减，文章道遂取代明经道在大学寮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文章博士的人数和地位，以及文章道学生的人数，也都远远超越于明经道之上。在从794年平安迁都到894年停派遣唐使的100年间，官员中有30%是从大学寮毕业者，而其中有2/3都是进入文章道学习的。[8]19
“文章经国”思想作为治国理念确立后，“文章经国”成为文人政治的标语，文人政治家进出朝廷，这是9世纪日本政治的一大特色。[11]48-49直到10世纪初，一直是贵族文人当政，他们甚至在外交活动中通过“文”，也就是竞相创作汉诗来夸示自己国家的强大，以此保持外交优势。但是，停止派遣遣唐使以及其后日本与周围各国正式的外交关系的中断，使得文人贵族活跃的舞台被剥夺，主张以“文”与周围国家进行平等交往保持外交优势的“文章经国”思想日渐衰微，汉诗文的政治意义迅速降低，在朝廷政治生活中同样遭到国风文学的排挤。
也就是说，在当时日本的统治者看来，汉诗不仅仅是为风花雪月而吟咏的，更主要的是为君主实施统治教化而吟咏，诗文之盛衰，关乎国家之兴亡。平安时代前期，与汉诗的这种“经世治国”观保持一致，强调诗的经世治用目的，以文艺为中心追求国家昌隆的“文章经国”思想扩大开来，汉诗文盛行。自嵯峨天皇敕令编撰的《凌云集》成书后不到四年，各类汉诗文集已达100余卷[6]112，足可见汉诗文在当时是何等的繁荣昌隆。不仅是文学和政治领域，“文章经国”思想还影响到了平安时代日本的官学教育。随着“文章经国”思想的盛行，日本官学大学寮的汉诗文教育亦盛极一时，成为中国文化影响日本文化和教育的又一表征。
有的学生对学习化学积极性不高，是因为他们体会不到学习的乐趣，学案教学可以在课前就把预习目标和任务、课堂学习目标告诉学生，帮助学生带着问题预习新课，对课本进行独立阅读思考，对知识进行分析综合，整理归纳，上课就不会迷迷糊糊，不知所云。
三、“文章经国”思想的衰微与官学汉诗文教育的衰落
正所谓“花无百日好，月无三日圆”，汉诗文的兴盛受到了来自唐风文化之后兴起的日本民族文化——国风文化的冲击。国风文化是与唐风文化相对的一个概念，其实质是基于日本民族意识自觉基础上的文化的日本化、或曰国风化、和风化。国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领域是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国风文学，国风文学的兴起，不仅颠覆了一直以来汉诗在文学领域的传统地位，而且架空了以汉诗为核心的“文章经国”治国理念，排挤了汉诗文在朝廷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从而削弱了官学汉诗文教育的重要性，并最终导致这官学汉诗文教育的衰落。
(一)国风文学对“文章经国”治国理念的架空
在平安时代以前，用汉字赋诗、撰文是身份高贵的标志，甚至平安时代前期成为日本文学史上汉文学盛行而和歌衰落的“国风黑暗时代”。但是实际上，这时的日本文学已经逐渐摆脱汉文学的影响而开始出现国风化倾向。平安时代中期，由于停派遣唐使导致日本断绝了同中国的官方来往，唐风文化日渐衰落，国风文化萌生。
818年，嵯峨天皇又敕令编撰汉诗文集《文化秀丽集》。《文化秀丽集》更是充分地体现出追求文艺唯美倾向的文艺至上主义。827年，淳和天皇(786-840年)敕令编撰汉诗文集《经国集》。《经国集》不仅直接反映了统治者“文章经国”的兴邦治国理念，其序文还给“文”赋予了极为重大的意义：
国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领域是国风文学，而国风文学的载体非假名莫属。假名的推广使用，不仅使“唐风一边倒”风潮中几乎销声匿迹的日本民族诗歌和歌，作为贵族们表达、宣泄个人情感的主要形式，在贵族日常生活中大有复兴之势并全面普及开来，其流行程度渐渐超过了汉诗文。905年，醍醐天皇(885-930年)敕令编撰的《古今和歌集》作为“平安时代‘国风文化’的首席代表”，迎接了和歌中兴的新时期的到来。它清晰地体现了从敕撰汉诗文集到敕撰和歌集的变迁历程，歌学思想也从受唐文化影响的汉诗“经世致用”的创作理念中逐渐摆脱出来，发展为“主情论”的国风风格。此外，在继和歌之后兴起了随笔、物语、日记等以假名为载体的日本文学体裁新形式。它们“同《古今和歌集》一起，抑或可以说在《古今和歌集》之后，代表了日本的‘国风文化’”[10]157。以假名为载体的国风文学，结束了文学领域“唐风一边倒”的局面，也颠覆了汉诗文在日本文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的传统。
秦泗河教授曾主编《外固定与足踝重建》专著，由人民卫生出版社2015年出版。近年在足踝畸形矫正与功能重建领域又取得重大进展，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自中国骨科医师分会外固定与肢体重建委员会（CEFS）成立以来，主任委员秦泗河教授及其团队，已成功举办十六期外固定与肢体重建培训班，因其优良的教学品质，被学员誉为“黄埔培训班”。至今，秦泗河矫形外科已经接收了290余名培训班学员、100余名国内进修医师、8名国外进修医师，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培养了一大批外固定（Ilizarov技术）与肢体重建专家。
显而易见，平安时代中期兴起的以国风文学为代表的新文艺，已经明显不同于平安时代前期“文章经国”思想盛行时期以汉诗文为代表的文艺，而是具有了鲜明的本土特征，它客观上严重地削弱了承担“经国”大业之任的汉诗文的影响。因此，尽管在以嵯峨天皇为代表的统治者及贵族文人的推崇下，“文章经国”思想成为日本的治国理念，但是在国风文学的冲击下，统治者这一旨在通过繁荣文艺来繁荣国家的政治理想，却因渐渐失去承载其理想的载体而趋于衰微。小而言之，这是日本文学领域本土文学冲击外来文学的结果，大而言之，这是日本文化反拨中国文化并力图摆脱中国文化影响的一个自觉表现。
(二)汉诗文政治地位的失势
不过文章道地位最高的教官——文章博士地位的上升也不是青云直上的。从728年首设文章博士，直到平安时代前期的桓武天皇(737-806年)执政时期为止，朝廷一度只重视明经道，不重视文章道，因此文章博士在大学寮中的地位低于经学博士①。到了嵯峨天皇时代，由于将“文章经国”思想作为治国理念，以宫廷为中心，大力振兴文章之道。同时，大学寮在平安时代前期进行多次改革，大大提高了文章道的地位，文章博士的地位才随之提高。821年，文章博士的地位越于经学博士之上。至834年，纪传道(808年设立)与文章道合并，废纪传博士，又增加文章博士1人。原本大学寮的惯例是由式部省②长官亲任长官，具有儒家学识的官吏任次官。但是《大宝律令》中的《学令》却规定也可以有即使不擅讲解，只要通达文藻亦可被举荐为太政官③的特例。这样一来，文章博士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甚至有文章博士兼任东宫学士、大外记的④，文章博士遂成为在大学寮所有博士当中地位最高的职位。[9]32
贵族子弟争相进入文章道学习，是因为当时朝廷还在努力维持中央集权的律令政治体制，学习中国制度以及文化的热情还未消退，于是在9世纪前半期，以朝廷为中心，汉诗文创作极为盛行。但是到了9世纪后半期，和歌的繁荣时代悄然到来。849年3月，在仁明天皇(810-850年)40岁大寿的庆祝仪式上，兴福寺僧侣献上一首超过300句的长歌，在末尾处不是用汉诗，而是用和歌献上了祝福。这首长歌，不仅以和歌这种日本民族古老的诗歌体裁形式与一直以来盛行的汉诗进行对抗，而且其内容还包括对唐风文化及其承担者——博士，也就是文人贵族的一种排外表现。可以说，这是国风文化的倡导者为了与以中国文化为基础的汉诗进行对抗，有意识地将和歌引入到一直以来以汉诗为中心的朝廷仪式中的。[5]151此后，曾经几乎被打入冷宫的和歌终于可以跻身朝廷与汉诗平分秋色，甚至超越汉诗，在宫廷仪式中被广泛采用，汉诗文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受到彻底地排挤。而作为表现思想的载体，汉诗不得不逐渐让位于随笔、物语、日记等新的文学体裁形式。因此，尽管有平安时代中期的文人政治家菅原文时(899-981年)“国内文章昌盛，敌国见之则知有智者，惮而不侵；殊俗(风俗殊异之国)闻之则明有贤人，畏而诚服”[5]147的意见封事(即政治意见书)，意在复兴“文章”以“经国”，但是10世纪以后，皇权旁落，朝廷式微，在政治生活中曾经扮演重要角色的汉诗文却难以再现“文章经国”时期的辉煌。
优水优用，优化调用各类水源［8］，实现环境良性循环，形成分质分管道供水系统。可考虑三级引用水的标准，即优质水（能够直接饮用，大肠杆菌等主要水质指标为零）、普通水（能够达到生活饮用水标准）以及洗涤水（可用以满足基本的冲刷、洗菜功能）［3］，分别铺设两条管线，做到优质水和洗涤水分开输送。
(三)官学文章道汉诗文教育的衰落
大学寮在平安时代前期能够迎来全盛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文章道能够满足贵族们要学习中国历史、文学的要求，入大学寮学习者众多。大学寮教学内容由重视经学转向重视汉诗文，其原意在于以此培养官吏的实际才能。但是由于过于重文轻经，只要通达文藻即可比较轻易地获得举荐而为官，导致文章道的学习流为贵族们竞相舞文弄墨之技，人们认为可以不学经典、研习古书，只要能说会写就可以为官，故而只追求狭隘的实用知识，失去了深入钻研学问的积极性，反而降低了官吏的文化素养，造成了学问的贬值。
本刊研究与试验报告的印刷版一般为3～4页，约5000～6000字；综述与评论的印刷版一般为4～8页，不超过8000字。
另一方面，平安时代中后期，特别是到了11世纪后半期，由于假名以及“和汉”混合文体的出现以及普及，和以此为根本的国风文化的发达，贵族文化的内容出现了极大的变化，由原来的汉学单一型向“和汉”混合型转变，国风色彩日趋浓厚，天皇以及上层贵族所追求的教养，从“三船之才”的汉诗、和歌、管弦，扩展到包括汉学、音乐、诗、书、和歌这五个“和汉”混合的领域。原本学得汉学的人被称作“汉才”，但是由于日本民族诗歌和歌以及物语等日本本土文学形式盛行，现在只凭汉才，无论是从增加社交的荣誉感来说还是从提升个人形象来说，都显逊色，汉诗文已经不再具备“文章经国”时期的实用价值和社会价值，这使大学寮文章道汉诗文教育的重要性遭到严重的削弱。
四、结语
和歌等日本本土文学形式对汉诗文在文学领域和政治生活中的排挤，一方面使“文章经国”理念失去了存在的载体而趋于衰微，另一方面使汉诗文失去了它的政治意义，以致汉诗文在宫廷社会中的政治地位大为降低；物语、日记等新的日本文学体裁形式成为贵族表现思想的新载体，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汉诗文的实用价值和社会价值。由此，大学寮文章道中的汉诗文教育，也伴随着“文章经国”思想的衰落一同衰落下来。“文章经国”思想在日本的盛衰，以及随之发生的官学汉诗文教育的兴衰，实际上是中国文化的影响在古代日本由盛而衰的一个缩影，它昭示着日本文化和教育民族独立进程的开始。
[注 释]
①明经道教官，即后来的明经博士，在大学寮中曾经地位最高。
②日本律令制下八省之一，主要职责：文官的名簿、考核、选叙、位记、礼记；位禄、季禄的支给；朝集、学校、考试等人事以及仪式和教育。
③太政官是律令制下的中央最高行政机构，领导成员由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大纳言等组成。
④日本的官职名。东宫学士即东宫的老师；大外记相当于正六位上，负责诏书、奏文、仪式等事务。
⑤位阶是日本律令制下的官员等级。根据《养老律令》对位阶的规定，亲王自一品至四品；臣自正一位至从三位有6阶，自正三位至从八位有20阶，自大初位上至少初位下有4阶。拥有位者按令制担任官职，五位以上者属于天皇敕封的敕任官，六位以上者属于由太政官司上奏天皇而封的奏任官，初位由太政官授予。三位以上者为公卿，属于高官；四位、五位者可以上殿，称为殿上人。五位以上者属于贵族。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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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B2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 5823( 2019) 05- 0001- 04
[收稿日期] 2019- 02- 11
[作者简介] 王树义(1973-)，女，保定学院外语系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日语教育及日本教育史研究。
[责任编辑：白彩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