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古风》（其一）再探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古风论文,李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白《古风》（注：本文用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本，中华书局1977年9月第1版。）（其一）历来受到文学史家的注意。关于它的内容，前人和时贤已有精辟的解释，但仍存在不少疑问，有必要进一步研究探讨。
此诗中有“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两句，所以历来公认其为诗人的述志之作，例如明徐祯卿曰：“此篇白自言其志也。”（注：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明郭云鹏校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二注引。明嘉靖二十二年郭氏宝善堂刊本。）清王琦亦注云：“此诗乃自明其素志欤。”这已经不成问题，但是一涉及李白志向的具体内容，则众说纷纭。例如唐孟棨认为李白欲在文学上恢复古道，其《本事诗·高逸第三》曰：“白才逸气高，与陈拾遗齐名，先后合德。其论诗云：‘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宋杨齐贤也认为李白志在扫除魏晋以来诗歌创作中的绮靡风气，而复《风》《骚》之古，他说：“《大雅》不作，则斯文衰矣。平王东迁，《黍离》降于《国风》，终春秋之世，不能复振。……建安诸子，夸尚绮靡，摛章绣句，竞为新奇，而雄健之气由此萎
，至于唐，八代极矣。扫魏晋之陋，起骚人之废，太白盖以自任矣。”（注：宋杨齐贤集注、元萧士赟补注、明郭云鹏校刻《分类补注李太白诗》卷二注引。明嘉靖二十二年郭氏宝善堂刊本。）明胡震亨则认为李白志在“删诗垂后”，其《李诗通》云：“统论前古诗源，志在删诗垂后，以此发端，自负不浅。”（注：胡震亨评注《李杜诗通》。清顺治七年朱茂时刻本。）胡氏所谓“删诗垂后”，似乎是说李白想学孔子之删诗，也编一部类似《诗》三百的书，但是讲得不很明确。明唐汝询的见解近似杨齐贤，说李白志在文学复古，但又说他欲“乘时删诗”，“乘时”当然是乘唐朝皇帝崇尚清真之时，至于“删诗”究竟是什么意思？唐氏还是没讲清楚。其《唐诗解》云：“此太白以文章自任，而有复古之思也。言《大雅》既绝，而宣尼又衰，时已无复陈诗者。《王风》则随蔓草消亡，世路则皆荆榛蔽塞。……是以宪章日就沦没，至建安已后，绮丽极矣。惟我圣朝，倡复古道，变六朝之习而尚清真。于是群才并兴，如鳞之跃；文质相杂，如星之罗。我亦欲乘时删述，垂光耀于千秋，以续获麟之统耳。夫太白以辞章之学，欲空千古而绍素王，亦夸矣哉。”（注：《唐诗解》卷三。清顺治万笈堂刻本。）还有人强调此诗评论古今诗人的意义，如宋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一曰：“此今古诗人断案也。”（注：中华书局1983年校点本。）《唐宋诗醇》也认为该诗是一篇诗论，与《文心雕龙·明诗》大意相同：“观白此篇即刘氏之意。指归《大雅》，志在删述，上溯风骚，俯观六代，以绮丽为贱，清真为贵，论诗之意，昭然明矣。”（注：《御选唐宋诗醇》卷一。清乾隆间浙江书局重刻本。）今人多继承这种说法，强调此诗旨在表达其文学思想，叙述和评论诗史。
俞平伯先生在其《李白〈古风〉第一首解析》一文中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认为“太白这首诗叙他自己的怀抱志趣”，而“这诗的主题是藉了文学的变迁来说出作者对政治批判的企图。从本诗的后半节可以看出，他所提的方案，非但不是制造一批假古董，而且意义要比创作文学更大一些。所以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他既想学孔子修《春秋》，何尝以文学诗歌自限呢？”（注：上引俞平伯语见《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l版，第102-103页。）俞先生着眼于《诗》与《春秋》的关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认为此诗的内容不局限于文学本身，而是表达了政治上的抱负。俞先生的文章发表于一九五九年的《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可惜一直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学者们在提到这首诗时仍沿袭旧说，把它当作一篇诗论看待。
欲对这首诗作出正确的诠释，必须从字句的训诂入手，对其中的一些关键字句获得深入的而不是泛泛的理解，进而联系李白的思想、志趣及其诗歌的风格，才能把握全诗的主旨。下面仿效俞平伯先生那篇文章的写法，试对李白《古风》（其一）逐句作一笺释。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大雅”，或以为指代全部《诗经》，恐非。此专指大雅而言，也可以说兼指“颂”，李白《古风》其三十五“大雅思文王，颂声久崩沦”，以“大雅”与“颂声”对举，互文见义，可为佐证。至于变风变雅，当然不包括在内。李白并不是笼统地推崇《诗经》及其文学传统，而是特别标举大雅，推崇那种体现统一帝国恢宏气象的“正声”。“久不作”的“作”是“兴”的意思，不是说《大雅》那样的诗久已无人写了，而是说“大雅”之风早已衰微了，这是表面的意思。“大雅久不作”的深层意思，是感叹盛世不再：由于盛世不再，所以很久以来没有听到过当时那种气象恢宏的盛世之音了。“吾衰竟谁陈”这个“吾”字指谁而言？是李白自指呢，还是指孔子（即转述孔子的话）？如果是李白自指，那么他要“陈”的究竟是什么？王琦释曰：“太白自叹吾之年力已衰，竟无能陈其诗于朝廷之上也。”（注：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本，中华书局1977年9月第1版，第99页。）俞平伯先生力驳此说，认为应依唐汝询《唐诗解》卷三，此“吾”指孔子：“吾衰谁陈，只是说孔子老了，吾道不行。”俞说是也，然犹有未尽。《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李白所谓“吾衰”显然是用《论语》中现成的话语。“谁陈”，意谓向谁陈述，联系《论语》可知：“竟谁陈”其实就是“不复梦见周公”的另一种说法，表达了理想幻灭、落寞孤独、世无知音之慨。然而李白写此诗时理想尚未幻灭，诗中“群才属休明”、“希圣如有立”可证，“吾衰”显然不是李白自指。从全诗的脉络来看，此句上承“大雅久不作”，下接“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讲的都是春秋战国之间的事，其主语也应该是孔子，而不应该忽然插入自己。“吾衰竟谁陈”一句意谓孔子因盛世衰微而深感寂寞。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王琦注引《诗大序》：“《关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风。”不切。或曰“王风”代指十五国风，亦不切。“王风”者，专指十五国风中的“王风”而言。西周幽王被弑，平王东迁洛邑，“于是王室之尊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注：郑玄《诗谱》。见《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整理本，第259页。朱熹《诗集传》卷四亦曰：“于是王室遂卑，与诸侯无异，故其诗不为雅而为风。然其王号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2月影宋刊本，第176页。）“王风委蔓草”，表面的意思是说王风委弃于蔓草之中，与各诸侯国风等同了，深层的含义则是感叹周朝中央统一政权衰落，降而与各诸侯国等同，形成战国纷争的局面。那么，“多荆榛”是不是形容战国时代诗坛的情况呢？不是，不是指诗歌创作之荒芜，而是指政治局面之混乱丛杂。这样，下面两句“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才接得上。再说，战国时代有屈原这样的大诗人，就不能说多“荆榛”；而战国时代除了屈原以外，又几乎没有什么别的诗人，也不能说“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这两句显然是讲战国时代的政治局势。班固《答宾戏》：“于是七雄虓阚，分裂诸夏，龙战虎争。”（注：萧统编《文选》卷四十五。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第633页下。）陶渊明《饮酒》其二十：“洙泗辍微响，漂流逮狂秦。”（注：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卷三。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第99页。）李白《山人劝酒》诗中“称是秦时避世人”的山人在自述中也称“各守兔鹿志，耻随龙虎争”。李白《桃源》诗亦有“昔日狂秦事可嗟，直驱鸡犬入桃花”之句。诸例皆可资佐证。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这两句是讲战国时代的诗歌。《史记·屈原列传》：“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注：《史记）卷八十四。中华书局排印本，第2482页。）萧统《文选序》：“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骚人之文，自兹而作。”（注：萧统编《文选》卷首。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第1版，第1页下。）关于骚人的哀怨之音，李白在别的诗里也曾讲到，《鲁郡尧祠送窦明府薄华还西京》：“昨夜秋声阊阖来，洞庭木落骚人哀。”考察文学史，正声与哀怨之音确实是此起彼伏。每当衰乱之世，雅正之音、浑成之象便消歇沉沦，而哀怨之声遂亦兴起。李白对屈原其人其诗称颂不已，如“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江上吟》），“范蠡说句践，屈平去怀王。飘飘紫霞心，流浪忆江乡”（《留别曹南群官之江南》），“呜呼，屈宋长逝，无堪与言”（《夏日诸从弟登汝州龙兴阁序》）。李白集中言及屈原者凡17处，除伪作《笑歌行》以外，都是肯定赞颂的。此二句与上四句连读，仍然是结合政治局势评论诗歌创作，要点是讲政治与诗歌的关系。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意谓司马相如、扬雄等人激荡骚体已颓之波，变化出汉赋这种新的体裁，广为流传。班固《汉书·艺文志》：“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风谕之义。”（注：《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排印本，第1756页。）刘勰《文心雕龙·辨骚》：“马、扬沿波而得奇”（注：王利器《文心雕龙校笺》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8月第1版，第27页。）。看字面的意思，李白用了“颓波”、“荡无垠”，似乎是批评扬马，但是仔细琢磨，未必如此，倒是肯定了他们开流之功，至于“荡无垠”那是后人的事。这与班固、刘勰的说法有所不同。下面一句诗紧接着说废兴万变，意谓有废有兴，兴者应当是指汉代扬马之开流，否则这句诗就落空了。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意谓自大雅衰微以来，虽然废兴万变，但宪章已经沦亡了，意谓未能从根本上恢复正声。“宪章”，典章制度。李白在这里是强调诗文兴废系于宪章，含有文道之兴须依赖政道之兴的意思。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此二句所言与李白对建安以来诗歌一贯的态度有矛盾。李白《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曰：“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云：“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李白以六朝的江、鲍作为品诗之标尺（而且是与“清水芙蓉”一类作品比肩），则其不薄建安以来诗歌之意很明白。他经常提到谢朓：“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曾标横浮云，下抚谢朓肩”（《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明发新林浦，空吟谢朓诗”（《新林浦阻风寄友人》），“高人屡解陈蕃榻，过客难登谢朓楼”（《寄崔侍御》）。谢朓其人其诗，乃是李白推崇的对象。李白的创作深受南朝诗歌尤其是南朝乐府的影响，这一点更是人所共知，毋庸细论。李白何至于用“绮丽”二字将建安以来的诗歌一概否定？如果说李白写作此诗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一时痛快信笔写来，那也可以，但就不能当成李白一贯的文学思想。否则似可这样解释，即此二句并非概括建安以来诗歌创作的整个面貌，其意殆为：就其绮丽这一方面而言，实乃不足珍也。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垂衣”，《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注：《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整理本，第353页。）又《旧唐书·舆服志》载崇文馆学士校书郎杨炯奏议云：“古者太昊庖牺氏，仰以观象，俯以察法，造书契而文籍生。次有黄帝轩辕氏，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垂衣裳而天下理。”（注：《旧唐书》卷四十五。中华书局排印本，第1947页。）可见自古以来，圣贤帝王“垂衣”而治，已成为政治清明的象征。李白这两句诗渊源有自，是在议论政治。“垂衣贵清真”这一句中的“清真”二字，论者皆以为指诗歌风格，并举李白“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为证（诗见《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然而仔细考察，这种解释未必可信。李白之前“清真”的用例，如《世说新语·赏誉第八》：“山公举阮咸为吏部郎，目曰：清真寡欲，万物不能移也。”《宋书》卷九十三《周续之传》：“窃见处士雁门周续之，清真贞素，思学钩深。”《北齐书》卷十三《赵郡王琛传附子叡传》：“叡久典朝政，清真自守，誉望日隆。”陈子昂《遇崔司议泰之冀侍御珪二使》：“惠风吹宝瑟，微月忆清真。凭轩一留醉，江海寄情人。”这些用例都是指某种人格、道德或气质，而不是指诗歌的风格。在李白诗中“清真”一词凡六见：“立德贵清真”（《南陵五松山别荀七》），“我家先翁爱清真”（《鸣皋歌奉饯从翁清归五崖山居》），“还家守清真”（《留别广陵诸公》），“裴子含清真”（《送韩准裴政巢孔父还山》），“右军本清真”（《王右军》），“终然保清真”（《避地司空原言怀》）。也都是就人格、道德或气质而言，具体地说是指未经世俗沾染的本性真情，带有黄老学说的清静无为的意味。这首诗里的“清真”也不例外，不是指诗歌风格，而是指人格、道德或气质。就垂衣而治的皇帝来说，“贵清真”当然就不限于个人的人格、道德，而应该扩展到国家的治理，这就带有政治的意味，意思是以清静无为达到政治的清明。“垂衣贵清真”这一句里的“垂衣”和“贵清真”都是指政治而言，即崇尚清静无为，这样讲意思才贯通。这句诗的主语是唐朝皇帝，具体说来就是指唐玄宗，李白称赞他垂衣而治，清静无为（或许是通过称赞表达一种期望）。而实际上，垂衣而治一直是古代、也是唐代帝王贤臣的最高理想，例如为唐代诸帝所崇拜的唐太宗曾经屡次以之自许：“垂衣天下治，端拱车书同”（《重幸武功》）；“恭己临四极，垂衣驭八荒”（《元日》）。而此后的唐德宗也有这样的话： “恭己临群后，垂衣御八荒。”（《麟德殿宴百僚》）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在李白看来，只有在“垂衣贵清真”的政治局面之下，群才遇到休明之君，方能乘运而出，充分发挥各自的才能，造成一个诗歌的繁荣局面。“休明”，《左传》宣公三年：“定王使王孙满劳楚子，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虽小，重也。……’”（注：《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整理本，第693-694页。）又《旧唐书·音乐志》载《应圣期》：“乾坤资化育，海岳共休明。”（注：《旧唐书》卷二十八。中华书局排印本，第1054页。）可见“休明”也是一个具有美政意味的词。“运”，运会，时世。“跃鳞”，王彪之《登会稽刻石山诗》：“腾龙跃鳞。”又《旧唐书》中虞世南、李百药、褚亮传记后的一段“史臣曰”对三人的际遇评价道：“及文皇帝揭三辰而烛天下，群贤雾集，人知所奉，方得跃鳞天池，擅价春山，为一代之至宝，则所托之势异也。”（注：《旧唐书》卷七十二。中华书局排印本，第2585页。）可见，“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两句，实际上说的是贤才向往盛世、渴望用世的进取之志。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扬雄《羽猎赋》：“焕若天星之罗。”《隋书·文学传序》：“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可供理解上句参考。“文质相炳焕”体现了李白的美学思想，“炳焕”之美是与文质的交互作用分不开的。有意思的是，李白在《献从叔当涂宰阳冰》一诗中也用与此二句相似的话来称颂李阳冰：“吐辞又炳焕，五色罗华星。”更有意思的是，李白在这首诗的开头说：“金镜霾六国，亡新乱天经。焉知高光起，自有羽翼生。萧曹安
屼，耿贾摧欃枪。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在李白看来，本身具有良才美质，方有资格担当济世之任乃至成为佐命重臣。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两句诗所表述的美学思想，也同样具有明显的干政与入世色彩，这样在气脉上与上面的说文论政才一气贯通。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孝经·序》：“吾志在《春秋》。”“删述”，专指修撰史书。注者或以为李白欲效法孔子删诗，恐非。因为篇末明言“绝笔于获麟”，乃专指修史也。修《春秋》为什么说“删述”呢？因为孔子修《春秋》乃据鲁史记加以删约而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曰：“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注：《史记》卷四十。中华书局排印本，第509页。）又，《春秋公羊传》鲁哀公十四年：“《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日：‘备矣！’”（注：《十三经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整理本，第716-718页。）《史记·孔子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注：《史记》卷四十七。中华书局排印本，第1943页。）可见孔子修《春秋》意在褒贬政治之得失，而李白之效法孔子，当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删诗的文人，其志向在于评判历史政治的得失。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这两句点明“获麟”，只能理解为欲效法孔子而修《春秋》。如果按胡震亨等人的说法，李白欲“删诗垂后”，那么这和孔子修《春秋》又有何关涉呢？
逐句笺释之后，再就全诗作一通解。
纵观全篇，这首诗确实是述志之作，但是细玩李白诗中措词，其志主要并不在诗歌方面，而是在政治方面。此诗虽然讲到了诗歌的发展演变，但这只是表面文章，李白在此主要不是论诗，而是论政治，重点在于论政治与诗歌乃至整个文化的关系。李白所谓“正声”的衰微，实际上是说政治局势的混乱，因为诗风的兴衰与政治得失密切相关。这是理解全诗的关键，明白了这一点，全篇的意思才能融会贯通。
在这首诗中，李白有意把自己从“群才”中区分了出来：群才各以其文质炳焕，乘运跃鳞，逞其英才于诗坛，而李白自己之志却远在“群才”之上。“我志在删述”承接上文之“群才”，显示出我不同于“群才”而且超越于“群才”的更大志向。这里涉及史家与诗人的分别，在古人眼中史家高于诗人，修史高于作诗。如“四部”次第，“史”居前，而“集”为末。卢藏用《陈氏别传》记载陈子昂曾经修史，曰：“（子昂）恨国史芜杂，乃自汉孝武之后以迄于唐，为《后史记》。纲纪粗立，笔削未终，丁文林府君忧，其书中废。”（注：《陈拾遗集》附录。《四库全书》本。）陈子昂的情况可以作为理解李白这首诗的重要参考。
李白立志总结历史上政治的得失，像孔子那样写出一部《春秋》而流传千古。这或许只是诗人的一时冲动，事实上他并没有这样做，恐怕也未必有能力这样做。但无论如何是表达了一种政治上的愿望，这是没有问题的。李白并不满足于做一个诗人，而要效法孔子，成为退则激扬文字、评论历史政治之得失，进则辅佐君王治理天下的政治家。
“我志在删述”，“绝笔于获麟”是一种强烈的政治使命感，其由来已久。李白“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曩昔东游淮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与韩荆州书》）。这岂只是一个诗人的行为？赵蕤是蜀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所著《长短经》论王霸机权正变之术，四库馆臣以为该书：“虽因时制变，不免为事功之学，而大旨主于实用，非策士诡谲之谋。”（注：《四库总目提要》子部十《长短经提要》。）而李白曾“从（赵蕤）学岁余”（注：《唐诗纪事》卷十八引东蜀杨天惠《彰明遗事》。）。唐睿宗问蜀士于苏颋，颋有“李白文章，赵蕤术数”之语（注：见明杨慎《升庵集》卷四十八。《四库全书》本。），将他们并提。李白志在政治上有所建树，由此亦可找到其渊源。即使在安史之乱爆发以后，时局混乱之际，李白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雄心壮志也并未稍歇。天宝十五载（756年），在庐山隐居的李白应召入永王李璘幕，有诗曰：“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二），“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十一），就是证明。所以，解读这首诗，如果忽略了李白始终念念不忘的政治志向，忽视了他对君臣际遇的艳羡和期盼之心，那么就难以准确理解它了。
李白认为诗歌的繁荣有赖于政治的清明和国运的昌盛。从这首诗看来，他对唐朝当时的政治是满意的，至少在写这首诗时是满意的，而他也正欲奋发有为，这颇像开元盛世某些士人的想法。
单就此诗对诗歌的评论而言，其中的一些说法和李白在其他诗中所表达的思想和态度是矛盾的。从字面看来，李白似乎只肯定雅颂之音，对此后的诗歌，包括屈原的作品，特别是建安以来的诗歌，都持否定态度。但如上所述，李白并不是这样。此诗所谓“清真”二字，不是指诗歌风格而言，也不能概括李白的艺术追求和李白诗歌的艺术特点，他的豪放就不是“清真”所能概括的。我们虽然可用这首诗来研究李白的诗歌理论，但不可拘泥于字面，以偏概全。
总之：此诗主要不是论诗，而是论政，重点在政治与诗歌乃至整个文化的关系。李白的志向不仅是做诗人，更重要的是做政治家。他所谓“我志在删述”，并不是要学孔子删诗，而是想效法孔子写一部《春秋》，总结历代政治的得失，以此流传千古。俞平伯先生指出此诗是藉了文学的变迁表达政治批判的意图，这种理解是值得重视的（注：上引俞平伯语见《文学遗产增刊》第七辑。中华书局1959年12月第l版，第102-103页。）。
1991年初稿
2003年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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