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大学”——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言行录论文,何为论文,大学论文,蔡孑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10)04-0011-11
沧海桑田，人类历史上最为长寿且最具活力的社会组织，除了教会，就是大学。到欧洲游览，这个感觉特别明显。转瞬间，辉煌的宫殿灰飞烟灭，雄伟的军事要塞成了废墟，庞大的企业也可能突然破产，只有大学，还有教会，不屈不挠，几百年风雨兼程，一路走来，而且越走越风光。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两者都会继续存在下去，且日益辉煌。如此说来，理解何为“大学”，以及关注中外大学的走向，变得至关重要。
晚清以降，中国人办大学，成绩卓著的不少，可最著名的，莫过于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百年中国，有独立的大学理念，且能够真正付诸实施的，不敢说仅此一家，但蔡元培无疑是最出色的。这是因为，有其位者不一定有其识，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位；有其位有其识者，不一定有其时——集天时地利人和于一身，才可能有蔡元培出长北大时的挥洒自如。
在我看来，所谓“大学”，不仅仅是一种“功业”，同时也是一种“言说”。后人评价蔡元培，看他如何“办大学”，也看他如何“谈大学”。蔡先生明白这一点，在追忆北大岁月时，总不忘阐述自家的大学理想。为什么？因为所谓大学精神、大学文化以及大学管理等，既是一门高深学问，也是一种日常生活；如此兼顾理论与实践，需要一种特殊的文体来实现。某种意义上，校长之即席发挥或精心准备的各种“演说”，便成了关键的一环。今天我们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正应从此角度进入。
一、大学史及“蔡元培神话”
最近这些年，中国各大学的“校史”越说越长。北大还好，仍坚持以戊戌维新为起点，连颇多关联的京师同文馆(1862年)这条线，也都不愿意拉扯上。如此立论，也算是蔡元培校长的“遗训”。为什么这么说？1918年，蔡元培为《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作序，对此有过明确的表述：“吾国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见陈教授汉章所作《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祢视之。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①1948年，北大纪念建校五十周年，胡适撰文称：若从太学算起，北大“比世界上任何大学都年高了”；可这种拉长校史的“诱惑”不可取：“北京大学向来不愿意承认是汉武帝以来的太学的继承人，不愿意卖弄那二千多年的高寿。……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②现在有人断章取义，说蔡、胡两校长也都主张北大从汉代太学算起。这不对，白纸黑字，他们俩都是反对拉长校史的。
说实话，今日的北大，以及所有中国大学，努力追摹的，不是“三代之学”，而是西方现代大学——从学科设置，到课堂讲授，甚至毕业典礼，全都是舶来品。这是明摆在眼前的现实，不容抹杀。以北大为例，所谓从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创建“太学”说起，无非满足一下虚荣心，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我们的任务，借用蔡元培的说法，应是参酌“欧美教育新法”与“孔墨教育之精神”。前者之兼及为真理而研究、陶养道德以及发展社会教育，分别指向德、英、美三种颇有差异的大学理想③，固然值得借鉴；后者之注重“陶养性情，发达个性”，也不是太学或国子监所能涵盖。
在我看来，北大一百一十二年的历史，有三个关键时刻。第一个关键时刻：1917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含1919年的“五四运动”)，确立了北京大学在中国社会的巨大声誉，尤其是其救国救民，舍我其谁的精神气质，直接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说过一句很有名的“大话”：就教学及科研水平而言，北大现在不是、短时间内也不可能是“世界一流”；但若论北大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很可能是不少世界一流大学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在一个东方古国崛起的关键时刻，一所大学竟然曾发挥如此巨大的作用，这样的机遇，其实是千载难求的。说的便是这一段历史。1921年7月16日，蔡元培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上演说，比较了德国、法国、美国以及中国的大学制度，其中有一句：“北大学生最关心国家大事。”④时间过去了将近九十年，此说仍大致可信。这一“校格”，你可以喜欢，说北大学生志向远大；也可以不喜欢，说北大学生眼高手低。这都是事实，就看你对“大学功能”的定位以及对“大学精神”的理解。
第二个关键时刻：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现代中国大学之路的大转折。政府一声令下，保留十四所综合大学，其他的改为专业院校；加上此前的接管教会大学，取消私立大学等措施，对很多好大学造成伤害。但也有获益的，比如复旦大学的学术实力因此迅速提升。北大则是得失参半，割掉了工科、农科、医科等，是很大的遗憾；但在人文及数理等基础研究方面，实力大增。以中文系为例，杨振声、冯文炳等教授被调出去了；但吸收了不少清华、燕京的教授，还把王力领导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连锅端过来，那可是当时全国唯一的语言学系。至于哲学系，那就更简单化了——因为在某些人看来，既然有马列主义作为指导，全国办一个哲学系就够了，于是，各地著名的哲学教授，大都被集中到北大来。
北大的精神气质根植于“五四运动”，学术底蕴则得益于院系调整。至于第三个关键时刻，则是百年庆典。1998年5月，北大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百年庆典，国家主席江泽民等中央主要领导出席。国家对于大学教育的经费投入，从1993年的“211工程”，到1998年的“985工程”，明显增加，中国大学的硬件设施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至于学术水准是否也因此而迅速提升，则见仁见智。
说到“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之所以能有如此业绩，与校长蔡元培密切相关。蔡元培职务繁多，而最让人牵挂的还是北大校长。政治立场迥异的各界名人，说到蔡先生，无不交口称赞。而且，大多落墨在“校长”而不是“部长”或“院长”——尽管后两者职位更高些。北大学生，对于蔡校长的崇敬，至今未改。这一点，你一踏入燕园，马上就能感觉到。
假如承认北大对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性，以及蔡元培对北大性格形成所起决定作用，那么，就有必要认真思考他这个校长是怎么当的。更何况，理解蔡元培之于北大，也就部分理解了现代中国的大学之路。谈蔡元培，我选择1920年出版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作为主要文本，那是因为，我相信，办大学，需要做，也需要说——持续不断地阐述大学的宗旨、功能、风格、日常运作乃至专业设置等，某种意义上，也是办大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博大”而非“精深”的教育家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出版者，是北大的新潮社。蔡元培主政后，积极扶持新进教师和学生，提倡新文化。得到校方经费支持的《新潮》，1919年1月创刊，与师长辈的《新青年》遥相呼应。这份勇猛精进的学生刊物，“五四运动”后声名大振。1919年11月，杂志社性质的“新潮社”扩展为学会，兼办《新潮》杂志和出版“新潮丛书”。1920年出版的“新潮丛书”，有王星拱著《科学方法论》、陈大齐著《迷信与心理》，周作人选译的世界短篇小说集《点滴》，以及《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前三种是北大教授的著译，第四种乃新潮社社员辑录。后者的“凡例”称：“蔡先生的道德学问和事业，用不着我们标榜。不过，我们知道国内外尚有许多急欲明白先生言行的人，极希望一部有系统的先生言行录：这便是我们编印本书的一点微意。”
真没想到，如此众望所归的“言行录”，却因营销不当，销路竟然很不好。不过当初销路不好，并不妨碍后人对此书的极力推崇与接纳。1942年，为蔡元培作传的高平叔提及：“二十四年夏季，一天，偶然和蔡先生谈到广益书局出版的那本《蔡元培言行录》，以及启智书局出版的那本《蔡元培文选》，都及不上北大新潮社那本《蔡孑民先生言行录》。”⑤同一年，周作人撰《记蔡孑民先生的事》，称：“《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二册，成于民国八九年顷，距今已有二十年，但仍为最好的结集，如诸公细心一读，当信吾言不谬。”⑥而此前一年，朱自清和叶圣陶合作《读书指导》，包括《精读指导举隅》(四川省政府教育厅，1941)和《略读指导举隅》(商务印书馆，1943)，后者收入朱自清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指导大概》，认定“这是一部有益于青年——特别是中学生——的书，在文字上，也在思想上”⑦。此外，台北文海“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九四辑(1973)和上海书店“民国丛书”第二编(1990)，都将此书影印收录；而1998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和2005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则分别刊行简体字的整理本。
日后的整理本，有个很大的遗憾，那就是删去了与汪精卫相关的二文。朱自清在抗战烽火中谈论此书，删去大汉奸汪精卫的相关文字，完全可以理解。可半个世纪后重刊，本该恢复初版本的状貌才是。汪的《〈华工学校讲义〉序》，删去也就罢了；至于蔡致汪函，谈及其为何出任北大校长，至关重要。当时许多人劝蔡元培不要接北大的活，蔡之挺身而出，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他看来，救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搞政治，而是办教育。此信所说的“弟进京后，受各政团招待时，竟老实揭出不涉政界之决心”⑧，就是这个意思。而这一观念的形成，起始于戊戌变法时期。蔡支持康有为的变革理念，但不参加其组织的政治活动。因为，他不相信这样完全没有根基、单靠皇帝发诏书、自上而下推行的变革，能获得成功。中国这么大，积弊这么深，要想发展，必须在根本上从培养人才着手⑨。蔡元培《自写年谱》提及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被通缉，“我甚为愤懑，遂于九月间携眷回绍兴。虽有人说我是康党，我也不与辩”；“我虽表同情，然生性不喜赶热闹，未尝一访康氏”。⑩还有，《传略》中也称：“孑民是时持论，谓康党所以失败，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此后北京政府，无可希望。故抛弃京职，而愿委身于教育云。”(11)这一立场，与严复、张元济、张伯苓等比较接近。1904年，张与严范孙赴日考察教育，“知彼邦之富强，实由教育之振兴”，因而相约“终身办教育，不做官”。在《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中，张伯苓发誓：“苓于教育事业，极感兴趣，深具信心，故自誓终身为教育而努力。”(12)而蔡元培写给汪精卫的这封信，山东、广西的整理本都删去了，实在可惜，惟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收录此文。
除《传略》及附录三篇，《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全书分六类：照“凡例”的说法，第一类“关于最重大普遍的问题”(18篇)，第二类“关于教育”(16篇)，第三类“关于北京大学”(18篇)，第四类“关于中西文化的沟通”(11篇)，第五类为“普通的问题”(11篇)，第六类为“范围较小、关系较轻的问题”(10篇)。附录的《华工学校讲义》共四十则，1916年夏撰于法国，有单行本，国内极少见，“且为先生大部分道德精神所寄，故特重印一回”。
不说绪论性质的《传略》和附录，其余84文，12篇撰于1899-1916年，72篇完成于1917-1920年，即蔡先生真正主导北大的时期。此书原先的编辑计划，是搜罗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近作，故题《演说集》；“后来因搜集到的材料，不限于讲演，还包括了蔡先生从事革命以来至主持北大时期的一切言论，材料比预定计划增加一倍以上，不忍割弃，决定一并收入，改书名为《蔡孑民先生言行录》”。(13)为何改书名？因校长又说又写，还阑入若干早年文章，只好改名。这或许只是表面原因，我猜测，由“演说集”而“言行录”，还有更深层的缘故。
以“言行录”为题，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宋代朱熹的《名臣言行录》。朱子“自叙”云：“予读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观其所载国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补于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无统也，既莫究其始终表里之全，而又汨于虚浮怪诞之说。予常病之。于是掇取其要，聚为此录，以便记览。”(14)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称：“顾就其所录观之，宋一代之嘉言懿行，略具于斯。旁资检阅，固亦无所不可矣。”(15)清人沈佳撰《明儒言行录》(十卷、续录二卷)，“是编仿朱子《五朝名臣言行录》之例，编次有明一代儒者。各徵引诸书，述其行事，亦间摘其语录附之。”在纪昀等看来，此书可补黄宗羲《明儒学案》：“学者以两家之书互相参证，庶乎有明一代之学派可以得其平允矣。正不必论甘而忌辛，是丹而非素也。”(16)这里有个缝隙，值得深究。第一，在传统分类中，“言行录”属于史部传记类，而非子部或集部，主要是记载行事，顺带附录言论；第二，“言行录”应是后人采集，而非本人撰著；第三，“言行录”大都吉光片羽，并非完整论文。清人朱桓辑《历代名臣言行录》、王炳燮辑《国朝名臣言行录》、邓淳编《粤东名儒言行录》，均是如此体例。
为配合《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刊行，由蔡元培口述、黄世晖笔记的《传略》，后附有《言行杂录》，如“孑民最不赞成中国合食之法，而亦不赞成西洋菜”；“孑民最不喜坐轿”；“孑民于应用文极端赞成用国语”；“孑民又提倡劳工神圣说”等，如此之“言论集锦”，方才是传统“言行录”之正例。而当初北大学生之所以将蔡校长的“文集”说成是“言行录”，可能不明体例，但也可能是别有深意。这就说到中国人的“三不朽”：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才是立言。所谓“言行录”，看中的是“名臣”的知行合一，道德文章互相帮衬，而绝非一介书生的“区区文章”。
这一“命名”，明显看中的是蔡先生的“道德文章”；第二年，北大同事胡适也出集子，那就叫《胡适文存》。胡适也喜欢演讲，但“文存”所收，基本上都是“写下来”的；蔡元培也撰文，但“言行录”所收，以“说出来”的为主。这也是此书原题《演说集》的缘故。
回到该书分类：一眼看去，第二、第三类可以合并，关于“教育”与关于“北京大学”，二者当然密不可分。第四、五、六类论题广泛，除了旧文，多涉及大学，或干脆就是在各大学的演讲稿。说这是一个教育家关于“大学”的各种言说，基本没错。关键在第一类，谈论的都是“最重大普遍的问题”，这倒是蔡元培的特点。不仅是大学校长，而且胸怀天下，谈论的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黑暗与光明的消长”，欧战之成败与美术之起源，信教自由与劳工神圣，社会主义的历史以及工学互助团的希望等，视野如此开阔，且不是秘书代拟，全都属于蔡元培的个人兴趣——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有哲学修养、且有国际视野的教育家。
蔡元培此前两度游学欧洲，学术上涉猎甚广，如在德国莱比锡大学那三年，“于哲学、文学、文明史、人类学之讲义，凡时间不冲突者，皆听之。尤注重于实验心理学及美学”(17)。莱比锡大学至今仍保留蔡元培的学籍名册、选修课程及学业成绩等资料(18)。年近七十时，蔡元培撰《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自述平生读书兴趣及遗憾：“我若能回到二十岁，我一定要多学几种外国语，自英语、意大利语而外，希腊文与梵文，也要学的；要补习自然科学，然后专治我喜爱的美学及世界美术史。”(19)热爱知识、手不释卷的政要名流，在现代中国，还能找到一些；但像蔡元培那样涉猎众多学科，且长久保持浓厚兴趣的，几乎可说是绝无仅有。
这是一个有哲学兴趣的教育家，关注政治、道德、文化、教育等，尤以“大学问题”为中心。蔡元培的论述，以真切见长，不限于具体事务，有思想深度，故时过境迁，仍有启示意义。大学校长与纯粹的哲学家或学问家不同，需要理解力、执行力，还得有人格魅力。这也是教育学本身的特点，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实践中的思考与表述。与专业水平或政治立场关系不是很大，关键在胸襟与趣味。而这恰好与“演说”这一文体的特性相吻合——距离不远不近，知识不旧不新，论说不浅不深，方才是“恰到好处”。
三、“大学”面面观
作为当年中国最高学府的掌门人，蔡元培在处理日常事务的同时，必须不断告诉公众，他心目中的“大学”到底是什么样子。这一点，是《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论述重心，也是此书的魅力所在。稍为归纳，此书论题，涉及大学宗旨、大学精神、政与学、学与术等。
1919年8月，蔡元培应北大新潮社要求，为编印《蔡孑民先生言行录》而作《传略》，提及其改造老北大，格外关注学生人格的培养。(20)之所以不谈学术建设，而将破除“升官发财之阶梯”为第一要务，那是因为，在很多人眼中，大学乃科举的变相，只想骗到一纸毕业证书。而大学教育的目的，“不但传授学术，更有养成人格的义务”。在这个意义上，“于指导学生切实用功以外，还有各种体育、美育之设备，辩论演说的练习，游历调查的组织，以引起学生自尊人格、服务社会的精神”，乃新文化运动后“大学教育之进步”的标志。(21)
这方面，经典性文献是发表于1917年1月9日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此演说如今已进入中学语文课本，传播极广。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友，而关键的关键是：
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22)
如此谈论大学宗旨，既指向学生，也指向学校。这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乃蔡元培的一贯思路。1912年5月15日，作为教育部长，蔡元培出席北京大学开学典礼，演说“大学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即校内课余，仍当温习旧学”(23)。而其手订《大学令》廿二条，1912年10月24日经临时教育会议通过，由教育部以第十七号部令公布：“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24)如此谈论“高深学问”，属于正面立论，似乎很平常；其实，绵里藏针，直接针对的是国人“读书做官”这一痼习。从前清翰林到革命家到教育部长再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对于大学问题多有思考，并非临阵磨枪，更不是简单模仿。正因为此前多有“预演”，1917年的登台，方才是水到渠成。
这个演说，奠定了他整个大学理念的基调。日后，在很多场合谈大学，蔡元培多围绕此中心打转。改变国人“读书只为做官”这一植根于科举时代的观念，谈何容易。其实，直到今天，这一观念仍然根深蒂固。晚清闹革命时，蔡元培等设想，中国要成为现代国家，关键是培养出一大批不以当官为目标的真正的专家学者。所谓“不以当官为目标”，就是说，即便让你当省长部长，你也不去，因为你对学术研究更有兴趣。可当下中国读书人，多人在学界，心存宫阙；不是不想当官，只是没机会而已。考公务员成为大学生的首选，这可不是好现象。这里说的是个人，学校呢？当初蔡校长力倡“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今天各大学谈及自家业绩，则都以能出大官为骄傲。
大学以学术研究为中心，其工作目标不是培养官员，也不是教你如何赚钱。蔡元培说得很绝对，假如想当官，你就进法律学堂；想赚钱，你就进商业学校，根本不必念北大。北大的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问”的纯粹学者。九十多年过去了，蔡元培的理念不但没实现，反而成了北大招生的“障碍”。三十年前，文科考生中，最聪明的进中文系、哲学系，至于念法学的、学商科的，大都成绩平平。如今倒过来，管理学院(商学院)高高在上，而哲学系的收分竟然是最低的。最聪明的人，不念哲学，跑去念商科，将“求学”完全等同于“谋职”，背弃了蔡元培的大学理念。
蔡元培之所以刻意强调“高深学问”，除了反对读书就为升官发财，还有一点，区分综合大学与专门学校。而这背后，是“学”与“术”的分野。虽说二者各有所长，蔡先生明显地重“学”而轻“术”。1909年，蔡元培撰《伦理学原理》，称：“科学有二别：一主理论者；二主实践者。前者谓之学，后者谓之术。前者属于知识而已，后者又示人利用其能力以举措事物。”(25)落实在教育上，便是凸显文理二科在大学校园里的支柱地位。
民国元年，教育总长蔡元培颁布大学令，强调“大学以文理二科为主”；1918年，作为北大校长，蔡又发表《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再次强调：“大学专设文、理二科。其法、医、农、工、商五科，则为独立之大学。其名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等”；理由是“文、理二科，专属学理；其他各科，偏重致用”。(26)讨论中，蔡元培进一步阐释其为何格外重视文理二科，既基于其“学”“术”分途发展的理念，也针对时人过于强烈的功利心：“吾国人科举之毒太深，升官发财之兴味本易传染，故文、理诸生亦渐渍于法、商各科之陋习”；“鄙人以为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27)真是说到做到，1919年9月，蔡校长做《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演说词》，甚至称，反正办学经费不足，不如将北大工科归并北洋大学，以便集中精力办理科。为什么停办的是“工科”，而不是“理科”？那是因为：“且既然认定大学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对于纯粹学理的文理科，自当先作完全的建设。”(28)对于如此决策，蔡元培日后没有后悔，反而很得意，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中称：“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29)
蔡元培对于现代中国的巨大贡献，主要在大学教育。蔡先生的大学理念，在1930年为《教育大辞书》而撰写的《大学教育》中，已得到系统的表述；至于其实现程度，则不妨参照1919年自撰的《传略》。有趣的是，二者均以“思想自由”与“兼容并包”为中心来展开论述。同样是强调“兼容并包”，《〈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与《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略有区别。前者讲的是“兼容”不同学术流派，如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之写实派与理想派、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后者则突出“兼容”不同政治主张，即大学教员以学术造诣为主，并不限制其校外活动。借用伊赛尔·伯林的概念，“兼容并包”乃是一种“消极自由”，其特征在于保证不同学说得以自由表述。然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制度性的“兼容并包”，比个人性的“思想自由”，或许更难实现。
说到蔡元培的大学观，不能不提他的名言：“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30)如何理解这句话？既反闭门读书，也反盲目干政。“五四运动”起来后，对蔡元培造成巨大压力的，不仅是腐败的政府，还有激进的学生。1919年9月，“五四运动”高潮刚刚过去，其深远的历史影响尚未浮现，但北大学生的政治热情，已震撼了全国民众。针对世人的疑惑，蔡元培发表《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演说词》：“此次学潮以后，外边颇有谓北京大学学生专为政治运动，能动不能静的。不知道本校学生这次的加入学潮，是激于一时的爱国热诚，为特别活动，一到研究学问的机会，仍是非常镇静的。”(31)1934年撰《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蔡元培旧事重提：“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31)强调大学乃“研究学理的机关”，此乃蔡元培的一贯主张，并非应付舆论压力的权宜之计。对于学生因政治热情高涨而放弃学业，以及因意识到自家力量而过多使用罢课等非常手段，蔡元培忧心忡忡。这一点，蒋梦麟在《西潮》中有很好的解说。(32)
在我看来，蔡元培首先是教育家，而后才是政治家。正因此，坚持大学的主要功能是传播知识、发展学术。论及此，不妨引入山东及广西版删去的《致汪精卫君书》：“在弟观察，吾人苟切实从教育着手，未尝不可使吾国转危为安。而在国外所经营之教育，又似不及在国内之切实。”而教育救国的最好例子，便是此信所举的普法战争时，哲学家费希特如何发表爱国演讲，“改良大学教育，卒有以救普之亡”。(33)
四、作为演说家的蔡元培
1934年，蔡元培撰《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其中有这么一句：“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34)大学校长的工作千头万绪，怎么连改造礼堂这样的小事也值得追忆？殊不知，此举牵涉蔡元培执掌大学的一个特征：演说。将学堂、报章、演说并列为“传播文明三利器”，如此时尚的晚清话语，发明权归日人犬养毅；而在三利器中突出渲染“演说”的功用，则属于梁启超的精彩发挥(35)。不同于明清两代官府组织的圣谕宣讲，也不同于晚清文明戏中的言论小生，清末民初演说与学堂之结盟，值得认真关注。这其中，蔡元培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见到蔡元培最早的演说稿，是1901年4月19日《在杭州方言学社开学日演说词》，未见刊本，但有日记和手稿为证，现收入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第一卷。也就是在这一年9月，蔡元培被聘为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开始着意培养学生的演说能力。1940年，黄炎培撰文哀悼蔡元培，提及其在南洋公学特班总教习任上的表现：“师又言：今后学人，领导社会，开发群众，须长于言语。因设小组会习为演说、辩论，而师自导之，并示以日文演说学数种令参阅。又以方言非一般人通晓，令习国语。”(36)
1912年元月，蔡元培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部长，当即通电各省都督，促其推行以演说为中心的社会教育：“社会教育，亦为今日急务，入手之方，宜先注重宣讲。即请贵府就本省情形，暂定临时宣讲标准，选辑资料，通令各州县实行宣讲，或兼备有益之活动影画，以为辅佐。”(37)同年六七月间，蔡元培派人筹办“以利用暇晷，从事学问，阐发理术，宏深造诣为目的”的“北京夏期讲演会”。此一“由教育部邀请中外专门学家分别担任各种科学”的系列讲演，涉及人文、社科、自然、军事等门类，包括严复讲授“进化天演”、章太炎讲授“东洋哲学”、许寿棠讲授“教育学”、鲁迅讲授“美术略论”等。(38)据蒋维乔《退庵日记》手稿，6月5日正式开讲，“由蔡先生演说”。(39)
1916年底奉命归国，准备出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一路风尘，到处演讲：从11月17日杭州讲演，到12月中旬正式就任北大校长，不到一个月时间，已知的正式演讲就有七场；演说如此频繁，且不断变换话题，到底是个人兴趣，还是人情难却，抑或二者兼而有之？应该说，作为北大校长，蔡元培有义务在各种重要场合发表演说。属于公务性质的，不无应景成分。可蔡元培还有好些专业性很强的演说，一看就不是出自秘书之手。比如，《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刚刚刊行的1920年10月，蔡元培恰好应湖南省教育会邀请，到长沙讲学。有据可查的，总共十二次，反而是《自写年谱》说少了：“我讲了四次，都是有关美学的。我曾把演(说)稿整理一过，载在《北京大学日刊》。”(40)如10月27日在明德学校演说，题为《美术的价值》，记录整理者是曾任北大图书馆员的毛泽东，讲稿刊长沙《大公报》1920年11月5日和9日。
毛泽东整理的演说稿，与“言行录”的刊行擦身而过，是时间问题；至于周恩来的记录稿漏收，则明显是编者的失误。这两篇演讲，《在南开学校全校欢迎会上的演说词》刊南开学校《校风》67期，1917年5月30日；《在南开学校敬业励学演说三会联合讲演会上的演说词》刊《敬业学报》6期，1917年6月。前一篇很有意思，讲学校德智体三育并重，具体论述时体育在先，而后才是智育与德育。而讲体育时，蔡元培竟从游侠说起：“古之所谓勇夫、侠士，君子称之，此即体育之发端。”汉代读书人还佩剑，后来越来越柔弱。“若身体柔弱，则思想精神何由发达？”“贵校体育号称发达者，大望始终勿怠，为国人倡焉。”(41)这两篇由南开学生周恩来记录整理的演说，当初没有收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搜罗不易。对照中华书局版《蔡元培全集》第三卷，1917-1920年间蔡元培的文字，约有一半未入《言行录》。不过，仔细比勘，最为重要的文章和演讲，不曾遗漏。真正感到遗憾的，除了上述二文，还漏收了《在爱国女校之演说》(1917)、《国立美术学校成立及开学式演说词》(1918)、《为北大音乐会代拟章程》(1918)、《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1919)及《〈音乐杂志〉发刊词》(1920)。
五、“演说”是如何成为“文章”的
毫无疑问，作为北大校长，蔡先生有义务到处演讲。问题是，我们今天读到的是“言行录”，换句话说，“声音”已经转化为“文字”，白纸黑字，有可能流传千古。这些年，我一直关注“演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找到蔡元培的声音。同样，我很想听听鲁迅是怎么说话。20世纪中国文人学者的声音，胡适有，赵元任有，而蔡元培、鲁迅则没有，很可惜。你走进大英博物馆，可以听到好些19、20世纪英国作家在朗读自己的作品。在中国，暂时我们做不到。因为，当初没有“保留声音”的意识。在蔡元培、鲁迅生活的年代，留声机/录音机其实已开始在中国流行。可学者们收集手稿，但不收集声音。其实，单看文字记载，有时不太可靠。希望哪一天，会发现蔡元培或鲁迅的讲话录音，那对于理解其性情与文章，我相信大有帮助。
蔡先生此前也有好些专业著述，如《中国伦理学史》、《石头记索隐》等；可1917-1920年间，蔡元培留下来的文字，基本上都是演说与序跋。行政繁忙，时间及精力不够分配，专心于北大改革大业，无暇读书与作文，这很正常，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是也。蔡元培的专业著作，大都是在欧洲游学时写的，回到国内，像他这样的名人，是没时间撰写系统性的著述。记得史学家张政烺有句名言：趁着还没出名，赶紧读书。因为，出名以后，应酬无限，杂事繁多，反而没时间认真读书写作了。之所以发此感慨，因最近媒体揭发好几起大学校长抄袭的案子，让人很痛心。此前，我曾写文章“反对一流学者当校长”，因为，做学问与当校长，都需要全力以赴；除非及时转型，否则两头落空。而现在的大学校长，热衷于“偷闲”做研究，不断推出专著，还申请重大科研项目，真让人看不懂。像蔡元培那样，经营好北京大学，了不起；没有著作，只有演说，丝毫不影响大家对他的尊敬。
当北大校长期间，蔡元培主要采用“演说”，“作文”反而退居其次。著述讲究独创性与系统性，演说则没这个必要。就像胡适说的，演说乃“卑之无甚高论”。有主见，肯说多余话，而且说得恰到好处，这就行了。身为大学校长，居高临下，学生不敢不听。官大学问大，位高言论多——不管是不是自己写的，能从容表演，就很不容易了。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口若悬河”与“梦笔生花”不是一回事，适合于讲演的，不见得适合于阅读。一场主宾皆大欢喜的讲演，抽离特定时空，很可能不知所云。相反，一篇精彩的专业论文或小说散文，即便由高明的演员朗读，也不见得能吸引广大听众。讲演者的姿态以及讲演时的技巧，同样影响到演说的成败。(42)大处着眼，一以贯之，再添上因地制宜，就可以做到宾主皆欢。经由长期的锻炼，很多校长都能应付自如。但如何超越日常事务，将诸多演说变成对于教育理念及大学道路的深入探讨，这里有学问，而且学问很大。不是每个校长都有出版演说集的必要，也不是每本“校长演说集”都能传得下去。
这里的困难，还包括如何让“声音”准确地转变成“文字”。如果是日常话题，将其记录下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容易的。但讲授内容若牵涉专业，加上讲者带有口音，要实现从“声音”到“文字”的转化，难度可就大多了。章太炎晚年曾拒绝刊行未经自己审定的讲演稿(43)，就是担心记录有误，以讹传讹。胡适1921年7月31日在南京的暑期学校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日记中粘贴有同年8月4日《时事新报·觉悟副刊》剪报，胡适加了批注：“此记多误，不及改。”(44)鲁迅则称上海十年的诸多演讲“大可不必保存”。所以说，所有“演说”，必须是像《蔡孑民先生言行录》那样，经过作者本人校订并认可的，研究者才能将其作为“著述”看待。
《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所收四十篇演说，还有《华工学校讲义》四十则拟演说，无论怎么说，都不太像传统意义上的“文章”。这里就牵涉到谁来记录、如何整理、是否经过本人修订等问题。至于发表时，是实录，是删节，是摘要，还是第三人称转述，是采用文言还是白话，都影响到这些“纸上声音”的阅读效果。讲演者使用的是白话(即便章太炎这样的古文大师也不例外)，变成文稿，随整理者及发表者的要求，有时文言，有时白话，就看你着眼于“应用”还是“美文”。1919年11月，蔡元培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说《国文之将来》：“照我的观察，将来应用文，一定全用白话。但美术文，或者有一部分仍用文言。”美术文指诗歌、小说、剧本三类，其中，“旧式的五七言律诗，与骈文，音调铿锵，合乎调适的原则，对仗工整，合乎均齐的原则，在美术上不能说毫无价值”。至于应用文，其功能主要是“记载”与“说明”，《史记》就是好例子。“照这么看起来，高等师范学校的国文，应该把白话文作为主要。至于文言的美术文，应作为随意科，就不必人人都学了。”(45)第二年，蔡元培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演说，讨论国语的标准，同时强调对于国文系学生来说，“因研究学问的必要，社会生活上的必要，我们不能不教他们实用文”(46)。
这已经是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的说法。从1902年编选《文变》，到1919年撰写《国文之将来》，前清翰林蔡元培很在意“文体感”，而且“与时俱进”。蔡元培区分应用文与美术文，力主应用文用“白话”；这里所说的“白话”，不是胡适理解的“有什么话，就怎么说”，而更接近吴稚晖的“近文的语”，或者朱自清所说的“近语的文”。综观蔡元培的文章，或是实用性的浅近文言，或是近文的白话。这与他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着力于教科书编纂以及学术演讲有关。可以说，“说”与“写”，在蔡元培这里，已经不存在壁垒分明的界限。(47)
现收入《蔡孑民先生言行录》的《美术的起源》，用的是初刊《新潮》2卷4号(1920年5月)的修订本。这本是四万字的长篇论文，在1920年5—7月的《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过，改为学术演讲稿时，用白话重新写定，目的是实践自己的诺言：说理性质的应用文，最好用白话。朱自清表彰蔡元培的文章“得体”，不卑不亢，不骄不谄，说好话说坏话都留有余地。这不仅仅是技术性问题，而是待人接物的生活态度。能把复杂的问题说得很简单，要言不烦，那是本事，但最重要的还是“待人以诚”。《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是蔡元培少有的驳论文章，有条不紊，不愠不火，挡过众多飞来的子弹，转而阐述自家主张——对于学说，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不干涉其校外活动。即便有挖苦的味道，仍相对委婉，给对方留足了面子。
蔡元培的著作，属于哲学的有《中国伦理学史》，属于文学的有《石头记索隐》，还有就是这属于教育学的《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在各自领域中，当然是后者的影响最大，也最能体现众人称颂的“古今中外派”之学识渊博与性情温润。至于文体，不若著作专精，驳杂中自有筋骨在，那就是探索“近文的语”及“近语的文”。
六、大学是做出来的，也是讲出来的
什么是大学？或者说，什么是“理想的大学”，每个读书人，都有权利、也都有义务进行深入的反省。另一方面，“教育”乃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单有文章不够，还需要当事人“知行合一”。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必须兼及1917-1920年间北京大学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的业绩，与校长蔡元培的故事互为因果，且相得益彰。
大学需要追忆，也需要讲述，在再三的辨析、阐释、抉择中，大学方能找到好的发展方向。1988年，为了纪念西南联大50周年、北京大学90周年，出了两本回忆大学生活的书，一是《笳吹弦诵情弥切》，一是《精神的魅力》。(48)这两本书刚出来时，影响并不大，可到了1998年，以北大百年校庆为契机，出现一大批图书，包括我编写的《北大旧事》和《老北大的故事》(49)，“大学故事”方才引起广泛的关注。以前的“大学史”，以意识形态为主导，基本上是政治史的附庸；如今，开始强调大学有其独立的运转轨迹。(50)
我谈大学问题，十五年间，最被认可的，便是认定大学在“大楼”与“大师”之外，还有“精神”在，而“精神”又往往附着在有趣的“故事”上。(51)讲述“老大学的故事”，不仅仅是怀旧，更重要的是反省一百年间中国大学之路。有趣的是，此后所有大学筹备校庆纪念，都会兼及“正史”与“野史”。因为，大学里的故事与人物，往往比所谓的“正史”更传神，也更容易被大众理解和接受。大学传统的延续，主要不是靠校史馆，也不是靠校长演说，而是靠熄灯后学生们躺在床上聊天，或者饭桌上的口耳相传。这些在大学校园里广泛传播的雅人趣事，真假参半，代表了一代代大学生的趣味、想象力及价值判断。北大如此，所有的大学都是这样。
有关大学的历史、传说与精神，当事人责无旁贷，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大胆讲述。这是构成大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我当然明白，这带有论述者个人的印记，并非“信史”。比如，今人表彰蔡元培如何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大部分资料来自蔡元培的自述，从1919年的《致〈公言报〉函并答林琴南函》，到1920年的《传略》，到1934年的《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再到1936年2月14日始着手编撰的《自写年谱》等。仔细考辨，某些细节经不起推敲，某些立论尚可斟酌，可我们还是被其深深吸引。不无遗憾的是，蔡元培的精彩陈述，给读者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以致后人很难体会对立面的思路和立场。
蔡元培生前生后，有各种文集问世，后出者往往搜罗广泛，卷数非常可观，可要说影响，还是首推此《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就因其要言不烦，且精神俱在。朱自清认定这是一部有益于青年的好书，尤其看中蔡元培那些达意清切、少用典故的“应用的文言”；我则主张从演说入手，探讨蔡元培那些“近语的文”和“近文的语”，尤其关注书中所阐述的大学理念，以及如何借助此理念来改造中国大学。
半个多世纪前，朱自清把这本书推荐给中学生，而且专门写了个“指导大概”。他当然也谈此书的思想内容，但为了配合国文课程学习，更多从“应用的文言”这一角度立论。蔡元培写文章一点都不花哨，很少用形容词，也很少用比喻，用词准确，恰到好处，朱自清认为，这就行了。若是不当作家，这样的文字最应该学。我关注的是另外一个角度，即大学理念及实践。今天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大众化，适龄人口中，上大学的大约占百分之二十五，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不断提升。既然上大学已经很普通，很正常，反过来，我们有必要追问，什么是“大学”，我们念的真的是大学吗？在大学校园里，不只应该学习各种专门知识，还有必要将“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与知识体系，来认真阅读、理解、反省、阐释。什么叫大学、大学宗旨何在、大学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大学的功能及理想等，所有这些，都值得你我仔细斟酌。蔡元培这本书，涉及诸多大学问题，而且，多采用“演说”这么一种浅白的论述形式，很容易引领我们进入。目前中国，每年大约有两千五百万年轻人在大学校园里生活，应该开一门必修课，而不管你念的是物理、化学，还是哲学、史学，你可能都有必要稍为了解一下什么叫“大学”。假如此说成立，不妨将《蔡孑民先生言行录》作为入门书，推荐给大家。
此文据笔者2009年7月25日应“大块文化”的邀请在香港书展上所作专题演讲整理而成
注释：
①蔡元培：《〈北京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册〉序》，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15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②胡适：《北京大学五十周年》，见《胡适全集》，第20卷，第269—27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③蔡元培：《在卜技利中国学生会演说词》，见《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64—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④蔡元培：《在旧金山华侨欢迎会的演说词》，见《蔡元培全集》，第4卷，第57页。
⑤高乃同(高平叔)：《蔡孑民先生传略·编者叙言》，见《蔡孑民先生传略》，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
⑥周作人：《记蔡孑民先生的事》，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第2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⑦朱自清：《〈蔡孑民先生言行录〉指导大概》，见《朱自清全集》，第2卷，第24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
⑧蔡元培：《致汪兆铭函》，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6页。
⑨参见罗家伦：《逝者如斯集》，第80—8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
⑩蔡元培：《自写年谱》，见《蔡元培全集》，第7卷，第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
(11)(17)(20)蔡元培：《传略》(上)，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20、327、330页。
(12)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1944年10月17日)，见崔国良：《张伯苓教育论著选》，第318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13)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见《五四运动回忆录》(续)，第216页。
(14)朱熹：《名臣言行录·自叙》，见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朱子全书》，第12册，第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5)(16)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第520、5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65。
(18)关于蔡元培在莱比锡大学各学期修课科目及讲授者，参见蔡元培：《自写年谱》及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
(19)蔡元培：《假如我的年纪回到二十岁》，见《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5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21)蔡元培：《十五年来我国大学教育之进步》，见《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9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8。
(22)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演说》，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5页。
(23)(37)(38)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448、402、450—451页。
(24)《大学令》，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2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25)蔡元培：《伦理学原理》，见《蔡元培全集》，第1卷，第41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26)蔡元培：《大学改制之事实及理由》，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130—131页。
(27)蔡元培：《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150页。
(28)(31)蔡元培：《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演说词》，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44页。
(29)(34)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见《蔡元培全集》，第6卷，第352、355页。
(30)蔡元培：《读书与爱国——在杭州之江大学演说词》，见《蔡元培全集》，第5卷，第123页。
(32)参见蔡元培《读书与爱国——在杭州之江大学演说词》及蒋梦麟《西潮》第十六章“扰攘不安的岁月”，第96—101页，台北，世界书局，1962。
(33)蔡元培：《致汪兆铭函》，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6页。
(35)梁启超：《饮冰室自由书·传播文明三利器》，见《饮冰室合集·专集》，第1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
(36)黄炎培：《吾师蔡孑民先生哀悼辞》，见陈平原、郑勇：《追忆蔡元培》，第91—92页。
(39)参见蒋维乔：《退庵日记》(手稿)，转引自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第454—455页。
(40)参见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第338页。
(41)蔡元培：《在南开学校全校欢迎会上的演说词》，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6页。
(42)参见陈平原：《有声的中国——“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3)）及《“演说现场”的复原与阐释——“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总序》(《现代中国》，第7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43)汤炳正《忆太炎先生》称：“当时，应全国学术界的要求，每一门课讲毕，即将听讲记录集印成册。先生以精力不给，付印前皆未亲自审校。因此，在听讲记录出版时，他坚决反对署上自己的名字。”见陈平原、杜玲玲：《追忆章太炎》，第368—36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
(44)参见《胡适的日记》，上册，第1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
(45)蔡元培：《国文之将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说词》，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358页。
(46)蔡元培：《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演说词》，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456页。
(47)参见《蔡元培全集》，第3卷，第210—212、5—7、377—380、374—376页。
(48)参见《笳吹弦诵情弥切——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及《精神的魅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
(49)参见陈平原、夏晓虹编《北大旧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和陈平原著《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
(50)参见陈平原：《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载《北京大学学报》，2006(2)。
(51)参见陈平原：《“太学”传统——老北大的故事之一》（《读书》，1997(4)）、《校园里的“真精神”——老北大的故事之二》（《读书》，1997(5)）及《大学排名、大学精神与大学故事》（《教育学报》，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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