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译“马克思”：历史、技术和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政治论文,汉译论文,历史论文,技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翻译，差不多有一百年了。从节译、摘译到全译，从转译到由原文直接翻译，从文言落笔到白话定稿，从个人的零散翻译到有组织的集体翻译，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翻译更是成为国家行为，出版了“选集”、“全集”和各种专题文集。回顾和梳理翻译的历史过程，对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的具体环节，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一
中国报刊提到马克思，最早可以追溯到1898年2月，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发表英国人企德著、英国人李提摩太“节言”、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文中多次提到“德国之马客偲”，以及他“讲求安民新学”、“主于资本者也”。文中所谓的“马客偲”，现通译为“马克思”，“安民新学”即社会主义学说，“主于资本者”指的是马克思精通对资本的研究。此后，先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后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陆续撰文介绍马克思和社会主义，1907年后，无政府主义团体和刊物也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摘译过《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党成立，宣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的政党，其刊物《新世界》刊登了题为《社会主义大家马尔克之学说》的译述，这是中国第一篇把马克思作为社会主义理论主要代表的译文。这是其一。
其二，直到1919年，国人对欧洲社会主义思潮的了解，包括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了解，几乎都来自日语，或是欧洲语言原著的日文翻译，或是日本人的社会主义著作。以《共产党宣言》最早的译本为例，从1848年的德文版到1888年的英文版，再到1906年的日文版，然后是1920年的中文版，是《共产党宣言》传播到中国的语言链。侯外庐回忆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资本论》时坦承：“中国的理论翻译，凡有日文译本可供参考的，都从中得到不少方便，因为日译的名词、概念的用语大量采用汉字表达。在中国当时的译界，不采用日译用语的，实在非常少见。我们的翻译无论为便利起见，还是为适应习惯起见，都得求助于日译本。”①
当然，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和革命本质的意义上，从中国的无产阶级及其先进分子真正理解、掌握、以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意义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列主义。这种形象而生动的话语，可能源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本联共（布）中央委员会1938年编写出版的《马列主义百科全书》中有一句经典的描述：“10月25日，‘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向冬宫轰击的炮声，宣告了新纪元即伟大社会主义的开始。”“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建造于1901年，1917年10月25日（公历11月7日）发出了攻打冬宫的第一炮，革命工人和士兵们荷枪实弹、高声呐喊“乌拉”，争先恐后攻进冬宫。“阿芙乐尔”是俄文音译，意为曙光、朝霞，“阿芙乐尔”的炮声像是黎明的曙光放射出的绚丽的朝霞，开始把社会主义的太阳送到久困在黑夜中的人间。随着五四运动的爆发和深入发展，《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晨报》副刊等创办“马克思研究专栏”，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号”，或译载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译文，或发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学说和他们生平事业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日益扩大。
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前期，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依然是以日本为中转站。李大钊等人最初撰写的马克思主义文章大量援引了日本学者的著述，《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全译本系以日文版为底本。从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根据英文本、德文本、俄文本翻译过来的马克思、恩格斯中译本逐渐增多，到40年代，译自俄文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占据主要份额。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在中国最初的翻译，一种情况是摘译和节译，即有选择地译出一段、一节、一章，以备急需。即使章节和段落译得比较完全、细致，但不能使读者把握全貌，领会原著的总体思想。另一种情况是转述，即译者依据自己的领会，以及自己对“有用”和“无用”、“重要”和“不重要”的理解，介绍原文的大意，这往往难免断章取义。所幸的是，《共产党宣言》全译本于1920年8月出版，中国进入了完整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述的新阶段。
如果说最初的翻译完全是个人的随机行为，译者并不一定懂得马克思主义，更谈不上信奉马克思主义，那么，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很快被中国现代分子所接受，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翻译成为自觉的、有计划的工作。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建立的人民出版社，即决定以“马克思全书”的形式，系统翻译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国共产党先后建立了四个出版机构，翻译和重印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和资本》、《哥达纲领批判》、《工资、价格和利润》的全译文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部分译文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仅上海一地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的单行本、专题文集，就多达50多种，包括《资本论》第1卷、《反杜林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重要著作。《资本论》第1卷的译本从1930年到1934年就有4种之多。为了提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文的质量，党中央于1943年专门作出《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抗日战争时期，延安解放社以“马克思恩格斯丛书”形式陆续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等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还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恩格斯军事文选》等专题文集。在解放战争时期，党的地下出版机构克服重重困难，翻译出版了《剩余价值学说史》、《哲学的贫困》、《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到1949年，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主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译本。
新中国成立后，成立了专门的翻译机构“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把新中国建立前翻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重新校译，俄文本仍是这次重新校译的主要依据，可供参考、对比、借鉴的文本资料则比新中国成立前丰富多了。一批新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也陆续出版，如马克思的《印度史编年稿》、《博士论文》等，使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文本不断丰富。到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的翻译出版已经有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基础框架。
二
翻译作为一种技术行为，需要技术标准的考究。1931年，瞿秋白写信和鲁迅讨论翻译标准，提出“翻译应该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地介绍给中国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② 1932年，李达翻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撰写“译者例言”：“本书是根据日译本翻译的，而日译本是根据俄文本翻的。日译本是比较忠实的，我们的中译本虽然想努力实现忠实，却是不敢自信。”③ 李达这样说，有一个原因，是日译本中有一些“×”，他不得不依照常识填空，固然可以说“虽不中不远”，却也难保没有填错的地方，只好等以后找到原文核对更正。艾思奇翻译《新哲学大纲》后，也写了篇感想，回顾翻译界就直译和意译发生的论战，提出一部著作应该尽量通俗，但翻译却首先要以传达著者的原意为主，他所译的《新哲学大纲》就是这样的一种直译。艾思奇对直译和意译作出自己的理解，直译的目的不外是要尊重原著，“意”的作用在于帮助对原作的了解，帮助原意的正确传达，同时也是帮助直译的成功。艾思奇批评一些译者把“信”与“达”对立起来，并要求把“雅”融入其中。艾思奇译《新哲学大纲》的感想，就是以“信”为最根本的基础，“达”和“雅”相对于“信”，就像属性对本质的关系一样，是分不开的，但也只能是第二义的存在。④
要使外文在不失原意的前提下译得像中文一样，不是容易的事；哲学的翻译更难。沈志远在1936年出版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译者序言中写道，为了使读者便于理解，他抱定的主旨是“使译文文字尽可能地中文化”。为此，他主张有条件地意译，即“意思完全遵照原文，文字却不必受过分严格的约束”。西文和中文的文法和修辞结构本来不同，何必拘泥于文字呢？再者，原文的文句往往都是结构复杂的长句，为了易于读解，沈志远尽量地把它们改译成简单的句子，当然前提还是不歪曲原意。⑤ 郭大力在1938年8月13日撰写的《资本论》“译者跋”中，交代了翻译《资本论》第1卷的缘由和困难。1928年开始在一个寺院里翻译，第1卷的译稿在“一二八”的炮火中毁掉。之后开始重译，依据的是马恩研究校正过的德文本，这在当时是最新的版本，此外还参照了两种英文译本和两种日文译本。译者在格式上尽量保持原版的特色，在行文方面力求流畅而又不差它的意义。他特别谈到在译名上采取的原则是，使其精确但使其有“望文生义”的效力。他还打算编一本辞典，专门用来说明其中的名词。⑥
译名是否恰当，译文是否准确，以及如何保证目标语对源语的忠实，是翻译的技术学所关注的基本议题。在这种考察中，翻译的对与错，准确与不准确，主要在于水平和态度，以及翻译的方式。在1951年底举办的“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上”，柯柏年作了题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问题》的报告，他谈了两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译者的责任重大，必须具有一定的修养，西方革命史与联共（布）党史的精通是必要的，加强实际的革命经验也必不可少。翻译要采取群众路线，用集体方法进行翻译和讨论。至于翻译的方法，要把“信”与“达”辩证地统一起来，善于处理长句子，最好逐句翻译，还要注意语气的轻重。⑦ 如果说柯柏年的这个报告更多一些个人的意见，那么，两年后出台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校审出版程序》对各道工序作了明确规定，表明了中央编译局的领导决策。《俄文教学》1954年第3期上刊登《集体译校〈斯大林全集〉第一、二两卷的一些经验》，介绍了集体译校的工作流程，翻译的态度、标准和原则，并从四个方面特别谈论了集体译校的优点：提高译文质量；纠正每个成员的错误思想；促使每个成员发挥所长；有效地培养干部。为了切实提高译文质量，总结翻译经验，中央编译局在1956年夏季召开了两次座谈会，专门讨论翻译的标准问题，这在我国翻译界尚属首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出齐的第2年，中文第2版启动。据中央编译局的一篇文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是用多种语言写成的，其中60％左右是用德文写的，30％左右是用英文写的，5％左右是用法文写的，5％左右是用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从1954年开始翻译，当时编译局翻译人员大都只懂俄文，通晓德、英、法文者极少，更不用说其他语种了。再说，当时俄文第2版是世界上最好的版本，唯一可能的选择也只能是依据俄文第2版从俄文转译。“因此，《全集》的中译文难免带有俄译文的痕迹和缺点，并由于受编译人员的经验和水平的制约，《全集》的译文就有不确切之处乃至错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题愈益暴露出来。”⑧ 中文第2版为了切实保证译文质量，规定除极个别语种（如希腊、拉丁文等）不得不依据他种语言转译外，所有著作一律依据原文译校。从工序上说，大多数著作至少要经过初译校、定稿、审稿三道工序，有些重要著作工序还要多。在译校中每道工序都要逐字逐句对照原文推敲修改。较重要疑难问题，须提交学术委员会，经集体讨论确定修改方案。特别重大的问题，要向社会上有关专家征求意见。此外，译校过程中，要随时向外藉专家请教。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翻译过不少东西。他们将自己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发表的达百篇以上，包括将《法兰西内战》等十余篇较长的著述译成一种或几种外语，还协助他人翻译著作约40多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直接翻译成德语的外语引文，以及在信中直接翻译和摘引的外文资料，不胜枚举。他们对翻译的质量非常重视，对不理想的译文常常提出十分严肃而又中肯的批评。针对威廉·皮佩尔翻译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英译文，恩格斯很不客气地说，“显然，皮佩尔更习惯于直接用英文写，而不习惯于翻译”；他“总是造成同义词的极度紊乱”；“他在语法上有很多错误”。恩格斯抱怨皮佩尔“有时最漂亮的说法也变得比较差劲了，而且往往叫英国人完全不懂”，提出“如果遇到难句，宁可空着，也别……写一堆东西”。⑨
1885年11月《公益》杂志第1期上，刊登了恩格斯的《不应该这样翻译马克思的著作》。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批判地分析了《资本论》第1卷第1章前两节的英译文，并就马克思著作的翻译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资本论》第一卷，就把它译成外文而言，是公共财产”，因此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译本，应允许多种译本的存在。⑩ 布罗德豪斯试译的《资本论》第1卷英译本“远远没有忠实地表达原文，这是因为布罗德豪斯先生完全没有具备一个马克思著作的翻译者应该具备的才能”。因为“翻译这样的著作，只是通晓标准德语是不够的。马克思精于使用日常生活用语和各种方言中的成语；他创造新词，他举例时涉及一切科学部门，他援引十几种文字的书刊；要理解他的著作，必需彻底精通德语——口头语和标准语，另外还要知道一些德国人的生活”。另外还要考虑到，“马克思是当代具有最简洁最有力的风格的作家之一。为了确切地表达这种风格，不仅要精通德语，而且要精通英语”。“富有表现力的德语应该用富有表现力的英语来表达，必须使用最好的词汇，新创造的德文名词要求创造相应的新的英文名词”，遗憾的是，“布罗德豪斯先生一碰到这些问题，就不仅缺乏词汇，而且缺乏勇气”。(11) 恩格斯或许不曾想过，他所谓的“缺乏词汇”属于水平局限，“缺乏勇气”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三
弄清楚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版本的文本依据、出版形式、译者的政治背景和文化修养，梳理版本演进的历史，探讨这些版本问世的不同的时代背景、出版动因以及社会影响，固然是一项实证的课题，却也需要政治的分析与阐释。翻译过程中涉及的社会基础、思想传统和现实环境、历史发展契机、文化载体的基本素质等一系列内在和外在、偶然和必然的因素和条件，实质上都离不开政治。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汉译历程的研究，既需要实证的考察，也需要政治的考量。
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反对教条主义，出现了一种看法，认为读译作、搞翻译的人都是知识分子，都有教条主义的嫌疑。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翻译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对中国革命有重大的贡献，研究马列主义的人不一定都懂外语，这样，翻译就起了媒介作用，为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条件。毛泽东在1945年召开的中共“七大”上，两次讲到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出版问题，他指出：“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他还强调：“不要轻视搞翻译的同志，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列主义？”(12)
正是在翻译的过程中，“人民”、“阶级”、“阶级斗争”、“资本”、“资本主义”、“革命”、“进化”、“变革”等术语开始流行，极大地改造国人的思维方式，并促成时代的规划和主体的召唤。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子是“封建”概念。中国本原意义上的“封建”指称的是封土建国、封爵建藩，只是一种“政治事件”，至多不过是一种“政治制度”。直到19世纪中叶，它和西欧的“Feudalism”还毫无瓜葛。后来，先是日本人，继之是严复，将“封建”一词用作形容词，并将其作为“feudal”的对等词。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提出“封建＝前近代＝落后”，此后苏俄及共产国际以“封建”指称现实中国，大革命后“现实中国半封建说”逐步确立，频频出现于瞿秋白等中共理论家的著述中，尤以1928年中共六大文件表述得最为完整。20世纪30年代后，“社会发展五阶段”论获得知识界的广泛认可，泛化的封建观流行开来。一系列“主词”在汉语世界中随之应运而生：人民、农民、无产阶级、共产党，等等。这些主词召唤了主体的诞生，强有力地引导和塑造了20世纪的中国社会。
Marx的汉译名先后有“麦喀士、马陆科斯、马尔克、马儿克、马可思、马克司、马尔格时、马克斯、马格斯、马克思”等数十种，直到1923年，才最后统一为“马克思”。Engels的汉译名也先后有“嫣及尔、英盖尔、恩极尔斯、安格尔斯、昂格士、昂格斯、恩格斯”等，到1930年统一为“恩格斯”。考虑到汉字形意结合的特点，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的中译名充分表现出中国人的喜好和尊崇。人名如此，专有的概念也是如此。Proletarier和Proletariat不是一开始就被译为“无产者”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和“共产主义”作为Kommunismus的对等词也是经历了一个反复选择的过程的。《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现在的译法是，“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对“Ein Gespenst”曾有过多种翻译方案：“鬼”，“鬼怪”，“妖怪”，“幽灵”，“怪影”，“幻影”等。“umgehen”的译法也不少，“游荡”，“徘徊”，“出没”，“闹鬼”，“转游”等。早在延安时期就和徐冰合译《共产党宣言》的成仿吾，垂暮之年独自重译，把“幽灵”改为“魔怪”。对中译名的反复琢磨，正是出于对术语、概念、范畴在现实生活中形象的政治性判断和把握。
回顾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文本的文本依据，可以看到，直接译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原始手稿的不多，大多是依据别人的二手转译，最初是日文本唱主角，后来以俄文本为主。这种状况固然是一定时代、一定历史环境的产物，无疑有这样那样的缺憾乃至消极影响。但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这样一些问题：日文版是否准确，如果有译错之处，在此基础上译出的中文版是否会沿袭它的错误？日文语境与中文语境的不同在多大程度上会导致词义理解方面的差异？中文版的译词在哪些地方不同于日文版？这种不同是否准确反映了当时日中语言的状况？中译本的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在译词上的趋向是什么？中文版在后来的改译过程中有没有受到其他日文版的影响？侯外庐的回忆表明，日译名词、概念用语大部分用汉字书写，的确给中译者带来很大的便利，只是日文汉字的含义不完全等同于中文汉字的本义，翻译者的便利因而并不意味着读者理解的便利，有的时候，把日文汉字直接搬入中文，原作者的本意就被扭曲了。侯外庐翻译《资本论》时，面对译界无选择、无分析地搬用日译用语颇感头痛，但为了尊重习惯，又不得不沿用许多日译名词和概念。(13) 陈力卫的研究表明，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中，相比较幸德秋水和堺利彦译本（1906），由俄文版译出的早川和大田黑译本（1930）用词最为激烈，大利和向坂译本（1951）则柔和得多。中译本先后有陈望道1920年版（据日文）、上海兴化书局1930年版（据德文）、成仿吾和徐冰1938年版（据日文）、博古1943年版（据俄文）、百周年纪念1949年版（据德文）、注音本1958年版（据俄文）、最新版1995年版（据德文），其中百周年纪念版译自德文，但具体翻译和出版都在当时的苏联，受政治形势的制约，在语词的翻译上开始呈现尖锐化的倾向，突出“暴力”，“消灭”递增，“复古的、保守的”成为“反动的”，迎合革命与暴力的时代趋势。(14)
尖锐化不只是历时性的变迁，即使在同一时期，由于对时代情势的不同判断和引导，同一底本的翻译也相去甚远。《共产党宣言》的最后一段，目前的译文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15) 宋教仁在介绍“万国社会党”即“第二国际”的历史时，将此段译为：“吾人之目的，一依颠覆现时一切之社会组织而达者，须使权力阶级战栗恐惧于共产的革命之前，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16) 同年，朱执信在介绍马克思的文章中译为：“凡共产主义学者，知隐其目的与意思之事，为不衷而可耻。公言其去社会上一切不平组织而更新之行为，则其目的，自不久达。于是压制吾辈、轻侮吾辈之众，将于吾侪之勇进焉詟伏，于是世界为平民的；而乐恺之声，乃将达于渊泉。噫，来，世界之平民，其安可以不奋也！”(17) 对比宋、朱二人的翻译，联想当时“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良”的争论，我们容易理解，作为一位激进的革命者，宋教仁旗帜鲜明地号召劳动者团结起来颠覆现实的统治阶级，译文中不乏“颠覆”、“战栗”、“恐惧”之类令人触目惊心的词。朱执信站在民生主义的立场上，译文自然温和得多，宋教仁译文中的“颠覆”一词为“更新”所取代，锋芒之气尽消。
在《共产党宣言》第2章中，Aufhebung使用频率很高，在不过几千字的篇幅中出现近30次，中译本现通译为“消灭”。Aufhoren、Abschaffung大多也泽为“消灭”。这样一来，“消灭”一词出现近40次，颇为慷慨激昂。近年来有学者认为，从语义上说，Aufhebung根本不含“消灭”的意思，提出准确的对等词应为“扬弃”。但最后的结论无一例外，都落脚到纠正过去急于求成的过“左”路线，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发展，利用资本主义国家资金和科技，“消灭私有制”、“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话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要求相距甚远，为消除误解，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观点和方法，在翻译时要根据不同的上下文，把Aufhebung译为“扬弃”或“废除”。(18) 更有学者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句译文应当改变，理由是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尽管“无产者”的译法是符合原意的，但最好改用“劳动者”，以团结、联合更多的劳动群众。原先译为“全世界”是意译，如果按德文或英文、俄文等西方文字应该直译为“所有国家”或“一切国家”。“全世界”这种意译没有把原文中“劳动者”或“无产者”的国别属性、国家民族属性表达出来，给人以全世界劳动者不存在国别属性、国家民族属性、各国劳动者不存在国家民族利益差异和矛盾的印象。(18)
翻译活动从来都不是简单的语言活动，它是历史、社会与文化的产物，是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的，必然受到社会文化因素包括权力关系的制约。因此，在追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中译史时，历史环节的细致考察必不可少，技术标准的考量至关重要，政治维度的探究更是举足轻重，由此才能获得丰富的理解。在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时，应当把原文和译文、不同时期的不同译文相对照，追寻翻译的具体过程与细节，字斟句酌，且对翻译理论有基本的了解，才能把握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理解和接受，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
注释：
① 侯外庐：《〈资本论〉译读始末》，见《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3页。
② 瞿秋白：《论翻译》，载《十字街头》第1期（1931年12月）。
③ 李达：《译者例言》，见西洛可夫等《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笔耕堂书店，1932年。
④ 艾思奇：《论翻译》，载《语文》创刊号（1937年1月）。
⑤ 沈志远：《译者序言》，米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中译本，南京：中山文化教育馆，1936年。
⑥ 郭大力：《（资本论）译者跋》，罗新璋编：《翻译论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438-441页。
⑦ 柯柏年：《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问题》，载《翻译通讯》第3卷第5期（1951年12月）。
⑧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编译工作简介》，http://www.cctb.net/bygz/zzby/200312/t20031224_19433.htm.
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37-138页。
⑩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136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266-267页。
(12) 《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47、227页。
(13) 侯外庐：《〈资本论〉译读始末》，《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74页。
(14) 陈力卫：《让语言更革命——〈共产党宣言〉的翻译版本与译词的尖锐化》，孙江编：《新史学》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07页。
(16) 宋教仁：《万国社会党大会史略》，载《民报》第五号（1906年6月）。
(17) 朱执信：《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载《民报》第二号（1906年10月）。
(18) 李桐：《〈共产党宣言〉中一个原文词Aufllebung的解释和翻译管见》，载《书屋》2000年第9期。
(19) 高放：《“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改译为“所有国家劳动者，联合起来！”》，载《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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